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款保险制度的立法准备工作正在有序展开。《经济参考报》记者日前获悉，国务院有关部门正在加紧制定《存款保险条例》，最早将在年内出台。这一法规将明确存款保险制度的基本功能和组织模式。
据了解，《存款保险条例》属于行政法规，由国务院领导以签署国务院令形式发布，它的效力次于法律、高于部门规章和地方法规。按照此种条例的一般推出程序，将先由国务院组织起草，由国务院法制办负责审查该条例的送审稿(送审稿经国务院同意可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后形成条例草案，草案经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或国务院审批之后再进行公布。条例出台以后，存款保险制度的设立将水到渠成。央行原副行长、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此前曾表示，可能在年底前启动存款保险。
存款保险制度是指由符合条件的各类存款性金融机构集中起来建立一个保险机构，各存款机构作为投保人按一定存款比例向其缴纳保险费，当成员机构发生经营危机或面临破产倒闭时，存款保险机构向其提供财务救助或直接向存款人支付部分或全部存款，从而保护存款人利益。目前，大多数国家采用确定存款赔付上限的限额保险制。
第二篇：香港存款保险制度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简称存保会）（英文:hong kong deposit protection board）香港的一家法定机构，专门管理香港存款保障计划，于201*年7月根据《存款保障计划条例》（第581章）第3条成立。该会的现任主席是陈黄穗女士，而总裁是香港金融管理局助理总裁李令翔。
背景：存款保障计划已于201*年9月25日正式实施。存款保障的由来，可以追溯到1991年的国际商业信贷银行倒闭事件，令香港分公司亦不能幸免，当时其倒闭引发多家本港银行出现挤提。国际商业信贷银行倒闭后，当时的香港政府就是否于香港推行存款保障计划进行公众咨询，但由于成本及道德风险等多种问题，存款保障计划建议被否决，直至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后，香港金融管理局于201*年委聘顾问公司就加强香港存款保障进行顾问研究。金管局随后再进行广泛咨询，咨询结果显示，大部分公众普遍都支持在香港推行存保计划，他们认为此计划对他们存放在银行的存款得到保障，结果，存款保障计划自此产生。
保障范围：在存款保障计划下，如果存放在合资格存款的银行倒闭，可以在银行倒闭后的六星期内获得最高达50万港元的补偿，而50万元以下的存款的人可获全数补偿。任何合资格存款均受保障，包括所有常见的存款，如往来帐户、储蓄帐户及年期不超过五年的定期存款。
但以下的存款类别是不受保障的：
? 用作抵押的存款
? 结构性存款
? 年期超过五年的定期存款
? 以计划成员的资产作为偿还存款的保证的存款
? 不记名票据
? 海外存款
? 为外汇基金帐户持有的存款
? 豁除人士持有的存款
? 债券
? 股票
存款保障要让受保储户范围尽量地大，而受保的资金成本尽量地小。根据这一原则，存款年期超过5年的定期存款不在受保障之列，挂钩股票、外汇收益的结构性存款、不记名票据、银行保险箱内的贵重物品等也不受保障。香港银行在海外分行包括在内地分行的存款，由于对本地金融体系影响轻微，因此也不在受保障之列。
除了保障小储户的血汗钱外，其实存款保障制度更主要的目的是保护银行，由于银行库存现金盈利低，一般而言银行大都会把现金量降低到必要的最低水平，一但遭到挤兑，现金不足就会令银行信用破产乃至倒闭。 初时的存款保障计划补偿上限为10万港元，201*年10月，政府宣布动用香港外汇基金储备，为香港的银行提供全数的存款保障金额，有效期至201*年12月31日，届满后就将补偿上限就放宽至50万港元。 总部
存保会的总部位处于香港中环金融街8号国际金融中心二期78楼。
在1993年，国务院便提出要建立存款保险基金，201*年中国人民银行存款保险制度初步方案形成，国务院原则性批准，201*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此后，由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政府暂时搁置了这一工作。时隔五年，201*年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建立显性的存款保险制度将指日可待。
第三篇：存款保险制度自从美国国会于1933年通过著名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建立联邦存款保险局(fdic)以来，存款保险制度已在国际上被广泛采用。
然而，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储贷协会危机使存款保险制度的缺陷暴露无遗。通常人们将这次危机主要归咎于存款保险制度导致的道德风险以及保险机制的“监管宽容”。联邦储蓄贷款保险公司选择“监管宽容”的主要原因：一是它缺乏充足的保险资金来关闭无力偿债的储贷机构并偿付存款；二是其监管人员同监管对象之间的关系过于亲密；三是保险机构宁愿掩饰问题，期待问题会自行消失。其实，这些因素几乎困扰着所有国家的存款保险制度，它们不仅加剧了道德风险，而且削弱了存款保险的效能。
一、存款保险制度的缺陷及其道德风险
一是存款保险有时会导致金融风险积累。众所周知，银行倒闭往往是由于经营者的操作失误造成的。假如金融监管当局在有问题银行还未完全破产之前就予以关闭，便可以减少很多不必要的损失。但是，有些负责人为了达到个人的某种目的，往往倾向于拖延对有问题银行的处理。在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情况下，如果银行的问题未明显暴露，他们便尽可能地把它延缓下去，因为他们认为纳税人是分散的集体，难以有效地采取集体行为。有些监管者故意混淆其代表的利益，把自己看成是银行业的监护者。个别监管者认为，把自己监管的金融体系弄得风平浪静，最能提高自己在金融领域的声誉。因此，他们尽量不让自己监管的地方暴露很多问题，并千方百计给有问题银行以更多的喘息时间，最终损害国家利益。二是存款保险可能会降低存款人的自我保护激励。对存款人来说，存款保险制度对其利益提供了保护。但却由此使他们无积极性去关心银行的经营业绩和安全性，没有必要对银行的业务和经营活动进行必要的监督，对存款金融机构的风险情况也会掉以轻心，甚至缺乏积极性将其存款从潜在破产的银行中取出。因此，由政府提供的存款保险降低了存款人监督银行的自我保护激励，这样就使低效率、甚至是资不抵债的银行能够继续吸收存款，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储贷协会中所谓的“僵尸银行”。这些“僵尸银行”从其竞争者手中吸走了存款，并以较低的贷款利率与竞争者争夺市场份额。
三是存款保险制度容易诱使投保银行高风险经营。对投保银行来说，存款保
险对存款人的保护意味着存款人的挤兑威胁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削弱。这将诱使投保银行提高对存款保险制度的依赖度，倾向于从事风险较高、利润较大的银行业务，如以较高利润吸收存款，从事风险较大的贷款，从而加大了投保银行承受的不适当风险。从这个意义上讲，存款保险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公众对金融机构风险的识别，降低了社会对金融机构的监督程度，保护了无能者、落后者，放松了金融风险对投保银行冒险经营行为的抑制，投保银行由此获得承担更大风险的激励机制。没有了存款人挤兑的影响，银行经营管理人员总是倾向于用银行资产去“赌博”。如赌赢了，这些投保银行将获大利；若赌输了，大部分损失将由存款保险机构承担。特别是对风险等级不同的银行收取统一的保险费率，就意味着同样规模但风险较大的银行并不需付出更多的保险费用，这将鼓励投保银行从事高风险的资产组合增加其预期收益，它承担的风险将由经营保守的银行补贴。因而，尽管存款保险制度旨在保护投保银行的存款人而不是投保银行本身，但却引发出了投保银行的“道德风险”。
二、西方国家对道德风险的反思及改进措施
关于存款保险可能产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问题，西方学者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尤其是20世纪70～80年代美国大量银行破产后，很多学者对存款保险制度的目标进行了深刻反思。
有的学者认为，当今金融市场提供了足够多的安全投资机会，小储户的安全根本不必由专门的存款保险来保护。他们认为，保护小额存款而排斥大面额短期存单与存款保险的另一目标——稳定金融系统相矛盾，而稳定性目标才应该是存款保险的主要目的。因此建议存款保险范围应该以存款期限为标准，而不能以存款的资金规模为标准。关于金融市场的传染效应问题，有的学者认为，传染效应的产生主要出于信息的不充分，并不能就此确立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必然性。有的学者强调，信息不对称才是产生银行恐慌的真正原因，因而以提供流动性为主要的措施的存款保险并不能有效地解决长期问题，阻止银行危机扩散的有效手段就是提供更多的银行特有信息。另有学者认为，虽然存款保险确实能够降低传统性效应，但同时被金融机构承担更大风险的激励机制所抵消，以致使监督的成本非常高，甚至高过传染性效应所引发的预期社会成本。
与上述观点相对的是支持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有的学者认为，银行向存款人提供的风险分担服务只有伴随着政府的存款保险制度才能有效地完成。对于银行挤兑可以采用三种办法，即中止存款变现、存款保险和最终贷款人来解决。由于中止变现对存款人而言损失过大，而政府作为最终贷款人有可能影响其信誉，故存款保险是一种比较可行的折中办法，而且控制货币同样需要保留存款保险。还有的学者认为，私人保险者可能因追求私利而提前关闭尚有清偿能力的银行，不能有效地保护存款人利益。因此，无法授权私人保险公司对金融机构的关闭权。有的学者认为，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是所有保险行业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我们不能就此否认存款保险制度。有的学者认为，银行破产并不必然来自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有更大的可能是来自无能的管理者。存款保险只是保护了这些管理者远离管理者竞争的环境，使其无法正确估价所承担的风险的大小。
基于对存款保险制度的反思，西方学者对存款保险制度提出了许多改革建议，比较集中的建议是改革保险费率。事实上，当20世纪80年代美国出现银行危机后，大多数西方学者认为存款保险制度需要进一步修正和完善，而不是废止。1989年和1991年，美国分别通过了《金融机构改革、恢复和加强法》(firrea)和《联邦存款保险局改善法》(fdicia)，其中《联邦存款保险局改善法》对解决银行监管中的道德风险问题规定了四项措施。
一是严格限制对大银行的保护政策。这项措施要求存款保险局放弃“大而不败”(即大银行不容易倒闭，即使出现什么问题，政府也不会坐视不救)的教条，提高了存款人，尤其是大储户的损失风险，使存款人对银行的监督加强。
二是采取及时纠正行动条款。这一条款要求：当银行的资本比率不足时，监管机构应尽早干预，在银行的资产净值达到零之前，联邦存款保险局就有权关闭银行，及时纠正行动限制了监管者对银行的宽容政策，旨在减轻保险人与存款人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条款中要求对所有构成联邦存款保险局损失的关闭银行进行强制评估，所有的国会议员和公众都可以得到这种评估报告，总会计署必须对这些报告做年度评论。监管行为接受公众监督使监管宽容不再对管制者有吸
引力，从而弱化了保险者与存款人之间的委托——代理矛盾。
三是实行与风险相关的保险费率。资本充足率低或资产风险高的银行要缴纳较高的保险费率。与风险相关的保险费增加了银行从事高风险投资的成本，抑制了其道德风险的动机。但如何确定银行的风险状况对监管而言仍是个难题。
四是对银行进行现场检查。法案要求监管人员至少每年对银行进行一次现场检查，监督银行是否遵守资本要求和资产限制要求。与此同时，银行要遵守更严格、频繁的报告制度，以便使监管机构获得更多的信息。
三、存款保险制度与道德风险的成本分析
存款保险在我国是否可行，首先要分析和比较实施存款保险的成本与没有存款保险而要保证金融稳定的社会成本。在我国现有的经济环境下，无论是道德风险问题还是诸如委托——代理等问题，都无法与金融系统的稳定性相比。我国的金融改革是与整个经济改革紧密相联的，因此，防止经济转轨时期的过度市场波动和由此而可能发生的银行危机是至关重要的。
在我国当前的条件下，银行的道德风险问题由于银行机构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专有价值较高和利率管制两方面因素的制约还并不是十分严重。银行为了保有较高的专有价值不会去冒过高的风险，同时也无法随意提高或压低利率以吸引客户。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随着我国加入www.bsmz.net)能产生道德风险。
（1）存款人方面：在存款保险制度中最终的受益人是存款人，当存款人确知存款被保证兑付，就会失去对银行进行谨慎选择、监督的积极性，市场自身的监督机制随之消失。这会激化银行管理者的风险偏好。
（2）投保银行方面：银行的经营管理者，在签订存款保险合约获得对存款人的支付保证后，尤其是保险制度采取单一保费率时，银行缴纳的保费与该行资金运用风险没有挂钩，加之没有来自存款者的监督和约束，银行受高收益的驱动势必选择高风险投资，这种道德风险增加了银行破产的可能性。
（3）存款保险部门方面：存款保险部门可能有监管宽容的道德风险，即可能把自身的利益置于存款人利益之上，如掩盖推迟处理银行的问题，或通过政府资金的注入使问题银行在该监管人的任期内不会破产，或在考虑整个银行业的利益而忽略了对个别银行的处理，从而难以正确地履行监管职责，导致风险不断累积，由此加大解决问题要付出的代价，最终损害整体经济利益。
（五）存款保险制度的特征
虽然存款保险不是商业保险，但是其构成和特性与商业保险又有共通之处。存款保险也是由存款保险主体，存款保险的客体和存款保险合同这三要素组成。存款保险同样具有行为的法定性、关系的有偿性和互助性、时期的有限性、结果的损益性、机构的垄断性、标的的同质性等商业保险的特征。但存款保险标的和受益人的特殊性，决定了它与商业保险在许多方面仍有明显区别。
第五篇：存款保险制度的真正面目存款保险制度的真正面目 据合时代介绍，近来，有关国内将实施存款保险制度的话题引起了业界的热议。缘由则是央行在前不久发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中表示，中国存款保险制度条件已经具备，可择机出台并组织实施。看来，存款保险制度落脚中华大地是毫无疑问的了。不过，这个制度并不像想象的那样好，实践中也不会给我们带来期待中的实惠。
存款保险制度的身世并不复杂，它起源于美国1929-1933年大危机时期，至今不过80年的历史。由于大量的信用交易，1929-1933年的股市大跌引发了银行危机，致使许多银行倒闭，引发银行储户的挤提。为了防止类似现象重演，1933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主张对金融市场进行严格的监管，实现分业经营，其中包括成立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为10万美元以下的存款提供保险——即一旦某家银行破产，10万美元以下的存款由该存款保险公司负责偿还给储户。这就有效地避免了储户听说银行会破产而蜂拥前去挤提，从而保障了银行体系的稳定。
理论上，保险能起到“减少风险、化解风险、保障后续”的作用，解除人们的后顾之忧，不会因为风险过大而影响后续经济活动。因为其基本逻辑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风险规避机制。比如，现在风行的汽车保险、人身意外保险以及人寿保险等确实起到了化解风险的作用。历史上，由于保险业的崛起，航海探险、跨洲贸易、商业交易才得以生生不息，蓬勃发展。可以说，保险业极大地促进了经济贸易与社会的进步，是现代经济的加速器与润滑剂。
然而，存款保险与上述一般的商业保险在机制设计上有着明显的区别。美国的存款保险公司是政府机构，强制银行参加。这样，在投保方面，存款保险的直接投保人不是储户，而是银行，即银行根据自己的储蓄存款量按照保险费率的要求缴纳一定的保险金。这样会产生两个明显的后果。
一方面，对银行而言，由于参加了存款保险，银行敢于冒更大的风险去从事原本应该谨慎的营生。为了吸纳更多的储蓄，它会提高存款利率。对于放款，它的严谨性与风险意识也会淡化，对于贷款者的经营素质与项目风险的审查不会像过去那样严谨。因为，保险之下，“大锅饭”体制为银行不规范经营提供了缓冲机制，刺激了银行的冒险精神与“搭便车”意识。这就是信息经济学强调的“道德风险”以及道德风险增大之后的“逆向选择”。
另一方面，对于储户而言，这样的保险并没有与储户的自身情况及储蓄额挂钩。也就是说，保险与否以及保险金的多少不影响储户的直接利益，即不同的储户享受同样的存款待遇。储户不会谨慎挑选安全性高的银行，只选择利息率高的银行。存款利息高的银行会吸纳更多的存款，其贷款规模也会相应扩大，最后的经营利润也会水涨船高。如果有些银行不这样放开，还是一如从前那样谨小慎微，其结果正好相反。
当然，这样的可能性只会停留在理论上，不会出现在实际生活中。银行之间的竞争会迫使所有的银行规避严谨的风险考量而做出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的轻率的行为选择。
但是，就银行而言，相对于过去的无保险状态，有一点非常清楚，那就是银行的经营成本多出了一块。这一块还得要银行自己消化。政府机构性质的保险公司的生存基础就是政府拨款与银行上缴的保费。其结果是财政支出的增加与银行经营费用的上升。财政支出缘于税收，这无疑增加了纳税人的负担。而银行经营费用的上升只能以银行自身的经营去消化，银行要么降低存款利率，要么提高贷款利率。这样一来，不是损害了储户的利益，就是损害了贷款者的利益。因此，整体而言，保险的经济后果还是要靠民众与市场去承担。与过去的无保险状态相比，唯一能够确证的就是社会为此多支付了一大块成本。
美国的存款保险制度中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即只为10万美元以下的存款提供保险，10万以上的存款不在保险之列。这种设计明显来源于当时的经验与直观感觉，小储户人多势众，一旦出现经济动荡，便包含极大的社会能量与危害性。只要稳定了他们的预期，保障了他们的利益，社会便会安稳下来。不过，这种考量，明显有违社会公平原则，损害了大额存款人的利益，也损害了其他没有银行存款的人或其存款银行没有发生经营风险的人的利益。
其实，自1934年存款保险制度实施以来，美国的经济危机与银行危机接连发生，并没有消失，但存款保险制度发挥的作用几近于无，非常有限。最近的例子是201*年的次贷危机，雷曼兄弟、美国银行、美国国际集团等金融巨鳄受到冲击，美国金融体系摇摇欲坠，但存款保险机制也只能袖手旁观。201*年危机时，美国政府将法定保险上限提高到25万美元。但全美国有4.5万亿存款处于保险中，而相应的保险资金仅450亿，可谓杯水车薪，徒具形式而已。
可以说，80年的历史告诉我们，美国的存款保险制度并不是什么先进有效高明的机制，是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这个特定时代的特定产物，是应急之作。虽然这种机制一直延续下来了，但其不仅理论上缺漏严重，难以自洽，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也很多，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
至于我国的存款保险制度将以什么面貌出现，我们目前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使不以政府机构，而是以商业保险公司的形式出现，也会出现与美国差不多的结局。因为，影响其结果的基本因素已经内含在这种保险机制中。无论是政府机构，还是商业公司，我们都无法规避“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可以说，现今推行存款保险制度，颇有拾人牙慧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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