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学术论文

时间：2019-05-11 15:02:45 网站：公文素材库

　　广义上，社会科学是科学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同义语，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社会科学学术论文，希望你能有所感触!

　　在主流社会科学中我们可以分辨出三种主要观点，我也时常称之为“正统的共识”(orthod ox consensus)，这些观点在战后大部分时期的社会学中声名显赫。我认为事实上它们也已经扩展到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中。

　　第一种是自然主义，它主张社会科学应以自然科学为榜样，社会科学阐述问题的逻辑框架也与自然科学相类似。我更愿用自然主义一词而不用实证主义，尽管它们意指许多相同的东西。

　　正统模式的第二个观点是，在解释人类活动时，我们应该运用某种社会因果概念。也就是说，作为人类行动者，我们虽然对我们的所作所为以及何以如此作为的理由知之甚多，但是社会科学家仍然能够证明我们的作为实在是被我们所不清楚的原因推动的。社会科学家的任务是要发现为行动者所不了解的各种形式的社会原因。

　　与正统模式有关的第三个要点(我不打算在此详加讨论)是功能主义。功能主义一般认为社会科学应象自然科学一样，但多半还是承认社会科学不能与经典物理学太过相像，因为社会科学处理的是各种系统，较之物理学关注的现象，系统更类似于生物体。被认为出自生物学的，通常也被假设以控制论为模型的系统概念为许多社会学家视为社会分析的核心概念。

　　正统的共识今天已不再是共识。在社会科学中它曾是多数派，但现在，已经成为少数派了 (在社会理论中肯定是这样，而在经验的社会研究中则未必如此)。那些至今仍在捍卫正统立场的人们仅仅代表了一种观点，此外还有如此众多的理论视角，如常人方法学、各种形式的符号互动论、新韦伯主义、现象学、结构主义、解释学和批判理论等，这个名单看上去可以无限排列下去。

　　局面令人不安。面对如此分歧的理论视角，我们不再能确切知道如何定位我们自己的视角。我在这里谈论“视角”(perspectives)或“传统”而不是“范式”(paradigms)，因为库恩将范式概念引入科学哲学时，他用该词指涉的是自然科学，库恩也正是从这里发展出他的哲学和“范式”的概念定义的。他看到社会科学家之间很少共同点，这与自然科学中的情况完全不同，在那里有着可调适的视角，它们主导了科学领域的专业核心。

　　面对这一纷乱的局面有两种反应。一种是对之大加欢迎，理论视角多多益善。多元的理论比一种特定理论传统独占地位的教条主义更为可取，这种反应甚至在最积极的正统共识捍卫者那里都可以发现。

　　默顿是那些试图将正统共识建构成为一种条理分明的系统的(学者中)代表人物，他先于库恩称这种条理化的共识为社会学的一种范式。事实上，在“范式”现在通行的意义上默顿是使用该词的第一人。他后来的观点与此根本不同了。他开始承认社会学中彼此竞争的各种视角，并视这种情况是积极的和可取的，虽然多少有点勉强。其他学者更是全心全意地拥护多元主义，他们从费耶阿本德(Paul Karl Feyerabend)的科学哲学著作中找来其正当性的证明。在费耶阿本德看来，在科学中同样也应是多元性的视角，而不是只有一种观点，来规范诸多不同的视角。

　　另一种反应是否定的，更多地来自社会科学中主要从事经验研究的学者。这种反应是冷淡的和不屑一顾的，或可用这样一句话来描述，“我早告诉你情况就是如此”。这句话是按这样的逻辑推出的：“我是经验研究者。我看到社会理论家们各执一端，他们甚至对何为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围这样的基本定义都不能形成一致意见。这再次表明社会理论与经验分析是不相干的。我只管继续我的经验研究，让理论家们为他们不同的观点争辩吧”。因此第二种反应进一步证明那些从事经验研究的学者的看法，即理论争辩与他们毫无关系。

　　然而上述立场没有一个是真正有道理的。第一个有缺点，它排除了存在评价诸理论的合理标准的可能性。我坚信情况并非如此。一些理论优于其他理论，某些视角较另一些更富有成果。

　　第二种观点也是可疑的，因为我们不难证明理论争辩与经验研究是有关系的。米尔斯所说的“无头脑的经验论”只能产生无进取心和无积累的工作。最好的经验研究是有理论关照的那种经验研究。理论和经验研究有相对的自主性，不能合而为一。但任何经验研究者都应关注理论讨论，正如理论家应该关注经验研究的问题一样。

　　在当前的社会理论中，在有关何为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何为社会科学的理论构成及它对经验研究的意义等问题上，我们发现了新的综合努力复兴的迹象，其中不少是看似热闹的表面文章，而非实在的综合。我们的确可以了解这些竞争的理论视角的各自优点和缺点，并能感知产生于这种争论的理论发展的大致路线。

　　但我不认为这就可能产生一种新的正统理论。如果我对我已描述过的对立的任何观点有任何同情的话，那会是第一个而不是第二个。我想在诸如何为人性这样的问题上根本说来是可以争论的。对人的能动性问题——这是我们在争论人类行动性质时必然要涉及的——的解释也有基本的难度。但这不能也不应使我们一股脑赞同理论多元论。记录理论走向综合运动的方式是去发现正统共识错在哪里，然后具体指出业已出现的主要的共同观点。

　　首先，主流社会科学，即正统的共识，包含了一个关于何为自然科学的错误模式。社会科学家相信他们自己努力探求的是再创造自然科学宣称要获致的那种发现，但他们的自然科学模式在哲学上是有缺陷的。正统共识所展现的自然科学模式基本上是一种经验主义的模式，它将创造规律的演绎体系视为科学的最高抱负。

　　我不相信还能找到任何一个令人尊敬的科学哲学家，他还相信许多社会科学家所向往的那种自然科学概念。正如在库恩以后的科学哲学中清楚地证明，自然科学是一种诠释学的或理解的努力。在自然科学领域中当然有各种规律，但规律必定是(可以)被解释的，它们必定是在理论系统的脉络中才是这样的。因此自然科学包含了意义的解释系统，科学的本质是关乎理论框架的创造。构建意义的框架实在比规律的发现更为根本。探求构成“科学”成分的规律在自然科学的传统模式中被给予了不适当的首要地位，社会科学家却天真地接受了这种过分的重视。

　　正统共识的最后藏身之所是在种种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教科书中。打开这样的教科书，在最初几页你仍可以发现这样的概念：“解释”就是从一条规律或从由诸规律错综复杂联系起来的系统演绎出一个事件。对于自然科学中大多数解释形式来说这完全是一个谬论，我们也有不止一个的理由指出，它也可能是在社会科学采用的一个完全无益的模式。

　　正统共识的第二个缺点是主流社会科学对人类行动的错误解释。在正统共识看来，如前文所说，人的活动是按照社会因果范畴来解释的。作为常人行动者，可以想象我们知道在我们的活动中我们正在干什么，然而社会科学家能向我们揭示实际上我们是受我们所不知道的种种力量的驱使。正统社会科学是这样看待我们的：好似我们的行为都是结构原因或结构强制力的产物，好似它们都直接出自社会力量的作用。

　　我们在社会理论中必须做的是恢复具有认知能力的人类行动者概念。关于这一点我的意思是社会科学必须重视这一现象：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承认它是人类行动最重要的特征，但是象许多社会科学家一样，我们却常常忘记这一点。社会科学家忘记了绝大多数的我们作为人类行动者所做的是我们有意图的行动，我们了解我们如此行动的理由。所有人类行动者对他们行动的种种条件具有相当的知识，那种知识并非偶然地依赖于他们的所作所为，而是其行动的构成要素。

　　例如，若要在语法上正确地说出和理解诸如英语这样一种语言，就要知道一系列繁复的有关符号的抽象的形式关系的规则、不同的语词用法及对语境的感觉等。为了讲英语我们必须知道这些事;但如果有人要求我们对我们所知道的(语法)给出一个话语的解释，我们会发现颇为困难。对作为语言言说者(和)为语言而存在的我们所实际知道的——和必须知道的—— 知识，我们大概只能给出最不着边际的说明。说语言学家研究的是“我们业已知道的知识” ，这种说法并没有一点悖理之处。

　　为什么正统社会科学家提出的问题和给出的解答常常是错误的，其原因在于他们假定话语意识——给行动的理由以话语的说明——即穷尽了人类行动者具有的认知能力，于是研究者进而求诸结构方面的原因，然而任何人对他或她为何遵循某种特殊的行动路线(的原因)知道的远比其用话语清楚表达的为多。实践意识是基础，社会世界因此而成为我们可以预期的。社会世界的可预期性并非简单“发生的”，如自然界的可预期性那样。它是由组织起来的具有认知能力的人类行动者的实践所带来的。

　　传统社会科学概念的第三个缺点是这样的观点，认为发现社会生活的规律是可能的，这多少是直接类比于自然科学中存在的那些规律。有两类“概括”存在于社会科学中，如果你愿意不妨称其为“规律”，但每一类都不同于自然科学中的规律。考虑一下哲学家彼得·温奇 (Perter Winch)所举的交通信号灯前停车的例子。人们可以设想这里涉及一种“规律”，信号为红灯时则车停，变为绿灯时则车继续行驶。如果你来自不同的文化，先前从未见过汽车，你可能会想象信号灯之间有某种射线让车停下。如果情况果真如此，那它的确是自然主义规律。但我们都知道使车停下的是驾车人都了解有关交通行为的规则，这些行为法规和常规为驾车人的行为提供了理由。

　　如果社会科学家研究的只是作为驾车人的常人行为，得到的也只是他们差不多全停在信号灯前之类的发现，这对现代社会中的大多数常人行动者来说未免乏味。驾车人当然已经知道他们停在信号灯前，并且知道为什么停车，因为这正是通过采纳常规来解释他们正在做的事。这样一种概括，若不是人类学的工作重新发现它的意义，全然是老生常谈。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的一项任务就是阐述诸文化何以不同、诸常规何以不同、不同文化背景中的可预期性何以大大依赖对常规的不同认知。

　　第二种意义的“规律”更接近正统共识中确立的种种概括。这涉及到人类行动的无意后果。我们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以有认知能力的方式行动——我们全都以某种方式知道我们正在做什么并且知道为什么这样做——是真实的。然而，正如韦伯所强调的那样，虽然我们全是有意图的行动者，我们行动的范围总是持续地逸出于激起行动的意图和目的。

　　正统共识的支持者一心想的是由有意的结果产生的社会因素——社会因素当然也成为社会中的行动者行动的条件。自然主义的社会科学关注的那类概括是建立在普遍化的无意后果的假设之上的。“规律”在这里可以按一种接近于自然科学中的类似规律的概括形式来理解。我将称这类概括为类型2概括。类型1概括则依赖社会行动者基于认知能力而对规则和常规的遵守。

　　类型2概括的确存在于社会科学中。事实上，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目标就是去发现这类概括。试举一个存在“贫穷循环”的例子。贫穷地区的学校设备简陋，学生得不到鼓励去追求学术价值，教师的任务只是控制课堂上的秩序。孩子们离校时，他们从这样的学校得不到合格的训练，只能谋求相对低薪的工作和住在贫民区。他们的孩子也就在这样的街区上学——于是贫穷便循环往复。

　　然而，类型2概括从未正好对应于自然科学中的规律，准确地说是因为它们所假定的因果关系是基于有意行动的无意后果。人类行动者的认知能力是变动的，因此所有这类概括确实都是可变的。在类型1概括(行为的规则和常规)与类型2概括(基于无意的后果)之间存在一种内在的联系。在一特定的行动脉络中，人们依其对常规的认知所做的事会随时间的进程发生变化，从而影响类型2概括。

　　社会科学不可能是纯粹“解释性”的。不这样想就会犯根本的错误，认为类型1概括穷尽了社会科学对于人类行为的理解之功的观点便是如此。另一方面，自然主义的立场也是错误的，因为它假定通过确立类型2的规律，我们便能全面解释人类行为。全部的社会科学其实都基于这样一种前提，即在特定的历史境况下，

　　(才能)去理解依据常规的有认知能力的行动与通过非意图方式发生的社会再生产之间的关系。

　　正统共识逻辑上的缺点导致的一个后果是，它对启蒙的性质持有一种简单的观点，认为社会科学可以对普通个人进行启蒙。这个模式(关于启蒙的传统观点就是基于它之上的)还出自与自然科学的直接比较。通过向我们展示许多我们先前获得的关于世界的信念都是虚假的，自然科学因此被认为导致了启蒙。社会科学中的启蒙便等于对虚假信念的批判。

　　一旦我们考虑到类型1和类型2的概括之间的种种差异时，上述观点的错误便很清楚了。只要行为的发生是运用行动者能认知的常规的有规律的结果，其所具有的逻辑意义就是：行为是不可能基于虚假信念的。这就丝毫不奇怪社会科学家对人们行动的重新描述何以是令人乏味的。这样的描述只是对该文化环境以外的人才是信息，被观察到的行动在此环境中发生着，显然与对虚假信念的批判是不相干的。

　　社会科学的人种志研究当然是重要的。我们全都生活在独特的文化中，它不同于分布在世界各处的其他文化，也不同于经过历史分析复原的那些文化。此外社会科学还可表现——或者说以话语的形式表现——常人行动者在其行为中以非话语的方式使用的共同知识(mutual knowledge)的方方面面。“共同知识”一词涵盖了各种各样使社会活动有意义的实践技能。戈夫曼也许比任何别的作者都更清晰地说明了共同知识的细节是如何复杂、微妙、却又被管理得如何例行化。这里的情况与语言学极其相似。语言学旨在了解：为了能说无论怎样的语言，语言的使用者知道什么以及必须知道什么。然而，为了能说一种语言，我们所了解的大部分知识都是非话语形式的，语言学告诉我们业已知道的知识，但是这种形式是一种不同于表达这类知识的平常方式的话语形式。

　　对于这些可能的启蒙形式我们还得加上无意后果的影响。行动者总是知道他们正在干什么( 根据某些描述或可能的描述)，但他们行动的结果往往会偏离他们的意图。这里我们将发现有趣的问题与令人困惑的问题都交织在一起。

　　自然主义版的社会科学的说服力恰恰是基于这样的观察之上：社会生活中的许多事件和过程并非任何投身的参与者所期望的。在自然主义看来，正是社会制度外在于个别行动者的目的，使人得以了解社会科学所要达致的任务。

　　由于无意后果无处不在，意味着我们必须捍卫由“主流学者”发展的社会科学而反对更多诉诸“解释的”(社会科学)观点。但是自然主义的社会科学不能切中问题实质。对自然主义社会学家来说，社会过程的非意图性质支持这样的观点：社会生活是由行动者所浑然不知的力量支配的。然而，主张社会生活或制度的某些方面并非那些参与者的意图是一回事;而认为个体行动者被多少决定其行动过程的“社会原因”所驱使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正确评价行动的无意后果，远不是强化上面的结论，而是要引起我们重视熟练处理人类行为的有目的的性质的重要性。所谓的非意图的性质甚至都无法刻画，除非我们清楚意图之性质为何;我愿争辩，这实际已经设想了一种关于行动者理性的解释。

　　有关人类行动的无意后果的作用，可以提出几种不同类型的问题。例如，我们会感兴趣为什么某一特定事件发生了，尽管事实是没有人想要它发生。历史学家因此可以追问，一战为什么会爆发?虽然当时的交战国没有一个能想到其行动会产生这样一个结果。

　　这类向来让自然主义社会科学家们着迷的问题却是关系社会再生产的条件问题。或者说，他们试图证明社会制度具有超越个人所参与的特定互动情境的性质。在这里功能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结合有其特殊的功用。因为功能解释的要点通常是证明使社会制度存在和持续的种种理由，这与行动者为他们如何行动所持的那些理由大为不同。

　　部分的是对功能主义修正地批评和考查的结果，有一点已经变得显然，即对制度再生产的论证已不能再诉诸于各种社会需要，除非是以“好象”(asif)之类的非真实条件句式陈述的理由。一种完全值得赞赏并通常是必然的提问是，为了维持一堆现有的社会制度，必须满足怎样的条件。而这类问题是设想对社会再生产机制进行分析，它本身不提供也不会自行给出关于各种再生产机制的解释。所有巨大规模的社会再生产都是在“混合的意图”下发生的。换言之，社会制度的持续存在乃是行动之有意和无意结果的混合作用。对混合方面必须加以仔细地分析，它们也是历史地发生和变化的。

　　各种社会再生产的情形构成一个范围，在此范围内可将受到高度监控系统再生产的情况与那些包含一种对无意后果反馈的情况区分开来。对系统再生产状况的监控无疑是一种现代现象，它与现代社会的出现和各种现代组织的形成联系在一起。

　　针对以“x的功能是……”这样形式的命题对社会再生产所做的解释，可以提出双重反驳：第一，正如前文已经指出的，这样一个命题没有解释价值，用于说明社会行动时，只有以非真实条件的句式，该命题才有因果上的可理解性;第二，该命题的目的性概念含义不清。在系统再生产受到高度监控的情况下，(行动者的)目的与社会制度的持续之间的联系是直接和深入的。而在一种非意图的反馈发生作用的地方，再生产过程的机制则全然不同。辨别这些差异是基本要求。

　　这些思考虽然复杂，但对分析社会科学的实践影响却有重要的意义。主流社会科学——惯以纠正常识为己任，这就是偏见。我指常识为行动者关于社会生活的陈述性信念和社会再生产的条件。考虑到他们的自然主义观点，正统共识的支持者设想社会科学的实践内容具有一种技术形态。社会科学纠正行动者关于社会行动或制度的虚假信念。如发生在自然科学中的情况一样，随着我们对社会世界的了解不断加深，我们就可以改变它。这种观点在社会科学中有其深远的渊源，至少可追溯到孟德斯鸠，并为孔德、涂尔干和所有自然主义版的马克思主义所强调。

　　假如前面的论点是有效的，这样一个观点也是站不住脚的，至少在象这些学者发挥的这种观点的形式上是如此。社会科学的确也包含对常人行动者所持的关于社会世界虚假信念的批判。但这些批判的概念和理论得以构成的背景、其实践的意涵与自然科学的(概念)大为不同。社会科学关注持有观念和创造观念的行动者，他们会对他们的行动以及如此行动的条件做理论概括。今日的自然科学，正如已经在新近的科学哲学中所澄清的那样，也是关涉解释学的。科学是一种解释的努力，各种理论在此努力中建构意义的框架。但与自然科学不一样，社会科学涉及一种双重解释，因为在那里发展出来的概念和理论，理论要发生效力的那个世界，是由进行概括和理论思考的个人的各种行动构成的。社会科学不必向身处其中的行动者解释社会世界的意义。正相反，社会科学的技术观念必然是寄生于常人观念之上的。正是在此意义上的，如温奇所说，技术的社会科学概念逻辑上与日常世界的概念相联系。要写出有关人类行动的真实叙述，须设想社会学的观察者已经获得行动者据以指导其行动的共同知识。要能够描述行动者在任何既定的行动脉络中的所作所为，条件是能够在该生活形态中“过日子”。

　　温奇所完全未曾考虑的是，社会科学的概念是被制造来分析社会世界的，却又反过来被纳入这个世界。自然科学的概念和理论则完全与“它们的”世界隔离：自然的客体世界。与自然科学成就所显现的丰富创新性相比，这种吸纳过程有助于说明社会科学发现的明显的平庸性。

　　社会科学的平庸性已成为主流社会学从业者忧虑的一个主要来源。为什么社会科学产生不了类似自然科学发现那样的关于社会世界的发现?如果这类发现不存在，我们似乎也就不能发明可以作为社会科学的实践内容之基础的各种社会技术。不过这一观点是错误的。自现代伊始，社会科学就对社会世界具有并继续具有一种深广的实践影响力。事实上可以认为社会科学对社会世界的改变效果实在远远大于自然科学对于“它们的”世界的变化之功效。但社会科学的实践影响并非主要是技术的影响。而是通过社会科学的概念被吸纳到社会世界中并成为它的构成内容来发挥作用。当社会科学概念为常人行动者所接纳并融入社会活动中，它们自然成为社会例行实践中人人谙熟的要素了。它们的原创性在丧失，即便最初它们在被建构时如同自然科学中的任何新发明那样新颖无比。

　　社会科学的早期历史与15和16世纪的政治理论的出现有密切关系。在马基雅维利和其他学者的著作中诞生了政治学的新话语，内容包括主权概念和政治学概念本身。正统社会科学家或许会设想这些理论家只是在描述社会生活中正在发生的变化。他们当然是在描述这样的变化，但并不仅仅是描述。政治科学话语的创新有助于建构如今的现代国家。思想家们并非仅仅描述一个被独立给予的世界。若没有主权概念，现代国家就是不可思议的。进而，主权概念是一个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现今全都掌握自如的概念。无论何时只要我们使用护照从一国旅行至另一国，我们就在表明对主权概念、公民概念和此范围内的相关概念的某种实践的把握。不存在对一个被独立给予的国家制度的世界的单纯描述，这些描述参与建构了那些制度。

　　经济学新话语提供了第二个例子。人们可以设想早先的经济学家只是描述发生在19世纪社会的一系列变化。他们当然在描述变化，但他们也在做更多的事。经济学话语也建构性地进入如今的工业社会中。如果日常行动者不能掌握诸如投资、风险、成本甚至经济学概念的话，工业社会是不可能存在的。

　　这样，社会科学的概念不可避免地为常人行动者的理论和实践所熟悉，不会局限为一种专业的话语。社会科学与社会世界的关系并非是中立的，如同一种技术改造的工具那样;批判也不能限定于仅仅针对虚假的常人信念。双重解释的含义是，社会科学家不得不对社会变化的结果怀有警醒意识，因为正是他们的概念和理论对他们力求分析的社会产生了改变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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