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就
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就《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答记者问
发表时间：201*年06月11日22时55分
简要描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已由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修订，并自201*年1月1日起实施，5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又颁布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以下简称《规定（一）》。日前，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负责人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并回答了记者提出的问题。修改91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已由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修订，并自201*年1月1日起实施，5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又颁布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以下简称《规定（一）》。日前，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负责人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并回答了记者提出的问题。问：制定该《规定（一）》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
答：修订后的公司法对原公司法作了较大修改，在总体结构上由原来的十一章增加为十三章，由原来的230条减少为219条，其中，新增加44条，修改91条，删除13条。公司法对涉及公司法律关系的一些民事权益制度做出了重新安排，更加尊重民事主体的意思自治，取消了不合时宜的国家强制性管理规定，增加了公司治理结构的程序规范，规定了公司控股股东、董事、监事、高管人员的民事责任，注重保护中小股东民事权益。
修订后的公司法增强了保护民事权益的可诉性，如关于公司设立、股东出资、股权确认、股权转让、股东权益直接诉讼、股东代表诉讼以及关联交易和公司人格否认等，在发生争议或者相关人员认为权益被侵害时均可以行使诉权。当然，新颁布的公司法也只是定位在修订层面上，对有些问题的规定仍然过于原则，特别是公司法是集行为法、组织法和程序法于一身，而民事诉讼法又在修订过程中，这就提出了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如何在司法程序中准确理解公司法立法原意，进一步统一裁判尺度的问题。公司法实施后，人民法院受理的公司诉讼案件类型将会大量增多，很多问题都需要根据立法原则作出司法解释。当前急需解决的是新旧法衔接和法院受理方面的问题。为此，我们对目前急需解决的几个问题进行解释，对其他有关方面的问题，我们将加大调研力度，及时总结审判实践经验，并在后续的工作中择机陆续出台。201*年10月27日公司法修订并审议通过后，最高人民法院即向全国法院发出通知，要求广大法官认真学习和贯彻执行公司法，加强培训工作，与此同时，完成了最高人民法院《规定（一）》的起草工作，并严格按照制定司法解释的程序，先后召开法院系统、学术界和律师界的论证会。在广泛征求意见和论证的基础上，我们又征求了院内相关部门和国务院法制办、全国人大法工委的意见，最后，报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问：该《规定（一）》对修订后的公司法和原公司法在适用问题上是如何做好衔接的？
答：新法颁布后，往往存在新旧法在适用上的衔接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八十四条的规定，通常情况下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没有溯及既往的效力。当时合同法、担保法、票据法等法律颁布后，最高人民法院为解决新旧法律适用上的衔接问题，曾经以司法解释或者通知的方式，对此问题作出了规定，公司法修订后，我院根据以往工作惯例，对修订后的公司法和原公司法在适用衔接上作出了三个方面的规定：一是明确公司法不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公司法实施后，人民法院尚未审结的和新受理的民事案件，其民事行为或事件发生在公司法实施以前的，适用当时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二是因公司法实施前有关民事行为或者事件发生纠纷起诉到人民法院的，如当时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规定时，可参照适用公司法的有关规定；三是对公司法实施前人民法院已经终审的案件依法进行再审时，适用当时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不适用修订后的公司法的规定。
问：《规定（一）》对以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和第七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事由起诉时超过期限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是如何考虑的？
答：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第七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自股东会议决议通过之日起六十日内，股东与公司不能达成股权收购协议的，股东可以自股东会议决议通过之日起九十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从上述规定看，公司法分别对股东因规定事由提起诉讼的期限作出了限制性规定，但对超过该期间后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如何处理的问题，公司法没有规定，需要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予以明确。在起草过程中，我们对这两条涉及的期间性质进行了充分的论证，学术界和实务界多数意见认为，这两个期间既不是诉讼时效也不是除斥期间，并且我国行政法规中也大都有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时间限制，对这个期限亦没有定性。因此，无论对该期间性质如何认定，目前均缺乏法理依据，且目前法院的立案制度采取的是审查制，从有利于维护交易安全，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节约司法成本的角度综合考量，对起诉超过上述规定期限的，人民法院应当不予受理。故《规定（一）》采纳了这种意见。
问：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的连续持股180日的计算方法是如何确定的？
答：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了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提起诉讼的持股比例和持股时间，但没有规定持股时间起算点和当时持股与连续持股的问题，这些问题直接涉及原告资格。
对持股时间的起算点，多数意见认为应当采取简单方便并且是放宽计算的方法，即自股东起诉之日向前推算满180日即符合持股时间。
对于起诉人在侵权行为发生当时是否必须持股的问题，征求意见过程中，多数意见认为此问题应不作规定，主要理由是侵权行为情况比较复杂，侵权行为发生的时间有时也难以界定，有的甚至是持续性的，如果规定当时持股，其程序性审查需要占用更多的司法资源，加大司法成本，更重要的是股东代表诉讼是为了维护公司的整体利益。另外，借鉴国外立法经验，对股东代表诉讼限制性规定应当与公司制度发展状况和诉讼案件发生情况相适应，我国现阶段股东代表诉讼案件还不是很多，对股东代表诉讼尚不需要作出更加严格的限制，这样规定有利于促使公司依法经营管理，亦有利于提高股东的维权意识，因此，以不规定侵权行为发生时持股原则为宜。至于在诉讼过程中丧失股东资格的，可以依照公司法和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驳回起诉。
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的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1％以上股份的股东，是指多个股东股份数额的合计，该问题同样涉及到原告股东资格问题，本《规定（一）》明确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是指两个以上股东持股份额的合计。对该类案件的受理，可能会出现共同原告提起诉讼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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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负责人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答记者问作者：张先明
2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司法解释共五部分二十六条，分别就融资租赁合同的认定及效力、融资租赁合同的履行和租赁物的公示、融资租赁合同的解除、违约责任以及融资租赁合同案件的诉讼当事人、诉讼时效等问题作出了规定。司法解释发布后，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负责人就有关问题接受了记者采访。
记者：请问司法解释的出台背景是什么？
负责人：融资租赁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被引入我国，与交易实践相比，有关融资租赁的立法则相对滞后。1996年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发布了《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在立法尚付阙如的情况下，有效解决了实务之需。1999年合同法制定时，对该规定的相关内容予以吸收，并在第十四章专章规定了融资租赁合同，成为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的主要法律依据。近年来，融资租赁业在我国呈持续高速发展态势。不仅新设的融资租赁公司数量持续快速增长，融资租赁业务总量和纠纷数量也呈高速增长态势。据统计，201*年人民法院受理的一审融资租赁合同案件为860件，201*年为4591件，201*年则已达8530件。各地法院普遍反映，在融资租赁法律关系的构成、租赁物的范围、融资租赁合同与买卖合同的关系、合同解除的后果、租赁物的公示等方面争议较多。因合同法的规定相对较为原则，现行法律规定已不足以满足司法实践之需。201*年底，根据全国人大财经委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启动了融资租赁合同司法解释的起草工作。
在广泛征集各地法院及融资租赁行业对融资租赁合同争议法律问题意见的基础上，最高人民法院于201*年起草了司法解释稿，并先后召开了法院系统、融资租赁行业、专家学者的论证会，对司法解释稿进行反复论证、修改。201*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官网公布了司法解释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并专门征求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银监会、中国人民银行、商务部、工商总局、国务院法制办等国家机关和部门的意见。在综合社会各界通过网络反馈的1000余条意见及有关国家机关和部门的意见后，我们对司法解释稿作了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在此基础上，经201*年1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97次会议讨论，通过了该解释。本解释稿共五部分二十六条，主要针对融资租赁经营实践和审判实务中反映突出、争议较多的法律问题作出了规定，重点解决了融资租赁合同的认定及效力、合同的履行及租赁物的公示、合同的解除、违约责任以及诉讼当事人、诉讼时效等问题。
记者：司法解释的制定坚持了哪些指导思想？
负责人：在司法解释制定过程当中，我们主要遵循了以下指导思想：
一是促进交易，规范发展。通过减少认定融资租赁合同无效的情形、严格限定融资租赁合同的解除条件等方式，维护融资租赁合同按约正常履行。充分考虑融资租赁合同所具有的融资与融物相结合的特点，审慎认定融资租赁合同法律关系，引导金融资本为实体经济服务，规范和促进我国融资租赁市场的健康发展。
二是尊重市场，鼓励约定。合同法规范在本质上属于任意性、补充性的规范，本司法解释也更多的体现出了约定优先的指导思想。商人是自身利益的最好判断者，融资租赁合同是平等市场主体之间签订的合同，合同条款的约定本身就包含了出租人和承租人双方对履约成本、履约收益和履约风险的判断。因此，在司法解释中，我们坚持约定优先原则，鼓励双方当事人以市场化的方式对合同的履行和解除、租赁物的风险负担、租赁物清算等问题作出约定，以减少诉讼风险和损失的不确定性。
三是细化规则，易于操作。现行的合同法以法律的形式正式确定了融资租赁合同制度的基本框架，但是从司法审判的角度看，一些条文的规定较为抽象，各地法院在条文的理解和适用上存在差异。比如，出租人的协助索赔义务及其法律责任，出租人对租赁物的瑕疵担保免责的例外情形，承租人违约时出租人的司法救济方式等。针对这些问题，司法解释均做了进一步的明确和细化，以统一司法裁判尺度，增进裁判结果的可预测性。
四是尊重现实，适度前瞻。融资租赁被引入我国已有近三十年的时间，但其在近五年才取得了较快速度的发展。融资租赁交易形式和交易实践尚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相关监管制度、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也需要一个积累和稳定的过程。在此背景下，一方面司法解释对行业经营实践中已经相对成熟的做法、行业惯例给予了必要的认可；另一方面司法解释也保持了适度的开放性和前瞻性，为融资租赁交易的实践需求与未来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提供了必要的衔接。
五是立足国情，参照惯例。在司法解释的起草过程中，我们坚持从实际出发，在对我国融资租赁交易实践进行深入调研的基础上，积极听取各方的意见和建议，依法衡平各方利益，力求司法解释的各项规定契合我国的融资租赁交易实践和发展阶段，并对相关域外立法例和国际公约的共性规定给予了必要的参照。
记者：在融资租赁行业高度发展的过程中，租赁物的范围、租赁的形式不断拓展，由此也产生了对一些融资租赁合同的性质和效力的争议。比如，有的合同被认定为借款合同，有的融资租赁公司开展的业务被认为是影子银行业务，还有不少融资租赁交易采取了售后回租的形式，存在是属于抵押借款合同还是融资租赁合同的争议。司法解释对此问题持何态度？
负责人：融资租赁是与实体经济联系最为密切的金融交易形式。在支持工业企业设备更新、促进农业经济的规模化、推动航运业发展以及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等方面均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客观地说，在我国融资租赁行业获得高速发展的同时，一些融资租赁公司所从事的融资租赁业务也存在不够规范的问题，比如，有的合同虽然名为融资租赁合同，但实际上并无实际的租赁物，从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约定上看，仅有资金的借贷，而无租赁物的占用、使用。有的虽有租赁物，但租赁物的价值与租金构成并无直接关联或差异过大，合同中约定的租金体现的不是租赁物的购买价值及出租人的成本利润，而是承租人占用资金的利息成本。就这些合同的性质问题，各界存有不同认识。司法解释第一条对此作出了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的规定，结合标的物的性质、价值、租金的构成以及当事人的合同权利和义务，对是否构成融资租赁法律关系作出认定。对名为融资租赁合同，但实际不构成融资租赁法律关系的情形，人民法院按其实际构成的法律关系处理。由此可以看出，司法解释严格坚持融资租赁交易所具有的融资与融物相结合的特征，不认可仅有资金空转的“融资租赁合同”，以促进金融与实业的结合，规范和引导融资租赁业务及行业的健康发展。
对融资租赁行业实践中广泛存在的售后回租交易问题，确实存在合同性质是属于抵押借款合同还是融资租赁合同的争议。考虑到售后回租交易有利于市场主体盘活资产、引导资金服务实体经济，相关监管部门的规章对此类交易形式也已明确认可，且承租人与出卖人相重合并不违反合同法第二百三十七条有关融资租赁合同构成要件的规定，司法解释对售后回租合同的融资租赁合同性质予以了认可。但如果出租人与承租人签订了售后回租合同，而实际并无租赁物，或者租赁物低值高估，以融资租赁之名，行借款、贷款之实，人民法院仍应按照其实际构成的借款合同关系处理。
记者：实务中，基于部分租赁物的特殊性，有关政府部门就特定租赁物的经营许可作出了资质限制。对融资租赁合同中的出租人即租赁公司是否需要取得特定租赁物的经营许可以及未取得此类许可所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是否有效，均存在不同认识。请问司法解释对此是如何规定的？
负责人：对于特定的租赁物，比如医疗器械设备，因涉及到人民的生命健康安全，有关行政部门就其经营许可作出限制是非常必要的。与此同时，也应当看到，融资租赁交易有其特殊性，即出租人在融资租赁交易中主要承担资金融通的功能，其购买租赁物的目的系提供给承租人使用，而非将租赁物作为其自身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工具。因此，从融资租赁交易的本质来看，要求出租人具备特定租赁物的经营许可并无必要。从承租人的角度来看，减少对出租人具备此类经营许可的限制，也有利于承租人获得更多的资金支持。基于上述原因，我们在司法解释中对此作出了相应的规定，即根据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承租人对租赁物的经营使用应当取得行政许可的，人民法院不应仅以出租人未取得行政许可为由认定融资租赁合同无效。
记者：融资租赁交易通常涉及买卖和融资租赁两个合同及出租人、承租人、出卖人三方主体，但合同法融资租赁合同章对有关融资租赁合同与买卖合同的衔接问题规定不明确。司法解释对此是否作出了相应的规定？
负责人：典型的融资租赁交易包括三方当事人和两个合同，即出租人与承租人之间的融资租赁合同和出租人与出卖人之间的买卖合同。但根据合同法的规定，融资租赁合同仅指出租人与承租人之间的融资租赁合同，而未囊括出租人与出卖人之间的买卖合同，由此产生融资租赁交易中因买卖合同中产生的诉争及损失是否可以通过融资租赁合同予以救济，以及如何救济的问题。而买卖合同与融资租赁合同的效力的关系、解除的关系，因涉及两个合同，也无法在合同法的融资租赁合同章中找到明确的法律依据，成为困扰司法实践的一个重要问题。司法解释从不同角度对此问题作出了规定。比如，根据司法解释第五条第一款有关承租人拒绝受领租赁物的规定，出卖人违反合同约定的向承租人交付标的物义务，承租人因租赁物严重不符合约定或出卖人未在约定的交付期间或者合理期间内交付租赁物，经承租人或者出租人催告，在催告期满后仍未交付的，承租人享有拒绝受领租赁物的权利。
在融资租赁交易中，买卖合同系为融资租赁合同而订立，融资租赁合同是买卖合同订立的前提，因此，买卖合同与融资租赁合同的效力、履行与解除必然影响到另一个合同。现行合同法融资租赁合同章系基于融资租赁合同所作出的规定，融资租赁交易中的涉及买卖合同的诉争应当依据合同法买卖合同章及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的规定予以解决，但涉及买卖合同与融资租赁合同之间的牵连关系的问题，现行法律规定不明。司法解释对此从三个方面做了积极的探索。一是规定因买卖合同导致融资租赁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可解除融资租赁合同。如根据司法解释第十一条的规定，在出租人与出卖人订立的买卖合同解除、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且未能重新订立买卖合同的，或因出卖人的原因致使融资租赁合同的目的不能实现的，出租人与承租人均可解除融资租赁合同。二是就合同解除后的损失赔偿问题做了进一步明确。根据司法解释第十六条的规定，融资租赁合同因买卖合同被解除、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而解除，出租人根据融资租赁合同的约定，或者以融资租赁合同虽未约定或约定不明，但出卖人及租赁物系由承租人选择为由，主张承租人赔偿相应损失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条第二款同时规定，出租人的损失已经在买卖合同被解除、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时获得赔偿的，应当免除承租人相应的赔偿责任。三是就承租人向出卖人索赔的问题予以了进一步明确。司法解释第二十四条第三款规定，承租人基于买卖合同和融资租赁合同直接向出卖人主张受领租赁物、索赔等买卖合同权利的，人民法院应通知出租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此项规定以同时将两个合同及两个合同的连接点出租人均纳入到审判程序为前提，从诉讼程序上对承租人的索赔权予以了间接的认可，这不仅符合融资租赁合同中承租人享有索赔权的基本法理及立法惯例，也有效解决了买卖合同与融资租赁合同的权利义务衔接问题，有利于在一个诉讼程序中全面解决两个合同和三方当事人之间的责任承担问题，既减少了诉累，也更符合融资租赁合同中出租人承担融资功能的本质。
记者：融资租赁行业普遍反映，由于租赁物为承租人所占用使用，故经常出现承租人对外转让、抵押租赁物的情形。现行法律未就融资租赁合同中的租赁物登记问题作出明确规定，给出租人的物权保障带来较大风险。请问，司法解释就此问题是否作出了规定？
负责人：您所说的问题客观确实存在。我们在司法解释制定过程中，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但租赁物的登记机关及登记效力应当由法律作出规定，而不应由司法解释作出规定。在租赁期间，出租人享有租赁物的所有权，但租赁物实际为承租人所占用使用，因此，承租人对外转让、抵押租赁物以再融资的风险始终客观存在。对有明确登记机关的飞机、轮船、企业厂房等租赁物，因租赁物的所有权以登记为公示方式，故承租人占有使用租赁物，并不影响租赁物所有权在法律上的归属。但对大量没有所有权登记机关的机械设备及其他无所有权登记机关的动产而言，占有为所有权的主要公示方式，在承租人对外转让租赁物时，受让人可以根据善意取得制度取得租赁物的所有权，但对出租人而言，其租金债权的物权保障消失殆尽。在立法未就租赁物的登记机关作出明确规定的前提下，实践中，出租人不得不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来保护其对租赁物的所有权。如，有的出租人在租赁物的显著位置作出标识，显示租赁物的所有权归属及租赁属性，有的出租人在租赁物有明确的抵押登记机关的前提下，通过授权承租人将租赁物抵押给出租人并在登记机关办理抵押权登记，以避免租赁物被承租人对外转让、抵押的风险。但此类行为能否产生对抗善意第三人的法律后果，仍属不确定状态。有鉴于此，相关部门也对融资租赁登记查询工作开始了实践探索。
司法解释第九条对出租人的物权保护问题给予了积极的回应。根据该条规定，承租人或者租赁物的实际使用人未经出租人同意转让租赁物或者在租赁物上设立其他物权，第三人依据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取得租赁物的所有权或者其他物权，出租人主张第三人物权权利不成立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有四种例外情形：一是出租人已在租赁物的显著位置作出标识，第三人与承租人交易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物为租赁物的；二是出租人授权承租人将租赁物抵押给出租人并在登记机关办理抵押权登记的；三是第三人与承租人交易时未按照行业或地区主管部门的要求在相应机构进行融资租赁交易查询的；四是出租人有证据证明第三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交易标的物为租赁物的其他情形。该条规定从第三人取得租赁物的所有权或者他物权是否构成善意的事实认定角度，将实务中出租人广泛采用的并且符合现行法律规定的所有权保护措施予以认可，将有利于加强出租人对租赁物的物权保障，并引导和促进融资租赁行业整体的健康发展。
记者：在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中，最常见的是承租人违约，未能按期支付租金。对此，出租人多在主张收回租赁物的同时，要求承租人赔偿全部未付租金。也有观点认为，出租人只能选择要求收回租赁物或者承租人支付全部未付租金，而不能同时主张。司法解释对此问题是如何规定的？
负责人：根据合同法第二百四十八条的规定，承租人违约，出租人可以要求支付全部租金；也可以解除合同，收回租赁物。但出租人是否可以同时要求支付全部租金和收回租赁物，存有不同认识。从法理上看，支付全部租金的诉讼请求实际上是要求继续履行合同，仅是要求租金加速到期；而收回租赁物的诉讼请求实际上是要求解除合同，故这两项请求在本质上是相矛盾的。因此，出租人只能择一行使。司法解释第二十一条第一款对此予以明确：出租人同时提出上述两项诉请的，人民法院应告知其作出选择。
对出租人请求承租人支付全部租金但未能最终实现时如何进行救济的问题，实务中也有不同认识。一种观点认为出租人可以直接请求就租赁物进行强制执行，以执行所得清偿租金债权。另有观点认为，按照一事不再理的原则，出租人不能再诉请解除合同、收回租赁物。我们认为，从法理上看，前后两诉的诉请并不相同，故此种情形并不构成一事不再理。司法解释第二十一条第二款对此予以明确：出租人诉请全部租金未予清偿后，出租人再行起诉请求解除融资租赁合同、收回租赁物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如出租人选择解除合同，收回租赁物，能否就损失未获补偿的部分要求承租人赔偿？司法解释第二十二条对此予以明确，即出租人可以在收回租赁物的同时，要求承租人赔偿损失。应予注意的是，租赁物价值与租金存在对应关系，故在出租人选择收回租赁物的前提下，租赁物价值相对应的那部分损失额应当从损失赔偿额中扣除，以免导致出租人双重受偿和承租人双重赔偿的不公。
来源：人民法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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