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方面的论文研究有利于帮助我们更好地研究历史的发展。下面就随小编一起去阅读历史的专题论文，相信能带给大家启发。
历史的专题论文一一种文化的传承，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特征也赋予了深刻的内涵。对于河南大调曲子而言，发展历史久远，经过长期的发展和变革，发展至今天在中国传统艺术行业领域独树一帜且独具特色，非常值得研究和欣赏，更值得推广、传承和发扬，因此做好河南大调曲子传承和发展新途径研究，意义重大。
一、河南大调曲子发展历程概述
（一）河南大调曲子的概念。河南大调曲子最早是称为“鼓子曲”的，是从小调曲子演变而来的，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河南的洛阳、南阳等地区由民间组织自己创作一些小调曲子，随着不断发展和演绎，为了和小调曲子加以区分，很多曲友、行家就把“鼓子曲”称为“大调曲子”。
（二）河南大调曲子的历史发展沿革。“大调曲子”的全面发展是从新中国成立之后开始，从河南的洛阳、南阳等个别地区发展至河南省通用曲目。最先起源于河南的开封，随之流传到周口、南阳等地，其中在南阳地区发展最为盛行。但是就“大调曲子”具体起源和传承时间，没有明确的相关记载，也存在很多的争论，有的记录推测是从乾隆时期发展而来的，那时由于发生黄河水利灾害，在河南开封生活的一些戏曲艺术家就搬迁至南阳，然后就把这种“大调曲子”也带过去了，这一点能够和黄河《年表》里面的一些记载相符，因此具有一定的真实性。还有的说法认为大调曲子之所以带到南阳，是为了商业活动改革和发展及构建乐籍制度的需要，当时的艺人和商人就把大调曲子从开封带到了南阳地区，该地区由于地理位置和环境的特殊性，促进了商业经济的发展，带动了人口繁荣，也增进了艺术往来，从而促进了艺术的发展。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前的记录和发展追溯，可以知道，河南大调曲子在当时发展非常迅速，传播形式多样化，成为当时人们娱乐的主要形式，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变迁，人们的娱乐方式也发生了转变，九十年代以后在河南地区真正开展大调曲子演唱、演奏的人员和团队少之又少，甚至都发展成业余团体了，演奏人员的年纪也都在四十岁以上，听众也往往以中年人和老年人为主，大调曲子正遭受严重的文化冲击和文化同化替代危机，并在发展中减退了本身的特色，导致出现文化断层，并慢慢走向衰落。随着中国对于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视，大调曲子也被列入了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至此，开启了大调曲子发展的新的里程碑，大调曲子开始慢慢地拾起，很多人纷纷将这种古老的艺术形式进行追溯，深挖其文化内涵和艺术特色，并逐渐上升至理论高度和艺术层面，从而大大推动了河南大调曲子的发展和传承。
二、河南大调曲子的基本特点
（一）河南大调曲子的表演形式。大调曲子最先是以坐唱的方式演奏的，演唱者手里拿着檀板，端端正正坐着，闭上眼睛，用端庄的姿态进行演唱，以表示对艺术的尊重和规范，但是没有表演的动作，表演形式比较单一，在演唱整个流程，除了乐音伴奏，没有任何的锣鼓器材配合，演唱主要是以抒情的方式来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很多欣赏大调曲子的人就可以自己拿着乐器围在一起进行弹奏和拉唱，主要演唱形式以一人为主，其他人用嗓音附和伴奏，增强表演氛围。大调曲子这种表演方式非常有特点，当时有一种说法，谁如果会唱大调曲子中的任何一种方式，就可以免费参与各种演唱活动，由此可见大调曲子的伴唱还是非常受欢迎的。大调曲子伴唱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一方面是“莲花落”等常用的形式，往往是从明清小曲演变发展成音乐的，所以一直保持着小曲的有唱有附和的特征；另一方面这种群体参与演唱的方式和清朝中期以后当时的“群曲”有一定的联系，同时传统的主唱方式要求主唱者正坐规范端庄，比较受约束，因此为了增强感染力和活泼性就增加了伴唱。大调曲子往往都是那些文人雅士演奏和伴唱的，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团体活动，取得了良好的宣传作用。
（二）河南大调曲子的音乐特点。河南大调曲子的音乐从表演形式上就可以知道分为演唱、伴奏和击乐三个部分，演唱方面曲目优美，细腻婉转，利于情感抒发和表达。伴奏与击乐方面主要负责开场时候的曲目伴奏，弥补演唱方面的一些不足，配合节奏和音乐进而营造内涵丰富的氛围。1。曲体结构和曲牌特征。河南大调曲子的唱腔以悲壮为主，风格高雅而不失古朴，带有河南地区浓厚的文化特色，音乐是曲牌体，包含200多种类型，主要分为大牌、杂牌和昆牌三个方向。大牌的每个曲子都超过100板，杂牌是一些常见的通俗的曲牌，在大牌和杂牌之间的就是昆牌。河南大调曲子的曲体结构有单曲体、曲牌连缀体两种结构形式，单曲体主要是从明朝清朝流传至今的一些曲子，一般用一个曲子就能演绎一个故事情节；曲牌连缀体的主要表现方式是套曲，套曲的形式分成“金镶边”和“鼓子套”、还有“垛子套”等，这些都有明显的特征和区别，具体在相关文献中有所记载。2。伴奏音乐。河南大调曲子的伴奏音乐主要用的乐器是三弦，在不同的场景可以配合琵琶、古筝等；打击乐器主要使用檀板和八角鼓，每种乐器功能不一样，所以伴奏音乐和效果也不同。伴奏音乐可以划分成过门和板头曲两种，每种音乐各有特点，适用于不同的曲目、场景，主要是由伴奏者进行演绎，因个人技术不同演奏效果各有差异。3。唱词特点及曲目。河南大调曲子具有鲜明的音乐特征、浓厚的地域特色，唱词主要是合辙押韵，声腔韵律往往能够将中州音韵视为唱腔、念白的语言基础，唱词主要体现地区特色，由阴平、阳平、下韵和上韵组成，唱词的句式包括对偶句式、长短综合句式。河南调曲子的曲目主要是从一些古典名著以及民间神话传说中取材的，主要以短篇曲目为主，比如《三国演义》、《西厢记》、《祭塔》、《祝英台》，还有一些民间艺人自创的曲目。河南大调曲子以一种开放、包容的形态积极吸纳传统文化精髓和艺术优势，并随着不断改革和发展，进行创新、完善、优化和改进。它的曲牌看起来非常混杂，但是如果仔细研究和分析就会发现都有一定的共通性和规律，河南大调曲子鲜明的文化地域特征和音乐魅力，印证了时代发展，真实反映了河南地区人民的生活场景，是非常值得学习、借鉴和传承发扬的。
三、河南大调曲子的传承
河南大调曲子发展成南阳大调曲子是从乾隆年代之后，大调曲子最先是一些老百姓自弹自唱的，主要演唱者是商人、富家子弟以及文人等。演出场所也比较随意，主要是在家里的庭院、茶馆等，演唱人员以技艺切磋为主，不收费，得以广为流传。河南大调曲子的传授方式为口传心授，是一门专业技术，师傅带头唱得好才能做好领唱，很多人通过每天常看、常听，进而自己也懂得了一些技巧和演唱手法，由于属于民间文化艺术，没有刻意地建立传承制度，只要有兴趣都可以参与进来。但演奏曲子的人没有其他报酬和经济来源，有时为了生存不得不放弃演艺和钻研，这种不受约束、自由的发展传承手段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河南大调曲子的传播和发扬。四、河南大调曲子的发展新途径探讨河南大调曲子是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做好保护、传承和发扬才能弘扬河南大调曲子的优秀文化内涵，进而为文化产业繁荣和发展奠定基础，只有植根于深厚的文化土壤，才能让河南大调曲子更有韵味，内涵更丰富。因此促进河南大调曲子的发展，是一项艰巨且必须要做的重要任务。
（一）积极培养年轻群体接受并传承河南大调曲子。要充分鼓励年轻人积极学习中国传统戏曲，了解戏曲文化的产生、发展历史，进而提高精神文化水平，从而对河南大调曲子积极学习、领悟，并结合年轻群体的特点创造性地开发河南大调曲子的新风格、新曲调、新形式。
（二）将河南大调曲子进行整合，上升高度，纳入教学领域。河南大调曲子想要取得长远发展，就必须和教育领域相结合，纳入教学体系，作为多元文化的集合体，需要对河南大调曲子进行整合、提炼，挖掘内涵，并与学科建设相融合才能打造深厚的文化产业地基，可以探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等多种方式，从而将传统艺术赋予新的时代特征、时代内涵，进而开创河南大调曲子传统艺术发展新路径。
（三）传播目标分层化。要针对不同的听众和欣赏对象，让学生深入戏曲领域，提高文化修养、鉴赏能力和评价能力，要注重培养学生对曲艺的兴趣，普及戏曲文化知识，从而拉近和经典文化之间的距离，进一步感受戏曲文化的魅力，针对不同对象设置分层次的培养目标，从而提升河南大调曲子系统发展内涵，进一步打造独具特色的戏曲品牌特色。
（四）主动争取文化产业机构的支持，从而进一步借势打造河南大调曲子发展的规模。提高演出水平，积极争取经费支持，并寻找专业人士进行指导，与现代戏曲进行融合比较，互相借鉴，从而更好地传承河南大调曲子。可以争取设置文化发展基金、演出补贴等方式，从而提高创作的积极性和文化传承的主动性。总之河南大调曲子的传承和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要充分结合时代发展新形势，合理开拓，寻找适合河南大调曲子的结合点和新路径，积极探求和教育领域、产业机构互相合作的模式和机制，争取更多的经费支持，积极培养继承人，从而实现河南大调曲子可持续传承和发展。
历史的专题论文二摘要
文章以中山市为例，应用空间句法的网络分析技术，通过清末以来不同历史时期城市形态的对比，分析了空间结构在城市演变中所起的作用。中山新区与旧城的结构性关系不仅反应了中心变迁，同时从微观层面揭示了街道的功能分化。研究从结构化和参数化角度揭示空间与功能的动态关联，不仅丰富了城市历史研究内容，对于规划设计如何保护历史中心的整体性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中山；空间网络分析；形态演变；历史中心
1研究背景
城市历史演变研究大多从社会和经济活动过程的空间落实角度解析空间的形式和城市的形态特点，而较少关注空间自身发展演变的规律。或因为如此，历史街区或中心的衰退往往被归结为缺乏功能吸引力，如商业网点的规模、内容不足，道路交通条件无法满足现代生活需要等等。城市更新也往往采取了大拆大建的“现代化”改造，虽然有价值的建筑或历史文化场所得到了较好的保护，但老城区的城市肌理和历史中心的空间格局不复存在。相关研究和经验表明，单纯的功能提升和风貌保护式的环境美化并不足以维持历史中心的活力和可持续发展，保护中心赖以生存的整体空间环境特别是协调新城与旧区的空间结构关系对于维持历史中心的活力具有重要的影响[1、2]。本文以珠三角地区的中山市为例，应用空间句法理论方法对比分析了中山自清末以来城市空间形态的演变特点，探讨了空间与中心变迁和历史商业街功能分化的联系与互动。研究从定量分析的角度揭示了城市历史中心具有显著的可识别的空间特征，相关研究内容不仅丰富了城市历史演变研究的视角，对于历史环境保护的规划设计实践也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文章由５个小节组成。第二节简介了案例分析的数据和研究方法，论述了本文主要采用的空间句法网络分析技术的量化指标及其含义。第三节在回顾中山城市发展史的基础上，对比分析了城市演变过程中空间形态与中心变迁的关系。第四节从微观街道层面分析了历史城区的主要商业街的功能分化与空间的多尺度空间结构的关系。文章最后在总结中山城市形态演变规律的基础上，探讨了适宜的多尺度空间结构关系对于维持历史中心活力的作用和意义。
2研究数据与方法
本文通过梳理中山城市历史研究的相关文献[3、4]，选取了1910s[5]、1940s年[6]、1990s和2010s4个时间节点考察城市空间形态的演变（2010s的研究范围仅涵盖了中山市的主城区，东西方向以长江路和翠景道为界，南北方向以博爱路和北环路为界）；分别对应了清末、民国、改革开放早期和城市化高速发展期等城市发展的四个重要历史阶段，每个时期的政治、社会文化和经济变革对城市形态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代表了城市建设的阶段性成果。城市的历史地图与现状CAD地形图在地理信息系统软件Arcgis中进行配准，以尽量消除地图变形带来的分析误差。本文的空间句法分析采用了英国卡迪夫大学开发的空间网络设计分析技术sDNA（SpatialNetworkDesignAnalysis）[7]。sDNA以GIS软件为平台，空间建模方式与经典的空间句法方法略有不同，以道路交叉口之间的连接线（Link）为基本分析单元，这样的连接线可以是直线或折线组成的多义线（Polyline）。这种建模方法更加简洁高效，同时有利于在GIS中实现道路网络与其他地理要素图层间的数据关联。空间句法的理论意义与技术方法已有相当多的文献做过介绍[8—10]，本文不再赘述。简而言之，sDNA同样以“角度距离”为成本来度量街道之间的拓扑连接关系。其中，“整合度”度量一条街道距离其他所有街道的邻近程度（平均角度拓扑距离），反映了该街道在网络中作为目的地的潜力；“选择度”则度量街道作为最短路径的潜力。整合度与选择度的计算既可基于网络的全部要素（半径n，即不限制半径），也可基于特定的米制距离半径，500m～1500m半径反应了步行尺度或城市局部结构的空间特征，2000m以上的半径则反应了城市中观和宏观尺度的结构特点。空间句法的最新技术成果是对选择度数值的标准化处理[11]，其公式为：log（CH+1）/log（TD+3），其中CH为选择度，TD为总的角度拓扑距离；由于标准化选择度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路网密度的影响，使得不同时期的城市和街道数据的横向和纵向对比更具有合理性。本文通过现场踏勘构建了中山的城市空间分析模型，调研了研究范围内商业的分布情况，包括规模、街道的商业界面长度、业态特点等。通过将不同时期的空间网络分析模型与中心的位置和重要历史商业街的分布进行叠加，本文首先分析了城市结构变化与中心变迁的关系；然后提取了历史商业街的数据进行对比，考察了空间与功能的分化在微观街道层面的联系。
3中山城市形态的演变与中心变迁
3。1城市中心变迁
中山市地处珠三角西南岸，古称香山，南宋建县，中山的老城区源自明代修建的县城。由于地形地理的特点和风水的考虑，明清中山县城的规划注重山水格局的配置，城墙内的七座小山与城外的月山形成了“七星伴月”的布局；城市形态并未像其他许多同时期建立的城池那样形成规整的格网状布局[12]。在如今已被拆除的城墙范围内，城区被近乎十字相交的主街大致划分为四个部分，这种格局奠定了中山的主要空间秩序，并对城市的演变产生了持续的影响[13、14]，直到今天仍然清晰可见（图1）。70清末时期的中山已突破了城墙的限制，距离城西约1km的岐江由于水运的便捷成为珠三角重要的商贸码头，带动城市向西发展并沿岐江东岸展开。这一时期文化设施与行政机构主要分布在古城内的孙文中路；经济活动则主要集中在孙文西路、岐江码头和古城城门附近。民国时期的中山经历了短暂的繁荣，社会变革和工商业发展使得城区经历了较大规模的近代城市化改造，拆除城墙修筑马路加强了古城内外的联系；但城市发展依然受制于古城周边自然和地理因素的影响，建成区主要沿民生路向南和岐江沿岸南北方向生长（图1）。这一时期，一些新增的文化设施开始分布于孙文西路，行政中心仍位于旧城内的孙文中路；商业经济活动则在孙文西路至岐江沿岸一带繁荣，形成的一条连续的“T”型商贸经济带[4]。改革开放后的20世纪80～90年代，中山的城市建设进入了持续的快速扩张阶段。在现代主义规划思想的引导下，城市发展突破了自然条件的限制向各个方向扩张，建成区规模成倍增长。道路基础设施的兴建改善了市区内外交通条件，以现代居住小区模式为主的开发建设迅速填充了机动车路网形成的超大尺度街区。中山的行政中心搬迁至老城东部的新区，以兴中路为轴规划了林荫大道式的布局，两侧设置大型的文化和商业服务网点，在形象上成为城市新的中心和视觉焦点（图2）。城南的中山路上兴起了大量银行、办公、商业、酒店等服务设施。1990s至今的20年多间，中山的城市建设进入高速发展期，伴随着机动化出行的增长和城区规模的飞速扩张，新区的配套功能和服务设施建设逐渐完善。近年来城北高铁站的修建为城区东北方向的开发带来了更多的机遇。在城市外向型扩张的带动下，中山市区商业活动的聚集地已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孙文西路一带和后来兴起的中山路一带，而是向更多的街区渗透，如沿岐江的城西商业广场、向南博爱二路的商业圈、起弯路两侧的城东商业圈、华康路两侧的城北商业圈等，形成了多元多中心的商业结构（图2）。
3。2中心变迁与时空演变
这里主要通过对比中山４个历史时期城市的整体结构变化和中心的区位变化来考察中心演变的时空特点。图3显示了各时期城市尺度（半径n，即不限制半径）的标准化选择度数值的计算结果，并通过由暖到冷的颜色变化对数值高低进行着色。标准化的选择度分析生成了一种更为发散的网络，揭示了城市中普遍存在的双重结构：即由相对数量较少、出行潜力较高的街道构成的前景网络，和填补于其中的由大量较短街道构成的背景网络。前景网络具备高强度交通和密集活动的潜力，构成了城市的主要结构，交织于以住宅为主的、具备低强度交通和分散活动的背景网络之中[15]。直观的对比可以看出，中山城市结构的生长有两个阶段性特点。1980s以前，城市是以老城为中心向外围的有机生长。清末的1910s，城市的结构重心主要位于城墙范围之内，相比而言，孙文西路和歧江沿岸的可达性较低。到了1940s，空间结构的重心随着城市向西、向南的线性有机生长而逐渐迁移，为这两个方向带来了较好的可达性和较多的商业活动。改革开放后大规模的扩张带来了城市结构的巨大变化，1990s的网络结构清楚显示这一变化，外向扩张形成的超大尺度的格网结构包围了老城区，城市整体结构重心外移，新区和旧城主要在老城区东部和南部通过原有的十字大街部分重合。到了2010s，中山外围环状结构的发展更为明显，城市结构的中心性减弱，老城区总体的空间地位进一步下降。即便如此，老城区依然处于城市整体结构的控制之下，在西、南两个方向上保持了与城市其他区域较好的空间联系。标准化选择度的最大值和平均值反应了城市前景网络和背景网络的强弱，前者表示城市各片区之间的结构性连接程度，后者表示各片区内部的联系程度。对比四个阶段网络的选择度最大值，只有1910s时期超过了1。6，在随后的两个时期略有下降，到了2010s下降程度加大。这种趋势说明城市前景网络的主导作用自清末以来在逐渐减弱，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各部分之间的结构性联系相对变得松散。城市背景网络的变化呈现了不同趋势。标准化选择度的平均值对比显示，中山市的背景网络在1940s减弱之后逐渐加强，到2010s达到最高点，说明城市各片区内部的联系变得紧密（图4）。城市前景和背景网络的强弱变化趋势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中山市前后两个阶段城市结构的生长特点，前期以轴向为主的发展强化了前景网络的线性结构，而近二、三十年来大规模的面域式扩张则以现代化的均质格网形态消解了历史的线性结构。研究提取了标准化选择度数值大于1。2的街道，对其以0。1的数值间隔进行着色区分，并与中心的分布进行叠加（图5）。清末时期，标准化选择度数值1。5以上的街道只有孙文中路，1。4以上的街道除了沿着孙文路东西方向延伸，同时从老城区中心的民生路和西侧的悦来路产生南向分支。1。3以上的数值延续了这种分叉的树状结构，直到标准化选择度的数值降至1。2，前景网络依然没有形成环路，呈现出自由伸展的线性结构从不同方向覆盖了大部分城区。民国时期城市的前景网络基本维持了清末的结构特征，拆除城墙修筑环城马路也未能使前景网络形成任何环路。1990s，城市前景网络的中心位于老城区南面的中山路，其他街道的标准化选择度数值全部在1。5以下。1。4以上的数值在中山路两端向北转折，从东西两个方向将1940s时期的城区夹在其中，中间通过民生路与老城区相连，然后沿着孙文中路向东延伸。选择度数值到了1。3之后，城市的前景网络才开始形成少量的格网状环路，主要分布在城区南部；仅有两个环路覆盖了老城区，但他们的尺度相当巨大。1。2以上的选择度数值给城市的前景网络带来了较多的环路，但它们仅是扩大了前景网络的覆盖范围却未在其中形成局部的密度强化。2010s中山的前景网络像是前一时期的放大版，覆盖了更广大的城市范围。标准化选择度最大值仍然在1。6以下，1。5以上的数值依然全部由中山路主导。但与之前不同，标准化选择度数值1。4以上形成的结构并非连续的，除了部分以中山路为依托继续发散外，其他大多以线性的形态散布于城区各处。1。3以上的数值将上述断裂的结构连接起来形成了尺度与形态不一的环路，1。2以上的数值则填补于其中，并在老城区西南一带形成了相对密集的网络化结构。中山市前景网络的结构性变化伴随着中心的位置变迁和多元化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城市的功能布局存在着某些形态规律。在改革开放的大规模城市化之前，城市的结构布局以老城区为中心缓慢向外扩张，轴向有机生长形成的线性结构强化了城市前景网络的中心性，驱动着单一中心的发展演变，向城市不同方向上逐渐渗透。20世纪80年代以后，地形的制约和老城区外围大规模快速城市化形成的现代化大尺度格网截断了原有城市结构的有机生长，城市前景网络的结构由线性转变成网络化发展；由于新城巨大的街区尺度和空间的均质，城市前景网络的中心性被削弱。随着老城区逐渐丧失了作为城市结构中心的地位，原本较为稳定的单中心结构被打破，多个中心在具备高强度交通和密集活动潜力的前景网络中出现。近年来，部分道路的拓建加强了中山新老城区的联系，持续扩张的城市前景网络得到了局部强化，进一步带动了中心的多元化发展和功能分化。
4街道的空间与功能分化
结合中山的历史文献研究，选取了10条历史上具有一定影响的商业街，分别是：孙文中路、孙文西路；悦来路、民生路、拱辰路、太平路、长提路、民族路、南基路和凤鸣路。这些商业街清末时期初具规模，20世纪成为中山的主要商业区。百年之后，虽然街道的风貌、尺度和环境特征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位置和基本形态大体保持了原状。
4。1历史街道的空间演变
这里提取了上述历史街道的网络分析数据，以时间为横轴，标准化选择度为纵轴绘制了各条街道的空间数据变化（图6）。这些街道的共同特征是其中的大多数在大部分时间里保持了标准化选择度1。2以上的数值。他们的空间演变大体呈现四种趋势。第一类街道以老城东西轴向的孙文中路和西路为代表，其空间地位在1940s达到高点之后随即下降，变化的幅度较大。第二类变化包括南北向的拱辰路、悦来路和民生路，他们维持了与孙文中路、西路相近的标准化选择度数值和变化趋势，但空间波动的幅度相对较小。第三类是岐江东岸的一线街道，以孙文西路为界，南称南基路，北称凤鸣路。他们初期的空间地位最低，但后来居上，在随后的时期迅速攀升，标准化选择度数值维持在1。4以上的较高水平。这条沿江路原处城市边缘，因水运而生，清末城墙拆除和民国的码头贸易促进其繁荣。现代中山的城市化进程使得南基路和凤鸣路成为新旧城区之间重要的联络通道，促成了岐江沿岸城西商业圈的形成。如今的岐江桥两端聚集了相当数量的大型零售网点，与孙文西路步行商业街形成互补，延续了中山传统商业的繁华[16]。太平路、长堤路和民族路代表了历史街道演变的另外一类趋势。这三条街道宽度较窄，属于城市支路，标准化选择度数值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时期维持在1。2以下的水平，且变化幅度较小。近代老城区的有机生长和现代外围城区的大规模扩展对这几条街道的影响较小，空间地位情况也反应了他们在城市中所起的作用，现状这些街道主要分布着社区服务网点和以经营大众化服饰为主的小型店铺。
4。2现状街道的功能分化
为了更好地分析空间结构与街道功能分化的相关性，我们通过现场踏勘调查了中山老城区主要街道的商业分布情况，并从商业界面连续性和业态构成特征两个方面对街道进行分类。如果商业沿街面长度达到了街区边长的50%以上，则该段街道为连续商业界面；以此为标准将街道的商业界面分为三类：双边连续、单边连续和不连续（图7）。通过对无半径限制的标准化选择度数据进行简单的统计分析，可以发现这三类街道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双边连续商业界面街道的平均选择度值最高，接近1。3；而零星商业分布的街道，选择度的平均值最低，仅略高于1。1。业态调查显示老城区的街道功能已经有了较明显分化。孙文西路曾经是全市的综合性商业中心，如今成为以文化旅游为主要功能的步行街；拱辰路在民国时期是中山的重要商业街之一，现在成为以灯饰为主的专业街；民生路则成为一条以服饰为主的专业街。此外，老城区南边后来兴起的民权路一带也形成了以手机通讯设备为主的专业街。大型网点的数量不多，主要分布在老城区外围（图8）。现状的重要商业街在城市尺度上占据了优势的空间位置，无半径限制的标准化选择度数值全部在1。2以上；其中大型商场的区位优势最明显，其标准化选择度的平均值为1。37，而专业街当中，与日常生活关系较弱的灯饰街数值最低（平均值约为1。22）。网络的多尺度分析数据统计进一步揭示了不同规模和业态的商业街之间的空间与功能关系的分化。大型商业和服饰为主的街道在各种尺度下始终处于商业街的平均水平之上，其他类型的商业街在较小半径（500m～800m）的步行尺度上分化并不明显。从1500m半径以上的城市中观和宏观尺度开始，商业街的类型之间呈现出显著的空间层级化。大型商业占据了第一个空间层级，服饰和综合性商业形成了第二个层级；最后是手机通讯和灯饰专业街，他们由于更容易受购物目的性的影响，对空间可达性的依赖程度相对较低（图9）。
总结与讨论
本文从城市整体和街道两个层面分析了中山市街道网络的空间结构与中心功能布局之间的互动关联与历史演进。明清时期的中山古城，由于受地形条件或其他因素的影响形成了并不规整的有机形态，后来城市的发展也展现了与其他有机形态的城市相似的演变特点，即中心的位置会随着城市结构的变化而迁移，原有中心逐渐被替代或演化为城市的次中心[17]。这种情况似乎表明有机形态的城市在扩张中更容易发生中心的迁移，而规整的方格网城市如北京[18]、天津[19]等，中心的结构保持的相对稳定，不易被替代。另一方面，中山城市形态的历史演变也显示了自身的个性。清末、民国时期中心结构的线性演变体现了城市动力型的由内向外生长，而后两个时期由外向内的前景网络层级分布则似乎以自上而下的框架固化了城市的主要结构。两种结构的碰撞导致城市整体的中心性下降，外围新城与内部老区之间产生空间竞争，中心由单一模式转向多元化。幸运的是，中山的历史城区未曾经历大拆大建式的更新改造，其中部分历史结构的延续维持了老城区成为城市整体结构的一部分。如果说密集的有机形态路网形成的良好步行环境是城市历史中心普遍的空间特征，那么中山的历史中心由于同时保持了与城市整体结构的关系，即较大的城市尺度的可达性，而延续了活力（图10）。新与旧的结构性关系不仅反应了城市中心的变迁，同时也揭示了微观层面的街道功能的分化，并通商业界面的连续度、网点的规模和业态特点等体现出来。中山城市形态的演变过程伴随着空间重心的外迁和历史城区中心性的降低，城市的开发建设基本集中在新城区；老城区由于建筑老化和居住环境无法满足现代化生活的需要而导致部分人口外迁，呈现出“空心化”现象。在未来的城市更新中，除了改善老城区的交通条件和环境质量，还应该重视从城市结构的角度加强新老城区的空间联系。在较大城市尺度的宏观结构层面改善老城区北面与新城区的联系以及老城区南北方向的通达性，在步行和中观尺度进一步改善老城区内部及其与周边城区的联系；通过多尺度的空间缝合逐渐强化历史城区的中心性，同时让历史街道在现代生活中发挥重要的用。从空间的角度切入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城市历史演变的某些规律性特征。本文的研究表明，空间与功能的关联不仅具有普遍性，同时也可以通过参数化的方式揭示出来。其中，标准化选择度似乎具有一定的指标性意义，例如，该指标数值大于1。2成为中山的城市中心和重要的商业街的一个主要空间特征。当然，该指标是否具有普遍意义尚需更多案例数据的对比。从这个意义来讲，空间句法的网络分析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从参数化的角度对中心的结构性特征进行了定义和识别。这种结构性特征不仅具有城市历史研究方面的理论价值，对规划设计如何保护历史中心的整体性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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