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归正会》是一部来自美国的惊悚电影，影片主要由伊桑·霍克和阿曼达·塞弗里德等主演，剧情精彩，引人入胜，网友们对这部电影是如评价的呢？一起来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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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是对地球变暖反应最敏感的地方之一，水位线越来越高，许多历史大宅终将没于水底。在这儿谈论环保以及放映环境相关题材的电影，就再合适不过。在关于变小节能救地球的开幕片《缩身》之后，第二部竞赛片《第一归正会》，也跟着讲述了一个极端环保分子对身边人群的决定性甚至自毁性的影响。
保罗.施耐德早期的编剧成就（《出租车司机》、《愤怒的公牛》，远远大于其后来的导演声誉。他年轻时一度热爱那些深耕内在精神的电影，从不敢想象自己能拍到同样的深度。直至前些年与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获奖者保罗·帕夫利克夫斯基（《修女艾达》）吃饭，才觉得“是适合写个这样的本子了。”
由于没有信仰和基督教知识，我不敢妄言这部“走心的电影”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导演的精神表达欲望。但从电影故事的流畅度、可观性和与之相关的拍摄表达技巧上，《第一归正会》显然与启发导演的《修女艾达》差距甚远。后者固然有着东欧剧变的大时代背景优势，但精妙的剪辑，才真正形成牵引角色情绪和行为达到最合理逻辑的漂亮节奏，国家公诉人和立誓修女、荡妇和贞女的角色对立设置，让故事殊途同归地进到家庭悲剧，巧妙诉说出可能被遗忘之平庸的恶。而保罗.施耐德则做出了一个不让人愉快也难让人深思的“囚牢”，把角色框于正方形画幅中，喋喋不休地以牧师对环保极端分子的说教以及牧师痛苦日记的画外音，去推动故事发展。
伊桑.霍克扮演一位牧师Toller，曾在军中服务，儿子死于伊拉克战场后，转到地方上一个更像历史名胜的教堂兼任“导游”，“在独立战争时期，大陆军曾据守这里，南北战争时，黑人也在一块颜色明显不一样的木地板下躲藏”，他为学校孩子和给小费的游客进行着详细讲解。与《海边的曼彻斯特》试图传达的丧子之痛相似，Toller与在慈善机构任职的妻子离了婚，并且相信这么大的人生灾难后，两个人是无论如何不可能再走到一起了。
与此同时，一位怀孕的教友Mary（阿曼达.塞弗里德）找上门来，希望Toller能帮帮她那对环保议题走火入魔的丈夫Michael。电影的前半小时几乎都是牧师对环保极端分子的一场垦谈工作，大意是想让其与妻子一道，把孩子生下来，“相信我，失去孩子的痛苦将远远大于孩子来到这个糟糕世界的痛苦”。影片拍摄时，恰是阿曼达怀孕期间，因此表演经验远逊于伊桑.霍克的年轻准妈妈，在以人物脸庞大特写和展现身体技能近景为主要时间的电影中，还算不错的完成了这次“本色演出”。
（以下涉及剧透）
不过，电影故事几乎全由伊桑.霍克一人支撑。在拒绝被拯救的环保激进分子Michael以极其可怕的方式自杀后，本来在努力筹备教堂250周年庆典的Toller，却在对教会现实能力的失望（其严重仰仗于Michael所激烈对抗的化工厂）以及自身健康现状的灰心丧气中，传染病似地选择了同样极端的方式，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去跟随他头脑中认定的那个上帝。杂糅而入的恐怖片类型音效，不断将情节推向自毁性的高潮。
然而，除去极端选择到来前，一场从逼仄室内困境中“双修双飞”的幻梦好戏之外，Toller的情感和行为转变，尤其是对环保极端主义突如其来的信仰，还是铺垫得非常没有说服力。没有了马丁.斯科塞斯，保罗.施耐德没能力再造一场《出租车司机》中特拉维斯对镜自说自话的经典场面，也没本事如伯格曼“神之沉默”三部曲那样，去制造出一些关于“上帝缺席”的奇妙意象。角色的重大转变欠缺说服力，也就让那个本该可以叫绝的结尾——在“基督教圣战”和“耶稣式牺牲”中被迫摇摆——玩弄得有些刻意和做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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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听到“长镜头”这个概念还是高三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的班主任也是语文老师突然在一堂课的结尾提及他最喜欢的五部电影。好像有一部是贾樟柯，我仍记得他在提到那部电影时对其中“长镜头”之美的迷恋。那个时候，我虽然也看电影，但怕是没有一部能帮助我体会什么是“长镜头”的，所以听罢也就萌生了几分好奇而已，并没有太多共鸣。
很多年以后，对文艺片的涉猎让我逐渐感知到长镜头和“慢电影”的力量。虽然历经过基耶洛夫斯基和安哲罗普洛斯（这些“逼格”大师）的熏陶，但真正让我触动深刻的其实是后来的《山之外》。蒙吉在这部电影中把时间“拉伸”到极致，尽可能将我们还原到电影的情境中。我至今依然记得黑夜里Voichita的背影，镜头静静地“注视”着她，分享着这张背影的思绪，孤独与沉默，一呼一吸间，我们仿佛就是她身旁急剧凝结的空气。
保罗·施拉德2017年的新作《第一归正会》让我再一次体验到这般“空气凝结”感觉。慢电影可以有许多种，而《第一归正会》就是类似于《山之外》的这一种。它不是塔可夫斯基的壮美，安东尼奥尼的色彩，或侯孝贤的细腻，而是类似于蒙吉镜头下的那般冷峻与锐利。因此，此类电影的“慢”，不在于传递塔氏的悲悯，安氏的浪漫，或侯导的温情，而是从小格局出发，去解析个体在社会与环境重压之下的挣扎与“逃离”。伊桑·霍克饰演的神父Toller和修女Voichita一样，都是脆弱无助，自我封闭，想要挣脱，却又恰恰因为善良而畏缩胆怯的。教堂这一情景设置，抽离了人的社会关系（亲情与爱情无从谈起），现实与精神世界之间的分歧对抗进一步加剧，影片冷静背后的张力也由此而来。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施拉德在本片中通过拍摄对整体故事氛围的渲染。虽然手法本身并无新颖，但放在当今美国电影的大环境下已属十分难得。我想，也就是这样一位已经走过人生巅峰的七旬老者才有如此的底气吧。影片开场，镜头舒缓地移向First Reformed教堂，仰视而非平视的角度似乎有意在逃避教堂原本的庄严，推镜的过程中流露的几分不安，为接下来故事的展开定下基调。随即切到室内，这里则是俯视角度，从教堂二楼的位置观察“芸芸众生”，定格有数秒，教堂的全部座席尽收眼底，而所谓“芸芸众生”其实也就是零星的几个访客。他们错落有致地分布在眼前的画幅上，个体与个体位置之间搭建起的微妙平衡，像极了《去年在马里昂巴德》里那经典的花园定格场景，某种暧昧不明的情感关联叠加在表面的稀疏与孤独之上，虽然没有任何一句台词和声音，但镜头本身传递出的情绪已经足够丰富饱满。接着，伊桑·霍克从一侧的大门走出，登上讲台，开始布道。
阿曼达·塞弗里德饰演的少妇Mary，她的出场也经历了类似这样的情绪铺陈。一个中景镜头对向神父Toller和另一位中年男子，他们交流着些我们现在早已记不清的话题，Mary就站在一旁静静地等待。作为观众的我们也一同在经历这样的等待，施拉德似乎并不急于让两位主角的“对戏”早一分一秒开始。这段在情节推动上毫无意义的“等待”，实际上恰恰帮助我们在最短时间内了解了Mary这一人物形象。身材瘦弱的她在高大的门前更显得单薄，虽然中景镜头里我们看不清楚她脸上的表情，但正是这样一个非特写镜头将我们代入人物的内心，从环境的视角去更加立体地揣度Mary当时的心情和背后可能的故事。
《第一归正会》采用了当代剧情片极其少见的1.37:1画幅规格，相信是借鉴《Ida》而来，施拉德在采访中也坦承这部电影的灵感源泉就是《Ida》。这样的画幅几近正方形，对准人物时会使主体更突出，描绘空间场景时则更加拘谨逼仄。作为有意选取的形式，施拉德在本片中将此与布景上的“从简”，背景音乐的克制，和色调上的单一结合起来，为我们呈现了神父Toller苍白而又敏感的现实与精神世界。就是在这样的画幅里，我们窥探了Toller的生活空间，一张桌子四条腿，一把椅子一杯酒，画面两端被画幅本身截去，似乎告诉我们除此之外也没有其他别的什么。在这样的画幅里，我们目睹Toller与极端环保主义者Michael之间全程的对话，两个大男人靠在画面的边缘，“挤在”这样一个无形“框架”下，交锋着迥然不同的价值观。这段长达十多分钟的对话也是影片里我最喜欢的段落之一，它也是这部关注人物内心“极端情感”的电影里为数不多真正在相互坦诚与倾听的段落，严肃和尖锐背后，透着十足的冷静和对角色与话题本身的尊重。
伊桑·霍克自己曾说，“The older you get, the humbler you get, the more life kind of rips you open and the more responsible you feel.” 我想用这句话来形容《第一归正会》背后的施拉德再合适不过。这部电影为我们呈现的就是这样一位“长者”的视角。在我眼中，长者并不等同于智者，因为智者在捏合人物和故事的过程中会有更宏观的视野，企图站在更高的维度去评点一二。老塔是智者，安东尼奥尼亦是，但施拉德的这部《第一归正会》却并没有这样的野心，它其实非常私人化，因为信仰和spirituality本身就是一件非常私人化的东西。渺小的个人远不如上帝那样“全知”，往往很多时候，个人境遇的不幸，社会关系与情感的缺失，信仰的建立与崩塌就在一念之间。
影片的结尾是扣人心弦却又无比安详的，教堂终于迎来250周年庆典，Victoria Hill饰演的Esther代替神父走向台前，一曲慢板的教会圣歌“Leaning on the Everlasting Arms”缓缓诉说着人世间的不幸，和每个人为此做出的牺牲，挣扎与妥协。一墙之隔的则是“世界”的另一面，我们的神父Toller慌张，惊恐，手足无措，在信仰和人生的夹角中不知是进是退。对悲剧本能的恐惧让我们感到时间在这一刻变得好慢好慢，因为我们太想知道最终的结局。好在Mary适时的出现，拯救了Toller也拯救了银幕前的我们。电影在他们二人的紧紧相拥中戛然而止，温柔的圣歌被这极具爆破力的“hard stop”打断，似乎，是那位“不在场”的上帝按下了遥控器开关，把我们强行拖回黑暗与现实。
有人说这是施拉德十几二十年来拍的最好的一部电影，这位影评人出身，《出租车司机》《基督最后的诱惑》背后的编剧，在神父Toller这个角色上倾注的不仅是个人经历和阅历上的思考，更包涵了对电影这门艺术语言本身的认知与体悟。《第一归正会》远谈不上是施拉德从影四十年的总结，他只是一位七旬老人“越过山丘”之后的又一次“喋喋不休”，是一位布列松和德莱叶崇拜者交给“老师”的一份迟到的作业。
以施拉德本人对这部电影的评价作结：
“There are many kinds of slow cinema. I’ve been writing about this. There is the ultraslow cinema — making time a participant in the narrative. How long you watch these people becomes part of what you think about them.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when nothing happens? You think about something when nothing happ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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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 reformed固然表面可以被认为是“第一次重组”，但实际上差之千里。《第一归正会》的翻译倒还符合。这个英文词组是男主角所在教堂的名字，它有250年的历史，也曾光荣地庇护过农奴，政府和男主角正在为它举办一次250周年庆典。一定程度上，理解男主角的设定并不能脱离它。
本片可被看作是保罗-施拉德对自己风格的回归。他为男主角托勒设置了身心双重困境。托勒因为疏于对自己的呵护，他的身体敲响了警钟。与此同时，面对教堂里日渐变少的信众和越来越多的游客，他的信仰也正在慢慢受到挑战，他发出质问，“Can God forgive us？”
作为好莱坞资深编剧，施拉德专长刻画男性形象，他笔下的男人皆有同一套严谨而孤绝的心理画像。在最著名的《出租车司机》里，男主角特拉维斯在退伍后当起了夜班出租车司机，他在纽约目睹阴暗的一切，在他的内心慢慢累积，最终爆发了出来。《愤怒的公牛》男主角则在一次次的失意和胜利中，看透拳击这个黑幕重重的名利场，最后决然离开。他们身上带着古希腊英雄式的悲壮色彩。
托勒和出租车司机特拉维斯有着极其相似的性格，敏感、善良，有点偏执、嫉恶如仇。他同样有服务军队的经历，儿子因为参军而意外死去，这在他的内心种下猜疑和悲观的种子。阿曼达-赛弗里德饰演的女主角玛丽的丈夫，是个极端环保主义者，人类活动所造成的环境污染给他造成严重的抑郁和厌世感，他认为世界就要末日了，甚至因此拒绝生育，这严重影响了玛丽和她腹中的孩子。玛丽求助身为牧师的托勒为其开解。这为那颗种子提供了发芽的必要条件。
因为深受加尔文教家庭背景的熏染，可以说施拉德并不善良。他从不善待自己笔下的人物，严苛得像个威严的家长，他的男主角们则像一群身背十字架的苦修之人。施拉德喜欢把情境设定在狭窄的空间之中，卫生间、书桌、拳击舞台……在方寸之间，在那种带着幽闭恐惧的压抑气氛里，展现人物波澜壮阔的情绪和心理。托勒的几个关键的情节都是身处在这样的空间里，在狭隘的房间交谈，在书桌上书写，在卫生间忍受疼痛……男人和房间连在一起，带着笼中困兽的喻意。
施拉德并不擅长导演。尽管如此，他的亲自执导带给本片鲜明的作者性，把他的严苛放大了多倍。
接近4：3的画幅，使空间显得更加压抑。而很多场景布景单调，甚至看不到任何亮色。环境光黑暗，巧妙利用轮廓光勾勒出人物沉重的情绪，使得很多表情变化富有层次。宗教符号被恰当运用，突出宗教与现代文明的对立，捆绑的炸弹身影背后是被虚化的十字架，这些细节都很耐人寻味。当然，得益于剧本突出而设置的话痨般的人物对白，加上微量的惊悚元素调和，给观众带来巨大的压迫感，而一切在欢愉的配乐中结束，这种压迫感又因为电影的突然中止而全部疏解。
影片对人类活动导致的污染图片、新闻的展现最让我印象深刻。施拉德并未进行任何抽象化的再创造，而是选择直给式铺排，再辅以配乐渲染，非常富有冲击力。作为知识分子，施拉德对人类未来颇为忧心。
这个剧本的诞生，得益于保罗-施拉德和导演保罗-帕夫利克夫斯基的一次吃饭，后者刚刚凭借《修女艾达》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而拍一部刻画人类精神主题的电影，一直是他的愿望。大概这也是片名由来的原因，片中也还有很多借鉴《修女艾达》的东西。
在撰写这个剧本的时候，施拉德脑海中浮现出伊桑-霍克的影子，霍克的气质与男主角托勒几乎完美贴合。他也因此成为本届威尼斯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呼声最高的演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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