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给大家带来的是《哈佛中国史04•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读后感10篇，有需要的有兴趣的一起跟小编来看看吧！
《哈佛中国史04?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读后感(一)：历史照见未来
历史照见未来
陈寅恪先生曾经这样评价过宋朝：“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翻开浩如烟海的中外历史典籍，不乏有学者对宋朝心向往之：日本学者称宋朝为“东方的文艺复兴时代”，法国学者则称宋朝为“现代的拂晓时辰。”然而历史不能回转，我们无法穿越时空去体会那段久远的时代，那么，阅读今人的著述就成为了触摸历史的一种有效途径。
6卷本的《哈佛中国史》是由享誉世界汉学界的史学大家卜正民教授与四位外国学者，倾十年之功分别撰写，其中的《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是由德国人迪特.库恩编写。复旦大学葛兆光教授在推荐序中写道：“这套书现在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事情。”这个“值得关注”，不单单是因为它代表了哈佛，或者说现今国外主流学术领域对中国历史的最新研究成果，而且其中还渗透了中国编译人员的艰苦卓绝的努力。可以说，这套书系的出版，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裹挟下，中国出版人引进西方优秀文化的积极态度。
历史究竟是什么？历史写作究竟该如何定义？千百年来，学者们争论不休。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历史虽然属于昨天、属于过往，但每一段历史背后都有可资借鉴的有价值的历史经验，这些弥足珍贵的历史记忆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意识根基和指引其未来发展方向的路标。回想我们坐在学校里读书的青春岁月，人教社的历史教材曾经伴随着我们漫长的学生时代。那时候，我们庆幸的是，拥有一位学识渊博、学养深厚的历史老师，在第一堂历史课上，就为我们的心灵种下了具有“全球格局”的种子，鼓励我们用发展的、联系的、全球性的眼光来看历史。由于学业的繁重，那时候无心体会老师给予我们的真知灼见，只是机械的去背记那些“已然死去的史实”。大学毕业之后，每每翻阅历史书籍，这种“全球视野”总会在脑海中闪现，很自然的被带到了阅读《哈佛中国史：宋的转型》这本书中。
与高中的历史教科书侧重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四大主题所不同的是，这本《哈佛中国史：宋的转型》在编写体例上几乎可以称得上是“面面俱到”：从总结前朝混乱的时代开始，写两宋的政治制度、两次大小改革、宗教儒学、教育科举、婚丧嫁娶、诗词歌赋、城市变迁、货币赋税以及个人生活，且内容均匀，知识含量适中，并未有刻意偏重某个领域之感。这本《宋的转型》，在充分尊重大量史实的基础上，尽可能的呈现出宋朝各个领域的原貌。全书600多个注释，参考的二手文献也多达300多本，正是这样丰富而扎实的史料，孜孜以求的敬业精神，客观公正的态度，加之翻译的明白晓畅，给读者带来了非常愉悦的阅读感受。
如果说，秦汉之代通过共同信仰确立起“中国”这一民族认同的基石，隋唐开启了中国长期分裂后再统一的契机并使这一时期达到了光照四邻的巅峰，那么，宋太祖建立的强有力的文官政府在给予士大夫登上政治舞台施展其政治抱负的同时，也无可避免的为其最终走向没落埋下了隐患。书中，在充分肯定了宋朝繁荣的城市化的社会（清明上河图可见一斑）、艺术家创造的思想意识以及儒家价值观的复兴和重建的同时，也毫不隐晦的指出：“从军事威力、战略创新和势力范围来衡量，宋朝无疑是个虚弱的朝代。”
由于过去十多年间对财政问题的疏忽和管理不到位，国家的军费日益增长，导致了宋朝的财政危机，因此必须要进行新的改革。然而，不论是范仲淹还是王安石，改革最终均以失败告终。迪特.库恩将此归结为“中华帝国的派系斗争”，了解中国这段历史的人都明白，改革的失败除了与侵犯了既得利益者之外，还与国君的好恶、国际国内的复杂形势有着密切的关联，绝非“派系斗争”那么简单；在思想家们主导下的“新儒学”的价值观念作为宋代文化的核心，又浸透在公共领域和私人生活中，在社会各阶层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作者盛赞宋朝哲学的深度和影响力，将儒学的转型作为宋朝区别于中国其他朝代的一个重要特征。事实上，在这本书里，理解了宋朝“儒学的复兴与重建”，是进入宋朝——这个转型时代的一个独特的切入口。
宋代的“登峰造极”之处，除却更为开放的城市设计、艺术家的精湛技法以及儒学的复兴与重建，就是其沿袭至今、对国人产生深远影响的科举、婚丧制度，鼎盛的科技与生产方式和流传至今的货币制度。这些制度为宋朝——这个中国历史上的“第三帝国”奠定了睥睨天下的雄厚资本。
面对强邻环伺的不安定局势和国内积贫积弱的局面，宋朝迈出了改革的步伐；面对儒学的失势，精英们力挽狂澜，将自己的人生思索融会进变动的时代；面对日新月异的世界，宋朝人不是逆流而行，而是顺势而为。在宋朝人的观念里，混合着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和随时代而变化的心灵节拍。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也处在一个改革的“深水区”和经济的“新常态”中，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我们既不应对未来盲目的掉以轻心，也不应对未来悲观的妄自菲薄，在必要之时，我们需要适度的借鉴古人的智慧，不管是当权者还是老百姓，都能从古人的智慧里汲取对自己有益的经验。从这个意义上说，《哈佛中国史：宋的转型》的高屋建瓴的开阔视野将宋朝这个处在变革转型期的中华帝国的历史洞见展示给中国的广大读者并为大众所激赏，这是“历史”这一学科在这个时代的幸运，也是历史照向未来的一道霞光。
《哈佛中国史04?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读后感(二)：理性客观中立，很有借鉴意义。
宋朝的历史地位在当今评价非常高，被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近代的拂晓”等等。大宋王朝三百二十年最显著的表现，无疑是士大夫阶层的崛起和儒学的新生，前者填充了贵族制衰亡之后所遗留的空缺，后者建构了从宋朝到清朝这一千年来的意识形态，如书名所示，“宋的转型”，开启了一个“儒学统治的时代”。音频为我们讲解了本书的四个重要内容：
一、宋朝的概况
宋朝建立于公元960年，灭亡于1279年，国祚长达320年，如果以哈佛中国史所书写的两千年帝制时代为界限，排名第一，当之无愧。大宋王朝三百二十年，中间有一点裂痕，这便是发生在公元1127年的靖康之变，以此为界，此前宋朝叫北宋，此后宋朝叫南宋。为什么叫北宋和南宋呢？这是因为，中国的地缘政治，唐朝之前，表现为东西之争，所以流行以东西来定义朝代，譬如西汉与东汉、西晋与东晋；宋朝之后，表现为南北之争，所以流行以南北来定义朝代。
二、宋朝怎么轻武？
唐朝亡于藩镇之乱，宋朝建立以后，当然要在这方面下功夫。如朱熹所言：“本朝鉴五代藩镇之弊，遂尽夺藩镇之权。”其夺权的过程，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方面，藩镇代表的是地方，防止藩镇之乱，必须强化中央权力，弱化地方权力，所以宋朝的政策，用老话来讲，叫强干弱枝，用我们现代的说法，就是中央集权。另一方面，藩镇不仅代表地方，还代表军人，因此，宋朝的执政者除了“削实权”，还有致命一招“收精兵”，一是把兵权从地方收到中央，二是把兵权从将领手里收到皇帝手里，北宋初年的“杯酒释兵权”与南宋初年的岳飞之死，都可以在此找到答案。
三、宋朝怎么重文？
用人之道，不外乎文与武，既然轻武——抑制武人，与此相应，必然重文——大用文人。宋朝重文，同样表现为两方面，一是士大夫阶层的崛起，填补了贵族制没落之后所遗留的空缺，其崛起，主要依赖科举制；二是儒学重获新生，这则不得不提南宋的朱熹，他的贡献在于使儒学系统化，不再是散兵游勇，而成其为一支精神之师。宋理宗执政时期，儒学被塑造为宋朝的意识形态，其影响力不仅遍及庙堂，还深入民间。这就是为什么，这本书的书名叫“儒家统治的时代”。
四、宋朝的城市与货币
北宋的京城东京，现在叫开封，南宋的京城临安，现在叫杭州。这两个城市，都是那个时代最繁华的城市，1103年的开封人口已经约130万，这意味着到十九世纪为止，开封乃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城市如此发达，要求货币与时俱进。于是在宋朝，出现了世界史上最早的纸币，一种叫“交子”，一种叫“会子”。交子类似于今天的期票或汇票，会子相当于今天的现金。
金句：
1、从军事威力、战略创新和势力范围来衡量，宋朝无疑是一个虚弱的朝代，最终它也被外族灭亡。宋朝的苟延残喘以至最后灭亡的原因绝不是单一的，但是它对内政比对军事的重视可说是其国家衰弱、士气消沉、世风日下的重要原因。
2、就繁荣程度而言，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有人文精神、最有教养、最有思想的朝代之一，甚至可能在世界历史上也是如此。
3、李清照在她的一首讽刺诗《夏日绝句》中，嘲笑了那些不在北方抗击到底，反而逃到长江以南躲避金军的勋贵。她将他们和楚汉战争中不肯过江的英雄项羽做了对比。她写道：“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4、1071年，宋神宗评论说，王安石的新政是为了百姓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士大夫的利益。此时，老资格的政治家文彦博一针见血地向神宗指出：“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这些话绝对不可能出现在宋代初期，它们不仅反映了帝国当局的一种新见解，也反映了宋代士大夫的自尊和自信。
5、从宋代皇帝和其他朝代皇帝的任期比较中，我们就可以清楚看出宋代政府的品质和稳定性。中华帝国2129年的历史上有210位正统皇帝，其中18位宋朝皇帝统治的时间占了整个中华帝国历史的约15%。而所有中国皇帝平均统治时间是8年，宋代统治者平均为18年。只有清代要长些，那也全因康熙和乾隆的在位时间都超过了60年。
撰稿：羽戈
转述：李锐
思维导图：徐小妮
《哈佛中国史04?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读后感(三)：古代王朝的巅峰——宋
传统的中国人写历史，都是按照时间顺序，以政治为主线，并附军事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而从本书可以看出，西方人写史，不仅围绕统治阶层及其更迭介绍了宋朝的崛起、改革和衰落，而且全方位地论述了宋朝的宗教、文化、生产、生活、教育、金融等等诸多方面。这种写作结构的优点是可以更好地还原宋朝的风貌，让宋朝在读者心中的形象更加丰满，缺点则是覆盖面太大，内容无法足够细致，更像是一个个专题堆砌成的文集。
一般人对帝王将相的事迹兴趣更加盎然，尤其是野史，更是抓心，奈何八卦只能怡情，追求历史的真、探求现在与过去的关联与传承才可修身养性（捂脸），也只有更全方面地了解一个朝代，才能更加精准地给这个朝代定性。
和唐朝的李渊一样，宋朝的开国君主赵匡胤是贵族出身，因此赵的品性和刘邦朱元璋等草莽之辈大为不同，即便是有黄袍加身的经历，对待下属依旧留有余地，杯酒释兵权。太祖对知识分子也极为尊重，并建立了与士大夫文臣管理朝政的治理体制，后续帝王不管昏庸与否，都秉承了太祖对知识分子的重视及重用。
太祖重文轻武的治国方略为王朝多边关系的弱势埋下了种子。不管是对辽、西夏还是金，宋朝在军事和外交上都长期处于被动，游牧民族在北方边境上的强大军事存在让宋王朝夜不能寐，燕云十六州的沦陷更是让一马平川的华北平原犹如游牧民的嘴边肥肉。因此，在宋初的几次军事失利后，宋王朝试图通过纳贡来换取边境稳定，同时对游牧帝国来说，当时的宋王朝尚是青壮年，虽然军事上稍有优势，但也无力鲸吞宋王朝，于是纳贡制度发挥了应有的功能，换来了长期的和平。军事上的羸弱导致整个北宋既未出现像前朝李绩、薛仁贵这样的名将，也未有名留青史的获胜战役，南宋在面临亡国时产生了岳飞，但在停战后，岳飞立即被逼自杀，壮志未酬即惨死在自己人的屠刀下。当然，两宋期间也未出现犹如前朝般威胁王朝存在的地方军阀。
提到宋朝的政治史，最值得研究和讨论就是王安石变法。这场本可以重塑王朝的深度改革，却因阻力重重最终宣告流产。整个变法以财政和军事为中心，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力图改变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是一次大胆的尝试，王安石不顾现实的反对和阻力，坚信自己的这套理论能够改善国家财政，增强国力。但由于改革推动过于激进（和戊戌变法一样），贯彻力度不一（类似今天所说的政令不出中南海），因为未产生预期的效果，同时，改革触动了地主阶级和守旧派士大夫的利益，老百姓也不愿意承受改革的阵痛，从而引起了整个社会层面的反对浪潮。这次改革过于超前，因而难以在宋朝的土壤上开花结果，最终宣告流产。
宋朝经济的发达程度超越了以往任何一个朝代，在矿产业、制瓷业、纺织业、造船业、造纸业、印刷业、军工业、金融业、饮食业、种茶业、制糖业、酿酒业、建筑业、制盐业、文化产业、娱乐产业等方面宋朝无一不远远领先于唐朝。宋朝的统治阶级也积极鼓励商业和贸易，并从中获取了巨额税收，尤其是海外贸易。从东京梦华录里就可碗中窥豹，感受到都城城市建设的现代化，民众生活的丰富多彩，一睹宋朝的繁华。从餐饮业就足以见证宋朝的市场经济崛起和社会分工，比如在东京的餐馆里，光是面条的做法就有几十种，还有炒菜，这个为中华民族所独有的烹饪方法就是宋朝时被发明的。
宋朝的文化高度繁荣，尤其是科举制度的成熟，印刷术的推广，市民生活的丰富等等多种因素推动宋的文化快速发展。其中，为后世最为敬仰的就是宋词了，从最初的花间派，到以柳永、晏殊、李清照等人为代表的婉约派，再到后来以苏轼、辛弃疾为代表的豪放派，以及以姜夔、吴文英等人为代表的醇雅派，可谓蔚然成风，百花齐放。
宋朝可以为人道的东西实在太多，就不一一列明了。可惜市面上关于宋朝的书籍太少，像本书这样的太弥足珍贵，期待能有人像当年明月写明朝那样写一本宋朝史，
《哈佛中国史04?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读后感(四)：《哈佛中国史》：“剑桥”之后，但看“哈佛”
文/吴情
这篇评论文章的题目略有些歧义，容易让人误以为是留学机构的招生广告，以名校为噱头，实际上，它涉及的是两套海外中国研究著作：剑桥中国史（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和哈佛帝制中国史（History of Imperial China）。前者由美国著名“中国通”费正清教授主编、多位海外中国研究专家参与编写，初版于20世纪最后一个十年，后者则是最近几年的作品，由加拿大著名中国研究专家卜正民主编，陆威仪、迪特?库恩、卜正民、罗威廉分别撰写，其中，陆威仪撰写前三卷，后三人各写一卷。论及影响，前者更著，不过，从发展的角度看，哈佛帝制中国史反映了最新的史学研究成果，大有后来居上当仁不让之势。
首先要明确的是，剑桥中国史和哈佛帝制中国史两套著作所论述的历史范围并不完全一致。剑桥中国史涵盖了中国的起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哈佛帝制中国史则是从第一个帝制王朝秦朝展开叙述，直至大清帝国的灭亡，因此它避免了对中国文明起源驳杂而又多元的探讨，有利有弊，暂且搁置。另外，剑桥中国史著述的年代，全球史观、现代化史观地位非比寻常，而哈佛帝制中国史则囊括了最新的社会史和生态史研究。史学研究观点的调整，不仅是视野，很多情况下是叙述重心乃至结论的改变。更难能可贵的是，哈佛帝制中国史，还对西方海外中国研究中存在的某些思想倾向（比如欧洲中心论、进化史观）进行了深刻自省，梳理总结了学术研究的遗产和不足。
很多海外研究中国的学者坦言，中国研究的总量，几乎等同于一个欧洲。当然，这并非确切的说法。目前中国的疆域面积大略等同于欧洲各国的面积总和，而在历史上，中国的疆域，则处于时常变动的非均衡状态。有别的是，中国没有近代欧洲如此复杂的民族/国家认同；帝制时代的中国，其文化也非基督教神学一统格局被打破后西欧各国的文化差异来得显著。但是这样的感叹并非空穴来风，它至少暗示着，中国及海外中国研究的复杂程度非同一般。海外学者研究中国，首先面临语言和知识背景的难题，其次则是陌生的文化环境和人生经验，但同时也赋予他们以敏锐的感觉，促使其追问异域中的“无疑处”，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与一般的史学著作侧重政治经济史、人物事件史不同，哈佛帝制中国史以历史地理学为基础，侧重一种共时结构的研究（源自法国年鉴学派的启示），搭建起族群关系、社会、生态环境、文学艺术的创造以及科学技术的发明运用，同时持久关注着普通人和知识精英的日常生活。在方法论上，哈佛帝制中国史的多位作者虽然各自分工不同，但都注意到了制度的连续性，分析阐述时注意到了“瞻前顾后”，他们多从内部分析问题，兼以考察外因如何影响内因、内因如何渗透进外因，以及偶然事件如何造成连锁式影响，更多是以历史叙事补充追问所谓历史真实之类的论题。
长久以来，对于中国经济史、政治史和思想史的研究，占据了史学研究者的研究中心。然而，近些年，随着历史哲学对于历史本质和历史书写的探讨的不断深入，中国史的研究领域内，发生了一些重大转变。原先的经济史、政治史和思想文化史研究较为成熟，无太多可以开拓挖掘的重大命题（当然，随着新材料和新的史学范式的出现，也可能会出现某些重大改变，推翻之前的某些论点），倒是先前多为人所忽略的历史地理学、生态史、社会生活史，因其历史研究和历史书写范式方面上的创新创造，在赢得更多读者的同时，也为学界日益认可，而哈佛帝制中国史系列的撰写，正是建立在近些年史学研究最新成果的基础上。
哈佛帝制中国史的书写，很大程度上基于近些年历史地理学领域的进展。这些作者研究中国，并非以理论架空历史事实，而是以地理为经，文化为纬，描绘出一个“有血有肉”的中国，如果将中国比作一个巨人的话。所谓“中国”，其实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有地理上的意义，也有文化上的意义，“中国”是一个时时变动的概念。四位作者抓住了“中国”这一概念，从中国领土的扩张与缩减，文化上的边缘、异域、他者被逐渐纳入文化上的中国（文明之国）两个维度，剖析了“中国”的复杂面貌及其形成、变化与发展，尤其是异族统治“中国”的情形，比如元朝与清朝，以及它们如何进入正统以汉人为中心的“中国”历史的正统叙述。
哈佛帝制中国史系列在更多情况下是写给西方读者了解帝制中国的书。其中，不免涉及到许多西方读者并不熟悉的历史细节和历史人物，因此，中、外历史和历史人物彼此参照对比，让西方读者在已有的知识结构中吸收新的知识（而翻译成中文之后，对中文读者认识西方，其实也有相似的作用），也就显得较为必要，而比较，恰恰又是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中，隋唐五代十国被称为“Medieval China”（中古中国）便是一个例子。在西方话语中，这一段历史被视为“中国的中世纪”，此后的宋朝则开启了中国的近代。该学说由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提出，经京都学派发扬光大，广为海外中国研究学者赞同，国内学者中存在争议，此说是否有比附西方历史进程的嫌疑？再如《哈佛中国史第3卷 世界的帝国：唐朝》中，陆威仪论及诗人李白，将其与英国诗人乔治?拜伦进行参照，评论道，对李白诗歌的赞赏，“也往往变成一种个人描述，他的诗歌让人联想到他的传奇人生。于是李白与拜伦有了相似之处，其诗作中的英雄总是被阐释为作者自己，对于大部分读者来说作者的个人神话吞没了这些诗作。”还有《哈佛中国史第6卷 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罗威廉在其中将中国清朝的士绅（英文对应词为“gentry”）与英国绅士进行了对比，他认为，“英文中的gentry一词会造成误解，让人联想到亨利?菲尔丁与简?奥斯丁小说中，穿着红外套猎狐的绅士贵族。但将它应用到中国并非完全毫无道理。虽然中国士绅没有世袭的贵族爵位，他们如该词之由来的英国绅士阶级一样，是拥有土地的精英，享有帝国给予的特权，且被期待着要负责掌管地方事务。中国如同英格兰一样，也曾经有过真正的贵族，到近代早期仍有留存，但在乡间已大致上被作为主导地方社会力量的新兴阶层所取代。”历史比较的过程，也是对话的过程，异域生活中不同的文化习得和人生体验，在比较的过程中展开了有难度却颇为重要的理解，从“以己度人”的初级阶段，逐渐过渡到“站在别人的角度看问题”（stand in one`s shoes）。
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很多时候因为信息不充分，容易以偏概全，自以为了解历史的全部真相，其实只是形成了自己的误解与偏见，而这套哈佛帝制中国史系列，则有着拨云见日的作用。发生在唐宋易代之间中国文化的内在转向被学界称为“唐宋变革论”，许多人以为，唐代女性比宋代女性拥有更多的人身自由，而南宋后，随着程朱理学正统地位的确立，女性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束缚。而在《哈佛中国史第3卷 世界的帝国：唐朝》中，陆威仪写道，“唐代通常被描述成中国妇女的一个‘黄金时代’，和强调守寡殉葬、三从四德以及将缠足作为新时尚的后世相比，唐代妇女更加自主且更有权力。然而，这个结论只是部分正确，因为女性商品市场是唐代城市生活的一个显著部分，并且以纳妾的形式将这个市场转移到家庭之中。这些变化都是中国妇女地位下降进程的一部分。”又如罗威廉在《哈佛中国史第6卷 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中对孙中山神话形成的阐释。晚清民国时期积极推动“革命”的孙中山，在国民党的正统叙事中无疑是辛亥革命的领导者，“一呼百应”，但从本书的叙事中可以看出，孙中山之前参与的革命实践都以失败告终，辛亥革命期间他不在中国本土，而是流亡海外，等到革命基本成功——多省宣布独立于清廷，末代皇帝溥仪宣布退位——孙中山才回到中国。因此，以孙中山本人的直接参与或间接作用视为革命成功的原因的解释，并非完全坚不可摧。他总结道，孙中山“最适合作为宣传者，和其他革命分子间的中介者，以及最重要的是作为一个象征”，而此后，无论是国民党政权，还是共产党政权，都毫不例外地将国家的合法性极大程度地建立在对孙中山的“追认”上，可见作者所言非虚。
帝制中国历史上，典籍中存在着不少对超自然现象的描述，其往往与当局的意识形态相连。对于所谓的“龙见”现象、“天降祥云”等论述，现代读者该如何认知，往往是历史研究的一个问题。“站在古人的角度想问题、办事情”当然是一种可靠的方法，但说容易做起来难。在现代科学至上的年代，轻易地将这些论调斥为封建迷信不费太多精力，也是流行的做法，但在卜正民看来，“元明时代的人是否相信龙的存在是无关紧要的。他们只是在观察对他们来说重要的现象，如果这些现象对他们来说是重要的，那么它们对我们来说也是重要的。最简单的处理办法是把龙见归为集体癔症，但这并不能增进我们的认识。更有趣的做法是把它们当做隐喻，即描述极端气候的符号”，同时，也不能忽略“见龙的心理状态和政治影响”。他还进一步反问道，“生活在21世纪的我们果真能像我们自以为那样的豁免于过度诠释吗？我们自己不也认为坏天气不仅是坏天气，而是全球气候变化的表征吗？这何尝不是我们关于宇宙乱序的认知？”言语之间，对科学至上主义和现代人的傲慢，表达了疏离和质疑的态度。
尽管帝制中国史的研究对象是确定的，但在不同的研究者笔下，呈现出的面貌难免有所不同。哈佛帝制中国史的四位作者：陆威仪（Mark Edward Lewis）、迪特?库恩（Dieter Kuhn）、卜正民（Timothy Brook）、罗威廉（William T. Rowe），两位是美国学者，一位是德国学者，还有一位是加拿大学者，各自的求学生涯和人生经历都不一样，对历史的体悟也不尽相同。如果说文学家有所谓“风格”或“个性”，那么，历史学家，想必也会有属于自己的风格。陆威仪在前三卷里各为文学专辟一章，触及文学自身的历时演变，也考察了文学文体变化中反映出的社会思潮，颇有“诗史互证”的意味。迪特?库恩则擅长宋朝思想文化、人生礼仪的研究，对于宋朝转向过程中的物质文化创造，以及城市化、商业化的探讨，令人击节称赞。卜正民则是个卓越的“讲故事的人”（story-teller），能在大历史与小个人之间来回无缝穿梭，不禁令人想起了他的《杀千刀》《维梅尔的帽子》等作。罗威廉则是善于思辨的历史学者，对于历史事件的体考察常能见微知著。
中国国内学者生活在中国，研究中国的有力条件便包括娴熟的母语能力、相似的生活经验。当然，这些有力条件某些时候会形成认知盲区，使“当局者迷”，不易看清屋外风景。因此，海外中国研究的学者，他们的存在，则为中国本土学者和读者认识中国，提供了第三只眼睛。西方的学者多擅长理论模型的建构，以此来解释具体的现象，比如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陆威仪的“帝国内部的去军事化”理论，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主张，黄宗智的“高水平均衡陷阱”之说，彭慕兰的“大分流”等等。当然，他们建构的理论，都不可避免地遇到了有限解释力的难题，总是存在着例外。但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确实是耳目一新。
哈佛帝制中国史系列继承了先前剑桥中国史系列写作的某些遗产，比如多人分工的书写传统，各自结合个人专业所学，呈现出最精彩的论述，而非勉为其难地涉猎自己不很熟悉的领域，这对国内某些动辄书写中国全史的学者（让人怀疑其有多少创见）来说，毋宁是个学习榜样。同时，它还避免了某些可能存在的意识形态争议，不空泛地给出个人看法，而是论从史出，言之有据，比如罗威廉对孙中山神话的解读，又如他对太平天国作出的、迥异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者的阐述。
另外，哈佛帝制中国史还反省了西方中国研究中存在的某些思想倾向，如可疑的欧洲中心论、历史目的论、进化史观等等，比如所谓中国帝制时期极为漫长，中国内部缺少变化动力之说。但所谓的漫长，其实是相对西欧中世纪而言，而哈佛帝制中国史的作者们看来，评价一制度，无论是具体的税收制度还是政治体制，体制本身是否能达成创立之处的目的、维持社会稳定，才是评价的最终标准，而非以未来的发展界定过去，当然，除非那是个奥威尔式国家，那里，“谁控制了过去，谁就控制了未来；谁控制了现在，谁就控制了过去。”从根本上说，过去，始终是独立的存在，它从来不是未来之目的（历史目的论恰恰认为过去的目的是导向现在）。“剑桥”之后，但看“哈佛”，愿这套哈佛帝制中国史，不仅能给中国读者以知识的补充，还能在潜移默化之中给予智慧上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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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中国史04?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读后感(五)：模范统治者治理下的宋朝
模范统治者治理下的宋朝
文/米雪
做一个东方强国，令世界的对手俯首称臣，大约是每一个国人的梦想。而在历史过往的朝代中，汉朝，唐朝，加上异族统治的元朝和清朝早期，大约是人们心中比较理想的朝代，虽然宋朝存在的时间更加长远，却远没有达到世界强国的标准，“澶渊之盟”更是软弱无能的开始，为以后更加软弱无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让宋真宗以后的皇帝知道怎么才能更加软弱可欺。
当中国通史用其它打开方式去看待，其实，“澶渊之盟”也并非一无是处，就如这本《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哈佛中国史》）中提到的，因为“’澶渊之盟’和岁币为后世建立和平共处的双边关系树立了范例。”在力主和平胜于战争的宋朝，澶渊之盟无疑是避免了战争的开端，避免了无数生灵涂炭，百姓能在这种结盟的情况下安居乐业，不必妻离子散。为何会出现笔者文章开始的那段话，在这里也可以找到答案“中国人自以为’天朝上国’是文明世界的中心、中国皇帝是天底下唯一统治者的观念也就差不多沦为夸夸其谈了。”因为在澶渊之盟之后，宋朝已经沦为与辽国人称兄道弟的地步了，“……尤其是北边的辽和西夏……这些野蛮人被视为未开化的入侵者……”与野蛮人称兄道弟，与华夏文明的儒家道理相悖，因自降身份而感到屈辱。
囿于历史局限，笔者在未开时读这一本之前，除了对宋词的成就略有了解之外，对宋朝的了解最多的莫过于“澶渊之盟”，“杯酒释兵权”，“重文轻武”。从未看过被夸奖过的“宋朝”，如今在迪特-库恩这一位德国汉学家的笔下总算 “农奴翻身做主人”了一把，全书充满了对宋朝的溢美之词，“模范的统治者”，东方的“文艺复兴时代”，科举制度的完善，儒释道三教的发展和传播，对宋朝的统治者极其统治秩序进行了大加赞扬。
这一本《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开篇先从唐末混乱的战局讲起，直到最后赵匡胤的“陈桥驿兵变”建立宋朝，分析了当时的大时代背景，西夏，辽国的进程发展也进行了细致的描述，有这样的背景下，在第二章开始进入了对宋朝的全面解析。首先就是“模范的统治者”。“960年至1022年间，宋朝初年的皇帝们与他们的宰相在朝政处理、思想活动、和个人行为等方面都为后继者确立了很高的标准，给后人树立典范。头两位皇帝，赵匡胤（宋太祖）和他的弟弟赵匡义（太宗）在整个宋朝历史上都被统治者看作统治者的典范，时至今日也依然如此……宋真宗……进一步巩固了领土的完整，并开创性采取了全新的外交政策，与北方的强邻们保持和平关系。……相较于中国历史上的其他朝代，宋朝无疑是最接近儒家治世理想的王朝。”“许多脱胎于宋代儒家思想的神会准则和价值观念，在之后的漫长岁月中，加速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变革，而其中不少民族典型性的文化特征，时至今日，依然熠熠生辉。”
因此，在这样的模范统治者的治理下，因为和平的发展，文化、思想、哲学等领域出现了一片大好山河，出现了与唐朝唐诗媲美的宋词，因为改良的印刷术，文化传播迅速，开始了东方的“文艺复兴。对于宋朝的各种不断完善的税法、科举制度、货币，不遗余力地做了详细的叙述和赞美。国内大好山河，而周围仍旧是强狼环伺。作者并没有把眼光一直放在宋朝的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繁荣上，同样，宋朝治国政策的根由解析，也要兼顾从周边游牧民族的发展历程，宋朝建朝的始末的着重考量，历史进程中各民族学习和汲精华去糟粕的融合，以及历史发展历程中一个废旧出新的总体趋势。
解析宋朝，作者对这样一个文化昌盛经济繁荣的时代进行了全方位、立体全面的通览，知识点涉及博而广，整个宋朝被作者以整体呈现出积极向上的正面名分，对于初学者很有帮助。历史的发展尽管客观，但是编著者是无法完全撇清自己的感受的。没有人会穿越是空去看清真实的历史，同样，每一段历史，自有不同的评说，《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的库恩教授还是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新的立场。但是，无论怎样，宋朝的最终命运终究不会改变。
《哈佛中国史04?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读后感(六)：大宋浮世绘
每当我看历史相关书籍时，都会想起一句话：“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至于这句话是不是胡适说的，抑或历史究竟是不是客观的存在，有一点是肯定的，每个人看世界都是通过自己的眼睛、大脑和世界观、价值观，应该说任何两个人心中的历史都不会是完全一样的。所以，我特别喜欢透过客观存在的一些历史数据、历史现象自己去思考对应的历史，去赋予基于自己三观的评价，而不是单纯去看、去认可别人在某段历史的评价。
因此，我认为那种白描类型的历史书比别人带着他的历史观所书写的历史书其实更有意思、也更有价值。
而《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恰好是这样一本好书。
在介绍这本书之前，需要简单介绍一下该书的成书背景。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影响力越来越深入，中国以外的世界对中国越来越感兴趣，历史、文化、风土人情无一不是窥视中国人精神世界、理解中国人行事逻辑的重要通道。因此，哈佛大学出版社在世纪之交邀请了世界数位中国史大家创作了这套《哈佛中国史》，帮助西方世界了解、理解中国。全套书籍包含六册，探索了从秦汉到大清上下两千年的历史变迁。随着该套成书在西方越来越被大众所认知，中信出版集团在数年前将其引入中国，也让我们有第三方视角去了解我们身处的这个文化与国度。
《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是本套书的第四册，着重描写的是北宋与南宋的历史。作者迪特·库恩在世界汉学界很有盛名，专长于宋代研究。
全书主要十二个章节基本可以分为两部分：
一是以时间为线，描述了王朝的兴起与衰落。这部分，全书用前面四个章节叙述了这一过程：第一章描述的是宋朝兴起的时代背景；第二章介绍了宋朝的开国；第三章着重叙述了中期的变法与王朝的逐渐衰落；第四章则叙述了偏安临安后的垂死挣扎，直至灭亡。
二是用白描的方式从多个角度向读者呈现了宋朝的全景。全书后面的八个章节从宗教、教育、习俗、文化、都城、生产、经济、生活等各个环节向我们展现了宋朝社会的方方面面，让我们能仿佛置身当时，体会感受那个环境。
或者我们可以用两个问题来求问本书：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宋朝的国土偏小，为什么宋朝对外作战输多赢少以至于岁币长期存在？在看了本书后，我的感受是更能理解宋朝的“不能”。领土内连年征伐对社会、生产关系的破坏，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快速崛起，人民对于安居乐业的渴望，皇权对于武力的恐惧与限制，无一不是对“不能”的强化。另一个问题是，宋朝的文化为什么那么发达，以至于后人能以“唐宋”论之？在书中，我们也可以从皇权对士大夫的重视、社会对教育与文化的追求、生产效率改善带来物资提高等多个方面感知到其文化发达的必然。
历史从来不是封闭的盒子，更不是单纯的好人与坏人的对决，宋朝如此，我们当下又何尝不是如此。从这本书中，我们也可以去问更多的问题，也问我们自己。
只是，看完此书，我不知的是，宋朝的转型是否成功，而我们现在的转型呢？
《哈佛中国史04?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读后感(七)：矛盾的时代
宋代是一个如此迷人而又令人感觉矛盾丛生的时代，是儒家统治成熟的时代，也是一个文学鼎盛的时代，是一个高度自由的时代，却又是一个思想被桎梏的时代，是尚文轻武的时代，又是一个生灵涂炭的时代，围绕着宋代，有着说也说不完的话题，而
《哈佛中国史》的宋代部分，由德国著名汉学家迪特?库恩独力完成，与之前三部不同，这一部并不首先从地理切入，而是从皇权切入，这也预示了这本书的重心重回统治阶级，做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皇帝要肩负王朝衰落与兴盛的责任，而宋代恰好为我们提供了可堪为典范的统治者们，从宋太祖以降的三任皇帝，构建了有效率的文官系统，宋代也努力构建了英明自由的朝堂环境，但是鉴于唐朝藩镇制度的尾大不掉，宋代也更加注重中央集权，而这对于皇帝的精力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是这样互为因果的矛盾关系构筑了宋朝的统治基础。
回顾中国历史，宋朝无疑是封建王朝的鼎盛时期，无论从经济上，还是文化上，都称得上处于世界之巅，作者擅长物质文化史与科技史，在这本书中，作者为我们展现了宋代的强大的创造力与发明力，在作者对此深入细致到农业纺织制造运输业的描写，以及城市构架的自由化，并进行了纵向时间上与横向辽金甚至欧洲的对比之后，我们不难在其中发现活跃的社会内驱力，与之相对的是儒教的崛起，理学的提倡，古文的复兴，并因此而形成了稳固的社会规范与个人认同感，家国与伦理的观念从来没有如此般深入每个人的内心中，与此相反，与如此灿烂的文化与繁荣经济相对应的则是轻武的传统，宋以合议以及纳岁币的形式换来边境的和平，这被作者称为一种和平共处的外交形式，在这一点上应该是存在争议的，用钱物是否真能满足强邻的欲望，并换来真正的和平呢？过去的历史已经湮没，再重新推演或以后世的推断似乎都很牵强，但是唯一可以明证的一点是，短暂的和平确实有助于维护社会的繁荣，但是岁币的贡献与轻武的传统，最终带来的是无穷的需索与战争。在这一点上，宋朝无疑是一个是适合当下或者任何时候中国引以为鉴的样本。
作者为我们呈现了一部非常完备而详尽的宋代历史，兼及社会的各个方面，为读者展现出了一个宋代社会的全貌，仿佛带领读者真正走入那个时代的城市与农田中，但是也由于同样的原因，作品的结构看起来略显松散，且流于表面，但是瑕不掩瑜，这本书依然称得上对于宋代做出全面了解的标准社会历史书籍。
《哈佛中国史04?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读后感(八)：随感
书的前四章笼统地概括了从唐末到宋末华夏的历史，以及西夏、辽、女真的崛起和衰落，最后蒙古铁骑横扫欧亚，若非当时华夏人口众多且处在文明的顶端，我国文明恐怕就此断送。
一些疑问@_@
①无论宋朝的皇帝是怎样的，他们重文轻武的任人方针始终如一，若当时没有异族的威胁，按照宋朝那样代代出人才的速度，很快，华夏文明将会达到某种不可企及的高度。然而，当时，每个人都引以为傲的宋，竟然会毁在对我们而言毫无文明的异族手中。这样的冲击，彻底摧毁了当朝朝廷的腐败积弱，而从长远的历史角度来看，并未给华夏文明带来革命性的变革。
②无论褒贬王安石 ，许多论调都觉得他与北宋灭亡有直接关系，然而，没有王安石，一直实行保守派的治国方针，在崛起的女真、蒙古人面前，宋的军事实力就可与之抗衡了么？在没有王安石之前，澶渊之盟不也签了，西夏不也独立了么。
书中第五章提到了程朱理学。
③当一些学者提出某些哲学理论时，除了会因它更加贴近真理而广受推崇外，也会因时代及当时政治家所需，将它谱写成流行，或许，这种应时代而生的作用对它的传播起了更重要的影响。
④感人至深的结语。
难以想象，若是宋朝得以使改革转型的萌芽开花结果，我们的中华又将成为怎样的中华呢。
《哈佛中国史04?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读后感(九)：《哈佛中国史4：宋的转型》：西方视角下的中国“文艺复兴”时代
《哈佛中国史4：宋的转型》：西方视角下的中国“文艺复兴”时代
六卷本《哈佛中国史》由于著者的叙述习惯的不同，也呈现出不一样的个人风格。这套史书的前三部为一人著述，总体看来，字正腔圆，四平八稳，没有什么过激的言语。到了第四卷《宋的转型》，给人突出的感觉，向来吝于赞美的史书作者在这一卷里，可以说是对宋代赋予了相当多的溢美之词，对宋代的各个层面都给予了出人意料的赞誉。
这本书的作者是德国专攻宋史的汉学家迪特·库恩，作者溢于言表的对宋代的赞赏之语，使人略略感到与全书的体例稍有违拗。我想，这深层次的原因，是因为宋代相对于正在中世纪的黑暗阴霾中苦苦挣扎、痛不聊生的西方世界来说，这里无疑是一片春光明媚的世外桃源。然而，在我们中国人的眼睛里看来，宋代远不是一个东方强国，它已经没有了唐代的胸怀全世界的光彩耀目，也没有帝国一统的金瓯完整，终宋一代，都面临着北部强大的外族的势力压制，使得自己的疆域日益向南萎缩，龟缩到江南一隅，终至灭亡在北方游牧民族的铁蹄之下。宋代的帝王也缺乏什么光彩，几乎没有一部戏剧是热衷于表现宋朝的帝王的，即使在金庸的小说里，他愿意把它的主角瞄准清代的皇帝，也没有在表现宋代的武侠演义里，去撷取宋代的一代帝王，即使在《射雕英雄传》里正面对准了金、元的两国的君王，偏偏没有宋代的帝王什么事，可见，宋代王朝的帝王实在没有什么光彩，也没有值得大加演绎的传奇味——当然有一部“千里送京娘”的故事我们约略熟悉，但君王身份依然觉得模糊不清。
而这一切，在《哈佛中国史4：宋的转型》中，却丝毫没有影响到作者对宋朝帝王不加掩饰的称颂之词，这个原因，我想同样可以看到，宋朝军事上的薄弱与萎缩，对于西方人来说，并不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价值选项。相对于西方碎片化的小国林立，却不影响西方历史进步的认定，中国历史上的大宋王朝处在外强的达摩克得斯之剑的寒光之下，便显然不会像一个中国人所感同身受的那般哀感顽艳，孱弱可怜。
相反，在《哈佛中国史4：宋的转型》中，作者却引述了没有确切地指出姓名的历史学家的判断，“把宋代称作开启现代性曙光的中国‘文艺复兴’时代”（P2）。此语，作为我们中国人都无法举起双手双脚地表示认可，但却确定了这部史书对中国历史的定性。但事实上是，中国的文艺复兴，并没有呈现出接下来的递进式的与西方所发生的同一运动相类似的发展路线，中国直到清朝的所有历史，在后来者的眼光里一直难以摆脱“停滞不前”的定性，可见，宋代的“文艺复兴”即使不是在后来的发展中中途夭折了，也证明它当初发生时的力量并没有溢美者所称誉的那么强大。
宋代的王朝秉性可谓是唐代的反动。唐代引以为国家建立基础的军事藩镇，在宋代被彻底地摒弃了，宋朝必须选择新的力量，作为国家的支撑与支柱，这就是本书中提出的宋代通过“确定儒家思想文化价值的中心地位”来建立自身王朝的“政治典范”。这一核心价值理念被一个王朝的引入，带来了深远的确影响，其影响表现在即视性地撑起了宋代的文官制度、科举考试以及建构在此基础上的王朝体制，同时也绵延地规范了中国历史的总体特征，正如书中所归纳的那样“宋代形成的这套社会制度，成为20世纪中国和西方人所说的‘传统中国’的典范”。（P3）这种特征，也形成了全书构架的特点，在《南北朝》卷中，世家大族是其中的重要一章，在唐代仍然残存着这种家族性的势力，而到了宋代，“北方士族靠着谱牒的政治优势而形成的‘旧世界’，在延续了几百年后最终在880年至960年（五代期间）的混乱和内战中消失了。”（P2）。
同样，在《唐朝》卷中详加细说的“藩镇与专使”，在宋代也失去了言说的空间，宋帝国对应的是“需要一个忠诚而尽职的文官阶层来充实官僚队伍”，“宋帝国需要建立这样一套制度：这个制度能确实可靠地提供大量急需的文官。”（P36）可以说，作者从宋朝建立这个层面，来讨论它在建构自己国家体制方面采取了何种类型，并由这种类型去寻找什么样的精神支柱，而最终将儒家思想凸显出来，用作国家精神意志的代表性力量，并由此规定了中国历史日后的价值趋向。书中总结道：“重文轻武——儒学的基本理念——成为宋朝历代帝王遵循的信条。”（P30）从这个角度上讲，作者把“宋的转型”这卷的主题确定为“儒家统治的时代”，可谓是对宋代在中国历史中起承转合的转变作用，作出了富有条理且充溢着极强逻辑性的精到叙述。
本书另一个罕见之处，是对宋朝的帝王进行了全力的讴歌与称誉。在标题为《模范的统治者》一章中，作者称颂赵匡胤爱民如子，为人亲和，与其弟赵匡义堪称统治者的典范，而第三任皇帝宋真宗巩固了领土的完整，“并开创性地采取全新的外交政策，与北方的强邻们保持和平关系。”有一部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小说《金瓯缺》，表现的就是宋朝留给后人的整体印象，就是国家没有实现完整的统一，尤其是“澶渊之盟”更给宋代留下了耻辱之感，这是以中华概念之下的中国人的立场与观念感受到的，但在哈佛史的宋代卷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对决定了宋代的立国之策的“澶渊之盟”以充分的正面评价，认为这一和平政策“当时饱受争议，但是对于1042年宋辽和谈，对于1044年宋朝和西夏的和约以及12世纪与女真金的和约来说，‘澶渊之盟’都是一个成功典范。‘澶渊之盟’和岁币为后世建立和平共处的双边关系树立了范例。”（P45）作者所持的立场是“和平胜于战争”，而在拥有大一统根深蒂固的中华理念中，这显然是一个不和谐的音符点，而正是在这一点上，显现出西方历史学家在评判中国历史时必然会呈现出的与我们价值理念与精神选择上的反差。而正是这种内在的不同，决定了本书作者之所以把宋代的君王置于模范的制高点上加以述说的原因，而这一点，恰恰与我们通常所感受到的宋代帝王留给我们的口碑与印象落差甚远。
《哈佛中国史4：宋的转型》由于整体对宋代给予了正面的评价，全书的总体叙述呈现出暖性的色彩，自然地对宋代奠定的中国文化的精神基础的负面效应却未曾作出中国人一直刨根问底的追究，但由此我们感触到的却是一名外国学者对中国文明的深度尊重与厚爱，并用他的对历史的阐述与复述，给予我们以新的内涵启迪与价值提示，这一点，是我们从这部史书中获得的趣味与收益吧。
《哈佛中国史04?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读后感(十)：宋朝-理想的时代及穿越小贴士
宋朝相比与其他时期的王朝，确实会显得差一些意思，前有汉唐、后有元明清，汉唐为盛世，也是中国发展的顶峰，语言称为汉语，民族称为唐人，元朝是第一个外族的帝国，加之明清，均幅员辽阔；却只有宋没有统一中国，在历史地图上他的位置可以看出宋朝被外族压缩的只剩下了从现在河南到江南的这一部分，在中国的历史评价中，宋朝也一直不被史学家所喜爱，所以一直有弱宋的说法，而朱熹理学也被评判成限制人思想的统治工具，那么在外国人眼中，宋朝是如何评价的，这本《哈佛中国史-宋的转型：儒家统治的时代》开告诉答案。
（最后附上穿越到宋朝可能会用上的小贴士）
哈佛中国史一共分为六部，分别是：早期中华帝国-秦汉、分裂的帝国-南北朝、世界性的帝国-唐朝、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挣扎的帝国-元与明、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其中很有趣的我们发现，只有宋朝没有在标题中被称为帝国，而是在标题中明确的点出了宋朝的最重要的特点，儒家，也就是历史中的士大夫阶级崛起和重文轻武思想的贯彻。
概述
宋朝可以说是文人最受重视的年代，政坛首次向平民精英开放，平民可以通过充满竞争的科举进入领导层，通过受的教育与自己的能力、理想和奉献精神来塑造一个理想中的儒家社会，宋朝不是一个专制的国家，也不是一个集权的国家，他的行政效率和经济不是通过对于社会生活的控制和刑罚威胁恐吓实现的，而是通过营造出一个充满信任、负责任、务实的社会氛围实现的，宋代的行政体系高效，人民信任政府，宋代统治时期未发生过内战，作为最接近儒家理想的朝代，这也是为什么宋朝会是一个让高晓松向往的一个原因吧。
背景
宋同汉唐不同，汉建立在秦朝把疆土和行政统一的基础上，唐收益于隋朝的统一，而宋朝建国便面临完全不一样的形式，他完全没有汉唐的基础。唐朝末期，军阀混战，农民起义此起彼伏，长安城被朱温推倒意味着唐王朝的覆灭，接下来是的五十多年群雄割据政权更迭飞速，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代，最长的统治者只能保持13年，而此时北方大辽和西夏也成为了庞大的势力，国家被分成各个小块。
儒家治国
宋太祖赵匡胤是在后周的禁军统领殿前都点检，在对抗契丹的路上陈桥兵变，建立宋朝，因其之前被分封在河南的宋地，故命名宋，自宋太祖，他便成为了以后宋朝继承者的理想典范，王朝建立后百年未受叛乱威胁天下太平，而且制定了治国的基本理念——重文轻武，为宋朝历代地王遵循。随后火速的统一并建立新的行政体系，然后杯酒释兵权，太祖死后，其弟继位继续内政改革，使国家成为了一个依赖文官的体系，也改变了唐朝以来依靠贵族的情况，而改善后的科举使士大夫阶层登上了舞台。士大夫的登台同样是依靠科技的进步，宋初起印刷业开始兴起，使得书籍脱离手抄后的传播加快，人人可以买得起书。再之后宋真宗继位，他努力按照太宗流传下来的文治之道施政，成为近乎理想的儒家统治者，开国三代皇帝都是工作狂式的统治者，逢五逢十黎明早朝，接见来自枢密院三司开封府和其他政府部门的官员，听取报告，批准奏折，然后进行讨论决策。晚上还要举行其他的会议，且皇帝每时每刻遵守严格的行为和品德，以儒家形式约束自己。
军事弱势
但在真宗时期，一项事件开始让人心里有了小疙瘩：辽国契丹人的军事威胁，契丹开始劫掠北方城市，两国经过几年的战争后在澶渊这座小城议和，史称澶渊之盟，这在中国历史书上被称为耻辱的议和条约，因为宋朝看来是打了胜仗却要进行赔款，而在宋朝和现在外国看来均是一项伟大的外交胜利，因为这两方的战争不可能会出现胜利者，两方通过战争不停的消耗自身的实力，宋朝提供的赔款却远小于战争损失，这是一种明智却务实的做法。两国签订协议，成为兄弟关系，宋朝为兄，辽国为弟，而这样以来，宋朝再无法恢复唐朝的辉煌了，两国成为平等关系。之后真宗贬谪名相寇准后，国家走向衰弱，奸臣开始弄权，随后一系列的军事行为失败后，宋朝也开始与异族建立友好的双边关系，承认了军事上的弱势。
改革
改革，又一个宋朝的关键词。因为真宗后期军费增加，财政危机，在仁宗和神宗时期，财政开始入不敷出，宰相王安石开始了大范围的变法，变法派和反对派的斗争持续了几年，权利更替，变法失败也引起了悲惨的结局，国家日渐衰败，此时辽国因内乱衰落，金国崛起，女真族将契丹人赶至西部一角，辽国退出舞台。宋朝至徽宗，喜爱园林奇石，蔡京童贯当权，方腊起义，宋军软弱，金国正值鼎盛，攻陷开封，将钦宗和徽宗掳去，北宋灭亡。
南宋
赵构在南方称帝，建都杭州，丧失了北方的疆土，高宗贯彻送花草的文治政策，开始了南宋的杯酒释兵权，也就是史上著名的岳飞事件，高宗认为北方军阀的私人武装和高度独立威胁更大，随后与金国和谈，确保了二十年的和平。高宗退位后孝宗继位，孝宗是一位谨慎认真的皇帝，自身践行儒家的标准，是南宋最杰出的皇帝，也开启了南宋的黄金时期。孝宗死后接下来的光宗宁宗不作为的皇帝遇上不靠谱的宰相，使国势衰退严重，内政混乱，虽然后来的宰相贾似道进行大改革，却难抵崛起的蒙古的铁骑，对于蒙古，给人唯一的感觉就是野蛮，杀戮和暴力使其臭名昭著，血腥的行军中，每攻陷一座城池的动作便是屠城，尸骨如山，均如地狱。宋朝最后几年中在蒙古的连番进攻下投降。
总体来说，如不是外族的战争，宋朝绝对是历史上内政经营最为成功的朝代，经济、科技、文化、哲学发展迅速，农业管理有序，土地登记和税制改革使农业发展为支柱，同时技术进步，金属产量增加，货币改革等等。而个人生活也保持了特别高的自由度，因为国家的制度社会规范均建立在儒家信条上，人民按照自觉的生活方式进行生活。
另外讲一些感兴趣的几点：
或许你穿越过去时候会用到。
1、婚姻及女性地位
宋朝婚姻是按照媒妁之言，宋朝的富裕之家会为女儿准备好了田地和嫁妆作为陪嫁，同时女孩子需要学会读文阅史、填词作文、精于女工；
寻找合适的配偶的步骤是这样的：说媒第一步是男方向女方家递上草帖，列明男方的各种信息：男方的家谱、地位、生日及母亲的姓氏，女方有兴趣，会给男方一份同样信息的草帖；
接下来就是男方给女方一份细帖，包含更多的个人信息，包括男方的出生时辰和女方将来要生活的家庭情况，女方会答复一份关于女方嫁妆的数量和类别的信息；
如果一切顺利，接下来男方可以这时看一下新娘，他如果认可这位未来的妻子，就把一支金簪插在她的发髻上。
然后新郎家给新娘家送去4或者8坛酒，表示确定婚事，然后新郎送上聘礼，其中包括食物、女式衣服和丝绢还有金三样。女方回礼，后续就是结婚拜堂了。
一般女方陪嫁的嫁妆是非常多的，包括土地使用权、金银、珠宝、数以百计的丝绸布匹和衣服家具等等，但是女方的财产是独立受到法律保护的，国家承认女性的财产权和经济独立，如果她离婚或者守寡，财产可以带去再婚的家里。
2、个人生活、娱乐、国家福利
宋朝时各家还在用席子铺地，但椅子已经出现，士大夫司马光开始是反对坐椅子的风气，但后续大多数家庭从席地而坐改为了做有靠背的木椅子。
个人卫生：宋朝时官员每工作十天可以休息一天，百姓除了过年外整年劳动，每天人们会鸡鸣起床，梳洗穿衣，洗脸洗手时会把草药皂液放入水盆，男人还要刮脸，官员假期时会洗自己的长发，多数人会定期在家沐浴，家里没有浴室的人会在城镇里找澡堂，当时的习惯都是用冷水洗澡，热水洗澡还不时兴。
卫生方面沿海地区比内陆搞的号，宋时四川人因一生只洗两次澡而出名：出生后一次，死后一次。王安石就因为不讲卫生和脏乱的头发闻名，大多数人会为虱子和跳蚤烦恼。
宋朝已经开始用纸擦屁股了，这点也是一大进步。
牙齿的情况不容乐观，当时还没有牙刷，都是用餐后用一块布来擦拭牙齿和牙龈。
宋时女性普遍保养自己比较好，女孩子十一二岁就会用镜子，有专门的美容店来护理皮肤，当时已经有很多中女性面部美容护理用品了。
当时一种化妆风气是拔掉眉毛再用笔画上假眉毛。
纹身也在纨绔子弟中风靡，身上会纹上情色的龙、鸟、风景、人等图案，甚至文字。会联想到水浒中的好汉还有岳飞。
缠足在宋朝上流社会兴起，变态的恶趣味改变了女性的行动，将女性束缚在家中。另外宋人开始可以娶妾，而唐朝都是在妻子不能生儿子才会纳妾。
宋代人娱乐极多，节日也多，元宵花灯，10月看潮，平时聚餐划舟玩乐，权贵看花会与歌舞，也可以加入诗社、辩论会、舞台表演社团、皮影戏爱好者社团、音乐社，军队中有射箭社团、体育运动足球、相扑、武术、钓鱼、马球等都成立了会社。
宋人饮食也是一大享受，因为中国人没有遵守的宗教禁忌，大宴会上的标准基本是40道肉菜、40多道水果蜜饯、30道鱼干和50多道甜点糕点，杭州特产54中米酒及其他酒类饮品。
茶也开始流行，人们品茶论茶兴起，百姓也可以喝到茶。
杭州有23个娱乐会所和55种边沿门类，说书喜剧杂耍等等。
宋代起开始有国家成立的医疗保健和福利照顾，从前都是大户人家有受过医疗训练的仆人，百姓得不到关注，宋代按照儒家制度，将医疗体系进行了提升，体系化的医疗教育制度开始建立，成立医学院，培养医生。
吶，去宋朝就可以享受以上的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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