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二适先生年谱》是一本关于历史文学著作，是喜欢文学著作的人必不可少的读本，你读后有什么体会？下面小编带来的是《高二适先生年谱》读后感2000字。
在如今大師滿天飛的環境裏，若將大師的桂冠隨意戴在高二適先生的頭上，無異是一種不公甚至褻瀆。然而隨著對高老研究的不斷深入，隨著高老學術成果的不斷出版，尤其在讀了呂華江夫婦編著的《高二適先生年譜》後，更堅定了我們對高二適先生國學大師地位的認可。
高二適先生（1903--1977）
高二適先生是文字學家，從《新定急就章及考證》可見他厘清了篆隸、章草演變成楷行今草的軌跡，並糾正了上至顏師古、葉夢得，下至孫星衍、莊世驥、羅振玉、王國維等人的訛誤。僅此即可列入文字學大師之列。
章士釗先生《柳文指要》出版後，高二適先生即糾章二百條“可改正指要之疏陋”，“予曾呈明有六十馀處應加修訂”，公頷吾言。公逝，而吾亦衰病頻仍，原擬修訂雜稿且被封存，更兼華屋山邱之感矣”（一九七四年三月與高天受函）。章士釗《柳文指要》中收錄高二適論文兩篇：《柳子厚<與劉禹錫論周易九六說書>後題》、《跋劉賓客<天論>》。並讚揚先生“二適近年猛進，多所發明”，“發憤窮研，頗有所得”， “獨慮天書讀難盡，高亭猶自敞河源”。先生在章士釗的鼓勵下，校訂《劉禹錫集》，“欲圖與小子適並肩廁入中唐劉柳大師講壇”。先生花了廿餘年之苦工，勘定諸刻之正誤。為世人學習劉文提供了方便。即此兩點，先生應為研究劉禹錫、柳宗元的專家而列之大師之列。
摯友林散之先生對高老最為瞭解，故在先生墓碑上題《江南詩人高二適之墓》。事實上先生一生耗費心血最多的確是在詩上。從年譜中他在《杜詩鏡銓》上的題跋，我們可以看出先生從一九四0年起潛心于杜詩，反復誦讀，直至因“文革”將所藏三千五百多冊書帖悉數被抄走前的二十九年中，每年必讀，共跋記了四十餘條重讀記錄，其中一九五0年共讀五次，可以說先生于杜詩已爛熟於心。若干題記批註彰顯出先生是一位研究杜詩精深的專家。
二0一一年黃山書社出版的《高二適詩存》僅收錄先生詩五百餘首。我們從年譜中找到一九五六年高先生交待材料中的一節：“我在四川及南京交往人物，如章士釗、柳翼謀、沈尹默、汪東、汪辟疆，聚散一時，均可謂文字交深。” 我想他們之間一定會有詩歌唱和。這一點我們要感謝呂華江夫婦，用大海撈針的精神，搜求有關二適先生的點滴史料。他們居然在舊書店裏翻揀到一九四三年《文史雜誌》，其中找到了高老《近詩療疾》專輯，後又在上海圖書館找到了一九四二年《文史雜誌》上先生發表的詩及序，還在《東青通訊》、《中央日報》上找到高老的詩作，共計發掘出高先生詩作一百五十餘首，可謂功莫大焉！其中付出的艱辛，花費的精力，難以想像。據此，大致可勾勒出先生在重慶與當時社會名流章士釗、葉恭綽、沈尹默、馬一浮等唱和的情景。其中尤為可貴的是先生在《近詩療疾》序中云：“曩者長沙章先生見鄙作，謂可傲岸當世，亡友林庚白亦謂君詩可力追後山，其高處且有江西派所不能言之慨”、“默記三數年內，已吟成二三千首……”，這是很重要的史料，一則說明先生四十歲前後在重慶已經成為詩壇祭酒，章士釗、林庚白等名士對先生的評價可以說，無以復加。年譜中細述了孫科在獨石橋半山間的獨石山房，其中有一小亭未名，請行嚴（章士釗）落之。章曰：“院中詩人無逾二適者，何不以高亭名之。”作詩記之：“過橋踏石上江村，偶懷乘舟歸鹿門。從古詩人定名勝，高亭應比孟亭尊”。詩後小序：“吾嘗語孫哲生（即孫科），獨石橋須俟高二適始可傳”。蘇淵雷亦於報端為文張之，以為韋偃畫松，放筆直幹，二適詩當之無愧也。孤桐後亦有“獨石南臺了無別，高亭遙矗古渝州”句，足見章先生在重慶已充分肯定了高先生的詩歌水準。二則，先生默記三數年內，已吟成二三千首，可見高老是位才思敏捷，詩如泉湧，能操筆力就的快手，一生著詩五六千首應不為過。《高二適詩存》所收五百余首加上呂華江夫婦發掘的一百五十餘首，總計亦六七百首，真可謂冰山一角，有待以後史料發現而充實，但也可能早已銷毀，不得而知。以上僅憑章士釗、林庚白、蘇淵雷等對高二適先生詩在孟郊、陳後山之上的評價，先生尊為民國詩界大師是毋庸置疑的。
年譜搜集了《蘭亭論辨》先生與章士釗的書信往來以及郭沫若、毛澤東、康生文章與批示，還有其他學者的信函等，完整地鋪排了論戰的全過程。從中我們能發現，關鍵不只在學術研究，而是先生為捍衛文化道統所顯露出的文人脊樑和錚錚鐵骨。對“收降啟功等輩（此人在藝林傾倒蘭亭只前日事耳）”、“此諸人無士氣，可為長歎矣”成鮮明對比。（啟功先生的低頭，亦是高壓下的無奈之舉，此處並無非議啟功之意）。僅憑這一點，先生為國學大師當之無愧。
我們要感謝呂華江夫婦，在高老書作書論方面，廣為搜羅所下的苦功。他們到檔案館搜尋到先生早年書函，關注所有拍賣公司的拍賣行情，只要有高二適先生的墨蹟流出，一定將圖版收入。其中發現先生十分珍貴的早年書作，如先生最早二十四歲時在《山谷詩集》上的工楷題字，完全是六朝小楷參以黃山谷書風，已極具功力，初具面目。三十年代先生給韓國鈞的十多封信札以及一九四七年致潘伯鷹信函詩稿等，大多為首次披露，為研究先生書法演進的步伐填補了空白。年譜將高老的碑帖題跋按年份排列有序，我們能清晰地看到先生是如何從章草《急就章》，唐太宗、唐高宗的行書，到宋克、康里子山的草書，然後專攻楊凝式而最終自創四體新書的歷程。我們若將先生這些精品代表作置於歷代書家的法帖之中，我們會發現先生的作品神采飛揚，激奮亢進，能將楷、行、章草、今草融合一爐，其大小、重輕、疏密、欹正、脫落、曲直，章法之變化不可名狀，將書法技法表現得淋漓盡致，而又十分自然融洽。這全仗先生詩文的學養，囊括萬殊而裁成一相的。這才是書法的最高境界。先生在給費在山的信中云：“適廿年來提示友人讀書自養，書法更為怡懷之事，時下子每忽之。此士流之益趨於沉沒也”。這是先生對時風的針砭。愚以為先生的書作，傲視群雄，確在米、趙之上。先生有：“懷素自敘何足道”之歎，又云：“予頃臨三四行，確勝素師”。隨著時間的推移，我深信先生“二適，右軍之後一人而已”的自詡，也一定會被歷史所認可。
綜上所述，我們從年譜中可以得出高二適先生在人品、學術、詩文、書法等諸多方面均達到了國學大師的級別。我們深信他的學術成就歷久彌新，需要進一步整理挖掘，如《杜詩鏡銓》、《世說新語》、《山谷詩集》等典籍題批以及若干碑帖題跋。唯有見諸世人，方能露出先生作為國學大師的廬山真面目，讓世人更精准地認知二適先生。
前人的付出，亦為編撰高老年譜提供了有力支持。我們首先要感謝尹樹人先生、高可可女士多年來為高老專著出版、研究所作的無私奉獻與努力，感謝他們在高老詩書釋文方面所做的基礎工作。呂華江夫婦在此基礎上艱苦卓絕的搜尋、探訪、完善，去檔案館和圖書館，花鉅資復印了全套《甲寅》及《京滬週刊》雜誌，對二適先生的朋友圈逐一考證注解，對眾多史實進行填補，使我們相對全面地瞭解到先生治學、交遊、生活、工作的軌跡。他們在年譜的編撰過程中，無償地將有關史料提供給同道引用，而不計較其是否標明出處，這種“一切為高老”的無私精神值得我們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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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二适先生年谱》读后感2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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