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科学家发话说，“我要严厉批评一个口号，即所谓‘人要敬畏大自然’”。一时间社会上有许多争论。其实，“无须敬畏自然”、“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等等，这是二十世纪的中国常识。我偶然翻旧杂志，读到《诗刊》１９６２年第五期就有：“站起来的人民要改造一切！旧世界、大自然、全宇宙……”，我记得在过去，“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简直就是中国乡村的日常标语，在哪个村都可以看到。那位科学人士的言论并非什么石破天惊的高论，而是小学生都知道的常识，二十世纪以降，汉语教科书日复一日，通过政治、语文、地理、物理、化学、生物等等课程，用这种思想──“自然不过是一个可资利用的对象”，教育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无须敬畏自然的思想，是“五·四”以来教育的基本核心，没有人可以逃避这种教育。
恰恰相反的是，中国古代敬畏自然的思想已经成为异端、另类、迷信、愚昧。连中医一度都被作为迷信来消灭。假设让今天所谓敬畏自然的少数去与相信科学的大多数就某个决策进行辩论，恐怕后者只要一搬出“科学实验证明、科学结论……云云”，前者就只有唯唯而退。敬畏自然简直只是一首无用的诗，今天运转一切事情的道理其实都是科学。例如，链霉素的推广，最初也是因为“科学实验证明……”，后来导致成千上万的人耳朵聋掉，也是“科学实验证明……”。当年在黄河上建水坝，也是科学结论。过了几十年，发现科学结论有问题，就不提了，对科学绝无一句微词。麦当劳上市，也是在各种科学数据支持下风靡世界的。最近呢，“营养专家指出，汉堡包、薯条等可引起体内激素变化，使食用者上瘾，造成难以控制进食量。研究中还发现汉堡包、炸薯条、炸薯片、薄脆饼、烤猪肉、水果甜品上的棕色脆皮、饼干、蛋糕等食品中含有大量丙烯酰胺。已知丙烯酰胺是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食品经高温煎炸、烘焙或烘烤后所产生的自然副产品。丙烯酰胺可导致基因突变，会损害中枢和周围神经系统，诱发良性或恶性肿瘤。专家认为，这一发现解释了西方国家肿瘤高发的原因。世界卫生组织规定，每公斤食品中丙烯酰胺不得超过１毫克。但目前麦当劳、肯德基等出售的薯条中丙烯酰胺的含量高出该标准约一百倍，一包普通的炸薯片超标约五百倍，面包、蛋糕和饼干中丙烯酰胺的含量也都超标”。这也是科学结论。一切决策，即使后面依然隐藏着不可知，只要搬出“经过科学的……”，一切争端立即烟消云散，也不能再争议了，执行！科学俨然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另一位新上帝。
敬畏自然这个道理，很容易说得语无伦次，谬误百出，与注重实证、逻辑的科学争辩，敬畏自然听起来只是些无从证实的感觉、直觉，完全可以扣上迷信的帽子。科学家已经看出破绽了，中国古代有过敬畏自然的说法吗？自然又怎么敬畏呢？它是一个神？敬畏自然的一派着急，也去西方理论中搬来什么“环境保护”、“绿色文明”、“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听起来像是在为某种权宜之计辩护，似乎“敬畏自然”，只要国家环保局之类的机构强硬起来就够了。
争论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自然对于中国是什么？只是生存环境？或者开发利用的对象？
去年在纽约我曾经参观美国大自然历史博物馆，那个叫惊心动魄！作为在“侣鱼虾而友麋鹿”以“抱明月而长终”（苏轼《前赤壁赋》）为人生最高境界这种文化传统里面长大的人，我在里面真是感到恐怖、极不舒服（我幸运的是，“文革”时期学校的关闭，使我逃脱了科学主义的网罗，中国传统依然暗藏在民间社会的草根中）。自然中的一切，不要说天上飞的、地下爬的，就是草根下面的土壤也一层层翻出来，测量、分类、解释、标签，做成各种各样的标本。到处是动物尸体，我从未看到过那么多的死鸟一大排地挂在墙上。这个博物馆完全是一个大自然的停尸房。美国孩子在里面欢天喜地，老师领着，一一讲解，这是他们的文化传统，自然对于人，只是一个供人类研究、解剖、实验、开发、利用的对象。在这个博物馆里面，从经验上讲，我只是一个中国小孩，我是平生第一次见到这么多动物的尸体，我感到害怕、疲惫。
中国的文化传统不同，中国历史当然也有对自然进行征服和改造的这一面，但它更是“道法自然”的文明史。中国文明可以说就是敬畏自然的、道法自然的文明。自然对于中国来说，是道之所在，是文明的灵感源泉，是中国人为什么活着不是仅仅为了吃饭之根本意义所在。自然，是中国万事万物之道。中国人不会问什么“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何处去”之类的问题，因为中国的道就在自然之中。
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一切都要以道为法，道就是万事万物的是其所是、自然而然的不可解释的来由。冯友兰说：“道之作用，并非有意志的，只是自然如此。”最后，道法自然，自然是包括道在内的一切之母，“譬道之在天下，犹川谷之于江海”。混沌是一种自然天成的和谐秩序。鹰在天空，蛇行于地，“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苏东坡），“人居其一焉”（老子），是没有什么道理的，无名天地之始。天地无德，天地不仁，“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只是自然而然，是其所是。天、地、人都是道的体现，“天地之大德曰生”，世界的种种关系、秩序是道决定的，不能随便改动这种秩序，顺其自然就是道，人要顺天承命，随遇而安。道就是无为。它是不可知不可道的道，孕育着道的是自然，自然是道的根本所在，道法自然。“与物委蛇，而同其波，是卫生之经也”。
这种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文明。中国人讲哲学，要从自然取譬，“上善若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汉语之所以是隐喻特别发达的语言，与道法自然有关。文以载道，这个道不是现在的意义、主义、意识形态、道路、路线、主旋律。这个道是自然而然之道，不可道之道，非常道，这个不可道的道只可以通过语言来暗示，语言是道的隐喻、象征。汉语是最有诗性的语言，因为汉语一直被作为一种道法自然、隐喻大道的方式来发展。汉语的所指特别丰富，而能指有限，因为语言的价值主要在于对道的象征，而不在于分类命名。汉语的最高境界是“无迹可求”，“似花还似非花”，“言近旨远”，因为道是无法说出来的，只可以通过语言的蛛丝马迹来暗示。说，但是说的是无，因为道是无。道是无，但是它要通过“有”来体现，随物赋形。文、语言是有，只是“道”的迹象、痕迹。无才是道本身。可以直接说出来的不是道，是理。万事万物各有其理，可以通过格物致知，但理上面还有一个万物万事万主万理归一的道。老子五千言讲道，他从来没有直接说出道是什么，他说道的方式，只是描述、象征、旁敲侧击，因为道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只是陈述了一个“是其所是”的事实，什么也没有说，但道已经在其中。
文学艺术道法自然。“大块假我以文章”（李白），所以山水诗歌、山水画是主流。长江曾经使黄山谷觉悟了书道。他说：“晚入峡，见长年荡浆，乃悟笔法。”
中国昔日最伟大的诗人都是自然成就的。从《诗经》、屈原以降，谁不是“大块假我以文章”。长江是中国最伟大的道场之一，就像印度人通过恒河觉悟到佛教的意义。昔日的诗人都意识到长江对他们生命的意义。这河流流淌着的东西是书本上永远找不到的，那种隐蔽着的东西可以启发人的心智，令诗人在人群中出现，令诗人在诗人中成为伟大。去夔出峡是一种伟大的中国经验，它曾经造就了许多伟大的诗人，李白去夔出峡，从此进入天下，“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杜甫来到夔门，写出不朽的诗歌：“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伟大的青铜之声，过了千年，我这个刚刚诞生的读者进入夔门穿过三峡的时候，依然像陆游感叹的那样“顷来目击信有证”，被他们语言的神力所震撼。
日常生活道法自然，中医讲究的是调和阴阳，顺其自然。死亡并不可怕，是自然而然的事情。食物讲究的是自然天成，味道。居家也要顺应自然，雕梁画栋、鸟语花香的园林，都是对道的暗示。随便翻到袁中道１６０８年的日记：“李阳驿有小渠者二，皆石峙其中，小舟左右出入，垂杨复渠，人家对住，真栖隐佳处也。”
中国的思想是道法自然的结果，中国文明是道法自然的文明，中国的日常生活是道法自然的生活，在中国，可以说，上帝就是自然。你说是敬畏自然也错不到哪里去。此岸、此在，就是彼岸，自然在中国世界是包含着上帝那样的意思的。
简单说，西方思想就是要用人的道理来重新安排世界，它当然要颠覆自然的原始秩序。西方文化最大的道理就是比自然还伟大的理性、逻辑（应该看到，西方在二十世纪已经对此有所反思。从尼采以来，对科学、理性的怀疑已经成为时髦的现代思潮，对自然的疯狂开发已经有所收敛。而中国当代，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还停留在张扬理性、科学启蒙时代）。
中国道法自然，西方注重理性、主义。这些思想无所谓是非，重要的是它们决定了不同的文化和生活方式。
西方的心不是安放在自然中，而是安放在教堂中。自然大地是中国人的教堂，中国人安身立命、心安理得的所在。长江黄河在科学看来，只是水利。在李白杜甫看来，那是道之所在。所以李白杜甫写的是“黄河之水天上来”、“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河流充满神性。
在当代诗人那里：“黄河像一个巨人，在这里困囚了千万年……”如今：“它把光明和动力，通过没有尽头的输电线，远远地送入大戈壁，高高地送上祁连山”（冯至）。这是近代以来文学对自然的新认识。有今人说：“有人愿意崇拜大自然，那当然是其信仰自由，虽然我本人想象不出对蚊子、臭虫、病毒、病菌、地震、海啸这些大自然的产物有什么好崇拜的。”瞧瞧，这就是今天的人理解的自然！当然没有什么值得崇拜的。
是的，已经完全不再敬畏了。争论过了，要开发哪块地堵哪条河还不是由人家开发。我只是担忧，博尔德·约翰·立德们开发解剖实验分析利用完毕，也可以置“京都协议书”于不顾，找个教堂进去呆几分钟也就心安理得了。我们这个没有虚构出一个上帝、彼岸的民族，把生命的意义完全寄托于自然、寄托于大地，我们去哪里安心？
最近看比利时图森的小说，许多新潮青年奔走相告，作为最新的先锋派来崇拜。那小说写的是世界末日，卫生间里的生活。多乏味的文学。一切未来就是这样，没有自然了，世界向室内转移，向虚拟转移，向各种开关、按钮、键盘转移，没有细菌，一切都经过科学程序的严格消毒，卫生、干净、搞定。
我曾经在中国的历史博物馆的工艺品中看出中国文明发展的某种过程：先是陶，泥巴直接来自大地，之后鼎出现了，青铜，沉重地扒着大地、抓着大地，害怕它失掉似的。然后是俑，站在大地上，要去征服什么了。唐是骑在马上的，意气飞扬，大地辽阔。到了宋，文明好像就坐下来了，向形而上的理转移，存天理，灭人欲。有明一代，文明还是瘦的。往清，理逐渐成为形式，考据、繁琐、装饰、肥荡、洛可可风格，宣纸越来越多，用钱穆先生的话说，已经成为纸上的文化。从大地上到马上到坐下来到纸上，这是一个逐渐脱离大地的过程。清的腐朽灭亡，与它的文化是纸上的死文字有太大的关系。１８４０年，西方列强其实是用军舰大炮对付一张宣纸。道不同，是可以变天的，西方对中国原汁原味的“天”感到惊奇，如此巨大的资源，却只为几幅水墨画和山水诗服务，真是不可思议。中国二十世纪激荡的是要重新脚踏实地的冲动，激烈的反传统运动基于过去二三百年来的清朝历史，但它从西方接受的“道”却是与中国五千年历史形成的道完全对立的东西。中国抛弃纸上的空洞文明重返大地，但不再是大地的敬畏者和葆光者──“人不是在者的主人，人是在者的看护者。人在这‘更少’中并没有失去什么；相反，他是有所收获的──他抵达了在的真理。他获得了看护者的本质的赤贫”（马丁·海德格尔）──而是征服者。自然不再是道的载体，而是可以开发利用的资源、对象。人与大地的关系不再是天人合一，而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资源与利用的关系。如同希腊神话中会点金术的国王弥达斯那样，凡是他触摸到的东西，即凡是被他拉入魔法的东西，尽管它们不是马上变成了金子，但是马上获得了价值。接着，未来的中国博物馆要出现的是什么呢，我可以告诉你：马塞尔·杜尚先生的小便池，但有中国特色，是马赛克瓷砖制造的。
有关资料表明，在中国人对自然的改造已经成为自身存在的威胁──“水利部副部长翟浩辉近日表示，目前我国农村化肥、农药、除草剂、农膜的大量使用已经造成了严重的污染，许多河道发黑，河岸杂草丛生，垃圾成堆；不少农田土壤层有害元素含量超标、板结硬化，农村水环境的恶化不仅危及农民的身体健康，也影响了农产品的安全。‘许多乡村特别是乡镇企业发达地区和开发项目比较多的地区，很难找到一块净土、一方净水。’翟浩辉说。在很多农村的沟渠河道正遭受着工业废弃水和生活垃圾污染的同时，水土流失尚未得到有效控制，边治理边破坏的现象依然存在，目前全国还有二百多万平方公里的水土流失区亟待治理，任务十分艰巨。此外，全国广大草原也由于持续干旱和超载过牧，加之牧区水利建设长期滞后，导致草原退化、沙化严重。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相比，天然草原载畜能力下降了约３０％，而载畜量却增加了４６％。翟浩辉指出，目前全国牧区３３．８亿亩可利用草原９０％出现不同程度的退化、沙化。一些生态严重恶化的地区，河流断流、湖泊干涸、湿地萎缩、绿洲消失，生物多样化减少，有的地方丧失了人类基本居住条件。近五年来，牧区已有二十六万人不得不搬迁移居。”
“珠江口沿岸经济发展迅速，工矿企业较多，上游及沿岸的工业区和居民生活污水均排往珠江，而且大部分污水未经处理，对海域水质造成了极大的影响，以至于珠江口海域已成为全国第二大严重污染区。据有关资料显示，排入珠江口的各种污水量每年超过二十亿吨，其中城镇生活污水占７０％，约有四分之三以上的城镇生活污水未经处理就直接排入。近年来围海造田促进了养殖业的发展，养殖场的饵料投放量极大，海水富营养化程度大大增加。据2003年分四十一站布点取海水各层样本分析得出的水质状况，仅有两个站点处于中度污染，其余皆为重污染。”
“青海藏高原三十年来冰川面积年均减少１４７．３６平方公里；重度沙漠化土地是三十年前的三倍。”
道法自然，也是道发自然，自然毁灭，道也就没有存在彰显的地了。大地死去，道将隐匿。对于西方人来说，自然的毁灭也许无所谓，因为复活的意义不在自然，而在上帝、彼岸、真理、主义。美国在伊拉克想的就是这回事情，博物馆被抢掉无所谓的，炸得满地窟窿是无所谓的，大地燃烧无所谓的，只要主义真。对于中国人来说，问题要严重得多，中国人喜欢说身心，有身才有心，身在前，心在后，有自然才有道，如果身已经不存，道又如何感悟呢？所以，守着空气污染、江河湖泊死去，没有鱼虾麋鹿、没有“浅草池塘处处蛙”、没有“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秋水共长天一色，落霞与孤鹜齐飞”、“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不自然的世界，主义再正确有什么意思呢？人生又有什么意思呢?
今天，敬畏自然太虚妄了，你怎么对抗科学的专政？五千年的传统奈它何啊！三十年前，我还亲眼在昆明附近的农场看见豹子，我已经成为这个城市最后几个有过这种经历的人。三十年前，我还像马匹那样弯腰直接饮滇池的天赐之水，现在它已经成为死水。那些主张敬畏自然的人太虚弱了，他们其实只是与上帝先生商量一下，可否稍微根据中国的传统修正一下，至少留些地给我们安心吧，多少顾及一下“天行有常”吧。在哲学教授那里“道法自然”可能是一部部煌煌巨著，但在普通百姓那里，“道法自然”可能不过是对麦当劳炸鸡的轻蔑或者恐惧，不过是在过春节的时候，千方百计托乡亲从故乡带回一只“纯天然”的土鸡。但不可轻视这只鸡，它意味着“道法自然”。人们对科学上帝的怀疑正在通过对原汁原味的迷信，对一只用传统方法饲养的土鸡的质量的信赖上表现出来。科学成为一切的惟一尺度、主宰、上帝，危险就开始了。粮食是可以信赖的，但是科学创造的粮食，则是不确定、不保险的。那不是粮食本身，那是关于粮食的实验，猜想，粮食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也许是好的，也许是灾难，只有木已成舟的时候，人们才会知道。人类今天已经大量地生活在科学导致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之中，古代世界的无可置疑已经被全面摧毁，因此昔日普通无比的一个乡间土鸡下的蛋才会身价百倍。“智慧出，有大伪”，这个大伪就是“人们就在不可能生产出确切性和保险的地方，要求这种确切性和保险”（韦伯）。科学的不确定性和权宜之计被掩盖起来，人们以传统的信任大地的经验去信任科学，他们最终会发现，表面看上去坚不可摧的科学堡垒里，一切其实都是不确定不保险的，都是此一时彼一时，走一步算一步的。有良知的科学还“大胆的假设，小心地求证”，在良知阙如，惟利是图的社会，所谓“科学”，简直就是灾难。
印度洋最近发生的可怕海啸使人类再次意识到在伟大的人类后面，还有他无法预测战胜的东西。世界并没有被搞清楚，被控制住，没有被搞定。爱因斯坦早就明白这一点，当这位物理学巨人抵达物理学终端的时候，发现藏在那里对他挤眉弄眼的是一个叫作“不可知”的幽灵，他依然在途中，黑暗依旧。但爱因斯坦被忽略了，他仅仅被视为人类的胜利之一，而忽略了他只是过程之一。
印度洋海啸使我们重新回到古代世界的黑暗中，“道发自然”，世界在根本的方面并不以人类的意志为转移。在印度洋沿岸，过去多年来，人们已经散布了无数最后的、终极的、不朽的神话，人们用无数的科学理论、技术手段、财富和事实向那些游客和居民保证，一个不朽的王国已经被设计并建立起来，无数的水坝、钢混建筑、塑料、玻璃、公路、堤坝、水库、别墅、度假区、美国式的生活模式、“最后之人”（福山）的极乐海滩……以及电视台好莱坞式的华丽镜头中的种种宣传，已经令人们相信，一切都在依据人类的意志转移，并且不可逆转，历史“只有一个终点”，人的胜利辉煌无比，未来不过是当下的无限累积而已，只有更好，不会更糟。一切都已经解剖、测量、分类、理解、估价完毕，一切都已经搞定，哦，历史已经终结。
海啸就像一只巨手忽然掀掉了白色的餐桌布，不朽的生活天堂只是一张餐桌而已。顷刻之间，十万之众，以及他们在一秒钟前还沉浸其中的不朽王国已经烟消云散。人们赤身露体，重新开始思考：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何处去。历史并不能终结历史。终结历史的在历史之外。
海啸铺天盖地而来，那是一个复活的时刻。我们的意志一直在把大地视为一具可以依据我们的理解随便解剖、定义的尸体。我们把上帝想象成一个具体的对象，我们想象的复活只是某个死去千年的男人忽然从裹尸布里面爬出来的闹剧而已。而这才是复活，瞬间，我们关于未来和幸福以及财富、社会制度等等的许诺瞬间消失，在海洋的可怕咆哮中，人类重新被抛回古代的黑暗。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老子说过，天地不仁。天地并不根据文明的价值许诺来运转世界，在未来或者过去的一切历史中，天地无德，大地并非人类独享。“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复活，意味着一切重来，重新开始，一切都不算了。
敬畏自然并非迷信，而是意识到，“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印度洋海啸令人类再次意识到自己西西弗斯式的命运，我们的一切努力无非是把巨石推向山顶，最后它还是要滚下来，那就是复活。一切关于终点、结局、大团圆、最后的某某的许诺都是虚妄的，最后滚下来的是那个巨石。人类历史的意义在于过程，在于从山脚把巨石推向山顶的这个周而复始的过程，但我们总是忘记这一点，我们许诺各种必然的神话，我们试图依据某种图纸来一劳永逸地成功，我们吹嘘我们就是那个可以把巨石悬于山顶而不坠的终结者。历史被理解为规律、教条和必然性，可以预测并设计的，惟一的方向，朝着千年王国，孤注一掷。可是当海啸袭来，我们忽然发现那曾经无比肯定、甚至以血的代价换取的一切，那些千年王国中的神话是如此虚妄。
人类当然要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仅仅是人类的历史而已，而不是一切的历史。人类今天已经狂妄到以为自己可以创造一切历史，甚至大地的历史。海啸来袭，使这种虚妄的自大再次破产。印度洋沿岸在海啸之后将继续他们的生活，他们要重新把滚下来的石头推上去，只是推上去而已。什么时候滚下来，不知道。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二十世纪对此嗤之以鼻，尤其是在这个国家出现红卫兵之后，天不怕，地不怕，彻底唯物，无所畏惧。问题是，大人你可以不畏，圣人之言你可以怀疑，但天命可不管你畏还是不畏，海啸才不管你怕还是不怕，是小人还是君子，是迷信还是科学。
畏天命，敬畏自然，并不是无所作为，并不是反对科学，而是反对科学独裁。天命就是不可知。敬畏自然已经没有什么意义，永远不会大权在握，不会行政，如果你通过环保什么的去敬畏自然，你已经不是“道发自然”，只是以权宜之计对付权宜之计而已。但敬畏自然还是要谈的，算是一种迷信或者诗性大发吧。起码在吾国它有助于一种弱势舆论，有助于人们敬畏之心的重建，有助于记忆的保持，有助于人们认真地想想自己的传统，那五千年真的只是在“吃人”？人是什么，只有理性启蒙、文艺复兴的“人”才是人？“道法自然”的人就是“非人”？尼采以降的西方思想不是已经在“上帝之死”到“人之死”的思想进程中质疑着“人”的合法性了吗？福柯为什么要跑到光辉澡堂去用自己的身体表达对无法摆脱的科学逻辑理性世界的彻底绝望呢？我们时代有一个最大的政治正确，无论左派右派，都承认它的合法性，那就是一切正确都来自西方，非此即彼，非左即右。西方就是科学，在这方面，我们思维方式真的是非常原始。当科学被神化为无所不能的上帝的时候，科学恰恰是非理性的，而道法自然，却理智得多。难道不是吗，在科学的旗号下，我们干了多少非理性的疯狂的事情？“文革”不也是号称用的是科学理论么？别担心，关于敬畏自然的嗡嗡只是有助于像一只土鸡阻挡高速列车的钢轮那样，渺小地遏制一下那种冷血的“我死后，管它洪水滔天”的时代风气，在那冷血巨人的火炬眼球上戳个小小的梗。
你要修建水坝，那就是一个水坝，你已经把巨石推上了山，你不要同时把巨石推上山，又信誓旦旦说什么这石头永远掉不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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