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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综述
近年来，以美国的经常账户持续逆差和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的经常账户持续顺差为主要特征的全球经济不平衡现象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关于全球经济不平衡的原因和应对方案，概括起来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强调各国国内储蓄和投资的失衡，认为要消除经常账户逆差，就必须纠正储蓄和投资的不平衡，如提高美国的储蓄率，降低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的储蓄率。这种政策主张的理论基础是国民收入账户恒等式。另一种观点强调汇率失调，认为要消除经常账户逆差，美元必须大幅度贬值，包括人民币在内的亚洲货币必须大幅度升值。这种政策主张的理论基础是传统的国际收支弹性论。
国际收支弹性论认为，一国名义汇率贬值，能在短期内(商品价格进行充分调整之前)使本国实际汇率贬值，从而改善贸易收支。如果不考虑国民收入变动，汇率贬值可改善贸易收支状况的条件是产品进出口需求的弹性之和大于1(马歇尔－勒纳条件);如果考虑国民收入变动，汇率贬值可改善贸易收支的条件则是货币贬值引起自主性贸易余额的改善幅度应超过因国民收入增加而带来的进口上升幅度(劳森－梅茨勒效应)。通过汇率贬值改善贸易收支一般还存在J曲线效应，即汇率贬值对扩大出口、抑制进口的作用要经过一段时间后才能明显发挥出来。国内外很多文献对贸易收支的汇率弹性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Krugman和Baldwin(1987)、Heikie和Hooper(1987)分别研究了美国贸易收支的实际汇率弹性，结果均显示实际汇率贬值有效地改善了美国的贸易收支。Rose和Yellen(1989)估算了OECD国家贸易收支的实际汇率弹性，结果表明实际汇率的贬值有效地改善了OECD国家的贸易收支。Boyd(2001)发现，有些国家并不符合马歇尔－勒纳条件，因而本币贬值并不能改善贸易收支。Khim－senLiew等(2003)从对亚洲五国和日本之间1986～1999年的样本分析中发现，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新加坡在本币贬值时对日本的贸易收支恶化，仅印尼稍有例外。Bahmani－Oskooee和Ratha(2004)通过对美国与其贸易伙伴国(几乎所有工业发达国家)双边数据的分析发现，长期的美元贬值改善了美国的贸易收支。国内研究方面，许少强(2002)认为，1994年的人民币贬值能够起到促进出口、抑制进口的作用，但由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从1994年以来保持相对稳定，因此，汇率波动即使对国际贸易影响也很难体现出来。谢建国、陈漓高(2002)研究发现，1978～2000年的人民币汇率贬值对我国的贸易收支并没有显著的影响。卢向前、戴国强(2005)的研究表明，总体上，1994～2003年期间马歇尔－勒纳条件在我国是成立的。沈国兵(2005)分别用季度数据和年度数据进行了实证，结果均显示美中贸易收支与人民币汇率之间没有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叶永刚等(2006)认为，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美、中日贸易收支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稳定关系，但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对中美贸易和中日贸易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别。魏巍贤(2006)运用CGE模型模拟了人民币汇率不同程度的变动对我国进出口的影响，发现本币贬值可以改善贸易收支，但进出口贸易额对人民币汇率的弹性并不是常数。
综上可以看出，有关贸易收支的汇率弹性效应的实证研究并未得出一致的结论。应该注意的是，国际收支弹性论建立在局部均衡分析方法基础之上，侧重于分析短期效应，因此，具有很多缺陷。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加工贸易持续快速发展。1995年，加工贸易出口规模超过了一般贸易，成为我国第一大贸易方式。由于加工贸易的直接目的就是使进口品价值增值然后出口，因此，它很快就成为我国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我国加工贸易的迅速发展，从根本上讲是由我国的资源禀赋决定的。我国是人口大国，自然资源相对缺乏，相对于商品和资本的大规模跨国流动而言，目前劳动力的跨国流动仍十分有限，并且在可预见的将来，这种态势仍将长期持续下去。在劳动力跨国流动受到限制的情况下，我国的加工贸易必然会继续得到发展。因此，分析我国的实际汇率和经常账户问题，应充分考虑我国加工贸易占较大比重这一特征。鉴于此，本文明确将加工贸易纳入研究视野，并考虑我国自然资源相对缺乏、实行固定汇率制度和强制结售汇制度等基本特征，建立了一个分析我国实际汇率和经常账户问题的计量经济学模型，对人民币实际汇率与经常账户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试图为我国经常账户长期顺差提供一种合理的解释，并提出解决经常账户长期顺差问题的对策建议。
二、计量模型设计
影响经常账户的主要因素包括:贸易品部门全要素生产率、自然资源(或中间品)价格、实际汇率、资本存量、外国实际利率、国外净资产和政府贸易品支出。其中，资本存量增加、外国实际利率提高、国外净资产增加、政府贸易品支出减少均会使经常账户余额增加。贸易品部门全要素生产率、自然资源(或中间品)价格、实际汇率对经常账户的影响方向不确定。实际汇率升值会使贸易品净产出减少，同时，会使居民贸易品消费减少，因此，实际汇率对经常账户的影响取决于净产出效应和消费效应的相对大小。如果净产出效应大于消费效应，实际汇率升值将会使经常账户余额减少;如果消费效应大于净产出效应，实际汇率升值将会使经常账户余额增加;如果净产出效应等于消费效应，实际汇率升值将不对经常账户余额产生影响。综合以上分析，经常账户的决定方程表示为:b＆=b＆(a，P*R，q，K+，r+*，b+，g_T)(1)变量上方标示了经常账户对该变量偏微分的符号。其中，b＆表示国外净资产;b表示国外净资产的变动，即经常账户;a表示贸易品部门全要素生产率;P*R表示自然资源(或中间品)价格;q表示实际汇率，用本国非贸易品相对价格表示;K表示资本存量;r*表示外国实际利率;gT表示政府贸易品支出。
三、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用经过美国生产者价格指数调整的经常账户余额(CA_USA_PPI)表示经常账户;用不变价格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CGDP)表示贸易品部门全要素生产率;用进口价格指数(IMPORT_PRICE)表示自然资源(或中间品)价格;用我国消费价格指数与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之比(Q)表示实际汇率;用基于各年的年末数据以1952年不变价格计算得到的实际资本存量(CAPITAL)表示资本存量;用经过美国生产者价格指数调整的一年期联邦基金市场利率(FED_R)表示外国实际利率;用经我国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调整的国外净资产(NFA_PPI)表示国外净资产;用经我国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调整的政府消费支出(GOV)表示政府贸易品支出。实证分析主要使用1980～2005年的年度数据。美国数据来自，进口价格指数来自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实际资本存量数据来自张军等(2004)的相关研究，其他数据主要来自各期《InternationalFinancialStatistics》、各年《中国统计年鉴》及《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为消除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先对CA_USA_PPI和NFA_PPI以外的其他各时间序列取对数(CA_USA_PPI和NFA_PPI部分年份为负数，因此，不取对数)，并用LPCGDP、LIMPORT_PRICE、LQ、LCAPI-TAL、LFED_R和LGOV分别表示PCGDP、IMPORT_PRICE、Q、CAPITAL、FED_R和GOV取对数后的时间序列。
四、单位根检验与协整检验
在检验经常账户与其决定因素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关系之前，我们首先检验各变量是否平稳，并检验如果该变量非平稳，经过几次差分才能表现出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由表1可知，CA_USA_PPI和NFA_PPI是二阶差分平稳，其余变量都是一阶差分平稳，因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检验这些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为考察估计结果的稳定性，选择不同的样本区间对经常账户决定方程进行静态回归，并对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由表2可知，部分样本区间的估计结果显示资本存量回归系数的符号为负，这与经常账户决定方程的设定不符，主要原因可能是本文使用的实际资本存量数据是由作者根据原始数据中的我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实际资本存量数据加总计算后得到的，因此，可能存在较大的计算误差。结果显示，其他变量回归系数的符号与模型设定的相同:外国实际利率符号为正、国外净资产符号为正、政府贸易品支出符号为负;各变量的估计系数及截距项的t检验值均在5%水平上显著地异于零，并且均具有十分优良的拟合效果。这说明经常账户基本是由上述各变量共同决定的。不同样本区间均得到显著的估计结果，说明了模型的稳健性。对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均在1%或5%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说明残差序列是平稳的，从而静态回归结果是可靠的。由表2还可知5个样本区间(1990～2005年、1991～2005年、1992～2005年、1993～2005年、1995～2005年)的估计结果显示，实际汇率符号为正，表在这5个样本区间实际汇率的消费效应大于净产出效应，从而实际汇率升值将使经常账户余额增加;其他样本区间的估计结果均显示实际汇率不显著，表明在这些样本区间实际汇率的净产出效应等于消费效应，从而实际汇率升值不对经常账户余额产生影响。由此可以认为，1994年以来我国经常账户持续顺差并非由汇率低估所致，人民币汇率调整难以根本解决经常账户持续顺差问题。
五、我国经常账户长期顺差的原因
本文认为，1994年以来我国经常账户持续顺差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资本管制放松。1996年以来，我国逐步放松资本管制，把本国实际利率逐渐调整至外国实际利率水平，致使本国时间偏好率①低于实际利率，引发财富影子价格持续下降，从而对经常账户产生持久的影响。
第二，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随着我国各领域改革的逐步深入，经济结构重组力度逐渐加大，劳动力市场逐渐开放，原有的福利性、实物性、统配性的分配和消费逐步转向商业化、货币化和市场化，劳动者就业和获得收入的不确定性增强，并且在教育、住房、医疗和养老等方面的支出明显增加。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我国尚未建立起有效、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居民只能通过增加储蓄进行预防，导致我国居民的时间偏好率一直处于较低水平。
第三，收入差距逐渐加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了长期快速增长的势头，但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也在逐渐扩大。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由改革开放前的0.16上升到目前的0.47，不仅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也超过了世界所有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尤其应注意的是，我国的城乡差距仍呈不断扩大的趋势。在收入差距扩大的情况下，高收入者必然进行高储蓄，而低收入者有消费意愿却不具有现实的购买能力，这反映在总体上就是居民时间偏好率持续处于低水平。
我国居民消费率持续下降。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居民消费率基本保持在50%左右的水平;1990年以后居民消费率逐渐下降，1995～2000年，居民消费率有所回升;2001～2006年，居民消费率又急剧下降。2006年居民消费率为36.2%，为1978年以来的最低点。因此，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和分配制度改革的相对滞后，致使居民的时间偏好率不仅没有适应实际利率的要求逐渐上升，而且有逐年下降的趋势，从而进一步加大了对实际利率的偏离程度。这必然导致经常账户持续顺差并且顺差呈逐年扩大趋势。六、相关建议经常账户顺差或逆差是开放经济条件下通过市场机制在本国和外国之间合理配置资源的必然结果，它不仅有利于提高本国和外国的效率，而且有利于增进本国和外国的福利。但长期的巨额顺差或逆差不仅可能引发贸易摩擦，而且严重制约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并蕴含着巨大的经济风险。因此，应妥善处理我国的经常账户长期顺差问题。短期内，我国应降低实际利率，缩小本国实际利率与本国时间偏好率的差距，从而达到稳定财富影子价格和贸易品消费，进而达到稳定经常账户的目的。但降低实际利率，需要通过加强资本管制以削弱本国实际利率与外国实际利率之间的联系，这与我国改革开放的大趋势不符，并且在经济全球化程度愈来愈高的情况下，也具有较大的操作难度，因此，加强资本管制只能是短期之策、权宜之计。长期内，我国应逐步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采取多种措施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以降低人们对未来的不确定性预期，创造条件加快时间偏好率的调整速度，把时间偏好率逐步提高到外国实际利率的水平，才是根本解决之道。
时间偏好率的相对稳定性决定了只能对其进行缓慢的调整。这意味着在实际利率不作调整的情况下，我国时间偏好率低于实际利率的现象将在较长时期内存在，经常账户顺差问题短期内难以得到根本解决。本文将加工贸易纳入研究视野，并考虑我国自然资源相对缺乏、实行固定汇率制度和强制结售汇制度等基本特征，建立了一个分析我国实际汇率和经常账户问题的计量模型，并对人民币实际汇率与经常账户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我国经常账户持续顺差并非由汇率低估所致，人民币汇率调整难以根本解决经常账户持续顺差问题。
(2)资本管制放松、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和收入差距逐渐加大是我国1994年以来经常账户持续顺差的主要原因。
(3)处理我国的经常账户长期顺差问题，长期内应逐步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采取多种措施缩小收入差距，以降低人们对未来的不确定性预期，创造条件加快居民时间偏好率的调整速度，把时间偏好率逐步提高到外国实际利率的水平。
(4)时间偏好率的相对稳定性决定了对其只能进行缓慢的调整，这意味着在实际利率不作调整的情况下，我国时间偏好率低于实际利率的现象将在较长时期内存在，经常账户顺差问题短期内难以得到根本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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