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各种西方社会思潮随着全球化涌入,给青年带来了新思想也带来了思考与困惑。下面为大家分享了当代西方社会思潮的论文，一起来看看吧！
摘要：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激进主义总是与社会动荡、变革、改良、革命、战争和冲突等议题联系在一起，在宗教、哲学、文学艺术、文化、政治和法律制度等层面得到充分呈现。在革命或变革年代，激进主义者提出的社会政治观点或见解，往往成为指导性战斗口号或行动纲领，也是人们告别旧观念和旧生活，迎接新思想和新生活的重要手段。当代激进主义思潮既同社会运动和街头政治有着紧密联系，反映着不同利益集团、阶层、种族、民族等要求变革社会现状的诉求、愿望和呼声，又存在重大的风险，不仅向反动保守的敌对势力发起攻击，而且会伤害积极进步的革命力量，对现有社会秩序构成挑战，需要整个社会谨慎对待。
【关键词】激进主义 社会变革 启蒙运动 社会秩序
20世纪中国是一个被激进主义思潮包围的国度。十月革命给她送来了马列主义，欧美留学回来的青年才俊给她带来了科学、民主、自由等新式的社会政治思想。对当时正处于社会剧变中的中国来说，马列主义和实用主义等激进思潮皆大受欢迎。胡适、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鲁迅等人领导的中国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等思想启蒙运动，对发展中国的激进主义思潮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其中不少人最终走上革命道路，成为革命领袖，对现代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
激进主义一般分为作为社会运动的激进主义（activism as a social movement）和作为社会思潮的激进主义（radicalism as a social current），两者虽有交集，但不是同一个东西。作为社会运动的激进主义，主要发生在种族、族群、阶级、性别、宗教信仰、宗派等充满利益分歧和价值冲突的领域，是激进主义者以极端的、暴力的、对抗的方式走上街头来表达利益和价值诉求的一种社会实践形式。它刚开始时往往是温和的，但在社会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就会趋于激进，导致社会动荡或动乱，影响政局稳定，影响社会秩序和人们的日常生活。相比之下，作为社会思潮的激起主义，主要是发生在高校教师和大学生中间的针对社会政治现实的比较过激的思想主张。它与其他社会思潮交叉重叠，涉及社会动荡、变革、改良、革命、战争和冲突等议题，其见解在宗教、哲学、文学艺术、文化、政治和法律制度等层面得到充分呈现。作为社会思潮的激进主义总体上是左翼的，也可能把激进主义社会运动作为批判对象，但其主要批判对象是陈旧落后或传统保守的思想观念、典章制度和生活方式。它可能同情作为社会运动的激进主义，主张对所有社会运动和社会思潮都要进行认真的检验、甄别和批判。
我们将在本文中考察作为社会思潮的激进主义，重点考察当代西方激进主义思潮发展的一般过程和基本主张，并对它做出评价。
激进主义思潮的发展
“激进”一词英文为“radical”，来自拉丁文“radix”，表示“根部、根本”之意。①从字面上理解，激进主义思潮表达了人们不满足于现状的思想倾向，他们希望以激进或极端的方式，从根本上改变原来的一切，既包括社会政治制度，也包括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他们多半在社会政治领域赞成趋于极端的社会变革甚至革命，主张全方位的根本性的社会政治制度变革。
激进主义思潮最初表现为17世纪以来的各种启蒙学说。启蒙的核心议题是摆脱传统的生活方式、传统的社会政治关系和宗教信仰，一切都接受理性的审判或考察。当然，并非所有的启蒙思想都是激进的。有些启蒙思想比较温和，它们试图寻求各种冲突或利益的和解。比如，苏格兰启蒙运动就是温和的，休谟和亚当·斯密是其代表。但是，激进主义是启蒙运动的主流，卢梭、伏尔泰、狄德罗等就是法国激进主义启蒙运动的代表，以至于有人把法国启蒙运动等同于整个西方近代启蒙运动。
英国政治思想史家乔纳森·以色列认为，18世纪启蒙运动以五种语言发声，荷兰、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构成近代欧洲启蒙运动的主要国度。②他表示，激进的启蒙运动有八项核心主张：
（1）把哲学理性、数学理性和历史理性视为评判真理的唯一标准；
（2）拒斥一切超自然力量、魔力和非实体精神；
（3）所有人皆平等（种族的和性别的莫不如此）；
（4）提倡普世伦理，标榜平等、正义和博爱；
（5）基于独立批判思想的全面宽容和思想自由；
（6）在成年人之间得到同意的个人生活方式自由和性行为自由，捍卫未婚者和同性恋的尊严和自由；
（7）在公共领域的表达自由、政治批评自由和出版自由；
（8）以民主共和主义作为最正当的政治形式。③
进入20世纪以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由资本主义阶段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在全球范围内竞相瓜分殖民地，建立了各自的势力范围。随着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利益冲突的加剧，最终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阶级压迫和民族奴役，在全世界范围内加剧了普通民众的苦难，反抗帝国主义和追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呼声此起彼伏。于是，各国爆发了社会政治革命和独立解放运动。这些重大社会事件促成了激进主义思潮的变化和发展。马列主义作为激进的阶级斗争和阶级革命理论，成为当时最重要的激进主义思潮。
到了20世纪后半个世纪，随着二战的结束和反法西斯主义战争的胜利，世界各地民族解放运动和人民革命运动高涨起来，形成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冷战持续，新的社会变革正在酝酿之中。激进主义同各种社会变革运动结合在一起，呈现出新形式，获得了新发展。此时，同激进主义思潮相呼应的有法兰克福学派。该学派批判现代文明，反省工业社会，成为激进主义思潮中最重要的一支，在西方国家产生了一定影响。到了20世纪60年代，爆发了美国反越南战争和民权运动、法国五月风暴、中国文化大革命、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等社会运动，掀起了一场世界范围的反叛思潮。它们同大学生校园运动等各种激进社会运动相结合，在思想上和理论上形成了激进主义的新形态，像后现代主义、后马克思主义、西方存在主义、女权主义、绿色政治等都可以看到激进主义的痕迹。同时也产生了一批新的代表人物，如马尔库塞、福柯、德里达、萨特、赫勒、拉克劳、墨菲、道格拉斯·拉米斯等人。随着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人类进入21世纪，进入以美国为主导的单极世界，激进主义有所退潮，但是它并没有停止对现代性和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体现出对当代西方文明和主流价值的反思或反叛，诞生了托马斯·皮凯蒂、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内格里、乔纳森·波利特、保罗·金斯诺思等新一代的激进主义者。
激进主义思潮有一份著名哲学杂志《激进哲学》（Radical Philosophy）。这是一份带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女权主义色彩和左翼倾向的双月刊，经常发表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等方面的人文与社会科学论文。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海德格尔、阿多诺、萨特、德勒兹、德里达、福柯、拉康等人的名字频繁出现于这份杂志的目录中，成为激进主义思潮讨论或批评的对象。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剥削、压迫、男权中心、性压抑、女性解放、屈从、统治、主宰等术语一再成为其讨论的话题。比如，它在2011年3/4月号发表了马修·波特—本维利（Mathieu Potte-Bonneville）一篇题目为《有风险的民主：福柯、卡斯托里亚迪斯和古希腊人》的论文，该文对福柯1982～1983年的法兰西学院讲稿《自我和他者的治理》（Government of Self and Others）和卡斯托里亚迪斯1983～1984年的社会科学研究院研讨课《城市与法律》（City and Laws）进行了类比。福柯和卡斯托里亚迪斯是两位杰出的左翼激进主义者，他们几乎同时对古代希腊民主政治表现出深厚的兴趣，这一点激起了波特—本维利的关注。④作者引用卡斯托里亚迪斯对古希腊民主政治灾难——实行民主政治的雅典人没有阻止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的评论来论证民主不是一种好的自我治理形式。但是波特—本维利认为，卡斯托里亚迪斯对古希腊民主和柏拉图的理解是模糊的，而福柯的解读要更进一步：民主程序不能解决雅典人渴望知道战争真相或真理的问题。⑤
激进主义的主张
由于两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及资本主义国家持续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其他社会危机，启蒙运动之后构建起来的现代文明神话破灭，现代社会秩序的正当性受到质疑和挑战，激进主义思潮正是这种质疑和挑战的思想表现，形成了激进主义哲学观、理性观、国家治理观、文化观、宗教观、民主观、平等观和生态观等主张。激进主义思潮具有以下基本主张：
第一，激进主义者在总体上反思现代性，全面审视和批判现代社会。随着“现代主义丧失了它作为一种相对于反动的、‘传统主义的’意识形态的革命性矫正方法的吸引力”，⑥现代主义已经不能再解释当下社会生活的正当性。法兰克福学派、后现代主义者、解构主义者等开始对现代社会和现代主义进行全面反思和批判。他们对近代以来西方主流意识形态观念，如民主、自由、科学、平等、公平、文明、现代化等都作了重新解读，把当代资本主义看作主要批评对象，不仅质疑现代价值，而且质疑现代社会和现代文明，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已经实现了科学技术与官僚制度或国家机器的高度融合，实现了权力和知识、真理和暴力的合谋或共谋。
第二，激进主义者在哲学上寻求方法论变革，试图构建新的激进哲学，让哲学为哲学本身正名。从柏拉图以来，哲学就与理性、真理绑在一起，成为人类社会的最高指导。但是自从20世纪以来，科学以自身可重复的实验性和精确性挑战了哲学的统治地位，哲学和科学开始处于不断斗争当中，科学不再需要哲学作为其指导，哲学的地位和价值受到挑战。赫勒指出，哲学已经陷入合法性危机之中，它的失败在于“哲学开始给自己披上‘精确科学’的外衣，开始尝试在科学面前证实自己，宣称不仅仅像它们一样‘精确’，而是恰好与它们一样‘精确’”。⑦如何重新自证哲学的必要性、合理性、合法性，而不是因为它是被证明成为科学的“科学”？如何唤醒哲学的内在价值，使其因自身的需要而需要？如何厘清哲学和科学的关系，将二者从斗争中解放出来？这些都成为激进主义者对哲学的反思和疑问。
作为20世纪60、70年代东欧新左派运动代表人物，赫勒对当代哲学进行了反思，认为启蒙运动以来的哲学只致力于用理性来构建世界，为他者提供论证，并没有把自我反思、自我认知作为哲学的首要任务来对待。所以，在科学日益侵占人们生活的今天，这种哲学陷入了合法性危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赫勒反对用哲学去指导科学，因为哲学并不是科学的科学，“科学家不需要哲学去证实他们的方法，既然他们能够不通过任何哲学家来获得这些方法；那些绕开哲学去战斗的活动家不需要哲学家的支持，因为他们可以没有哲学家而靠自己战斗”。⑧因此，哲学价值不是因为它制定了最一般的规律，而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价值和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让我们按照自己的思想来生活并将我们的思想转化为社会行动”。⑨她呼吁哲学要脱掉任何外在的伪装，致力于创造属于自身的时代，“致力于它自己的过去和它自己的领域的真理”，“说出它自己的语言”。哲学真正需要关注的就在于“对人们究竟应该如何思考、如何行动，以及如何生活这些问题的统一回答，并且的确是一个真正的哲学的回答”。⑩
激进主义者认为，哲学不是任何最高统治或超历史存在，哲学要从神坛上请下来，剥夺其统治世界的王冠。哲学因自身的需要而需要，不是为科学提供指导的理性工具。他们主张自然主义知识论，不论社会科学家还是自然科学家，都不需要哲学指导。
第三，在理性观上提出批判理论，拒斥理性至上性，反对工具理性，推崇批判理性，拒斥同一性、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他们全面抨击18世纪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主义和理性主义，批判传统的知识论，否定抽象理性的作用，否定“任何可能把一切事物联系起来和表达出来的元语言、元叙事和元理论的概念”，?否定永恒真理和理性的存在。比如，法兰克福学派以批判理性为武器，是一股对现代社会进行理论反思和文化批判的激进主义思潮。弗洛姆、霍克海默、阿多诺和马尔库塞等人成为该学派的代表人物，成为著名的激进知识分子。魏格豪斯在《法兰克福学派：历史、理论及政治影响》中总结了法兰克福学派的一种新范式——“关于社会的一般进程的‘唯物主义的’和‘批判的’理论”，“这种理论的典型特征就是哲学和社会科学的结合，将精神分析、叔本华、尼采、克拉格斯的理性批判和形而上学批判的某些思想系统地融入历史唯物主义之中”。?他们的批判理论“对被异化并产生着异化的社会条件进行一种特殊的批判”。?
虽然他们强调理性的作用，把理性看作透过现象把握事物本质的能力，认为现实需要理性，但是他们反对像康德那样把理性看作“绝对律令”，看作超越历史的绝对至高无上的存在。西方思想长期以来秉持“理性=真理=现实”的等式，把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糅合成一个对立统一体。这不是哲学逻辑，而只是统治逻辑，带来“集权主义的技术合理性”。?因此，从霍克海默和阿诺多开始，他们就主张理性要去工具化，理性因理性自身而值得尊重，个人不再是操纵的对象，而是可以用理性反思自身和社会的存在。他们否认真理的绝对性，对各种“真理”进行批评。他们拒绝对自身的固化，赞同非同一性并承认个体的偶然性。
第四，在政治上反对中央集权和国家权威，批评大众文化，批评国家对大众传播的操纵，认为大众文化是非民主的。霍克海默的《权威国家》、波洛克的《权威与家庭研究》等都以激进方式批判权威。尤其是当霍克海默提出“文化工业”一词时，大众文化变成了一种虚假的异化的文化，很可能是操纵的，是从思想意识形态上控制人的手段。马尔库塞更是直接指出“发达的工业文化较之它的前身是更为意识形态性的”，“令人着迷的新闻娱乐产品”起到的是一种思想灌输和操纵的作用，引起了一种虚假的迷惑人心的谬误，最终使人陷入了“一种单向度的思想和行为模式”。?同时，“阿多诺和洛文塔尔一再指出，个体趣味的自由观念，在现代社会中随着自律主题的逐渐消失而全部瓦解，这一转变的含义对理解大众文化是很重要的。在大众文化中，对喜好的操纵往往是完全的”。?马尔库塞消极地认为，在现代社会中，“想象正在让位给现实，现实正在追赶和压倒想象”。?先进工业文明和技术进步已经从思想、政治、文化、生活各个层面扼杀社会“具有内在可能性的解放”，要结束现存的社会体制从而彻底解放人类的希望已经渺茫。因为“单向度的集权主义倾向使抗议的传统方式方法失去了作用——甚至变得危险”，?以前是革命动力的“人民”已经和资本主义妥协并团结在一起。最后，他把对社会改良的零星希望寄托在了处于民主进程之外的“生活在底层的流浪汉和局外人，不同种族、不同肤色的被剥削者和被迫害者，失业者和不能就业者”，他们可以从外部对现存制度构成局部冲击，这是一种希望、可能或机会。?
第五，在国家治理层面，揭示国家权力与知识精英的合谋，反对国家机器借助现代科技手段对人民大众的全面控制。他们“批评现代性已经造就的一切：西方文明已积累的经验、工业化、都市化、高技术、民族国家、进入‘快车道’的生活”。?他们也对“通过调动技术、科学和理性力量来追求人类普遍解放的任何规划都深怀反感”。福柯把研究聚焦于疾病、疯狂、犯罪、性等非传统领域，揭示现代社会的阴暗面。他指出，不平等和压迫已经通过现代社会的权力网络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几个世纪以来，国家成为了最为引人注目、最可怕的人类治理形式之一”。他把政治权力的泛滥与理性化联系起来，认为以理性为口号的启蒙运动大大拓展了理性的政治权力，而“国家机制，即在国家权力运作中所运用的理性”。也就是说，在国家机制的支持下或者说形式下，“权力关系被理性化和中心化了，被精心地制定了”。所以他反对启蒙运动所带来的这种理性，“不应该总是求助普遍的理性化过程”。而且他主张要以新的形式考察理性化和权力的关系，即从“微观物理学”的角度来分析权力，“如果权力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后果，那么只有从下面，在它运作的最细微的点上来分析权力”。鉴于监狱、精神病院、学校等全部都是分散的权力机构，他主张从这些微观层面反思权力，强调只要存在权力的地方都应该存在抵抗，但他指出这种抵抗不能指望任何乌托邦方案，“没有任何乌托邦的方案可以指望以任何非压制性的方式逃脱权力——知识的关系”。此外，德里达在西方哲学和文化传统话语中实施解构。他在20世纪60年代末发起一场“解构主义”运动，希望以新的思维方式和阅读文本的方式打破现有的规则和秩序。因此，“从其最为极端的表现形式来看，后现代主义是革命性的；它深入到社会科学之构成要素的核心，并从根本上消解了那个核心”。
第六，激进主义者在平等观上主张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人人平等，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下，人与人之间存在着日益严重的收入差距和贫富差异。他们批评当前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强调要重新调整利益关系，确立合理的财富分配机制，实现分配正义和社会公平。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在201*年出版《21世纪资本论》，成为激进主义在经济学领域的代表人物。那本著作通过对19世纪以来到21世纪初的20多个国家的经济数据，尤其是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等国的经济数据进行分析，探讨了当代财富和不平等的问题。在皮凯蒂看来，现实并不乐观，他在全书的一开始就指出：“现代经济增长与信息传播虽然避免了马克思理论演进结果的可能性，但是并未改变资本深层结构与不平等——至少不像‘二战’之后十年中一些乐观主义者所想象的那样尽如人意。19世纪所发生的资本收益率超过产出与收入增长率在21世纪的今天又重新上演时，资本主义自发地产生了不可控且不可持续的社会不平等，这从根本上破坏了民主社会赖以存在的精英价值观。”他从微观上揭示了导致国民财富不平等的机制，包括劳动收入不平等、资本所有权不平等及其收益的不平等，并指出了两个令人堪忧的情况。一是高收入者的收入远远超过非高收入者；二是当经济增长疲软而资本回报高的时候，存在着一系列随着财富积累和集中而产生的分化力量。皮凯蒂认为，“第二种情况和第一种相比，影响更大，而且它无疑是对长期财富公平分配的主要威胁”。他甚至发出这样的担忧：“这两种分化将会在21世纪同时发生，而某种程度上已经发生了，也可能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现象，这将导致前所未有的不平等，并产生一个全新的不平等结构。”因而，皮凯蒂提出r>g理论，认为它是造成这种分化的根本性原因，r指资本收益率，g指经济增长率，资本收益率和经济增长率之间的不平等是导致分化的根本力量。而且他认为r>g的不平等不是市场机制不完善造成的，“相反，资本市场越完善（以经济学家的角度），r就更可能大于g”。由此，社会最终会走向严重的两极分化，产生极大的社会不平等。
与皮凯蒂遥相呼应的是英国左翼政治哲学家G.A.柯亨。他通过《自我所有、自由与平等》、《如果你是平等主义者，为何如此富有？》等著作从理论上阐释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平等观，论证了平等的优先性、可欲性和可能性。他大力反对自由主义，认为平等先于自由，而且平等是可以实现的。正义制度以及道德上的努力和改造是实现平等的两条道路。
第七，激进主义者在民主观上不满意于当下的民主状态，要求扩大和实现真正的民主。他们并不要求实现多数民主或说托克维尔所指的多数暴政，他们要求最大化所有群体和个体的自治，以反抗资本主义和国家制度的统治。道格拉斯·拉米斯提倡民主本身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工具，要实现以民主为目的的民主。他批判发源于雅典和罗马共和国的这两种传统民主模式，认为这两种模式本身存在问题，由此现代民主理论先天不足，存在缺陷。他对当下的民主状态也十分不满意，认为其非常脆弱和无力。当罢工结束，罢工者和学生积极分子将返回“一切照旧”的状态，“很快人民将返回到被管理的生活的平静的稳定之中。权力返回到管理者那里，而人民的自由的行动再次回复到制度化的行动”。对于民主自身而言，没有任何进步或者是改变。他更是直接否定了现代的代议制民主，“任何一个政权的建立，都是将权力从人民手中拿走，然后将之交给少数人”，然后由一些意识形态来论证为什么这种权力的转交是正当的，这种代议制民主及其理论论证都是虚假的、带有欺骗性的，“所有这样政权的合法化都是站不住脚的”。因此，他强调一种激进的民主观。在这种民主理论中，民主应该是最基本的东西，从实践上看是权力的根基和政权的由来，从理论上看则是整个政治学术语发展的“根术语”。所以，要将民主直接放在政体的中心，民主是基本政治。如果仅仅考虑民主的话，“它是自我定义的：人民拥有权力”，如果民主意味着使人民有权力，那一切都要以此为目的。拉米斯认为自己的民主观非常激进，对于当下的民主实践来说是颠覆性的，将会对军事独裁政权、所谓的“民主国家”和权威主义国家的民主理论和民主实践造成剧烈的冲击。“如果民主是目的，那么像经济体系和技术一样，政治制度和安排都是手段，真正地以这种方式看待事物，将达致一场理解的革命。”在他看来，民主长期被经济学和技术垄断，为了达成所谓的效率，而牺牲民主或者说人民的权力，因此，将民主作为目的就意味着“从经济学和技术中将这些词的真正含义夺回来”，使得实现人民的权力作为人们想要达致的效果，“任何削弱人民的经济或技术安排”都将被否定。
在《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一书中，拉克劳和墨菲在承认并接受社会的多元性和非决定性这两个基础之上，提出了自己的激进民主理论，强调要“在激进的和多元的民主方向上深化和扩大民主”。他们所提出的激进民主是多元的激进民主，“这种政治形式并不建立在任何教条假定的‘社会本质’上，而是相反，建立在每个‘本质’的偶然性和不明确性上，建立在社会分化和对抗的基本特征上”。在这样的一种民主之中，反种族歧视主义、女权主义、社会主义、环境保护主义等是对抗的多样性的表现，因此它们之间就含有连接的可能性，也就是说，这些反抗资本主义的各种各样的对抗形式便可通过共同追求加深和扩展现代的民主革命这一目的连结起来。实现了“激进民主”自然也就完成了种族主义、女权主义、社会主义等自己的小目标。
第八，激进主义者在文化观上认为，社会是以多种文化元素联结的复杂体，强调平等的文化多元主义，每个个体都应该有平等的身份认同。他们倾向于“反基础主义”和“反本质主义”，不认为社会只有一种“根本”要素、制度或团体来决定或构成其他事物。文化多元主义背后的潜台词就是反对西方主流价值，反对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这些用来标榜自己价值观的统治语。他们主张不同文化应该在世界上并存，不以西方主流文化来主导世界。文明发展是开放的，没有终点，没有终极目标。通过文化的开放性和多元性，激进主义者希望能够改变基本的人类社会关系，如种族、两性等，实现一切内在的平等，从而保留社会文化的多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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