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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前,那些曾想改变世界的人们

时间:2019-05-15 05:54:44 网站:公文素材库

每个时代的背景和局势不同,总会有人想着去改变,改变这个世界,这个社会,但是结果却不一定是好的,接下来就跟随小编一起来看一下这篇文章,请大家一起欣赏。

1968 年春天,全球各地的人们带着对美好生活的诉求走上街头,他们想象着世界的其他可能性并为此行动,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五十年后,我们“回访”了这场世界级运动中的部分年轻人的生平,他们对现实生活的忧虑和期待放在今天也毫不落伍,甚至更加有效了。

“有些事情正在外面的街头发生——像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像是世界会因此改变的事情。”

在电影《戏梦巴黎》(The Dreamers)中,从美国到巴黎来的学生 Matthew 这样对他的法国朋友 Theo 说。那正是 1968 年法国五月风暴的时候,就连最迟钝的人都能从马路上的海报、电视里的新闻觉察到,有些什么大事正在发生。此时,在 Matthew 的故乡美国,民权运动和反越战抗议都达到顶峰。这年四月,马丁·路德·金遇刺杀身亡,惊动了全世界。

▲1968 年 4 月 4 日。马丁·路德·金遇刺后,他的同伴指向暗杀者所在的方位。

1968 的意义还远不止于此。德国、捷克、日本、墨西哥、巴西……许多不同国家的人们走上街头,表达他们的诉求,以至于有人说,这是一个“全球造反”的年代。

这些抗议者大多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他们对压抑的政治空气感到再也无法忍受,他们开始想象世界的其他可能性,并且,以强大的意志力和行动力,企图将其变为现实。

当然,他们在很多事情上还不成熟,有些时候甚至让人怀疑他们是否理解自己信仰的——或宣称信仰的——事物的意义。美国作家詹姆斯·米勒(James Miller)回忆起年轻时参加“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Student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 简称 SDS)的最后一届大会、部分学生高喊起“胡、胡、胡志明!”的场景时,他说:“显然,新左派已经走在一条死路上了——很多年来我压根不愿意去回想六十年代,我为我年轻时候的幼稚感到羞愧。”

▲“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中的激进派别“地下气象员”(Weather Underground)于 1969 年在芝加哥举办“复仇之日”(Days of Rage)游行,最终演变成一场暴动。

现在,五十年过去了,或许是时候再次“回访”当年的那些年轻人。我们从法国、德国、捷克斯洛伐克、美国和墨西哥各自选取了一位在六八浪潮中有代表性的人物,梳理了他们的故事。他们当时都不到三十岁,甚至不到二十岁。我们想知道,那时的他们,各自面临怎样的境遇?他们在烦恼和忧虑着什么?他们怎样改变了六八年的世界?而六八年又怎样改变了他们?

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曾说:“下一个世纪的人们会像我们认识 1848 那样认识 1968。”此时“下一个世纪”已经到来,关于 1968,我们记住了什么呢?

法国

丹尼尔·科恩-邦迪(Daniel Cohn-Bendit),23 岁

(注:所标注年龄为人物在 1968 年时的年龄,下同) 

上面这张照片可能是五月风暴最标志性的照片之一:当时 23 岁的学生领袖丹尼尔·科恩-邦迪,在巴黎索邦大学前,戏谑地朝他眼前的防暴警察微笑。在今年 5 月 10 日《纽约书评》的一篇对科恩-邦迪的采访中,政治学家、记者克劳斯·莱格维评价说,这张照片蕴含了五月风暴中所有对立的元素:上位者与下位者,陈腐的体制与充满朝气的青年,恶人与英雄,权力与反权力,秩序与无政府主义。

这张照片让丹尼尔·科恩-邦迪成为五月风暴最广为人知的青年领袖之一。不过,他最初进入媒体视野,却是在更早以前。1968 年 1 月,法国青年与体育部部长来到南泰尔大学(Nanterre University)参加新泳池的落成仪式,当时还是学校社会学系学生的科恩-邦迪打断了他的致辞,质疑他所在部门的白皮书为何对青年学生的“性生活”问题只字不提(科恩-邦迪意指当时广受诟病的男女分宿问题)。

若是脱离当时法国的语境,这样的质疑或许会显得可笑,也没有人会把这样看似琐碎的校园管理问题与后来的大规模游行、全国性工人罢工联系起来。但事实上,如果仔细追溯导向“五月风暴”的一系列事件,就会发现文化和思想在其中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以至于很多人在回顾这一年时,认为它最重要的作用在于观念上——而非政治上——的变革。

对法国六八一代而言,他们的启蒙读物是居伊·德波(Guy Debord)的《景观社会》(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和鲁尔·范内格姆(Raoul Vaneigem)的《日常生活的革命》(The Revolution of Everyday Life)。两位作者的共通之处在于,他们都认为资本主义腐蚀了人们对于生活的认知,将一切复杂而丰富的现实削减成商品与利益的附庸。

▲这张海报展现了居伊·德波在《景观社会》中阐释的思想: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电视、电台所代表的娱乐产业已经“毒害”了个体认知世界的能力。

当学生们以这样的观念来审视他们所处的现实时,他们很快发现,大学无疑也是帮凶之一。用科恩-邦迪的话来说:“大学事实上已经成为一台香肠生产机,它们培养出来的学生不是真正有文化的人,也无法独立思考,他们只是这个高度工业化的社会里的经济体系的一个部件罢了。”因此,与其说学生们抗议的是大学管理的问题,不如说他们是感知到了这样日常性的压迫,从而把矛头指向其背后僵化的、威权主义的体系。

学生们大多沉浸在他们革命的幻想与喜悦中,雄心壮志地构建起新社会的蓝图,但大部分工人的诉求要实际得多。当法国共产党支持下的工人公会与政府达成协议(政府向工人许诺 10% 平均工资增长、35% 最低工资增长),并决定结束罢工时,不少参与罢课的学生都非常失望,甚至认为这是一种背叛。但工人或许不这么看——毕竟,工资涨了,假期还能有点闲钱出去旅行,何不见好就收呢?

因为“扰乱秩序”,科恩-邦迪被法国政府驱逐出境。五月风暴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回到过校园了。不过这并不妨碍他后来成为绿党-欧洲自由联盟的联合主席之一。“我不想忘记六八——那是一段很棒的时光——但我们得向前看。”他在《纽约书评》的访谈中说。

德国

鲁迪·杜契克(Rudi Dutschke),28 岁

鲁迪·杜契克出生于东柏林,在东德长大。中学时代他就是个麻烦的人物,因为反对政府的黩武政策,他说服了他的一些同学和他一起拒绝应征入伍。因此,政府勒令他不得上大学。于是在 1961 年,柏林墙建起来的前一天,鲁迪逃到了西德。

1965 年,他加入了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盟(Sozialistischer Deutscher Studentenbund)。与法国相似,德国学生运动最早的诉求也是大学的改革。但与法国不同的是,还有另一层阴霾笼罩在德国年轻人的心头:二战中的纳粹过往。

在当时的德国,战争与纳粹的往事是人们不愿提及的话题。政府似乎也打算让民众把注意力集中在战后经济的快速发展,而不是国家的耻辱历史。鲁迪的妻子 Gretchen Dutschke-Klotz 就曾回忆说,在那时的德国,有关集中营的电影都是被禁止放映的。可是,作为六十年代的年轻人,他们的父辈恰恰是二战的一代,关于战争的记忆依然鲜活。他们开始追问他们的上一代:纳粹时期你们都在做什么?你们为什么参加党卫军?为什么保持缄默?

与东德不同,在西德,不少前纳粹分子依然处在当权者的位置。鲁迪和他的同伴们所做的工作之一就是,调查并且曝光那些伪装成民主派的前纳粹分子。他们抗议一切战争、一切独裁政权。从越战,到伊朗巴列维家族的独裁政权。起初,他们都兴高采烈地上街,但不久之后,他们开始发现,这不是闹着玩儿的,真实的危险正在向他们逼近。

1967 年,26 岁的德国大学生本诺·欧内索格(Benno Ohnesorg)在参加抗议巴列维访问德国的示威时,被便衣警察枪杀。这是欧内索格第一次参加示威活动,他的妻子当时还有孕在身。事后,警察虽然受到了审判,却没有定罪。这起事件引起轩然大波,对左翼学生而言,这更加印证了他们此前的观点:德国政府依旧是一个纳粹式的政府。

▲本诺·欧内索格受到枪击后被送往医院,但当晚即不治身亡。

作为学生联盟的发言人,鲁迪继续要求政府“去纳粹化”。他成为学运的象征,但这也引来媒体对他的大肆攻击,保守派的报纸将鲁迪描述成“公众的头号敌人”。1968 年 4 月 11 日——马丁·路德·金遭遇暗杀身亡一周后——鲁迪·杜契克在去药店为儿子买药的路上被连开三枪受重伤。

这起暗杀事件成为德国六八学运的重要节点。在那之后,大批愤怒的学生表示声援鲁迪·杜契克,但他们在如何抗争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一部分人从此走上暴力的道路,他们组成极左翼恐怖组织“红军派”(Red Army Faction),并在此后的三十年间,策划了多起暗杀,导致三十多人死亡。鲁迪·杜契克的辩护律师霍斯特·马勒(Horst Mahler)就是这个组织的创始人之一。值得一提的是,马勒后来加入新纳粹主义的极右翼政党,并且以否认纳粹大屠杀的言论闻名。反战游行催生出鼓吹暴力和流血的恐怖团体,曾经与反纳粹学生站在一起的人最终成为纳粹的支持者,从极左到极右也只在一线之间,这不得不说是耐人寻味的。

那么,鲁迪·杜契克呢?他最初似乎并不反对暴力斗争,但据他妻子的说法,他后来意识到“恐怖主义会毁掉六八所争取的一切”。七十年代中叶他返回到德国政坛后,积极地参与绿党组建的前期筹备工作。可是,他却没能看到它的正式成立。1979 年,绿党成立的前一年,长年困扰他的枪伤后遗症终于夺走了他的生命。

捷克

玛尔塔·库比索娃(Marta Kubi?ová),26 岁

“愿这片土地永远和平/愿愤怒、嫉妒、仇恨与恐惧都消失/人们啊,你们失去的掌控命运的权力,终会归还给你们。”

这是捷克歌曲《玛尔塔的祷告》(Modliba pro Martu)中的歌词。这首歌创作于1968 年 8 月,几天前,苏联派遣超过两千辆坦克进入布拉格。这首歌让它的演唱者、捷克歌手玛尔塔·库比索娃(Marta Kubi?ová),从此成为一代人心目中的反叛偶像。

这一年的一月,亚历山大·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ek)当选为捷克斯洛伐克的第一书记。他立刻着手推行自由化改革,包括承认言论自由、减少国家对于产业的管控。他将这称为“带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Socialism with a Human Face)。

“杜布切克上台以后,你真的可以感受得到自由的风正在吹来。那是令人难忘的。我们都感觉到,二十年来终于有些值得高兴的事情了,我们第一次真正能够呼吸正常的空气。”库比索娃回忆起“布拉格之春”时这样说道。那时,她所在的歌唱组合“金色孩子”(Golden Kids)被允许到西柏林、巴黎表演,而西方的唱片也能够进入捷克斯洛伐克,这在此前是从未有过的。

可是好景不长。在捷克斯洛伐克国内,一些人指责杜布切克的改革“过于激进”,另一些人则嫌他“不够激进”。同时,苏联也紧张地关注着这里发生的一切。勃列日涅夫担心其他共产主义国家也会效仿捷克斯洛伐克的变革,这样苏联在冷战格局中的地位就很不利了。

七月,勃列日涅夫和杜布切克曾有过一次会谈,但显然进行得不太顺利。8 月 21 日,数千辆坦克和数百万华约军队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杜布切克也被带到莫斯科。

库比索娃这时却公开表示支持杜布切克,并且录制了上文提到的那首歌,《玛尔塔的祷告》。这首歌很快就被禁了。两年后,库比索娃被禁止进行演出,当局给她捏造的罪名是:拍摄情色照片。

她先是在家组装一些玩具维生,后来又到一个建筑公司当职员,但她没有改变自己的政治理念。1977 年,诗人、剧作家、后来成为捷克首任民选总统的瓦茨拉夫·哈维尔(Vaclav Havel)起草了呼吁人权与自由的《七七宪章》,她也是签署者之一。虽然出于对自己和自己女儿的保护,她只能秘密地和其他签署者聚会。

1989 年天鹅绒革命期间,在哈维尔的邀请下,她来到瓦茨拉夫广场再次唱起《玛尔塔的祷告》。她面前依然是挨挨挤挤的抗议人潮;不同的是,这一次他们不会再失败了。

美国

汤姆·海登(Tom Hayden),29 岁

“我们这一代人,在物质条件得到基本保障的环境下成长,现在在大学殿堂中,不安地打量着我们继承的这个世界。”

这是《休伦港宣言》的第一句话,也是最被广泛引用的一句。《休伦港宣言》是“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在 1962 年发表的一份宣言,后来成为代表美国“新左派”的重要文本之一。它的起草者,是美国著名的学运领袖、社会活动家汤姆·海登(Tom Hayden)。

中学时代,汤姆·海登的偶像是《麦田里的守望者》的主人公霍尔顿·考尔菲德。他在学生报社当编辑,还差点因此毕不了业,因为在毕业前夕的最后一篇评论文章里,他抨击了传统的爱国主义观念,而且故意藏了一句话在每段的首字母里:去死吧("Go to hell")。

上大学后他读了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并且像他一样搭便车来了场穿越美国旅行。在伯克利,他见证了针对“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The 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因调查与共产主义活动有关的个人和组织而闻名)的抗议集会。在加州德拉诺的农场里,他看见墨西哥裔佃农是怎样像奴隶一样艰苦地劳作。他甚至前去采访马丁·路德·金。多年后,他回忆说:“与马丁·路德·金的会面完全改变了我。我握着铅笔,尝试去进行一次客观的采访。可我感到他的潜台词分明是:‘停下笔来,去行动’。”

回到校园以后,汤姆·海登建立了左翼自由派的学生组织。他到南方去,报道南方佃农的困境——这些佃农如果尝试登记成为选民,就可能会被农场主驱逐。他阅读加缪、奥威尔、约翰·杜威、还有赖特·米尔斯的作品。毕业以后,他成为“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一员。1961 年,在密西西比州的一场民权运动游行中,他和其他几人被捕。《休伦港宣言》的初稿,就是在监狱里完成的。

1968 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在芝加哥举办期间,他参与组织了反越战抗议活动。示威者和警方发生了暴力冲突,《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者 Mary McGrory 回忆说她当时走出酒店,看见“整条街都是鲜血”。汤姆·海登也因此被控“暴动罪”和“阴谋颠覆国家罪”,一审判决五年刑期,所幸上诉后原判被推翻。

▲1968 年 8 月,大批学生占领了芝加哥格兰特公园的标志性雕塑——为纪念约翰·亚历山大·罗根(John Alexander Logan)将军在美国内战中的贡献而建立的雕塑。

汤姆·海登的父亲是个保守的共和党人,在这件事之后,他有整整 13 年拒绝和海登说话。直到 1982 年父亲去世前,他们两人才和好。

也是在这一年,汤姆·海登被选为加州议会的立法委员。如同许多其他学生领袖一样,他从体制外走向体制内。但他对于公正和平等的信念从未改变过。或许还是用美国记者 Jeff Greenfield 在一篇纪念文章中写到的话来总结比较合适(这篇文章在 2016 年 10 月 24 日发表于 Politico 杂志网站,那是汤姆·海登去世的后一天):

“在《休伦港宣言》中,海登写道:‘我们将取缔因财产、特权和地位而产生的权力,并代之以由爱、自省、理性和创造力产生的力量与独特性。’是的,这话听上去无可救药地幼稚和滥情,但在我们这一代人选择前方的道路之时,这看上去像是一个合理的志愿。在汤姆·海登曲折而传奇的一生中,这一志愿一直是他的作品和生活的核心。”

墨西哥

帕科·伊格纳西奥·泰博(Paco Ignacio Taibo II),19岁

(照片摄于 2015 年)

六八年发生在世界各地的抗议运动究竟有什么内在联系?多年以后,帕科·伊格纳西奥·泰博(Paco Ignacio Taibo II)被问到这个问题时,他回答说,也没有什么联系。法国、捷克、墨西哥的年轻人们,在反抗的是完全不同的体制。唯一的共通点,或许是极具感染力的勇气与热情。但在墨西哥,这样的热忱遭到了最残酷的镇压。

1968 年 7 月,一群高中生在一场足球赛后打架斗殴,防暴警察出动,暴力平息了这场小的街头骚乱。几天后,中学和大学的学生发起罢课,指责警方滥用武力。抗议持续了几个月,直到 10 月 2 日,军队进入墨西哥城的特拉特洛尔科(Tlatelolco)居民区,随后是枪响、火焰、在恐惧与惊慌中四散逃跑的人群。政府估计的死亡人数是三十余人,但根据《卫报》记者 John Rodda 的调查,更接近真实的数字可能是两百多人死亡、一千多人受伤。

▲持枪的墨西哥士兵部署在特拉特洛尔科居民区外。

然而,与五十年后的现在一样,国际社会几乎没有怎么关注这起冲突。十天以后, 1968 夏季奥运会如期在墨西哥举行。

但很多墨西哥人都永远无法忘记。他们以各自的方式不断叙述、不断回顾这一天,帕科·伊格纳西奥·泰博就是其中之一。1969 年,他将自己经历的事情写下来,写满了三大本笔记本。他担心如果不写下来自己就会忘记。他还打算将这些笔记作为小说的素材。二十年后,他成为了知名小说家,但这本书他还是没有写成。

“我永远没有办法,把这样的事情写成虚构小说。” 他最终选择写下一本回忆录,就叫《’68》。

泰博的祖父是西班牙社会党的成员。泰博九岁的时候,全家为了躲避弗朗哥的纳粹独裁统治,逃到了墨西哥。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泰博从小就受到政治的熏陶:晚餐桌上,大家常常议论时政——而且不只是时政,还有文化、生活、事物的意义、他们在世界中的位置等等。

在同代墨西哥人中,同样来自西班牙流亡家庭是少数。但在进入大学以后,他们将这样的讨论带进了校园。在当时压抑的政治风气中,大学是唯一一片自由之地,只有在这里,学生们能看到被禁的电影、无所顾忌地讨论与辩论。因此,大学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抗议活动发起、组织的阵地。

但学生们绝不希望他们的影响力局限于象牙塔内。他们成立了宣传队,在所有媒体都被政府掌控的情况下,他们在墙上涂鸦、派发传单、在街头演讲,让他们的理念能够传达给更多的民众。他们还组织了很多“闪电会议”——在巴士上进行简短地演讲,然后拿着一个罐子收集募捐的钱,作为组织抗议活动的资金。

2009 年,泰博接受《国际社会主义评论》杂志(International Socialist Review)采访时说,他觉得六八学运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一代年轻人从各自为政的观察者,到团结在一起成为社会的变革者。即便罢课结束,当他们走出校园,进入政治、商业、教育等等社会领域的时候,他们依然能够站在受屈辱受压迫的人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力所能及地改善这个世界。

或许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六八年在墨西哥发生的一切是悲剧的,但却不是失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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