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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史·晚清篇》读后感:手握秘钥解码历史

时间:2019-05-15 07:54:23 网站:公文素材库

《牛史·晚清篇》一书由谭伯牛所著,是一本历史作品,作者用幽默风趣的语言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晚清时代。下面小编带来的是《牛史·晚清篇》读后感:手握秘钥解码历史。

第一次报名参加**读书的鉴书活动就被选中,对于一向彩运不好的我也算是个安慰。

这一次要品鉴的是《牛史·晚清篇》,作者谭伯牛先生据说是通俗历史界的大牛,曾经写过《战天京》等著作。或许是由于我的孤陋寡闻,谭先生的牛尚未进入我的认知领域,我此前并未读过他的著作,因此这次鉴书应该不会受到既有印象的影响,只对所要品鉴的作品发表意见。

书还在快递路上的时候,我就已经在想象它具体是什么内容了,根据作者前作《战天京》的名字,以及对晚清时代的固有感觉,我认为这或许是一本稍显沉重的书——毕竟,对于每个中国人来说,晚清是渗入骨血中的悲哀与无奈。

按照我的习惯,拆开快递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书以极快的速度翻阅了一遍。

无序、无跋。

仅在腰封处见到作者对于本书所要说的话,现撷取一段如下:

对一个人盖棺定论很容易,但若深入了解当时复杂而微妙的情况,你就不会那么容易得出定论了。我无意为历史人物翻案,只是想从一些历史细节入手分析,奢望自己能够以小见大,引出深层次的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讨论。

姑且在此揣摩一下作者的意思,就是——以批判性的思维来钩沉史料,把人物还原于所处的历史背景,不以俗论及权威的判断为定论,得出自己的结论。

如果把这层意思当成是作者解码晚清历史的秘钥的话,我们不妨从书中记载的几个故事来分析一下。

广州共治中的“汉奸”

开篇故事为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攻入广州城,先将“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总督叶名琛流放至印度,以防止他成为抵抗运动的标志,然后联军人少难以控制广州,只好保留其他官员使其听从联军命令,“共治”广州,以达到平定局势的目的。

众清廷官员迫于生计,纵不敢与外国人相抗,但也尽量做到不对时“默无一语”,唯有前任肇庆知府现为候补道的蔡振武颇与洋尊酬答,随机应对,于是被委任“专办洋务”。结果蔡振武被人指为不折不扣的汉奸。

作者认为,与外国人谈事儿,跟汉不汉奸有何干系?这确是当时士大夫的偏见。

关于汉奸这个称谓,作者在书中记载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亦曾受过此诬。

曾纪泽英文颇好,尝在西方报纸上登载英文文章《中国先睡后醒论》,宣传中国必将迎来开化文明国力强盛的一天。

后来纪泽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任职,成为清廷的外交官。适逢元旦,纪泽用英文问候各国使节新年快乐。这一行动使他成为第一个用英文向外国使节祝福新年的中国官员。然而没想到此举竟然“引起满朝人的嫉视”,认为他对“外人过于亲密”了。

这两故事一方面说明老大帝国的因循守旧之风,另一方面也说明对于掌握当时话语权的士大夫阶层的评语实在是不能全信!

琦善的忠与奸

我对于琦善的印象完全来自于一部电影——已故导演谢晋拍摄的《鸦片战争》。

在情况电影中,琦善完全称得上是一个丑角儿,与鲍国安老师扮演的林则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他们两个一个主和,一个主战,用我们的既成的史观来看,一个奸,一个忠,应无疑义。

然而历史上的琦善究竟是怎样的?作者的记述或许可以让我们稍微思考一下我们以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来评价历史人物。

首先琦善在历史上升迁极快,36岁从一品,50岁已经是正一品的文渊阁大学士,是民间所谓的宰相,倘若没有两把刷子绝对不会到如此高位。由此可见,他绝对不是电影中描述的那个愚蠢奸滑的形象。

从琦善的任职履历完全可以看出他至少是一员能吏,20岁去刑部当差,为了不被手下的胥吏所欺瞒,他特意花三百两银子向刑部退休官员学习,经过三年时间达到案例精熟的程度,这对于当时的士大夫阶级是很难做到的。

鸦片战争中,琦善临危受命处理夷务,在明知打不过的情况下,与英方签了《穿鼻草约》。正是因为此约,琦善被上了”汉奸“之名,清政府也拒不承认他签的条约。然而一年之后,为了停战,清政府不得不签定了条件苛刻的《南京条约》。而与之比较,《穿鼻草约》实际上是琦善外交上的胜利。

琦善为什么在历史上毁多誉少呢?一方面是作为主和派,在民族道义上的先天不利地位。另一方面,琦善性格高傲,对于当时的名公巨卿颇有些看不上,因此对于掌握话语权的名公巨卿,当然不会对他说什么好话。

英雄与国贼

秋谨是我们熟知的反清志士,巾帼英豪。秋谨女士与丈夫王廷钧琴瑟不谐,也不是秘密。

作者钩沉史料,秋谨对丈夫不满,甚至破口大骂,原因不外乎两点:一是怪老公不争气,没能考取科举;二是为留学日本筹措学费,夫家不肯出钱。

甚至竟然出现了秋谨为了向公婆要钱,持刀逼迫二老的事情。最后讨得了四千元作学费,可是秋谨女士在北京听闻”戊戌余党“王照入狱,尽管是素昧平生,还是从这笔钱中拿出了一部分匿名捐出以搭救王照。

对于此事,似乎颇能彰显秋谨女士侠义之风。可是换一个角度,夫家二老得媳如此,又怪谁来?

汪精卫是大家皆知的卖国贼,然而少年时代也曾有过热血时刻。

清末,精卫尚以汪兆铭而行于世上,因暗杀摄政王载沣未遂而入狱。本拟判死刑立即执行,但肃亲王善耆读了他的供词之后,向载沣陈词力主从轻治罪。

是什么样的供词打动了善耆呢?据作者记载汪的供词包含以下几层意思:

第一,此事为一人所为,没有同党。

第二,平生之志在于排满革命。

第三,各国立宪之宗旨在于限制君权,清廷现在的立宪宗旨在巩固君权。

第四,立宪如不能真正限制君权解除专制,则国会实际上代表的不是皇帝,而非人民。

因此“革命诸人以为欲达民主之目的,舍与政府死战之外,实无他法。”

看此狱中供述,我们也不尽感慨,即便是祸国奸贼,当年也曾有过“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壮烈时刻,只是从英雄到国贼经历了怎样的思想置换?当年的汪兆铭是如何一步步背离自己的信念的?

从以上几个故事,我们大概能够感知到,作者的确将自己研究史学的指引精神贯穿了本书的始终,从这一方面来说,作者写此书的目的可以说已经达到了。

然而纵览全书,私下以为缺憾之处并不少有,至少并不是一部完美的以“史”为名的著作。

首先,这本书以晚清三个时期的世态和脸谱两个方面来刻画江湖与庙堂的历史生态,然而在选择史料方面多偏重于绯闻、逸事。倘若作为笔记行世或许可以,以史为名却缺乏为史的大格局。

其次,本书颇有将平时所作之短文编纂成集而失之统序之嫌,行文失之于琐碎,缺乏统一的架构。将微博、公众号等自媒体文章集在一处,不得不说一方面是当下出版界的流弊,另一方面也是作者的诚意欠奉。

因此与其说这是一本史学著作,倒不如说是笔记逸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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