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公款吃喝
用公款吃喝门儿都没有
国务院日前召开常务会议，研究了中央部门因公出国（境）经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三公”经费预算有关问题。会议决定，继续压缩中央部门“三公”经费预算。不仅如此，财政部新闻发言人戴柏华表示，今年还将公开中央预算部门出国经费、车辆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的经费预算。
对于以廉政著称的香港特区政府，有没有“三公”消费？他们又是怎么做的呢？公开真正透明预算细化到一张办公纸
在内地政府部门普遍存在的“三公消费”即公车私用、公款吃喝和公费出国，在香港基本不可能。
首先，公款吃喝和公费出国基本不可能，因为香港政府的财政预算公开透明举世皆知，政府及各部门的财政预算是完全毫无保留地向公众展示，并接受公众查询和质询。其一个部门在网上公开的财政预算情况、支出情况竟然能多达数百页，细化到了“一张公务用纸”、“一张桌椅的维修”，你想滥用公款吃喝，门儿都没有。
饯别晚宴后被要求退款
香港政府的财政制度对官员的开支向来要求严格。比如香港审计署曾公开批评个人资料私隐公署办公室有浪费之举。按香港政府的标准，公署办公室55名员工的办公面积应该是732平方米，当时的面积却高达1154平方米。此外，公署还为两任前专员举行饯别晚宴，第一次人均支出750港元，第二次人均支出650港元，审计署认为这不符合香港财政“适度和保守”原则，因此要求两位前专员退还款项。
特首外出访问开支被晒
在香港，公务员出差公干受《公务员事务规例》管理，规定公干期间涉及的开支，包括住宿、膳食、洗衣、一般应酬、交通、零用杂费等，一律由公务员领取的膳宿津贴中自行支付。要求非常严格，例如，出发当天在香港饮食等费用一律不计算，有关申请必须逐级审批，部门首长的津贴申请以及任何人的超额支出，都必须经公务员事务局局长审批。今年2月中，香港特首曾荫权过去4年来的外出访问开支被公开。这份统计文件，只要传媒向香港特首办公室索取，半天内便可以拿到。文件中详细披露了曾荫权从201*年11月到201*年11月之间外出访问的明细安排，包括每项活动日期、地点、行程项目、机票费用及其他开支情况。
文件透露，4年来，曾荫权外访活动共40次，开支总金额为987086港元，其中机票费用为54万港元，另有44.7万港元为其他支出。而单笔外访费用最高为14.19万港元，是去年10月香港特区政府派团赴印度新德里和孟买时发生的。从这份被传媒广泛报道的文件中，普通市民都可以了解到特首外访行程中的安排，平均在每个地方停留时间不超过3天，3次外访活动当天都往返包括去年10月20日，赴上海主持世博会香港活动周的闭幕仪式。
更为有趣的是，文件显示曾荫权曾自掏腰包“外访”。201*年6月13日，他在前往美国休假期间，顺道为香港驻旧金山经济贸易办事处主办的大型宣传活动担任主礼嘉宾。而特首办的备注显示，这次活动的机票钱是曾荫权自己掏腰包的。
曾荫权40次外出安排中仅8次是赴外国访问，在32次内地的活动中，大部分活动的住宿费用均由主办单位负责，特区政府仅支付机票及部分“其他费用”。例如他于201*年4月9日至10日远赴海南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年年会，除去往返机票5572港元外仅支出了511港元，相当于每天仅支出约255港元；而他于201*年1月4日赴广州拜会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时，仅花费420港元。
解释
政府信息公开是港人共识
类似于香港特首差旅费这种信息公开，在香港人看来，早已习以为常。面对记者的咨询，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教授曹景钧表示，这种信息公开，是香港政府一个相当寻常的做法。他解释，在某种程度上，香港政府是相当乐意公开类似的信息的，“因为香港的反贪、廉洁和高效，在国际上是非常出名的，公布这一类信息，对于塑造政府形象非常有利。”
有助于政府与市民相互信任
对于香港人而言，政府信息公开是所有人的共识之一，很重要的原因是，政府信息公开透明，有助于建立政府与市民之间的信任，例如特首的差旅费公开，事实上但凡香港的公务出差，每年都会定期公开，以方便传媒与市民查询，一旦形成机制，市民便不会随便怀疑官员借公务机会用公帑旅游。市民普遍认为，香港的廉洁和高效首先就是体现在财政透明上。除了特首、三司司长及一众高官的薪酬福利不是秘密之外，香港政府所花的每一分钱，都需要征求市民的意见，同时要将政府各部门的详细收支记载，制作成为小册子、网页，方便市民查询。
公车规定严格只有6000多辆公务用车
香港拥有近17万公务员，目前约有公务用车6777辆（201*年统计）。香港公务用车管理有一套严格规范的法律制度。香港财经及库务局下属的物流服务署统一负责政府车辆的采购配置、运行监管和专职司机的管理工作，政府各个部门负责配置本部门政府车辆的保管和使用，并随时将车辆运行情况上报给物流服务署，形成了一个职责明确、精干高效的政府车辆管理体系。
更重要的是香港拥有一支廉洁奉公、遵纪守法的公务员队伍，各级公务员自觉遵守有关规定，这是任何制度或规章得以执行的根本保证。
享受“特权”者仅三四十人
港府首长级以上官员大约1200人左右，占全体公务员不到1%，属于港府的精英层。他们在公车使用上享有比较优厚待遇，但标准公开透明。对高官配车和用车的规定是：
终审法院首席法官、行政会议当然成员（主要有：政务司司长、财政司司长、律政司司长、决策局局长）配置专车，免费使用，用途不限；首长薪级表7点或更高薪级（现最高薪级为8点）官员，不配置专车，但可免费使用本部门车辆（条件为：有车可用，下同），用途不限；
香港配有专车的最高级别官员约在20人左右，按照规定可配置贵宾车，在公车使用上不仅免费使用，并且不限用途。但最高级官员公车车号媒体都掌握，随时随地受到新闻媒体和社会舆论的监督，实际上公车私用受到无形的制约。任何配置在部门的公车都不能成为首长的专车，公车私用的特权随级别下降而递减。
公车办私事限制严格
一般职级公务员是指首长级以下，薪级表1-56点的公务员。
因公使用公车的原则有三条：第一，按照需要原则。例如，从一个办公地点到另一个办公地点没有方便的公共交通可以利用，或者需要携带大量的仪器、设备的，经部门首长批准，可以使用公车。第二，合乎经济效益原则。按照这个原则，各部门负责公车管理的运输主管一般都要求公务员尽可能优先选择便宜的公共交通，或租用价格低廉的商业服务车辆完成公务活动。但对使用的士等费用较高的交通工具有限制性规定。第三，非专用原则。《总务规例》规定：配置在政府各个部门的公车非部门首长的专车。公车首先要保证该部门的公务需要。
一般职级公务员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可以有偿或免费使用公车上下班或办理私人事务。一是由于公共交通工具不足无法利用；二是获准赴海外公干人员，往返住所与离入境地点；三是因工作需要搬家等私人事务；四是因居住地偏远和附近没有幼儿园，确需使用公车接送子女上学等。
香港公务员因执行公务乘用公共交通所发生的费用，经部门领导同意，符合有关规定才可以申领交通津贴（返还已支付之费用）。一是往返住所及工作地点，可申领部分交通津贴。这种情况一般是上级因工作需要安排公务员住在较偏远的地方，但自己选择居住偏远地区的情况除外；二是往返两个工作地点，或者由执行任务的外勤工作地点返回住所。可申领全部交通津贴；三是因紧急事故奉召由住所前往办事地点，然后返回住所，可以申领全部交通津贴。
解释
公车管理制度特色
第一，规章制度健全。《总务规例》对政府车辆采购、公车运行管理、首长用车规定、私用公车规定、部门之间协调使用公车、租用交通工具、车辆停放、车辆维修、驾驶政府车辆许可证及驾驶执照、滥用政府车辆的纪律处分等等都有非常详细和明确的条文规定。对申请交通津贴有明确的规定和计算公式。
第二，相对集中分级管理的模式。公车采购多少，各个部门配置多少，平日的运行情况如何，部门之间公车的协调使用，租用交通工具在一定时期内满足用车需要等等，这些工作都由香港政府物流服务署承担。
第三，管理手段先进。香港物流服务署车辆管理科有一套先进的电脑管理系统。对所有车辆每日运行情况进行监督管理。行车记录详细规范，包括始发地点、到达地点，行车线路、行程公里数等等都记录在案。对每台车辆的维修项目和维修费用也有详细记录。
第四，公车使用规定既坚持公私分开的原则，也对职务消费进行规范，而且规定了有偿使用、部分免费使用和免费使用几种情况。首长级官员享受较好的用车待遇，从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职务消费。但真正享有“特权”者也就30至40人，社会舆论监督加上本人的自律，一般情况下不会造成公车的滥用。
扩展阅读：公款吃喝一年3000亿 九三学社中央建议三公浪费入刑
公款吃喝一年3000亿九三学社中央建议三公浪费入刑
漫画/许英剑
全国两会召开在即，“三公消费”再次成为热议话题。九三学社中央拟向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提交提案《关于遏制公款吃喝的建议》。
提案建议，将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公款旅游等“三公浪费”纳入《刑法》调节范畴；“三公”经费等行政成本，纳入政绩考核范畴，决定官员仕途。
■现状
公款吃喝一年3000亿
九三学社中央拟的提案列举一组数据：目前，全国一年公款吃喝的开销已达3000亿。如此庞大的公款吃喝数额，挤占教育、卫生、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支出。例如201*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支出（包括一般公共服务、外交和公共安全三项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高达18.6%；同时，教育、科技、文体与传媒、社保和就业、保障性住房、医疗卫生、环境保护支出等民生支出，比重不足38%。
国外行政管理费用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大多低于10%，如日本是2.38%、英国是4.19%、加拿大是7.1%、美国是9.9%。
去年，国家部委打开“三公公开”大门。监察部网站2月29日发布《全国政务公开与政务服务工作成效明显》文章显示，去年全年，编报“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的131家中央部门，99家公开了“三公”经费。这表明，仍有部分中央部门未公示三公经费。另据统计，截止到去年11月1日，仅有三个省级政府公开其201*年“三公”经费决算数。上月，人民网网调两会热点，20个热点问题中，“三公公开”的关注度、点击率位列前三。对于去年中央部门“三公公开”表现，超过50%的网友很不满意，33%的网友不太满意。
■建议
“三公浪费”应法律约束
提案认为，长期以来，对公款吃喝的处理，除了个别涉及贪污受贿外，其他的不仅没有列入犯罪之列，甚至还得到放纵和鼓励，这也是长期以来公款吃喝等政府浪费不能得到有效遏制的重要原因。
因此，界定公款吃喝的“罪与非罪”是核心问题。提案建议，将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公款旅游等“三公”浪费问题纳入《刑法》的调节范畴，用法律规范官员和公务员的公务行为。让浪费有罪深入人心，让惩治包括“公款吃喝”在内的各种浪费行为有法可依。
降低行政成本也是政绩
“行政成本过高的政府，不是高效率的政府；花钱过多的官员，不是真正能干的官员。”提案认为，行政管理实质上是一种服务，而任何服务都应该控制成本。如果修路、盖楼、绿化、招商引资、GDP增长和财政增收可以算作政绩，那么精打细算、降低行政成本，同样应该是重要的政绩之一。
提案建议，在制度上尽快把行政成本核算机制引入各级政府的考核之中，建立既注重结果，又注重成本的现代行政绩效考核体系，把每一项行政行为背后的直接和间接成本与行为的结果，以及公众的满意度等指标都纳入这一体系中。
民间知名人士牵头监督
提案援引德国前央行行长威尔特克的案例乘出差之便，带家属住超豪华酒店，并报销所有费用，经媒体披露后，丢掉了年薪35万欧元的德国央行行长职位。
提案提出，依靠纪委、人大、政协，甚至动用公安的力量，监督公款吃喝。这些体制内监督的手段存在“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嫌疑，不符合公共管理的原则。
因此，根本解决公款吃喝问题，需特别加强体制外监督。可以批准建立群众性监督组织，由诚信度较高的民间知名人士牵头；更应该强化以监督为天职的新闻媒体的监督力度，通过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保障媒体行使监督公款吃喝的权利。另外，提案建议，直至乡镇政府，包括所有事业单位，公款接待一律网上公示。■对话
公款吃喝严格限定预算比例
中央财大学者曾康华认为，公款消费尚无严格责任追究机制
长期调研政府公务支出，行政消费的学者，中央财经大学财政学院财政学系主任、财税研究所所长曾康华认为，遏制“三公消费”最有效的措施就是制度设计，对资金严格把关。
基层机关公款吃喝更严重
新京报：地方政府的公款吃喝情况，你们做过调研吗？
曾康华：做过调研，非常严重。越是基层机关，公款吃喝越明显。除了通过预算安排的公务接待费用之外，还会有别的情况。很多地方都挪用项目经费用于公款吃喝。同时，在官本位的情况下，地方政府部门往往是官员说了算。一个部门领导拿着餐费报销，哪怕费用超支，或者压根不符合规定，工作人员也不会不报。
新京报：之前有报道，香港或国外一些政务人员请吃饭，往往是盒饭；而国内却是豪华的宴请。
曾康华：这个确实有。我曾经认识一个俄罗斯人来中国开会，宴请的标准让他受宠若惊，他说自己在俄罗斯都从没有吃过这么高规格的宴会。
出现这种现象，首先是有些部门为面子和形象原因，导致消费膨胀。其次，现有的财政体制下，只要公共财政资金不进入自己的腰包，其他使用情况就没有严格的责任追究机制。
从预算的角度看，做预算时都尽力要钱；年底花不完的钱还要上交回去。这就引发乱花钱的情况，反正不花白不花，公款就是唐僧肉。
遏制公款消费要制度设计
新京报：这是否意味着制度管理上有漏洞？曾康华：制度有漏洞，执行过程也很宽松。从预算的角度讲，是主管领导负责，而主管领导本身就是公款消费的重要人物；预算审批中主要是总量控制，而且也有弹性。
同时，目前我国在发票管理、转账和提现等方面非常混乱。有些单位的账目，看公款吃喝的额度并不高，但事实上也可能被其他名目报销了。
新京报：如何才能采取有效的措施遏制公款吃喝？
曾康华：最有效的措施就是制度设计，对资金严格把关。要对公款吃喝有着严格的数量界限，比如不能超过预算资金总量的比重是多少，是8%还是10%？一旦设定标准，要严格要求不能突破。同时，要严格用途，不能与其他资金混淆使用。打酱油的钱，不能用来买醋。一旦发现违规情况，就要进行严惩。
除去内部监督还要公众监督
新京报：包括公款吃喝在内，行政经费在国内已经是一笔庞大的支出。
曾康华：是的。我们曾经做过调研。1978年，我国行政经费占财政支出总量的8%；201*年，这一占比上升为27%。这个比例在全世界来说算高的。当然这其中也有一个因素：因为人员效率较低因此公务人员偏多。
新京报：如何确保这些钱是否用得合理？
曾康华：这就是下一个手段，要进行公开，通过社会力量来监督。在现有立法部门、财政部门内部监督的情况下，还要有媒体和公众的监督。比如去年中央政府公布“三公”经费，虽然是一个比较笼统的数据，但如果今后每年公布，从连续性上，慢慢就能看出一些问题，也可以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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