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群众制经济的农村还在吃大锅饭。
我对那个时期的印象基本是黑白照片的时代。爷爷说，那个时候每一天都要去农田里做活，扛着锄头，太阳升起出去，太阳落下回家。每一天生产队长会给你记十分，平日不给大队长送点烟叶子或者山里掏来的野蜂蜜，大队长给你记个九分也没办法。到了月底就能凭着账薄上的分数领上全家的口粮，一家八九口人还算是少的，十几个的孩子也不是没有。分上的粮食大多是玉米和高粱米，大米基本没有的，麦子磨成的面，也只有过年的时候能吃上一回。
天蒙蒙亮生产队养的鸡一叫，奶奶就起来烧上一大锅的水，把泡好的高粱米往锅里一倒，在灶子里塞上满满的柴火，等爷爷和叔叔伯伯们都起床了，就喝锅里的米粥，锅里哪有那么多的米，把满满一大海碗米汤喝的底朝天，也就那么二十几粒子米，吃不完的粥，中午晚上继续吃，一天天粥和咸菜也就这么挨过去了。[由Www.iwzz.Com整理]
奶奶刚嫁到爷爷家的时候，也就十八九，当时生的第一胎就是个男娃，爷爷很开心，饭都吃不饱的年代人是没有多大的理想的，爷爷给大伯起了个名字，叫满，也许是期盼着家里的米缸是满的。这个小满从小就聪明伶俐，爱说话嘴巴甜，四五岁的时候就会帮着大人做些活，虽然作用不大，但是总比那些追着黄狗满村子跑的土孩子强的多。吃饭的时候奶奶总会把碗底的米粒给大伯留着，期盼着孩子早点长高。
有一年夏天，后半晌的太阳照的人睁不开眼睛。村里的小黑子急忙冲进了院子里，“张婶婶，张婶婶，你家小满掉水里了，快去看看吧”。奶奶急忙放下怀里吃奶的三大伯，就往河边跑，掉进水里的小满是被吓坏了，丢了魂，呆站在河边，也不会说话了（用此刻的话来讲，就是惊吓过度，回家好好休息下就好了）。物质贫乏的社会，精神同样迂腐落后，奶奶找来乡土郎中，居然用针去扎大伯的舌头，从那以后，没人叫他小满了，都叫他哑巴，那年，哑巴也就七八岁。
哑巴长大之后，除了不会说话，依旧是心灵手巧，农活，木工样样都会，小时候呛过水，得了齁吧病，整天咳嗽，也没讨到一个媳妇。其余的叔叔伯伯们都成了家，爷爷的负担也轻了，家里的活基本都是哑巴在做，唯一的缺点就是，饭还是吃不饱。日子就这么穷着过，哑巴的齁吧病却一天比一天严重。哑巴最后要死的时候，用手比划着，想吃绿豆粥，那个年代，有地都种玉米棒子了，哪来的绿豆，爷爷挨家挨户的问，绿豆还没找到，哑巴就咽气了。
等到之后的时候，搞群众的生产队分了地，饭能吃饱了，奶奶却从来没种过绿豆，再也没吃过绿豆，也许这就是奶奶缅怀哑巴的方式，没让哑巴吃到一口清甜绿豆粥是奶奶一辈子的愧疚。
我不明白奶奶到底是愧疚害大伯成了哑巴还是没有那一把绿豆，或许都是。就像电影《大鱼海棠》中所说，你遇见一个人，犯了一个错，你想弥补想还清，到最后才发现你根本无力回天，犯下的罪过永远无法弥补。
联想到日前网上的江歌事件，刘鑫在案发时不开门的行为，我们无法说她的行为对与错，也许是害怕，或许是某些原因，既然事情已经发生，应对江歌的妈妈的问责，刘鑫就就应去承担这份职责，无论刘鑫是不是无辜，但江歌的死与刘鑫有关，这一点毋庸置疑。我们不是当事人，也不明白事情的真相如何，但是，死者为大，刘鑫就该出面出庭江歌被杀一案，而不是一味的逃避。我不明白刘鑫应不就应愧疚一辈子，但是我明白，刘鑫就应以某些方式去缅怀江歌，起码，江歌替刘鑫死过。
就好比那一把绿豆，想过之后，到底是谁愧疚了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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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绿豆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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