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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梗概

时间:2019-05-17 23:26:17 网站:公文素材库

  水浒传梗概(一)

  水浒传》是中国历史上以白话文写成的章回小说,被后人归为中国古典四大文学名着之一。其内容讲述北宋山东梁山泊以宋江为首的绿林好汉,由被迫落草,发展壮大,直至受到朝廷招安,东征西讨的历程。又名《忠义水浒传》,初名《江湖豪客传》,一般简称《水浒》,全书定型于明朝。作者历来有争议,一般认为是施耐庵所着,而罗贯中则做了整理,金圣叹删节为七十回本。


  水浒传梗概(二)

  宋仁宗时期,东京开封有个叫高俅的无赖,因为提得一脚好球而结识了端王。端王后来登基成为宋徽宗,这个无赖也被任命为殿帅府太尉,乘机报复了跟他有过节的王升之子和禁军教头王进。王进逃离后来到延安结识了史进。史进遇见了杀人逃窜的鲁智深,并一起出掉了宗教恶势后分手。鲁智深在大相国寺认识了林冲结为生死之交。林冲去被陷害沦落在梁山。在众好汉推举晁盖梁山首领。

  晁盖与宋江的信被发现,并以此威胁宋江。情急之中,()宋江失手杀死阎婆并逃亡,后却在逃亡中被捕,宋江被判死罪,却被梁山等人就出,人称“及时雨”.

  梁山日益强大,晁盖却不幸阵亡。宋江成为首领。经过几番周折在宋江的劝说下为国效力,被派往攻打辽国,许多重要将领战死沙场,最后只有二十几位豪杰到京城受封。宋江本人也被毒酒毒死,因为担心李逵造反,给李逵也喝了毒酒。后来宋徽宗盖起庙宇祭奠众位豪杰。


  水浒传梗概(三)

  《水浒传》写英雄们走上反抗的道路,各有不同的原因和不同的情况,但是在逼上梁山这一点上,许多人是共同的。如阮氏三雄的造反是由于生活不下去,他们不满官府的剥削,积极参加劫取“生辰纲”的行动,从而上了梁山。解珍、解宝是由于受地主的掠夺和迫害起而反抗的。鲁智深是个军官,他嫉恶如仇,好打不平,因此造成和官府的矛盾,结果被逼上山落草。武松出身城市贫民,为打不平和报杀兄之仇,屡遭陷害,终于造反,勇猛地向统治阶级进行冲击。他是从血的教训中觉醒过来的。林冲原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是个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家庭出身和官场生活,养成了他奉公守法,安分守己的性格,但他毕竟也被逼上梁山,这说明在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复杂,政治极端黑暗的情况下,统治阶级内部必然发生分化,其中的一些人因受到当权派的排挤打击,起而反抗,也会投身于农民起义的洪流。

  《水浒传》反映农民起义发生发展的规律,是循序渐进,步步深入,而终于全面展开的。英雄们的起义行动,是由小到大,由个人反抗,到集体行动,由无组织到有组织,由小山头到大山头,最后汇成一股浩浩荡荡的起义巨流。鲁智深、武松等人的斗争活动,开始多半是出于被迫,或是抱打不平,或是出于个人报复性的反抗,后来上了二龙山落草,接着又参加梁山起义。“智取生辰纲”最初就是有组织的反抗行动,但晁盖等上梁山后,就更大规模地反抗政府了。起义的武装,也是由小股发展到大股,最后都汇合到声势浩大的梁山泊。

  《水浒传》作者施耐庵对于这些英雄人物,予以充分的肯定和热情的讴歌,歌颂了这些人物的反抗精神、正义行动,也歌颂了他们超群的武艺和高尚的品格。一些出身下层的英雄人物,如李逵、三阮、武松、石秀等,对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感受最深,因此当他们一旦造反后,他们的反抗性也最强,什么统治阶级的法度条例,对他们毫无约束,象李逵连皇帝也不放在眼里。他们为了起义的正义事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作者对这些英雄人物的赞扬,完全是出自内心的热爱。作品歌颂这样一批被统治阶级视为所谓“杀人放火”的强盗、朝廷的叛逆,一些所谓“不赦”的罪人,把他们写得如此光辉动人,可敬可爱,这显示了作者的胆识和正义感情。与此相反,作者对于统治阶级的人物,则将他们写得丑恶不堪,和梁山英雄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启发人们去爱什么人,恨什么人。金圣叹评论《水浒传》“无美不归绿林,无恶不归朝廷。”不管金圣叹主观动机如何,这句话却确实说明了施耐庵的思想倾向和《水浒传》的深刻社会意义。

  中国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的农民起义,中国的农民富有武装斗争的传统和经验,但用文学形式来歌颂农民战争,并且真实生动地作全面的艺术再现的,只有《水浒传》。《水浒传》在记叙歌颂起义军的武装斗争时,还比较重视战争经验的总结,起义军战胜敌人,不仅凭勇敢,还*智慧。《水浒传》中这方面的事例很多,“三打祝家庄”是一个较为突出的例子,毛泽东曾经赞扬“三打祝家庄”是合乎辩证法的最好的事例。梁山起义军在这次战役中能够重视调查研究,对敌分化瓦解,并采取打入内部里应外合的办法,终于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水浒传》中有关战争的描写,可与《三国志演义》相媲美。清代刘銮的《五石瓠》里说:明末农民起义军的张献忠“日使人说《三国》、《水浒》诸书,凡埋伏攻袭皆效之”.

  《水浒传》中所描写的起义军的政治主张,虽然说得不十分明确,却可以看到他们有着“八方共域,异姓一家”,不管什么出身“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的理想。联系到他们“杀富济贫”的行动,表现了人民反对封建经济的贫富悬殊和政治上的等级贵*之分,反对封建社会的阶级剥削和政治压迫,这是对封建地主阶级统治思想的宣战,反映了广大受压迫人民的愿望。

  《水浒传》中用以组织群众和团结群众的思想基础是“忠义”.这里所说的义,它在某种程度上注入了被压迫阶级的思想感情和道德观念,这一点,有些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是有所觉察的。明人郎瑛就说过:“逆料当时非礼之礼,非义之义,江必有之。”这实际上是说《水浒传》所说的义不完全同于历来统治阶级所说的义。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下层人民也常讲义,他们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免受暴力的欺凌,自然产生一种团结御侮的愿望,这种愿望,在为生活所迫、流落他乡异地的一些游民身上,反映得尤为强烈,他们最讲朋友之间的义气。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进而至于“济困扶危”、“杀富济贫”,都是“义”的表现。因此,《水浒传》中所写的义,在特定的环境中,具有反封建反压迫的性质,而不同于儒家的纲常伦理中的“义”.但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所以《水浒传》里的“义”,还不能取代旧的伦常观念的地位和作用。《水浒传》里的“忠”,有忠于梁山事业的内容,但它又有忠君思想,在许多场合里,“忠孝”这种封建伦理大节被放在首位,而把“义”置于次要地位,这就是江湖义气没有突破封建道德的表现,梁山泊一些斗争性最强、革命最坚决的人物,最终也不免在讲义气的情况下跟着宋江接受招安,义气服从了忠君,就是《水浒传》所写的“义”本身存在严重缺陷的证明。

  《水浒传》作者歌颂梁山义军,却又反对方腊起义,实际说明他同情、歌颂的是一种不彻底的农民起义,也就是不去推翻封建王朝的起义,不“僭号称王”的起义。所以,《水浒传》中出现了“替天行道”的口号。“替天行道”固然有其反抗的意义,但是由于遵奉天命,这就不能突破君主观念,因为在封建社会里,正是统治阶级借天命来欺骗人民,所谓“奉天承运”,“天命所归”,历来帝王正是借天命来统治万民的。《水浒传》中“替天行道”的意义,说的是朝廷无道时,由这些好汉来“替天行道”,而朝廷昏暗的原因,则是“□臣蒙蔽了圣聪”,因而他们造反便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所以最终又不得不归服天子脚下,而“替天行道”的大旗,也终于换成“顺天”、“保国”了。这也是《水浒》英雄们最终走上悲剧结局的原因之一。

  在《水浒传》的描写中,可以看出作为梁山泊领袖的宋江,他的思想和行动,关系着整个梁山事业的兴衰和存亡。宋江出身于小地主家庭,“自幼曾攻经史”,养成“忠孝”观念,后来在县里作了押司,“刀笔精通,吏道纯熟”,对于衙门里公事和官府的应酬,十分熟悉。他虽为官府中人,却又喜欢结交江湖上好汉,对下层人民也富有同情心,“济人贫苦,□人之急,扶人之困”,在江湖上享有“及时雨”的美名。这样的一种特殊经历,形成了他思想性格的两面性,一方面他要作个忠臣孝子;另一方面,在同江湖人士的接触中,使他较多地了解下层人民的苦难和愿望,又成为仗义扶危、同情劳动人民对官府的反抗行为的人物。总之,宋江在上梁山之前,他对人民的造反,只是抱着同情态度,或在某种情况下在行动上作一点有限的支持。从他思想上说,他是不愿投身到造反行列里去,他后来上梁山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他是一个广有谋略的人物,决不甘心长久屈居下僚,他原本希望*着他的才能将来能够“为国立功”,作出一番事业来。“博得个封妻荫子”,以图日后“名垂青史”.而当时朝政黑暗,佞臣当道,一些才能之士无法施展自己的抱负。恰在这时宋江又犯了杀人罪,流配到江州,又因醉后题了反诗,被江州知府拿住,问成死罪,亏了梁山好汉的搭救,才得保全性命,只有在这时,宋江才上了梁山。

  宋江有组织才能,善于团结人,再加上他在江湖上的声誉,前后有大批好汉随他上山,壮大了山寨力量,给山寨事业带来了一番兴旺发达的气象。梁山起义军在他的领导和指挥之下,接连打了许多胜仗,给予一些贪官污吏以严重的打击和惩罚,并且震动了朝廷,这些胜利都是和宋江的功劳分不开的。但由于他忠孝观念根深柢固,虽造了反而这种观念并未改变,这就伏下了他日后接受招安的契机。他上了梁山后口口声声说皇帝是“至圣至明”,只是“□臣当道,谗佞专权。”他反复申言:“小可宋江怎敢背负朝廷”,“只被滥官污吏逼得如此”.因此他是“权借水泊栖身”,“专等朝廷招安”.他在与官军对阵中,总是想到如何为日后的招安预留地步。这样,梁山起义军的力量越强大,梁山的事业越兴旺,也就越为宋江的受招安积累资本。他终于在两赢童贯、三败高俅,打得朝廷军队大败亏输之后,光荣体面地受了招安,而把梁山起义事业断送。宋江投降之后,又奉朝廷之命去镇压方腊起义军,正如鲁迅说的:“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这是对《水浒》的最尖锐的批评,也揭示了作者思想的严重局限。

  《水浒传》全书可分前后两大部分,前半写各路英雄纷纷上梁山大聚义,打官军,受招安。后半有五个部分组成,即征辽、平田虎、平王庆、平方腊及结局。其中田虎、王庆两部分是后来加的,今所见较早的百回本,征辽之后紧接平方腊。但有的研究者认为,征辽也可能是插增的,因为第一,征辽的事不同于受招安和平方腊,历史上无迹可寻。其次,和平田虎、王庆一样,征辽中梁山一百单八人无一死亡。这个看法尚有争论。从思想内容来说,《水浒传》前半是写人民反官府,是反映阶级矛盾的,后半则是写忠臣反□臣,是反映统治阶级内部的忠□矛盾。作者写了宋江的受招安,固然是表现出严重的思想局限,但也反映了民族爱国思想,鲁迅说:“其中招安之说,乃是宋末到元初的思想,因为当时社会扰乱,官兵压制平民,民之和平者忍受之,不和平者便分离而为盗……但一到外寇进来,官兵又不能抵抗的时候,人民因为仇视外族,便想用较胜于官兵的盗来抵抗他。”这话是有根据的,水浒故事流传的时间正是民族矛盾尖锐的时代,《水浒传》的后半部分写宋江等人受招安,和这一背景不无关系。而征辽部分的出现,则是这一思想的继续和发展。至于忠臣反□臣,也是和这一思想有关的。在小说结尾写“史官有唐律二首哀挽”宋江等梁山人物,其中说:“不须出处求真迹,却喜忠良作话头。”《水浒传》的作者是把宋江作为忠臣来描写的。第85回辽国欧阳侍郎招降宋江,吴用向宋江献策:要富贵,投降辽国;要忠义,报效宋朝。宋江说:“吾辈当尽忠报国,死而后已。”这里的“尽忠报国”实际上就是具体历史条件下的民族立场。

  宋江投降之后,“水浒”英雄始终受□臣排挤、打击和陷害,最后宋江等被□臣害死。这样的悲剧结局,对于揭露统治者的罪恶,和作者对受招安者的鉴戒来说,也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总之,《水浒传》通过艺术形象表现的“官逼民反”的现象,深刻地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本质,它所表现的梁山泊英雄轰轰烈烈的大起义,有力地冲击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在文学史上是罕见的。它描写的梁山义军受招安后尽管讲忠义,打外敌,平内乱,还是不见容于当权执政者,还是落得悲惨的结局,也深刻地传达了一种历史教训。(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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