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结构：驻京办
一、地方驻京办面临整肃风暴
一场针对各级地方政府驻京办事处的整肃风暴正在酝酿中。
获悉，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以下简称国管局）正在制定一份彻底的整改方案，方案首先涉及52家副省级以上政府办事处和大型国企驻京办的整顿和改革。国管局驻京办管理司负责副省级以上驻京办的管理和协调。此前，整顿驻京办事处已被中纪委和监察部列为201*年四大工作任务之一。各级政府的驻京办事处因“跑部钱进”而被时任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点名。
5000余家政府驻京办事处正面临着半个世纪以来最大的一次生存危机，一些基层县市政府办事处恐怕难逃被裁撤的命运。
风暴欲来
几天前，北京市发改委相关处室的负责人已经开始走访各地市县级驻京联络处了。201*年8月30日，一位市级驻京联络处主任指出，“这次了解的情况与机构改革有关”。
5000余家县级办事处均归口北京市发改委区域经济合作处管理。该处一位负责人说，中纪委和监察部现在正在查这个事情，等中纪委拿出意见，改革才能定下方向。
驻京办成为风暴中心，或许缘于李金华的敢言。201*年年底，在谈到对预算资金的审计监督时，他直言：各省市区、地级市甚至县都在北京设立办事处，有的驻京办目的就是“跑部钱进”。201*年年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吴官正在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上所做的工作报告中，三次提到了驻京办的腐败和治理问题。据贵州省驻京办的一位负责人说，吴官正的讲话首次将整顿驻京机构、刹住“跑部钱进”风提到了一定高度。其后，中纪委将调查整顿驻京机构列为201*年重点任务之一。
更实质性的动作开始于201*年2月。2月27日，国管局召开廉政工作会议，各省驻京办负责人全部到会。会议决定，由中纪委负责调研驻京办，由国管局具体酝酿拿出改革方案，这个方案可能会在今年第四季度择机公布，方案中首先涉及52家副省级以上政府办事处和大型国企驻京办事处的整顿与改革。江西省驻京办有关人士说，中纪委曾计划三年完成对驻京机构的改革和整顿，今年是三年里的最后一年。
驻京办现象
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中国有多少形形色色的驻京办事机构。粗略统计，在北京，除了52家副省级以上办事处外，还有520家市级和5000余家县级办事处。而据江西省驻京办事处人士估计，如果加上各种协会、企业和大学的联络处，各种驻京机构超过1万家。
1949年，内蒙古自治区率先在北京设立第一家驻京办事机构。1991年，北京共有186个市级以上的驻京办。此后，驻京办以惊人的速度在北京扎营，到201*年时已激增至426个，十年之内翻了一番。一般来说，驻京办事处将自己定位于沟通信息、招商引资、协助遣
返上访群众和组织来京务工者等。在此过程中，“跑部钱进”现象广为诟病。未经证实的消息说，各地办事处每年用在疏通关系上的“灰色经费”在200亿元以上。
一个变化是，不仅各级地方政府在北京设立办事处，省级政府的厅局机关驻京办事处也越来越多。省发改委、建设厅等实权部门纷纷在北京设立办事处，直接与相关部委沟通，省办事处的职能越来越小了。事实上，一位江西省驻京办事处人士说，“他们比我们有钱”。而湖南省政府驻京办事处办公室工作人员指出，他们和省建设厅驻京联络处没什么关系，他们归北京市发改委管，我们归国管局管。也许厅里觉得有必要设置驻京联络处，又有人力和财力，就设了。
吉林省人民政府驻京办事处经联处副处长金宝山说，省政府驻京办事处和各地市驻京联络处也没有太大的关系，原则上是我们指导他们工作，“指导但不是领导工作”。过去，有些省份各厅局的驻京联络处是设在省政府办事处里的，但是后来他们都自己设立了联络处，自己联系各自领域的事情。他说，“实际上‘跑部钱进’主要就是省里一些机构的驻京办，害得大家一起跟着遭殃。现在比以前好多了，以前跑得更厉害”。
山东省日照市政府驻京办事处主任卢振迢说，除了归国管局管的那52家，其他的办事处、联络处管理都是很松散的，向北京市发改委递个申请，租个办公室就可以了，有的甚至都不注册，租个房子就成，相当于“黑户”。北京市发改委不收其他费用，只是要每年审一次机构代码证书。
据知情人士介绍，县市联络处原则上三年一换届，但在不少县市，联络处做得好，基本都是不变的，可以继续做下去。事实上，办事处的工作很不好做，因为县市领导关系很复杂，接待谁好了谁不好了，回去都会影响你政绩的好坏。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驻京办事处人士说，“联络处说白了就是吃喝联系，什么事情都做，很杂。上面也经常有事没事地过来看看，我们都陪吃陪喝，接待看级别定规格，有的要钱，级别高的一般不会要钱，万一人家不高兴了怎么办”？而且，“你说领导谈话办事，能是三两句话就行的吗？说实话，我们也不想这样辛苦，有谁想干这种工作？都是没办法。”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驻京办事处成为腐败高发区是不争的事实。据不完全统计，最近几年因腐败落马的驻京办负责人就有河北省李真案中的河北省驻京办主任王福友、成克杰案中广西驻京办事处副主任李一洪、沈阳“慕马案”中沈阳驻京办主任崔力等等。
第三方力量
各种驻京办事处和北京的关系颇为微妙。
江西省驻京办一位负责人说，北京市一度停止了对新设驻京办事处的审批。201*年又曾专门发文，欢迎设立各种驻京办事机构。其中最受北京市欢迎的是各大企业的驻京办，其次为各县市政府的，而对于各省发改委等厅局设立的办事处比较反感。原因在于，他认为，“因为各省直属厅局在北京只是跑项目，没有投资相关产业”。
各种驻京办事处为北京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据不完全统计，各级政府驻京办事处的资产在201*年就超过了100亿元，仅201*年，这些办事处在购房、建房的投资和日常经费开支就高达43亿元，平均每户482万元，比上一年增长了23.5%和21%。据《201*年北京工业统计年鉴》披露，各驻京办事处除了在拉动北京内需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还参加了北京顺义啤酒节、大兴西瓜节等
招商活动，并促成了投资4000万元的海尔集团物流中心落户北京。广东某市驻京联络处一份报告中甚至声称，外地驻京机构投资已成为继国外资金和私人投资之后的“第三力量”。
上述江西驻京办人士说：“驻京办怎么改革，就看北京市和中央怎么协调了”。在1990年7月由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一份驻京机构清理整顿通知中，明文规定“各级政府的驻京办事机构一律不得经商办企业，已开办的企业要立即撤销”。而在北京市后来的几份文件中均对其产业经营默许并设有“驻京联络处申请办理经营性实体（宾馆、饭店、餐馆等）”的一项服务。
8月29日，北京市发改委区域经济合作处的周处长声称，“我们听中央的”。但与此同时，他指出，现在还没有听说有什么改革计划。另一位区域合作处的负责人则认为，一些改革实际上已经开始了。其中，各企业的驻京办原来也由该处管理，去年年初划归北京市工商局管理。他认为，“这样就比较方便，放开了不准经营的限制了”。目前，各企业的驻京办事处占到了全部驻京机构的37％，数量上仅次于政府的驻京办事处。
改变的和不可改变的
从目前来看，县市级驻京联络处是最有可能被撤并的驻京机构。吉林省人民政府驻京办事处经联处副处长金宝山认为，“很多县市一级的联络处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一个机构三四个人、一个办公室能做什么事情？完全可以撤并到省驻京办这边一个处室”。
但是这一点也很难得到县市官员的认同。东部沿海某市驻京办人士认为，有些县市的办事处确实该撤，有些比较大一点、发展好的地市，办事处也都形成规模了，就应该实际考虑一下。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诉求，当地方利益和国家调控有冲突的时候，肯定需要反映情况，做些沟通。
一些批评者则认为，是中央政府的资源配置权力过大才导致了各级驻京办的激增和腐败问题层出不穷，仅仅对驻京办动刀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贵州省驻京事处一位负责人指出，“政府总喜欢管一些该交给市场的东西，政府管的越多，‘跑部钱进’就会越厉害”。他认为，驻京机构确实需要改革，但如果只是国管局一个命令一下就完了，以后各种各样的驻京机构肯定还会再起来。
东北某省驻京办事处经联处负责人对这一点表示认同，他强调指出，“治理‘跑部钱进’不能只看现象，不能只揪住联络处一面不放，两方面都有原因。地方要发展、要上项目，国家要搞宏观调控、打压投资过热，地方不发展怎么能行呢？让一些地方达到国家制定的一些产业标准，几乎就等于让他们停产了，不跑部怎么能行呢”？为此，他坚持认为，“部委和驻京办要各打五十大板，不能只揪住一个不放。”
曾经参加了年初国管局会议的一位驻京办负责人说，“国管局单搞肯定不行，甚至可能会招致地方政府的反对”。他认为，改革办事机构是一件关系到地方政府和国管局、涉及面比较广的事情，肯定需要上面和下面的进一步沟通和协调。一位驻京办网站负责人也认为，驻京办虽然出了很多问题，但中央处理还是很慎重的，如果改革也应该纳入政府机构编制改革。改革的方向是进一步弱化政府的色彩。而现在驻京办事处的干部都是有级别的，县级驻京办是副科级，省驻京办一半是副厅级，一半是正厅级。
他说：“即使中央取消了各级驻京办，各级政府也还是会以其他形式设立驻京的联系机构，不叫驻京办了，但驻京办沟通各部委的职能也还是要有的”。
[案例思考]
1、根据职能性质划分，驻京办属于行政机构的哪一类型？这类机构有什么基本属性？
2、本材料主要反映的是一个什么事件？其基本构成要件是什么？3、结合政府结构设置的基本要求，分析我国各级政府驻京办产生及其机构调整的基本动因。其中，重点分析驻京办职能调整的原因。
4、结合所学专业知识，联系中国现有国情，分析本次驻京办整肃风暴的发生动因，并且预测风暴的发展趋势。
二、成都大部制改革初见成效仍有部门不愿交钱交
权1[2]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精简和规范各类议事协调机构及其办事机构，减少行政层次，降低行政成本，着力解决机构重叠、职责交叉、政出多门问题。”作为新一轮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词”，“大部门体制”引人关注：是单纯组织机构的“减”，还是政府职能的“转”？充分“授权”与严格“问责”之间，怎样有机统一？作为一项具体的机制创新，又该如何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布局中协调推进？
九龙治水
流进成都后，府南河就分属几家管理：水利局管农村段，市容环卫局管河流下水道，市政公用局管河道，府南河管理办公室管府南河综合治理，国土局管地下水。
这样的体制，让成都本已十分棘手的水环境问题雪上加霜。一次，成都突降暴雨，刚投入使用半年的东城根街下穿隧道被淹，堵得一塌糊涂。隧道临近府南河，水却几天没抽出去。老百姓意见很大，甚至质疑是否隧道设计有误，该不该修建隧道。原因其实很简单，五家单位管水，平时相安无事，一场暴雨下来却没有一家出面牵头协调，人员、设备、资金无法落实，耽误了抽水。
类似的尴尬，林业局和园林局也常遇到。按归口，大熊猫保护属于林业局，前几年，一到冬天，成都周边山区经常发现病饿大熊猫，虽然成都市动物园和大
熊猫繁育研究基地近在咫尺，且设施先进，技术一流，但由于属于园林局，归建设口，结果，只能舍近求远，将大熊猫送往较远的卧龙自然保护区。
成都大学在成都近郊的石陵镇，市区到石陵的公交车终点站距学校还有一站多路，很不方便。就为了将这一站的公交车延长到校门口，学校老师、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跑了一年多都没有结果。因为，按当时的分工，城内的交通是市政公用局承担，城外的交通归市交通局管，城里的公交车不能出城，郊区的车也不能到城里揽客。没有协调机制，这一站路怎么也开不过去。
职能整合
“行政管理体制僵化，分工过细、职能交叉，对接不清、空间模糊，有利就干、无利就躲。本来应是"九龙治水"，结果却是龙多不治水，行政管理体制非改不可了。”成都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副主任李声宙说。
成都市委、市政府开始了大刀阔斧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探索从“大部门体制”开始：201*年2月6日，撤消农牧局，设置农业委员会；201*年11月10日，撤消水利局，组建水务局；201*年1月20日，撤消交通局，组建交通委员会；201*年10月18日，撤消林业局和园林局，组建林业和园林局。
新组建的部门不仅仅是名称的改变，也不是回到从前计划经济时代的大揽大统，权力集中，而是根据法律、法规确定职能的原则，一件事情尽量由一个部门办理，将部门职能重新进行了梳理和调整，把职能和管辖范围相近、业务性质雷同的部门，整合组建一个更大部门的管理体制，其管辖范围更宽，以达到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的目的。
效果初现
新组建的市水务局将全市的防洪、水源、供水、用水、节水、排水、污水处理与回用以及河道、农田水利、水土保持、农村水电等所有涉水事务实行城乡统一管理，水务管理的一体化，结束了“多龙管水”的局面。通过统筹考虑城区防洪和环境用水，将原来当作“水害”放走的雨洪水进行科学调配，201*年利用雨洪水近2亿立方米，冲洗城区河道淤泥近10万立方米，有效地改善了城区河道水质。这之后，成都连续碰到大雨，而下穿隧道再没有被淹过。水务局一位老职工欣慰地说：“体制顺了，水都知道往哪儿流了。”
201*年春节前夕，细心的成都市民发现，市区主要街道摆放鲜花的架子由过去的钢管换成了一根根青青的翠竹，为古老的历史文化名城平添一丝古朴韵味。这也是合并的成果。成都市林业和园林局副局长叶浪介绍，过去，每年节假日主要街道摆鲜花，光是租钢管就要花几十万，现在，直接用农村运来的竹子，用完后再拉到造纸厂、纤维板厂，既环保又使农民增收。建在远郊的大熊猫吃竹基地使成都大猫熊繁育研究基地不再到处买竹子，大熊猫吃竹质量稳定供应充足。城市绿化苗木基地每年节约了几百万外买苗木的费用，还帮助农民找了条稳定的收入渠道。
新组建的市交通委员会，将市交通局的全部职能、市政公用局的城市公共交通、客运、出租车、市公安局的交通技术规划和安全设施规划管理、市经委承担铁路、公路、邮政、通信航空等综合运输协调和物流行业管理等职能进行整合，打破了交通各自为政、多头执法的局面，初步形成了城乡一体的大交通格局。
阻力和障碍
改革也遇到了一些阻力和障碍。“职能整合的面越广，所触及的部门利益越多，受到的干扰就越大。”知情人士说，“一些部门把部门利益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不愿交出管钱、管审批的权限。”
部门整合，职能合并，相同的两三个部门合到一起，中层干部必然多了出来，而干部的调整和精简，也涉及许多人的根本利益。“宁伤感情不伤工作。”成都市领导态度坚决，只要利大于弊，就要坚决去做，不能因为干部的私利影响群众民生的改善。为使探索顺利进行，成都市把职能整合作为核心，将部门先合进来、工作开展起来。富余人员也没有简单地进行分流，而是人随职能走，在不突破编制的前提下，通过考核逐步消化；处级干部按照核定的职数，通过考核竞争上岗；局级干部年龄大的保留待遇退居二线，或调整充实到其它部门，纳入调整和分流的1100多人实现了平稳过渡。
长期以来形成的管理体制模式，使成都在构建“大交通”、“大林业”体制时，也受到了国家和省级相关部门的极大关注。成都市交通委员会的牌子旁，还挂着一块成都市公共交通管理局的牌子，“两块牌子一套人马，这是为了上下对口，否则到上面办事不方便。”市交委副主任涂智说。同样的原因，也使“成都市林业和园林局”的名称有点拗口。
李声宙认为，“虽然大部门体制有很多好处，但地方也有很多为难的地方，如果不从上到下实施，基层的探索就有点举步维艰，甚至可能顶不住压力走回头路。”
[案例思考]
1、从行政结构角度，本案例主要反映了什么行政事件或现象？
2、影响行政结构设计的主要因素有哪些？案例所反映行政事件得以发生的主要动因是什么？有何经验与借鉴意义？
3、结合我国国情，案例所反映事件的可能发展趋势是怎样的？为什么？
扩展阅读：驻京办
常规任务
驻京办是当地政府驻北京的办事机构，属于政府派出机构。通常驻京办级别是低设高配，驻京办负责人一般是政府行政长官助理，或是商务部门、发改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主要是发展对外联络、招商引资、向国家部门的争资跑项活动以及当地官员来访的公务接待。特殊任务
驻京办和驻上海等地办事处不同，还担负着一些特殊的任务，即截访。近些年来，地方民众常因地方政府部门不能解决的事情进京上访，一是有可能损害了地方政府部门形象，二是有可能暴光社会的一些黑幕。地方政府视为大忌，这不能不说也是一些地方政府部门设驻京办的原因之一。
应当肯定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地方驻京办事机构在加强地区间协作、服务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处置突发事件、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近些年来驻京办暴露的问题堪忧，比如非正常支出庞大，一个县级驻京办一年接待开销会达数百万，相当于一个数万人口乡镇的全部财政收入；地方争资争项形成围困中央之势，负面影响很大，不利于国家部门资源资金的公正分配，并严重腐蚀了一些国家部门官员。这引起了中央领导的关注，因此不得不下令限期撤销不合法的驻京办。
201*年1月19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和规范各地政府驻北京办事机构管理的意见》，规定在6个月之内，撤销地方各级政府职能部门和县级驻京办，市级驻京办经所在省人民政府审核后可予保留。
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说，截至7月底，驻京办清理撤销工作已基本完成，除50家省级政府(包括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经济特区政府驻京办事机构和296家地市级政府驻京办事机构保留外，撤销的驻京办事机构共625家。
国办去年初发文明确要求，县级驻京办及地方政府职能部门驻京办一律撤销，严禁在京设立新的办事机构。然而，撤销令发布一年之后，媒体调查发现，地方政府驻京办改头换面，依旧在京“潜伏”。
如此结果,殊非意外。道理很简单,利益纠葛不清,拿项目跑拨款、招商引资、接访维稳,严峻任务摆在那里,行政审批制度、接访劝返机制摆在那里,哪个地方主官敢豁然地从游戏中抽身而出？这远不是下个决心、下个文件就能迎刃而解的。总而言之,你让我“名亡”,我就跟你搞“实存”;偷偷地进京,声张地不要;事儿还是那些事儿,活还是那些活,挂什么幌子见人而已。这俨然是对严肃禁令的变相嘲讽。连呼带喝不肯散，若说都是驻京办的态度有问题，显然过于轻飘了。有专家说，“关键问题还是惩戒不到位，违规成本低”这种“加大棒喝力度”的惩戒思路，能倒逼多少人撒手，着实不敢乐观。犹记得全国上下对“驻京办”一片声讨之时，某市曾总结外省市考察经验，结论就是“重设驻京办”，因为必须加强“中央部委的人脉资源争取力度”。在行政审批权高度集中于中央部委、权力运行上下格局突出的当下，你把这套游戏说得多不堪，都敌不过这套游戏“管用”。
道理已经是“路人皆知”，矛盾的核心在于，审批权、拨款权、项目派发权等等太有诱惑力，都不愿意触动更遑论割舍；上访劝返等游戏规则也一时难改，就只能靠责令裁撤、发文禁止做些文章。这里头包裹了太多东西，而这种不触动根本的改革，也就注定会“名亡实存、死而不僵”(国管局副局长尚晓汀语)，“部”照跑，“钱”照进，酒照喝，礼照送。
“驻京办”穿马甲只是冰山一角，背后有沉重的体制改革问题。根本之道，是要从源头入手，铲除大量寄生于审批权上的腐败土壤，让“跑”和“不跑”都能被完全平等地对待，否则“驻京办”这只过街老鼠，也必然每过一段时间就跳上路面，恶心大家一番。
同样，很多体制性弊病，不从根源上寻找病源而只是小修小补，再严格的禁令，制造的也只能是短时间“好转”的“假摔”，矛盾只是在变换方式“兜圈子”。
国办去年1月29日发文明确：县级驻京办及地方政府职能部门驻京办一律撤销，严禁在京设立新的办事机构。11月9日，625家被撤驻京办名录公布。然而，撤销令发布一年之后，地方政府驻京办改头换面，依旧在京“潜伏行动”。（9月19日《新京报》）
看罢这一新闻，笔者一点也不惊讶。虽说这次“撤销令”与1962年、1966年、201*年前三次相比，声势和力度都是“前所未有”，但由于驻京办长期以来在中央和地方间联络所扮演的特殊角色，以及驻京联络处长期存在的历史背景和现实需求，不少人对被撤驻京办“借壳”潜伏已有所预判，心存质疑与担忧。
众多驻京办“名亡实存”，成为公开的“秘密”，自掴了“撤销令”一个耳光。如此咄咄怪事警示我们，在现有体制下，只要地方政府设立驻京办的诉求没有改变，只要行政审批制度依然复杂且可以“暗箱操作”，只要驻京办有“拿项目”、招商引资、担当接访维稳重任的功能，要想县级驻京办不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那实在是痴人说梦。
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被撤驻京办“改头换面”，或打着“群众接待工作处”的名号，或穿上招商引资和酒店之类的新“马甲”，或披着商业公司、咨询机构、学术机构等冠冕堂皇的“外衣”，而实际上却“换汤不换药”，干着以往驻京办要做的工作，履行着过往相同的职能，这不仅给政府监管带来了更大的困难，也使一些腐败现象变得更加隐蔽，在引发更深层次问题的同时，亦给人以“技止此耳”之感。
因而，我们在对“驻京办”口诛笔伐的同时，更要正视驻京办“名亡实存”背后的真问题。一方面，要完善体制机制，及时修补资金拨付、项目审批的制度漏洞，增强相关部委项目审批过程中的透明度，挤压中央机关和部门权力寻租的空间，使资源配置更加公开、透明、合理。另一方面，要严惩“闯红灯”的县委书记和县长等“一把手”，让其丢官弃帽，增强“撤销令”的杀伤力。
如此双管齐下，惩防并举，在治标的同时更注重治本，“撤销令”才会富有刚性，令人生畏，形形色色的“驻京办”才不会名亡实存、死而不僵。而这，无疑还任重道远。
据新京报采访的专家分析，说这地方政府驻京办改头换面，“死皮赖脸”的留在京城是因为地方政府驻京办有两任务要完成，一个是拿项目跑拨款、招商引资，再一个接访维稳任务。
虽说专家是意识到了此次地方政府驻京办“死皮赖脸”的原因，但是之后其说“关键问题还是惩戒不到位，违规成本低。”若是“私设驻京办一旦被查实，县委书记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如果这一点能明确，相信现在回来的驻京办，还会退出北京”。笔者认为其分析还是不全面。
虽说惩戒一方面确实是不明确、不够力度，但若是想一想，即使惩戒的十分明确、十分严格了，地方政府会放弃驻京办吗，正如《新京报》里面采访那个张海所说“每年需要完成两个百八万元左右的项目，完不成扣工资，县里非常重视招商引资成果，因为这决定着GDP，北京又是招商引资的全国性大平台，所以压力很大”。若是地方政府的驻京办能够每年招进两个百八万元左右的项目，此外能拉到几个拨款，那地方政府官员的GDP也就保住了，他的官位也就保住了。除此之外，若是在京设立了一个驻京办，遇到什么本地的上京上访人员，地方政府也不会措手不及，也有个“照应“。如此一举两得的事情，地方政府为何不干呢，反正保不住GDP，管不住上访人员，这乌纱帽还是得丢的，这丢是丢，那丢也是丢，何不赌一把呢。
因此，要想根绝这种“死皮赖脸”的驻京办，笔者认为首先还是得把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成理清楚，众所周知，地方政府在京设驻京办一个原因就是要项目、要拨款，说白了就是缺钱，中央拿得太多，就如《新京报》采访的那位业内人士所认为，财权集中在中央。当然这里延伸一下，这点或许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地方上总是把地价抬这么高，毕竟地方上短时间没钱，没项目，其只有用卖地这一行当短时间筹集资金；其次就是得疏通社会矛盾，让百姓的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像司法独立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步骤，假若地方法院永属于地方政权，那老百姓还想在地方上申什么冤。
驻京办为何令行不止而依然潜伏在京呢？有专家说是因为地方政府设驻京办的诉求没变：拿项目跑拨款、招商引资，还有接访维稳任务。而在笔者看来，后者无疑是地方政府违反禁令，继续在京潜伏的根本原因。
一直以来，很多人都不理解地方政府为何花那么多钱去截访、维稳，而不是将那些钱花在解决上访者反映的问题上。有些人还认为维稳对地方政府来说是一门亏本的生意，这种想法，无疑是非常错误的。其实截访、维稳对地方政府来说，绝对不是一门亏本的生意，而是一门有赚无亏的生意。大家想想，当下到京上访的人群中，其实很多人都是因为遭到强拆强征。而之所以会出现强拆强征，原因就是政府给出的价格远远低于市场的价格。比如人家那块地本身值一百万，但政府却只给人家十万就强行征收，然后再一百万卖出，这样，人家又怎会不上访呢？而只要违法，就能得到几十万，从中拿一出小部份作维稳经费，这样，花钱维稳又怎么会是亏本的呢？
更重要的是，对地方政府来说，花小小钱维稳，还能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君不见一些地方政府明明滥用职权，非法打击上访后，还公然地召开大会，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合法上访的人送进监狱，送进精神病院，人家要的效果不就是为了恐吓那些遭遇不公的人民，让其打消上访的念头吗？这招的效果现在看来也是非常明显的。不知大家有无有留意到，近些年这种声音在你耳边是否多了起来：“算了吧，谁斗得赢XX官员呢！算了吧，谁斗得赢政府呢！”
当然，有赚无损也仅仅是金钱上面的，当下这种拿布封口式的维稳，损害政府公信力是无疑的了。不过，市长、县长们会否在乎公信力真的很难说，也许他们压根就不会在乎什么公信力，因为升官靠的又不是公信力，何需在乎呢？
地方官员之所以违法维稳，是因为他们之前的所作所为是违法的，所以，他们当然要尽全力去阻止举报他们违法的人。近几年，我们看到维稳部队在地方政府中日渐强大起来，而驻京办又是地方政府维稳的重要一环，因此，他们又怎么会执行禁令呢？对这些连宪法和法律都敢违反的官员，一个小小的禁令，他们会放在眼内吗？
驻京办到底怎么才能令行即止呢？很简单，首先解决维稳问题。违法截访和违法维稳问题不解决，县级驻京办是不会死的，它只会以其它的名义存在而已。到底怎能才能解决维稳问题？其实，维稳问题的出现，其根本原因就是地方官员的乱作为、不作为、和违法做事所带来的。因此，要解决维问题，就要约束官员的权力，将权力关进笼子。当然，要做到这些，那官员必须是由人民选出来的，而不是由组织任命的。不妨想像一下，如果官员是由人民选出来的，他们敢设置一个打击人民维权的部门吗？当然是不敢的。
说起来，驻京办在国外也有。美国各州的两名参议员和多位众议员，不就有点驻京办“官员”的感觉，他们必须在华府为自己所在的州争取权益。欧洲发达国家的议员职能也差不多，类似的例子能举出很多。他们的存在，没有谁会觉得不合理，相反一个正常的社会，有利益代言人是好事。回到我们国家，各省市的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当然也会积极为本省市的诉求而争取。但是除了他们，各省市县区都还不满足，往往还都要设立驻京办。
这就是我们的不同之处。之所以如此，根源还在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对于地方来说，目前中央和地方在财权、事权上的关系依旧不对等。地方经济要发展，获得发展规划、项目审批，争取中央资金配套……无一不倚靠中央部委，这就决定了地方政府必然热衷于“公关”中央。在本轮对驻京办的裁撤同时，这一现状没有任何改变，各地各类驻京办自然不肯轻易撤出北京。
简单裁撤驻京办并非治本良策，如果不从体制根源找原因，今天各类驻京机构改头换面继续“潜伏”就是必然结果。回溯起来，裁撤驻京办并非第一次。早在201*年，整肃驻京办就风雨欲来，可惜虚惊一场风过之后，驻京办有增无减，于是才有了去年这一轮对驻京办的裁撤风暴。尽管有公众和媒体的热议，驻京办裁撤从一开始就极不顺利，不少地方都没有按时撤销。
如此浅显的道理，相关部门其实也都明白。但问题在于，驻京办的名声实在太坏。各类灰色消费、跑部送礼，还有基于刚性维稳的需要对来京上访公民的打击，滋生了严重的腐败和恶劣影响。从降低行政成本，有效减少腐败的角度考虑，裁撤驻京办是有道理的。中央顺应民意裁撤驻京办，是对公众反腐败声音的回应。这一积极回应也注定治标不治本，因为政府职能没有真正转变，财税体制、央地关系没有实质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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