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的女人》是一部来自菲律宾的剧情电影，影片剧情丰富曲折，画面震撼，网友们对这部电影是怎么看的呢，一起去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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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的女人》电影算不上好看，也不讨好观众，但是奈人思考。电影以讲故事开始，讲故事结束，可是故事并未讲完。固定长镜头，自然光线，单线叙事，没有配乐，黑白映像，四个小时浮想联翩，画面风格强硬、故事结构有着魔幻现实主义。最后一个镜头，女主人站在一片寻人告示传单中围着自己也不知道的什么转着圈久久不能离去
02
这是一部接近伟大的电影，虽然结尾有些拖沓。另外电影可以剪辑到3个小时，但这部电影无论如何不能剪到3个小时以下。
女主人公被富人陷害，在监狱里关了20年，被宣布无罪释放之后，她回家把地卖了，卖地的钱用来施行复仇，这本身就说明她的社会经济地位并不算太低。在反复踩点观察下手时机的过程中，她接触到菲律宾社会最底层的小百姓，生活对他们来说每天都是地狱。女主人公因此放弃复仇计划，回城市去找她失散的儿子。
电影中Hollanda 为了报答女主人公善良，趁女主人公喝醉之际，偷了她的枪去杀她的仇人。电影里Hollanda 刺杀成功。但我觉得应该拍成刺杀不成功，反而被富人的保镖打死。这样的结局更自然，也更显悲剧。
导演Lav Diaz 对菲律宾社会的底层小人物充满了同情，他早年做新闻记者的经历对他拍摄电影有很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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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片都是黑白都是固定镜头，这也就罢了。镜头都很长，站在那里可以拍3分钟，聊个天5分钟，尬舞能拍10分钟。你说你120分钟能拍完的为什么要拍240分钟？可怕的是，全场没人提前退场，都在比谁这个逼能装得更久。一般呢，电影节这种片子放完之后都会有持续的掌声。这次放完之后，全场都是沉默的。我心想大家还是有点良知的，用沉默表达了抗议。结果坐我隔壁的那个装逼佬，看到没人鼓掌自己带头鼓掌。第一次没人理他，第二次也没人理他，第三次终于有人跟着一起鼓掌了。装逼我只服你了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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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拉西奥要出狱了。她的案子的真正犯人自首了。奥拉西奥已经在监狱里待了三十年。
影片开场所呈现了监狱生活，是颇平和的，并没有表现出压抑和痛苦。三十年了，奥拉西奥已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她是个坚强的女人，是个好人，除了日常的劳作，她还帮小孩上课，为狱友讲故事。
但这终究是监狱，与社会与真正的生活隔绝，处之泰然也是因为无可奈何的绝望。奥拉西奥所经历的，旁人如何去想象，连同情都是痛。诬陷她的真犯人，当初受人指使与她并无瓜葛，但在认识她之后也无法忍受良心的折磨，不仅自首最后还自杀了。监狱的看守向她说对不起，虽然看守本身并没有做错什么。女儿也向她说对不起，虽然她本身也是个受害者。
三十年时间，奥拉西奥失去的太多了。
三十年前，她被迫离开了自己的家庭。如今家已经没有了。丈夫死了，儿子失踪了，女儿从7岁变成了37岁。
三十年后，她终于离开了监狱，但她依然没有“自由”。过去压在她身上，她要复仇。
造成这一切的是一个嫉妒的前男友特立尼达，因奥拉西奥嫁给别人而报复她。他出身富裕权势之家，如今住在一栋戒备森严的别墅里。
别墅的周围是一片贫民窟。这样的一景，也正是菲律宾社会的一个写照。菲律宾面临经济危机，贫富差距严重，而问题也似乎不止如此。一墙之隔，两个世界。资源丰富者贪婪麻木，为富不仁；为生计者铤而走险也不顾一切，针对富有阶层的绑架勒索案成倍增长，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人群的分裂极化以及两极之间的对立冲突愈演愈烈。
奥拉西奥混在贫民窟，伺机而动。即便她是带着强烈的甚至是唯一的目的而来，面对贫民窟里的人事也无法无动于衷。她遇到了一个卖鸭蛋养家的驼子，一个疯癫的流浪女，一个被欺负的把自己当作女人的异装男子，一个有一群小孩要养的拾荒妇人，都是社会最底层的辛苦人、边缘人。有的还在挣扎，但活得异常脆弱；有的已经绝望，飘飘荡荡。奥拉西奥同情他们，关心他们，尽自己所能帮助他们。她就像一个天使。
奥拉西奥就是一个“复仇天使”，苦难与悲痛以及由此而来的仇恨并没有磨灭掉她的天使心。面对弱者、面对不幸者，她的善良与爱展露出来，同时她的付出也收到了有益的反馈，毕竟爱是恨的良药。在影片中，她已不仅仅是一个有爱的个体，而成为一个社会良心的象征。
在影片中，广播报道不时传递着重要的信息。除了政经局势、绑架新闻外，还有一条特别的讣告：印度的特蕾莎修女去世了。特蕾莎修女的事迹传遍全世界，未曾谋面者也为之感动。现在，“偶像”倒下了，世界将作何反应？还是说在这个现实的世界里，爱的使者的作用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大？
奥拉西奥跟特蕾莎修女有点像。但她无辜受害被关了三十年。奥拉西奥的不幸遭遇其实正是社会矛盾的体现，是由有钱的为所欲为者和没钱的无所不为者联手造成的。所以面对根本问题她也无能为力。她势单力薄，她可以为弱者带来一点温暖和安慰，但其实也无力引导他们真正走出自己的困境。而面对恶者，除了自己动手也成为凶手之外，奥拉西奥也别无他法。
受伤的荷兰达的出现，意外地阻止了奥拉西奥的复仇行动。奥拉西奥避免了成为一个真正的罪犯，但另一面仇怨不了她也无法再前进了，被困在那里，依然痛苦。荷兰达替她杀了人，完成了复仇。荷兰达是要报恩，也是为了自己。被这世界所抛弃也几乎被自己所放弃，荷兰达因为奥拉西奥的爱才找回一点自我。审讯的时候，荷兰达卸下伪装但又擦上口红，真实的自我，也是最后的尊严。
影片这一段情节的设置，不仅安置了人物，也是对更深一层主题（难以消除的社会矛盾）的表现，并不是单纯的完成故事的戏剧性表述。
影片中，富人与穷人唯一的连接点就是宗教。富人自知其罪恶，穷人忍受着苦难，他们都投向宗教寻求庇护。特立尼达问神父为什么他不能当个好人，为什么他被仇恨所占据并以伤害他人为乐。神父无法给他答案，因为并不是每个人心中都有上帝。穷人心中有上帝，但仅仅是一点安慰而已，“守己”似乎也并不能改变什么。
特立尼达被杀了，别墅周围的贫民窟也被拆除了。历史的推土机滚滚向前。但是，根本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只是暂时被掩埋而已。
影片用黑白影像来呈现奥拉西奥的离开与归来，如同一幅历史画卷般缓缓展开。全片没有一个运动镜头，全是静止镜头，或长或短，一个接一个，连接成一个整体。
在表现监狱集体生活的时候，为在较短的时间内交代日常的各个方面，每个镜头都不算太长。镜头就在身旁，人物充盈于画面，而且声音不绝。广播，对话，读书，讲课，祈祷……拥挤、规范的生活。
奥拉西奥出狱后，用了一些远景和单纯的物景（没有人物）来表现。行人，马路，空旷的码头，孤竖的房子，坟墓，窗前。回归社会的奥拉西奥感到陌生又孤独，甚至有时“举步维艰”。
之后的贫民窟是影片重点表现的对象。摄影机摆在低位，静静观察着这被遗忘的角落里被抛弃之人的自生自灭。一街，一景，一灯之下，一个人的孤曲。这些人，在夜晚，才出没于各自的舞台，为生存与失落挣扎，是不同于白天、不同于正常社会的另一个世界。奥拉西奥的出现，带来了表现他们故事的切口。她既是个参与者，也是个观察者。这时候，镜头开始变长，尽管依然是静止的，但追随着他们的交谈和行为，记录着一个个点滴片段，不仅表现内容，需要的时候也通过形式上的构图与光影等呈现更强烈的戏剧性张力。
观察也好，记录也好，静止镜头虽“静”，但也“饱含”情绪，并在叙事上运动着。
奥拉西奥最后讲完了《黑塔》的故事，而她自己的故事还没有结束。她出发去寻找儿子。影片结尾时的旁白（自述）和在监狱时母亲和儿子有关天堂的对话，是奥拉西奥为自己写的故事。苦难，孤独，复仇，都无法摧毁心中的希望，但希望却也可能只存于梦中。她和儿子也许只能天堂相见了。
05
欧洲三大电影节的年度压轴大戏刚刚落下帷幕，年初在柏林凭八小时长片《悲伤秘密的摇篮曲》（Hele sa Hiwaga ng Hapis）拿下一座银熊的菲律宾导演拉夫·迪亚兹（Lav Diaz）这次再进一步，擒获金狮。其新片《离开的女人》（Ang Babaeng Humayo）将近四个小时，也就是说，2016年我们在影院里跟他度过了不眠不休的十二个小时。按照两小时一部来算，迪亚兹今年就有六部电影问世。所以我们觉得有必要跟他谈一谈电影和艺术，还有他的汉字纹身。
陈凭轩：听说《离开的女人》是您年初从柏林回去才开始准备的，这是真的吗？如果是，也就是说您在五个月之内就完成了一部四小时的电影，这是怎么做到的？柏林的《悲伤秘密的摇篮曲》也是这么快完成的吗？
迪亚兹：是从柏林回去以后才开始准备的，一切都发生得很快很自然，四五个月就全部制作完毕。实际上在菲律宾拍电影很容易，我有自己的摄影机和一些录音设备，所以一有了想法就可以拍。我不会去等预算到位，虽然有一个预算额度，但我不会等钱全部到位再开始，有了想法就要执行，资金也是在筹备和拍摄期间慢慢到位的。
《悲伤秘密的摇篮曲》则完全不同，从开始准备到拍完总共用了17年，当然这期间我还拍了别的片子。实际拍摄只有两个月，但是为了剧本所做的研究和准备需要极长的时间。1999年的时候我差点儿就拍了，但是政府那边出了问题，没有拍成。菲律宾的腐败问题还是非常严重。
陈凭轩：那么剧本呢？您这部片子的剧本实在柏林之前写好的还是之后才写的？或者说根本不需要剧本？
迪亚兹：有剧本，但剧本并不是封闭的，就是拍摄期间也要每天改。我会早上三点多钟起来，在开始拍摄之前改剧本，这是我的工作方式。《离开的女人》的剧本是在柏林之后才写的，但是在柏林之前我已经有了另一个剧本的一些想法，我把这些想法都用在现在这部片子里了，所以会稍微快一些。另一个原因就是，这部片子的拍摄过程极其顺利。
陈凭轩：片中的女主角Charo Santos-Concio似乎是菲律宾非常著名的演员？
迪亚兹：这是我们俩第一次合作，但的确很默契。其实在这部片子之前，Charo已经有27年没拍过电影了。她开始得非常早，跟一些优秀的导演拍过很不错的片子。但她选择不再演戏而是进入企业工作，后来做了全国最大电视台的主席，大约两年前退休。Charo加盟《离开的女人》是个巧合，有一次我们在庆祝《悲伤秘密的摇篮曲》柏林获奖，她正好坐在我旁边，就谈起这个新片。她觉得这个角色非常适合她，退休后又有了空闲，就希望出演。两天后我给了她剧本的节选，其中结合了我刚才说的另一个剧本的内容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但是我也告诉她，剧本会在准备和拍摄期间有大幅修改，因为我每天都会改剧本。
陈凭轩：这部片子，就像您说的一样，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很深，有很多道德内涵和政治意义。您同意这样的说法吗？
迪亚兹：没错，《离开的女人》是一个伦理故事，也有很强的政治性。我试图从伦理和政治的角度来探讨一些菲律宾社会的现实，体现菲律宾人民的挣扎和探索。女主人公Horacia Somorostro在经历过磨难与不幸后，需要找回自己的灵魂和信念，我们国家和人民也在经历这样一个寻找的过程。所以影片也是一种社会批评，对历史和现实的双重诘问。
陈凭轩：您的上一部作品《悲伤秘密的摇篮曲》是一部历史片，大家都说是一部“史诗”。这次《离开的女人》是一部现代戏，您怎样给它分类呢？
迪亚兹：《悲伤秘密的摇篮曲》是关于十九世纪末菲律宾革命的故事，确实是历史片，算不算史诗我就不知道了。但我自己不喜欢给电影分类，对我来说，我的全部作品就是一部作品，它们都是相互关联的，并且在风格上肯定是有相似性的。
陈凭轩：比如永远用固定镜头？
迪亚兹：是的，永远固定镜头！说不定哪天我会稍微把它移动一下（笑），也许还会用手摇。关键是形式与内容要相互配合，如果有一天要拍的内容适合用手摇拍，我也会用的。
陈凭轩：如果哪天您要动镜头，请务必马上告诉我，那得是个大新闻了！不过现在我们想知道，您最初选择固定镜头这种手法甚至是风格的时候，是为什么？
迪亚兹：这就说来话长了。刚开始我也运用剪辑蒙太奇，就像所有电影学院里教的那样，拍一连串近景、中景、远景，水平摇镜、垂直摇镜、推轨镜头，然后把它们剪在一起成为一幕戏——这种电影我不想再拍了。需要澄清的是，这种拍电影的方式也是正当合理的，也许有一天我会再用起来，如果这种形式能够符合我的内容的话。但就目前而言，我会继续用固定镜头，因为我觉得它更加美丽、更加诚实。我不想在每个镜头间的剪辑上用障眼法，拍电影是创造一个平行世界，我想让观众意识到这一点，想让我的电影保持真诚，而不是表现出一种掌握技艺者高人一等的优越感。
陈凭轩：您另一个形式上的特点是对黑白画面的运用。如果说《悲伤秘密的摇篮曲》作为历史片很适合黑白的话，那么《离开的女人》这样一个现代故事，您为什么也选择黑白呢？
迪亚兹：这首先还是个人审美取向。我非常喜欢黑白，大概是因为小时候看过很多黑白电影，香港功夫片、日本片子，都是老片。黑白二色是我观察生活的方式，是在我天性中的，是我的一部分——连我的头发都是黑白的（笑）——黑白是一种很不浪漫的人生观，但这就是我。对于艺术表现来说，黑白是很美好的颜色，而彩色所呈现的是一种肤浅的美。
陈凭轩：我想聊一下剧情。《离开的女人》的一个核心主题是复仇，您似乎对复仇故事特别情有独钟？女主人公最终复仇成功，但并没有亲自动手，您在这里想要表达什么？
迪亚兹：当然，因为那是人性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总想纠正人与社会的错误，这是很正常的人性。受到了不公，总是想要报复的。片中Horacia的复仇是通过她帮助过的Hollanda来完成的，前者在后者生命垂危的时候救了她，并悉心照料犹如己出，她就成了Hollanda一直渴望而不可得的母亲。Hollanda孤立无援，Horacia是唯一对她如此之好的人，这从灵魂深处触动了她。所以当Hollanda知道Horacia的故事后，她是为了报恩而替她复仇的，感恩也是人性的一部分。除掉一个恶人的同时又能帮助自己的恩人，换了是我也会这么做的。
陈凭轩：说到Hollanda，这个类型的人物在您的作品中似乎还是比较新的。您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变性人的人物？这个人物和她所遭受的残暴虐待在银幕上有一些让人震惊。
迪亚兹：这也是对现实的一种反应。针对LGBT的暴力行为在菲律宾一直居高不下，跟很多其他地方一样，这是片中要表现的一个方面。另外，这个人物的复杂性也来源于生活，我在马尼拉有不少变性人朋友，其中一些关系很好，有时还会在我家过夜。由于社会压力等种种原因，这些人的性格都非常复杂，他们很有趣、很快乐，但又无时不陷于悲伤的深渊中——他们是一种美好又忧伤的存在。我想把Hollanda塑造成一个独特的个体，把她本身的复杂性表现出来，这也是人性。
陈凭轩：我注意到一个细节，Hollanda被捕后审讯的时候被问及姓名，她报了自己的男名。这是您专门设计的情节吗？
迪亚兹：是的，她报了所谓的“真名”，因为那是被法律认可的姓名，这个法律不顾及她的自我认同。但对她来说，那是个过去的名字，是另一个存在，是她的前世之名。
陈凭轩：您怎么看待电影节的奖项？
迪亚兹：拿奖不是我们此行的目的，我们是来展示作品的，同时享受电影节的氛围和观影资源。对我来说，整个威尼斯之行都非常不可思议：几个月前我们还在一个小岛上拍片，那是个很不起眼的小镇，气候闷热潮湿，蚊虫叮咬不断。整个拍摄过程非常艰苦，有时候真想干脆放弃算了。现在我们在威尼斯，非常舒适，还有奖拿。
陈凭轩：您的下一部电影准备什么时候拍？是关于什么的？大概什么时候可以完成？准备拍多长？还会来威尼斯吗？
迪亚兹：下一部电影明年一月就会开始拍摄。主题上是这部片子的一个延续，依然是监狱话题，并涉及终身监禁。这次片中的主人公被判终身监禁，这是个冤案，真相大白后被放了出来。我想继续探索关于终身监禁的话题。如果顺利的话，五六月份就可以完成。片长我就不知道了，这要看片子拍成什么样。至于送电影节的事情，我拍片的时候不会去想。
陈凭轩：您一向以超长片著称，那么您素材和成片之间的比例大概是多少？比如一部八小时的《悲伤秘密的摇篮曲》，您拍的素材有多少？
迪亚兹：这就不一定了，有时候长有时候段。我跟其他导演也没什么区别，有时候一个镜头一次就过，有时候可以重拍十几次。至于具体某部片子的素材，我也不会记，所以我也不知道有多少。
陈凭轩：那我们最后说点儿轻松的。我看到您手臂上的纹身是“巍巍”两个中文字，这有什么来历吗？
迪亚兹：我一直想要纹身，但纹身是一辈子的，所以我不想随便纹一个，对内容的选择很谨慎。大概是2000年的一天，我在纽约街头偶遇一位非常简单但睿智的中国老者，我们就席地而坐聊了很久，聊我们的经历、家庭、人生。所以我说，同伴是不用寻找的，因为他们会来找你；艺术也不需要寻找，因为艺术也会来找你。最后我问他中文里怎么写山神，因为我在菲律宾南部的山区长大，他说他是青海人，也住在山里。他给我写了“巍巍”，我会到菲律宾后就叫人按照他的字做了这个纹身。很可惜我没问他名字，就只好叫他无名老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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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的女人影评观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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