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旗飘扬的舰队》是姜鸣在十年前出版的第一部专著，详细记录了中国近代海军创建发展的曲折历史，总结了清末海军近代化失败的历史教训。以下是“龙旗飘扬的舰队读后感”，希望能够帮助的到您！
战争永远不只是军事装备和人员数量的临阵比拼，而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对抗。
合上一本中国近代海军史，感触最深的就是这句话。清朝海军自1840年至1911年的六七十年里，历经大大小小数百场战役，几度沉浮起落。既有南北并举，船政工业迅速发展的曙光，有北洋海军坐拥“远东第一舰队”的辉煌，也有马江与甲午的苦痛与无奈。多少年来，回顾这段历史，人们往往把眼光放在慈禧庆寿与兴建颐和园的大把靡费上，放在黄海海战“致远”的自杀式撞击上。于是感慨万千，如果慈禧如何如何，如果“吉野”如何如何，如此种种，却忽略了从历史的角度审视这段不堪回首的过往。海军的兴衰胜负，绝不仅仅是军费、战舰与将领的小历史，而是一个民族从思想到国力的大映射。
1840年，当英国远征舰队驶近中国海岸畅通无阻时，还没有太多人意识到，一个时代正在过去。以风帆战舰为主力的线列战曾经是海战的主要形式，然而随着蒸汽动力、后膛炮和旋转炮塔的出现，海军的面貌已大为改观。从前随“御风而行”、“随波逐流”的缓慢舰队变成了由蒸汽铁船组成的快速舰队，海军的战略使命也从单纯的海军战术任务转变为快速部署、远程封锁等具有战略意义的使命。
然而清朝政府上至洋务运动领袖，都没有认识到海军使命的重大转变。三洋舰队的发展思路就是中国传统水师“近海防御”思想的进一步延伸。当纳西莫夫在希诺普大败土耳其舰队的时候，当英法舰队在克里米亚封锁塞瓦斯托波尔的时候，当西方海军迅速地走向现代化的时候，中国却毫无急起直追的信心与决心。中国本来没有近代海军的技术基础与人才储备，按理讲本应向西方大力学习，一边紧跟西方先进技战术潮流，一边发展独立自主能力。然而清政府以及洋务众大臣作为政策的制定者与实施者，却始终没能深入地了解海军，以至于在向西方学习的时候时而畏首畏尾，时而朝秦暮楚，完全被政治因素而不是技术因素左右了前进的方向。因而尽管能够从西方买到质量不错的军舰，却始终不能从西方学习到海军战略的思想，不能用具有专业技术的海军人才代替传统行政官僚。于是外行管内行，像丁汝昌这样陆军出身、于海军知之甚少的将领竟然能够盘踞北洋舰队司令17年之久，便也见怪不怪了。
另一方面，国防军备上的国产化、自主化是一个国家的必然选择。当年的福州船政局、江南制造局都是此间有益的尝试。然而洋务运动领袖们最终还是走上了一条购买的道路，于是处处受制于人，甚至连海军的控制权都要通过政治斗争才能把握在中国人手里。反观近邻日本，在海军工业上和中国处在同一起跑线上，但却通过几十年的坚持投入与信任，最终造就了一支强大的舰队。跨入二十世纪门槛的时候，日本已经拥有了由万吨级战列舰组成的六六舰队，从而为之后其海军工业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基础。自造与外购，是每个国家发展初期必然面临的选择。这两个选择，表面上看是国家未来几年发展的速度，实际上决定的是国家未来长久发展的高度。这样的选择题，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
回到最开始，其实一个国家的兴衰成败，绝不是某些微观因素所造成。民族的性格、国家的制度，才能决定一个国家的未来。中国近代海军的辛酸历程，正是这一观点的例证。曾任中国总税务司，为清朝海军建设发挥重大作用的爱尔兰人赫德就说：“恐怕中国今日离真正的改革还很远。这个硕大无朋的巨人，有时忽然跳起，哈欠伸腰，我们以为他醒了，准备看他做一番伟大事业。但是过了一阵，却看见他又坐了下来，喝一口茶，燃起烟袋，又朦胧地睡着了。”买官鬻爵蔚然成风，地方势力尾大不掉，京城官场勾心斗角，知识分子闭目塞听。腐朽堕落的专制王朝在它的末年已经不能有效控制，甚至确切了解自己身体的各个部分，于是只能任由自己庞大的肌体迅速而全面地溃烂下去。于是当年丁汝昌率领北洋舰队访问长崎之时，巨舰大炮令日本全国惊慌，但佝偻的日本汉学家副岛种臣直言道：“盖中国之积习，往往有可行之法，而绝无行法之人；有绝妙之言，而绝无践言之事。”于是没有几年，日军就将北洋舰队俘虏回国。副岛种臣的话，是中国近代海军发展史最好的注脚，也是中国发展史最好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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