龟兹文化研究总结
龟兹文化研究总结
在校领导统一领导下，历史教研组进行了第二阶段的研究刻苦专研工作，现将工作总结如下：新疆被誉为“历史文化长廊”。在这片神秘辽阔的土地上，不仅有绚丽的自然风光，更有悠久的历史文明。新疆是古丝绸之路上的明珠，西域三十六国在这里留下了悠长的历史回音，古埃及、两河流域、印度和中原文化在这里交汇，加之粗旷豪放的草原游牧文化，创造出了谜一般的西域文明。从神秘的壁画到草原的石人，从魔鬼城的五彩地貌到楼兰故城的澎湃气势，无一例外都让人们感受到了丝路文明的魅力并给予内心深深的震撼。古西域重镇龟兹作为传承东方佛教文化的关键节点，以龟兹石窟、龟兹乐舞为代表，成为新疆西域文明的见证和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融合印度、希腊、罗马、波斯和中原文化为一体，具有浓郁的新疆地方民族特色。其中龟兹石窟群比较集中，洞窟形制类型完备，壁画题材内容丰富，随着佛教东渐而出现的东西方文化交融的印记清晰可现，对西域和中原佛教文化及石窟艺术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龟兹石窟壁画不仅在中国佛教艺术史上占据着极为重要的位置，而且在中亚佛教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是联系中亚和东方佛教文化艺术的桥梁和纽带。龟兹文化的历史背景：
龟兹古国是古代西域之大国，地处丝绸之路上的中西交通要冲，连接东西方之贸易，传载东西方之文明，在世界经济、文化历史上占据着重要位置。现今这里保存着包含古代印度犍陀罗、龟兹、吐番、中原汉地文明的大量文化遗存，对研究、发掘龟兹石窟的文化艺术内涵，以及对中亚、西亚乃至东亚古代文化渊源有着重要的意义。早在公元三世纪时，佛教就经丝绸之路传至丝路重镇龟兹，并在龟兹地区广为传布，僧俗造寺、开窟、塑像、绘画、供佛等活动已很频繁。据文献记载，到了公元四世纪时，龟兹佛教已达到十分兴盛的程度，成为西域佛教的一个中心。这一时期，在龟兹还出现了不少高僧大德，对中国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鸠摩罗什便是其中之一。至唐玄奘西行去印度取经途经龟兹时，龟兹佛教已是“伽蓝百余所，僧徒五千余人，习学小乘教说，切有部”、“每岁秋分数十日间，举国僧徒皆来会集，上自君王，下至士庶。捐废俗务，奉持斋戒，受经听法渴日忘疲”。鸠摩罗什（334～413年），又译鸠摩罗什婆、鸠摩罗耆婆，略作罗什，师徒所译经论《大品般若经》、《小品般若经》、《妙法莲花经》、《金刚经》、《阿弥陀经》、《维摩经》、《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及《十诵论》等共74部384卷，在中国佛教翻译史上，因为罗什对龙树中观学作有系统的翻译，中国佛教由此进入了新的境界。总体而说，因罗什娴熟汉语，博学多闻，故其译文采意译方式，重视简练精粹，深达原旨，流畅易读，在译经史上树立了新的里程碑，是历代最受欢迎的译师，其译本流传最广，后世尊为中国四大翻译家之一，在中国译经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同时在日本、南韩、香港、台湾、东南亚及欧洲也产生了及其深远的影响。
龟兹文化就是以古代龟兹地区为中心，融汇东西方文化特点而形成的地域特色文化。龟兹文化曾对东西方文化交流和中华文明的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古龟兹国曾被誉为“西域佛都”、“西域乐都”，孕育出的龟兹石窟艺术、龟兹乐舞曾广泛影响了中原和朝鲜、日本及东南亚地区，其中龟兹石窟被誉为“中国四大佛教”石窟之一。
龟兹石窟的形成及形式
作为古丝绸之路的重镇，中西方文明和文化的节点，新疆阿克苏地区是古代龟兹国遗留佛教石窟群的集中地。龟兹石窟是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保存着古代佛教艺术在我国形成、发展和流传演变的清晰脉络，而且对于中国佛教史、美术史、美学理论和古龟兹的社会、历史、经济等领域的研究都有特殊的价值。
龟兹石窟处在葱岭以西的阿富汗巴米羊石窟和新疆以东诸石窟群之间，其中以克孜尔石窟作为龟兹石窟典型代表，它保存有早期壁画的洞窟和大像窟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巴米羊。它包括阿克苏地区库车县、拜城县、新和县境内的石窟群，主要由克孜尔、库木吐喇、森木塞姆、克孜尔尕哈、托乎拉克艾肯、台台儿、温巴什、玛扎巴赫、阿艾等九处石窟群构成，保存洞窟总计达600余个，壁画近两万平方米。截止201*年6月，上述九处石窟全部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中克孜尔千佛洞、库木吐喇石窟在1961年就被列为国家首批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克孜尔石窟始凿于公元3世纪末至公元四世纪初叶。早期洞窟年代至少要比敦煌莫高窟早一百年左
右，是中国地理位置最西、开凿年代最早的大型石窟群。克孜尔千佛洞167号石窟的窟顶共有七层，被学术界称为七层复斗顶，这是中国独一无二的洞窟。克孜尔石窟壁画大致分为佛教故事画，佛经叙事画，佛教人物画，以及龟兹西域的山水、飞天像等。克孜尔石窟类型可分为支提窟、讲经窟、毗诃罗窟、仓库窟等类型，还有149个未定型窟。龟兹石窟在本地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了外来因素，逐渐发展，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极具地方特色的龟兹石窟艺术模式。在传承佛教文化、模仿印度支提窟的同时，根据本地岩石酥松易于坍塌的特性，创造出别具一格的“龟兹式”中心柱窟，是佛教理念和自然条件巧妙结合的产物，这是佛教艺术史上的一大贡献。
龟兹石窟保存有婆罗谜文、汉文、回鹘文、突厥文和察合台文等文字。其中婆罗谜文字题记保存着大量的古代历史信息，对其解读将为龟兹石窟的研究揭开新的一页。大量的汉文题记以及出土的汉钱、唐币等文物是研究中原与龟兹关系的重要资料，从中可看出新疆各族人民很早以前就与内地人民有着密切交往，共同创造了祖国灿烂的文化。天山网讯疆被誉为“历史文化长廊”。在这片神秘辽阔的土地上，不仅有绚丽的自然风光，更有悠久的历史文明。新疆是古丝绸之路上的明珠，西域三十六国在这里留下了悠长的历史回音，古埃及、两河流域、印度和中原文化在这里交汇，加之粗旷豪放的草原游牧文化，创造出了谜一般的西域文明。从神秘的壁画到草原的石人，从魔鬼城的五彩地貌到楼兰故城的澎湃气势，无一例外都让人们感受到了丝路文明的魅力并给予内心深深的震撼。古西域重镇龟兹作为传承东方佛教文化的关键节点，以龟兹石窟、龟兹乐舞为代表，成为新疆西域文明的见证和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融合印度、希腊、罗马、波斯和中原文化为一体，具有浓郁的新疆地方民族特色。其中龟兹石窟群比较集中，洞窟形制类型完备，壁画题材内容丰富，随着佛教东渐而出现的东西方文化交融的印记清晰可现，对西域和中原佛教文化及石窟艺术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龟兹石窟壁画不仅在中国佛教艺术史上占据着极为重要的位置，而且在中亚佛教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是联系中亚和东方佛教文化艺术的桥梁和纽带。龟兹文化源远流长
龟兹古国是古代西域之大国，地处丝绸之路上的中西交通要冲，连接东西方之贸易，传载东西方之文明，在世界经济、文化历史上占据着重要位置。现今这里保存着包含古代印度犍陀罗、龟兹、吐番、中原汉地文明的大量文化遗存，对研究、发掘龟兹石窟的文化艺术内涵，以及对中亚、西亚乃至东亚古代文化渊源有着重要的意义。早在公元三世纪时，佛教就经丝绸之路传至丝路重镇龟兹，并在龟兹地区广为传布，僧俗造寺、开窟、塑像、绘画、供佛等活动已很频繁。据文献记载，到了公元四世纪时，龟兹佛教已达到十分兴盛的程度，成为西域佛教的一个中心。这一时期，在龟兹还出现了不少高僧大德，对中国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鸠摩罗什便是其中之一。至唐玄奘西行去印度取经途经龟兹时，龟兹佛教已是“伽蓝百余所，僧徒五千余人，习学小乘教说，切有部”、“每岁秋分数十日间，举国僧徒皆来会集，上自君王，下至士庶。捐废俗务，奉持斋戒，受经听法渴日忘疲”。鸠摩罗什（334～413年），又译鸠摩罗什婆、鸠摩罗耆婆，略作罗什，师徒所译经论《大品般若经》、《小品般若经》、《妙法莲花经》、《金刚经》、《阿弥陀经》、《维摩经》、《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及《十诵论》等共74部384卷，在中国佛教翻译史上，因为罗什对龙树中观学作有系统的翻译，中国佛教由此进入了新的境界。总体而说，因罗什娴熟汉语，博学多闻，故其译文采意译方式，重视简练精粹，深达原旨，流畅易读，在译经史上树立了新的里程碑，是历代最受欢迎的译师，其译本流传最广，后世尊为中国四大翻译家之一，在中国译经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同时在日本、南韩、香港、台湾、东南亚及欧洲也产生了及其深远的影响。
龟兹文化就是以古代龟兹地区为中心，融汇东西方文化特点而形成的地域特色文化。龟兹文化曾对东西方文化交流和中华文明的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古龟兹国曾被誉为“西域佛都”、“西域乐都”，孕育出的龟兹石窟艺术、龟兹乐舞曾广泛影响了中原和朝鲜、日本及东南亚地区，其中龟兹石窟被誉为“中国四大佛教”石窟之一。龟兹石窟的形成及形式
作为古丝绸之路的重镇，中西方文明和文化的节点，新疆阿克苏地区是古代龟兹国遗留佛教石窟群的集中地。龟兹石窟是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保存着古代佛教艺术在我国形成、发展和流传演变的清晰脉络，而且对于中国佛教史、美术史、美学理论和古龟兹的社会、历史、经济等领
域的研究都有特殊的价值。
龟兹石窟处在葱岭以西的阿富汗巴米羊石窟和新疆以东诸石窟群之间，其中以克孜尔石窟作为龟兹石窟典型代表，它保存有早期壁画的洞窟和大像窟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巴米羊。它包括阿克苏地区库车县、拜城县、新和县境内的石窟群，主要由克孜尔、库木吐喇、森木塞姆、克孜尔尕哈、托乎拉克艾肯、台台儿、温巴什、玛扎巴赫、阿艾等九处石窟群构成，保存洞窟总计达600余个，壁画近两万平方米。截止201*年6月，上述九处石窟全部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中克孜尔千佛洞、库木吐喇石窟在1961年就被列为国家首批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克孜尔石窟始凿于公元3世纪末至公元四世纪初叶。早期洞窟年代至少要比敦煌莫高窟早一百年左右，是中国地理位置最西、开凿年代最早的大型石窟群。克孜尔千佛洞167号石窟的窟顶共有七层，被学术界称为七层复斗顶，这是中国独一无二的洞窟。克孜尔石窟壁画大致分为佛教故事画，佛经叙事画，佛教人物画，以及龟兹西域的山水、飞天像等。克孜尔石窟类型可分为支提窟、讲经窟、毗诃罗窟、仓库窟等类型，还有149个未定型窟。龟兹石窟在本地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了外来因素，逐渐发展，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极具地方特色的龟兹石窟艺术模式。在传承佛教文化、模仿印度支提窟的同时，根据本地岩石酥松易于坍塌的特性，创造出别具一格的“龟兹式”中心柱窟，是佛教理念和自然条件巧妙结合的产物，这是佛教艺术史上的一大贡献。
龟兹石窟保存有婆罗谜文、汉文、回鹘文、突厥文和察合台文等文字。其中婆罗谜文字题记保存着大量的古代历史信息，对其解读将为龟兹石窟的研究揭开新的一页。大量的汉文题记以及出土的汉钱、唐币等文物是研究中原与龟兹关系的重要资料，从中可看出新疆各族人民很早以前就与内地人民有着密切交往，共同创造了祖国灿烂的文化。方寸之间尽显龟兹文化
近年来，随着丝绸之路文化旅游的日益升温，以克孜尔石窟为代表的龟兹石窟逐步成为古龟兹地区旅游经济发展的新亮点，龟兹石窟何时登上邮票这一文化载体，提升龟兹文化的艺术品位，扩大龟兹文化的宣传面，自然就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众所周知，邮票是“国家名片”，它是一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科学和地理的“小型百科全书”，具有广泛的宣传作用。通过邮票这一有效载体，推介和弘扬历史文化和民族精神，是邮政部门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经过与阿克苏地委、行署反复酝酿和多次研究，并共同向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和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汇报，最终促成了由自治区人民政府和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主办，阿克苏地委、行署和新疆邮政公司承办的龟兹邮票首发活动，形成了通过在全国范围内发行《龟兹石窟壁画》特种邮票广泛宣传龟兹文化的浓厚氛围，对弘扬龟兹文化、推介新疆旅游资源、促进经济社会和文化事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于今年7月6日在全国发行的《龟兹石窟壁画》特种邮票共四枚，每枚面值1.2元。邮票规格：一、二图为33×44毫米，三、四图为44×33毫米；齿孔度数：一、二图为13.5×13度，三、四图为13×13.5度；整版枚数16枚，规格为165×220毫米。四枚邮票题材分别为“菩萨”、“护法天王”、“飞天”、“弥勒说法”，代表了龟兹石窟壁画艺术的精髓。这四枚邮票极富代表性，其中“菩萨”代表石窟中所反映的佛教万神殿中的绝大多数神祗。在这些形象中，即可见属于小乘系统的弥勒菩萨，又可见属于大乘系统的文殊菩萨、观音菩萨等等，充分显示了龟兹文化兼收并蓄的包容性。“护法天王”又称护法神，是佛教的护法者，拥护佛陀的正法。佛陀为顾虑末世会有诽谤正法、破坏寺塔者，就派请四大声闻、十六阿罗汉等护持佛法，梵天、帝释天、四天王、十二神将、二十八部众等听闻佛陀说法后，都誓愿护持正法，这些拥护佛法的众神被称为护法善神。随着佛教的发展，护法神的队伍不断扩大，其来源多途，有的原为善神，但多数护法为凶神、恶神。护法神不仅充当守护佛教的职责，还负责保护众生，具有息灾、增益、敬爱、降伏等四种济世功德。“飞天”在龟兹壁画中常表现为演奏乐器、表演舞蹈以及在空中飞翔散花等各种天人形象，出现在佛陀讲经说法以及涅的场合被用以烘托气氛。龟兹乐舞历来繁荣发达，自南北朝以来在西域就闻名遐迩，此后历代直到唐朝都是宫廷乐舞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典籍所记载的龟兹乐用的各种乐器在石窟壁画中均可见到形象的资料，壁画中大量的伎乐飞天形象是史实的真实写照。“弥勒说法”中的弥勒是佛国世界的未来佛，在释迦牟尼生前转生兜率天宫，又下降到现实世界，在龙华树下成佛，普渡众生。弥勒兜率天宫说法图大多出现在龟兹中
心柱石窟主室前壁上部,与主室正壁圆拱龛内的释迦牟尼主尊像遥相对应,与古代龟兹地区流行的小乘佛教有关,突出反映了小乘佛教“一佛一菩萨”的思想,弥勒是作为仅次于佛陀的形象而加以表现的。
龟兹文化博大精深，内涵丰富，但它的主要内容，或者说它的核心与主流，却是佛教文化。这样说，并非因为我是搞佛教石窟的，有意要抬高它，而是历史事实。当然我说的佛教文化，可不全是印度那样的佛教文化。由于龟兹民族是一个善于吸收、富于创造的民族，因此，在接受印度佛教文化的过程中，它融入了龟兹本土原有文化和民族思想情感。可以说，这里的佛教文化，虽是伴随印度佛教传入而生成发展起来，但却是有着龟兹地域特色的佛教文化。我认为，现在说的龟兹文化，应是一个历史文化概念，主要指历史上新疆库车地方政权龟兹国存在时期的文化。龟兹何时立国，文献未载，不过，《汉书西域传》已立有龟兹国专传，不仅记载了龟兹都城、人口、兵员、官职，并讲到它的疆界。从传文所记内容看，至迟在公元前2世纪之时，龟兹大体上已是完整意义的国家。如果以此算起，到9世纪中虽回鹘民族西迁，龟兹成为西州回鹘领地为止，以今库车为中心，辖境包括轮台、沙雅、新和、拜城、阿克苏、温宿和巴楚等县市的龟兹国历经1000多年。所谓龟兹文化，指的应是这一时期内生息繁衍在这一特定环境中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文化。当然，也还要算上西州回鹘前期，即龟兹回鹘这一段。龟兹回鹘虽是西州回鹘下属地方政权，但独立性较强，首领自称师子王。后期，龟兹回鹘逐渐脱离西州回鹘，归附喀喇汗王朝，开始伊斯兰化。这以后，就不属于我们讨论的龟兹文化范畴。也就是说，我们所讨论是11世纪初以前的龟兹历史文化，这是前提。对龟兹文化的概念，我觉得，作一界定是有必要的，它可使我们的讨论有个共识基础。
众所周知，自公元91年（东汉和帝永元三年）时任西域长史班超降服龟兹，废龟兹王尤利多，立龟兹质子白霸为龟兹王，从此，龟兹进入白氏王朝（即龟兹王之名的头一个字基本上都带一个白或帛字。近有学者指出，按惯例，西域诸国通常是王子或王弟为质子，白霸既为尤利多为龟兹王时入侍汉廷的质子，则尤利多与白霸应属同一氏族，亦为白姓龟兹王，龟兹白氏王朝至迟始于龟兹王白建，而这里仍按传统说法叙述）。
白氏王朝有两个突出方面：一是统治龟兹时间长。从白霸开始，一直延续到8世纪末（唐贞元四、五年间，公元788~789年）悟空由印度回国途经龟兹时在位的龟兹王白环，长达近七百年。如此稳定的王朝，出现在当时民族迁徙流动性大、王朝更迭频繁的西域、中亚地区难能可贵，在我国历史上也绝无仅有。二是白氏王朝历代诸王大多对佛教表现出极大的热忱。佛教传入龟兹究竟发生在白氏王朝建立以前，还是在之后，暂且不论，但从文献记载看，他们对佛法的渴求，对高僧（包括外地来龟兹高僧）的敬重，今天仍感到他们那份敬法重人的挚诚。这一现象，不能简单地用习惯的宗教标准作评判，不能完全看作是宗教狂热，或者认为是要利用佛教以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统治，理应回归到当时龟兹社会现实来分析考虑。我以为，龟兹白氏王朝诸王带头崇尚佛教，是出于对佛教文化的仰慕，是对当时一种崭新文化的追求。因为在古代社会条件下，一个地区和民族的文化往往是以宗教为其表征的。这样认识是否恰当，还可探讨，但在他们倡导和影响之下，龟兹境内佛教长盛不衰，佛教文化空前繁荣。这不仅文献有载，如今遗存在库车、拜城一带众多佛教寺址、石窟，便是当年龟兹佛教兴盛的明证。龟兹回鹘在脱离西州回鹘、归附喀喇汗王朝前，同样信奉佛教，程度虽不及白氏王朝统治时期那样鼎盛，但其文化仍是以佛教文化为主，开凿在库木吐喇石窟中的龟兹回鹘时期的窟，就是证明。在佛教盛行的同时，龟兹也曾有其他宗教流传，如祆教，在龟兹就建有祭祀场所天祠。也发现有用龟兹文书写的摩尼教赞美诗卷子。在龟兹文化形成当中，亦吸收融汇了各种外来文化，尤其受到中原文化的深刻影响，显示出多元文化的品格，这从龟兹石窟壁画上即可强烈感受到。尽管龟兹文化包含有其他宗教和文化的内容，异彩纷呈，错综复杂，但佛教始终占据主导地拉，佛教文化无疑是龟兹的主流文化，是龟兹文化的基本形态。这样认为，也许有些过于绝对，但至少从目前揭示的龟兹文化的主要内容来看是这样。
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的身份证，也是一种文化最显著的特征。龟兹为多民族居住生活的地方。流行过多种民族语言文字。龟兹又是中原王朝统治西域的政治、军事中心，汉语言文字曾相当通行，至今还能看到当年用汉文书写的官府文书、借贷契约和摩崖石刻，这从一个侧面可反映出龟兹与内地密切的政治关系。然而，20世纪初以来，经中外语言学家通过研究从库车、焉耆和吐鲁番等地收集到的古文字材料发现，这一带最为通用的语言却是吐火罗语。这种属于印欧语系的语言，分为两种方言。一种分布于高昌、焉耆等地，称作甲种吐火罗语或焉耆语，记录的全部是佛典，特别是有关弥勒的经典很多。另一种则限于龟兹，称作乙种吐火罗语或龟兹语。记录的内容除佛典外，还有世俗文书。虽然焉耆龟兹语属于吐火罗语甲乙两种方言，但表述这种语言的文字，则是借用印度婆罗谜字母书写。玄奘在《大唐西域记》卷一屈支国条记载，龟兹“文字取则印度，粗有改变”，就是指婆罗谜字母而言。龟兹语即是借用印度婆罗谜文字，显然是伴随佛教而输入龟兹的。熟识情况的人都知道，龟兹佛教与印度贵霜王朝关系密切。20世纪初，在印度马土腊曾出土一尊迦腻色迦雕像，并有用婆罗谜字体镌刻的铭文。而类似用婆罗谜字母拼写自左到右横行书写的龟兹文题记，在龟兹石窟壁画上为数不少，有的时间早到4世纪，这说明，龟兹语文极有可能在佛教传入龟兹伊始即输入龟兹。库木吐喇石窟中的龟兹回鹘窟壁画榜题多用龟兹文、汉文和回鹘文三种文字合壁书写，表明有龟兹回鹘时期，虽然龟兹人种、语言逐渐回鹘化，但龟兹语文仍是通用的语言文字。岁月沧桑，龟兹语文这种古老语言文字虽已在民族融合中消失，无人使用，但应成为我们不可忘却的文化记忆。我国早期汉译佛经有相当部分不是直接译自梵文，而是由龟兹语文本转译过来，因此，它在佛教传播上作出过贡献，在东西方文明交流中扮演过重要角色。尤为重要的，它作为龟兹文化的一种载体，为我们记录、保存了大量有关龟兹文化的历史信息，它的学术意义不亚于龟兹石窟壁画。
龟兹乐舞是龟兹文化中最为突出的一个方面，也是历年论文著作述介得最多、覆盖面最广的内容，几乎成为龟兹文化的标志和代名词。然而龟兹乐舞，是在龟兹本地音乐舞蹈基础上，吸取印度、波斯和中原乐舞长处，尤其是印度乐舞长处而创造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乐舞体系。这自然亦是伴随佛教传入龟兹而逐渐形成完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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龟兹文化研究总结
在校领导统一领导下，历史教研组进行了第二阶段的研究刻苦专研工作，现将工作总结如下：新疆被誉为“历史文化长廊”。在这片神秘辽阔的土地上，不仅有绚丽的自然风光，更有悠久的历史文明。新疆是古丝绸之路上的明珠，西域三十六国在这里留下了悠长的历史回音，古埃及、两河流域、印度和中原文化在这里交汇，加之粗旷豪放的草原游牧文化，创造出了谜一般的西域文明。从神秘的壁画到草原的石人，从魔鬼城的五彩地貌到楼兰故城的澎湃气势，无一例外都让人们感受到了丝路文明的魅力并给予内心深深的震撼。古西域重镇龟兹作为传承东方佛教文化的关键节点，以龟兹石窟、龟兹乐舞为代表，成为新疆西域文明的见证和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融合印度、希腊、罗马、波斯和中原文化为一体，具有浓郁的新疆地方民族特色。其中龟兹石窟群比较集中，洞窟形制类型完备，壁画题材内容丰富，随着佛教东渐而出现的东西方文化交融的印记清晰可现，对西域和中原佛教文化及石窟艺术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龟兹石窟壁画不仅在中国佛教艺术史上占据着极为重要的位置，而且在中亚佛教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是联系中亚和东方佛教文化艺术的桥梁和纽带。龟兹文化的历史背景：
龟兹古国是古代西域之大国，地处丝绸之路上的中西交通要冲，连接东西方之贸易，传载东西方之文明，在世界经济、文化历史上占据着重要位置。现今这里保存着包含古代印度犍陀罗、龟兹、吐番、中原汉地文明的大量文化遗存，对研究、发掘龟兹石窟的文化艺术内涵，以及对中亚、西亚乃至东亚古代文化渊源有着重要的意义。早在公元三世纪时，佛教就经丝绸之路传至丝路重镇龟兹，并在龟兹地区广为传布，僧俗造寺、开窟、塑像、绘画、供佛等活动已很频繁。据文献记载，到了公元四世纪时，龟兹佛教已达到十分兴盛的程度，成为西域佛教的一个中心。这一时期，在龟兹还出现了不少高僧大德，对中国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鸠摩罗什便是其中之一。至唐玄奘西行去印度取经途经龟兹时，龟兹佛教已是“伽蓝百余所，僧徒五千余人，习学小乘教说，切有部”、“每岁秋分数十日间，举国僧徒皆来会集，上自君王，下至士庶。捐废俗务，奉持斋戒，受经听法渴日忘疲”。鸠摩罗什（334～413年），又译鸠摩罗什婆、鸠摩罗耆婆，略作罗什，师徒所译经论《大品般若经》、《小品般若经》、《妙法莲花经》、《金刚经》、《阿弥陀经》、《维摩经》、《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及《十诵论》等共74部384卷，在中国佛教翻译史上，因为罗什对龙树中观学作有系统的翻译，中国佛教由此进入了新的境界。总体而说，因罗什娴熟汉语，博学多闻，故其译文采意译方式，重视简练精粹，深达原旨，流畅易读，在译经史上树立了新的里程碑，是历代最受欢迎的译师，其译本流传最广，后世尊为中国四大翻译家之一，在中国译经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同时在日本、南韩、香港、台湾、东南亚及欧洲也产生了及其深远的影响。
龟兹文化就是以古代龟兹地区为中心，融汇东西方文化特点而形成的地域特色文化。龟兹文化曾对东西方文化交流和中华文明的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古龟兹国曾被誉为“西域佛都”、“西域乐都”，孕育出的龟兹石窟艺术、龟兹乐舞曾广泛影响了中原和朝鲜、日本及东南亚地区，其中龟兹石窟被誉为“中国四大佛教”石窟之一。
龟兹石窟的形成及形式
作为古丝绸之路的重镇，中西方文明和文化的节点，新疆阿克苏地区是古代龟兹国遗留佛教石窟群的集中地。龟兹石窟是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保存着古代佛教艺术在我国形成、发展和流传演变的清晰脉络，而且对于中国佛教史、美术史、美学理论和古龟兹的社会、历史、经济等领域的研究都有特殊的价值。
龟兹石窟处在葱岭以西的阿富汗巴米羊石窟和新疆以东诸石窟群之间，其中以克孜尔石窟作为龟兹石窟典型代表，它保存有早期壁画的洞窟和大像窟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巴米羊。它包括阿克苏地区库车县、拜城县、新和县境内的石窟群，主要由克孜尔、库木吐喇、森木塞姆、克孜尔尕哈、托乎拉克艾肯、台台儿、温巴什、玛扎巴赫、阿艾等九处石窟群构成，保存洞窟总计达600余个，壁画近两万平方米。截止201*年6月，上述九处石窟全部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中克孜尔千佛洞、库木吐喇石窟在1961年就被列为国家首批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克孜尔石窟始凿于公元3世纪末至公元四世纪初叶。早期洞窟年代至少要比敦煌莫高窟早一百年左右，是中国地理位置最西、开凿年代最早的大型石窟群。克孜尔千佛洞167号石窟的窟顶共有七层，被学术界称为七层复斗顶，这是中国独一无二的洞窟。克孜尔石窟壁画大致分为佛教故事画，佛经叙事画，佛教人物画，以及龟兹西域的山水、飞天像等。克孜尔石窟类型可分为支提窟、讲经窟、毗诃罗窟、仓库窟等类型，还有149个未定型窟。龟兹石窟在本地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了外来因素，逐渐发展，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极具地方特色的龟兹石窟艺术模式。在传承佛教文化、模仿印度支提窟的同时，根据本地岩石酥松易于坍塌的特性，创造出别具一格的“龟兹式”中心柱窟，是佛教理念和自然条件巧妙结合的产物，这是佛教艺术史上的一大贡献。
龟兹石窟保存有婆罗谜文、汉文、回鹘文、突厥文和察合台文等文字。其中婆罗谜文字题记保存着
大量的古代历史信息，对其解读将为龟兹石窟的研究揭开新的一页。大量的汉文题记以及出土的汉钱、唐币等文物是研究中原与龟兹关系的重要资料，从中可看出新疆各族人民很早以前就与内地人民有着密切交往，共同创造了祖国灿烂的文化。天山网讯疆被誉为“历史文化长廊”。在这片神秘辽阔的土地上，不仅有绚丽的自然风光，更有悠久的历史文明。新疆是古丝绸之路上的明珠，西域三十六国在这里留下了悠长的历史回音，古埃及、两河流域、印度和中原文化在这里交汇，加之粗旷豪放的草原游牧文化，创造出了谜一般的西域文明。从神秘的壁画到草原的石人，从魔鬼城的五彩地貌到楼兰故城的澎湃气势，无一例外都让人们感受到了丝路文明的魅力并给予内心深深的震撼。古西域重镇龟兹作为传承东方佛教文化的关键节点，以龟兹石窟、龟兹乐舞为代表，成为新疆西域文明的见证和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融合印度、希腊、罗马、波斯和中原文化为一体，具有浓郁的新疆地方民族特色。其中龟兹石窟群比较集中，洞窟形制类型完备，壁画题材内容丰富，随着佛教东渐而出现的东西方文化交融的印记清晰可现，对西域和中原佛教文化及石窟艺术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龟兹石窟壁画不仅在中国佛教艺术史上占据着极为重要的位置，而且在中亚佛教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是联系中亚和东方佛教文化艺术的桥梁和纽带。龟兹文化源远流长
龟兹古国是古代西域之大国，地处丝绸之路上的中西交通要冲，连接东西方之贸易，传载东西方之文明，在世界经济、文化历史上占据着重要位置。现今这里保存着包含古代印度犍陀罗、龟兹、吐番、中原汉地文明的大量文化遗存，对研究、发掘龟兹石窟的文化艺术内涵，以及对中亚、西亚乃至东亚古代文化渊源有着重要的意义。早在公元三世纪时，佛教就经丝绸之路传至丝路重镇龟兹，并在龟兹地区广为传布，僧俗造寺、开窟、塑像、绘画、供佛等活动已很频繁。据文献记载，到了公元四世纪时，龟兹佛教已达到十分兴盛的程度，成为西域佛教的一个中心。这一时期，在龟兹还出现了不少高僧大德，对中国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鸠摩罗什便是其中之一。至唐玄奘西行去印度取经途经龟兹时，龟兹佛教已是“伽蓝百余所，僧徒五千余人，习学小乘教说，切有部”、“每岁秋分数十日间，举国僧徒皆来会集，上自君王，下至士庶。捐废俗务，奉持斋戒，受经听法渴日忘疲”。鸠摩罗什（334～413年），又译鸠摩罗什婆、鸠摩罗耆婆，略作罗什，师徒所译经论《大品般若经》、《小品般若经》、《妙法莲花经》、《金刚经》、《阿弥陀经》、《维摩经》、《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及《十诵论》等共74部384卷，在中国佛教翻译史上，因为罗什对龙树中观学作有系统的翻译，中国佛教由此进入了新的境界。总体而说，因罗什娴熟汉语，博学多闻，故其译文采意译方式，重视简练精粹，深达原旨，流畅易读，在译经史上树立了新的里程碑，是历代最受欢迎的译师，其译本流传最广，后世尊为中国四大翻译家之一，在中国译经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同时在日本、南韩、香港、台湾、东南亚及欧洲也产生了及其深远的影响。
龟兹文化就是以古代龟兹地区为中心，融汇东西方文化特点而形成的地域特色文化。龟兹文化曾对东西方文化交流和中华文明的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古龟兹国曾被誉为“西域佛都”、“西域乐都”，孕育出的龟兹石窟艺术、龟兹乐舞曾广泛影响了中原和朝鲜、日本及东南亚地区，其中龟兹石窟被誉为“中国四大佛教”石窟之一。龟兹石窟的形成及形式
作为古丝绸之路的重镇，中西方文明和文化的节点，新疆阿克苏地区是古代龟兹国遗留佛教石窟群的集中地。龟兹石窟是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保存着古代佛教艺术在我国形成、发展和流传演变的清晰脉络，而且对于中国佛教史、美术史、美学理论和古龟兹的社会、历史、经济等领域的研究都有特殊的价值。
龟兹石窟处在葱岭以西的阿富汗巴米羊石窟和新疆以东诸石窟群之间，其中以克孜尔石窟作为龟兹石窟典型代表，它保存有早期壁画的洞窟和大像窟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巴米羊。它包括阿克苏地区库车县、拜城县、新和县境内的石窟群，主要由克孜尔、库木吐喇、森木塞姆、克孜尔尕哈、托乎拉克艾肯、台台儿、温巴什、玛扎巴赫、阿艾等九处石窟群构成，保存洞窟总计达600余个，壁画近两万平方米。截止201*年6月，上述九处石窟全部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中克孜尔千佛洞、库木吐喇石窟在1961年就被列为国家首批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克孜尔石窟始凿于公元3世纪末至公元四世纪初叶。早期洞窟年代至少要比敦煌莫高窟早一百年左右，是中国地理位置最西、开凿年代最早的大型石窟群。克孜尔千佛洞167号石窟的窟顶共有七层，被学术界称为七层复斗顶，这是中国独一无二的洞窟。克孜尔石窟壁画大致分为佛教故事画，佛经叙事画，佛教人物画，以及龟兹西域的山水、飞天像等。克孜尔石窟类型可分为支提窟、讲经窟、毗诃罗窟、仓库窟等类型，还有149个未定型窟。龟兹石窟在本地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了外来因素，逐渐发展，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极具地方特色的龟兹石窟艺术模式。在传承佛教文化、模仿印度支提窟的同时，根据本地岩石酥松易于坍塌的特性，创造出别具一格的“龟兹式”中心柱窟，是佛教理念和自然条件巧妙结合的产物，这是佛教艺术史上的一大贡献。
龟兹石窟保存有婆罗谜文、汉文、回鹘文、突厥文和察合台文等文字。其中婆罗谜文字题记保存着
大量的古代历史信息，对其解读将为龟兹石窟的研究揭开新的一页。大量的汉文题记以及出土的汉钱、唐币等文物是研究中原与龟兹关系的重要资料，从中可看出新疆各族人民很早以前就与内地人民有着密切交往，共同创造了祖国灿烂的文化。方寸之间尽显龟兹文化
近年来，随着丝绸之路文化旅游的日益升温，以克孜尔石窟为代表的龟兹石窟逐步成为古龟兹地区旅游经济发展的新亮点，龟兹石窟何时登上邮票这一文化载体，提升龟兹文化的艺术品位，扩大龟兹文化的宣传面，自然就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众所周知，邮票是“国家名片”，它是一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科学和地理的“小型百科全书”，具有广泛的宣传作用。通过邮票这一有效载体，推介和弘扬历史文化和民族精神，是邮政部门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经过与阿克苏地委、行署反复酝酿和多次研究，并共同向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和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汇报，最终促成了由自治区人民政府和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主办，阿克苏地委、行署和新疆邮政公司承办的龟兹邮票首发活动，形成了通过在全国范围内发行《龟兹石窟壁画》特种邮票广泛宣传龟兹文化的浓厚氛围，对弘扬龟兹文化、推介新疆旅游资源、促进经济社会和文化事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于今年7月6日在全国发行的《龟兹石窟壁画》特种邮票共四枚，每枚面值1.2元。邮票规格：一、二图为33×44毫米，三、四图为44×33毫米；齿孔度数：一、二图为13.5×13度，三、四图为13×13.5度；整版枚数16枚，规格为165×220毫米。四枚邮票题材分别为“菩萨”、“护法天王”、“飞天”、“弥勒说法”，代表了龟兹石窟壁画艺术的精髓。这四枚邮票极富代表性，其中“菩萨”代表石窟中所反映的佛教万神殿中的绝大多数神祗。在这些形象中，即可见属于小乘系统的弥勒菩萨，又可见属于大乘系统的文殊菩萨、观音菩萨等等，充分显示了龟兹文化兼收并蓄的包容性。“护法天王”又称护法神，是佛教的护法者，拥护佛陀的正法。佛陀为顾虑末世会有诽谤正法、破坏寺塔者，就派请四大声闻、十六阿罗汉等护持佛法，梵天、帝释天、四天王、十二神将、二十八部众等听闻佛陀说法后，都誓愿护持正法，这些拥护佛法的众神被称为护法善神。随着佛教的发展，护法神的队伍不断扩大，其来源多途，有的原为善神，但多数护法为凶神、恶神。护法神不仅充当守护佛教的职责，还负责保护众生，具有息灾、增益、敬爱、降伏等四种济世功德。“飞天”在龟兹壁画中常表现为演奏乐器、表演舞蹈以及在空中飞翔散花等各种天人形象，出现在佛陀讲经说法以及涅的场合被用以烘托气氛。龟兹乐舞历来繁荣发达，自南北朝以来在西域就闻名遐迩，此后历代直到唐朝都是宫廷乐舞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典籍所记载的龟兹乐用的各种乐器在石窟壁画中均可见到形象的资料，壁画中大量的伎乐飞天形象是史实的真实写照。“弥勒说法”中的弥勒是佛国世界的未来佛，在释迦牟尼生前转生兜率天宫，又下降到现实世界，在龙华树下成佛，普渡众生。弥勒兜率天宫说法图大多出现在龟兹中心柱石窟主室前壁上部,与主室正壁圆拱龛内的释迦牟尼主尊像遥相对应,与古代龟兹地区流行的小乘佛教有关,突出反映了小乘佛教“一佛一菩萨”的思想,弥勒是作为仅次于佛陀的形象而加以表现的。
龟兹文化博大精深，内涵丰富，但它的主要内容，或者说它的核心与主流，却是佛教文化。这样说，并非因为我是搞佛教石窟的，有意要抬高它，而是历史事实。当然我说的佛教文化，可不全是印度那样的佛教文化。由于龟兹民族是一个善于吸收、富于创造的民族，因此，在接受印度佛教文化的过程中，它融入了龟兹本土原有文化和民族思想情感。可以说，这里的佛教文化，虽是伴随印度佛教传入而生成发展起来，但却是有着龟兹地域特色的佛教文化。我认为，现在说的龟兹文化，应是一个历史文化概念，主要指历史上新疆库车地方政权龟兹国存在时期的文化。龟兹何时立国，文献未载，不过，《汉书西域传》已立有龟兹国专传，不仅记载了龟兹都城、人口、兵员、官职，并讲到它的疆界。从传文所记内容看，至迟在公元前2世纪之时，龟兹大体上已是完整意义的国家。如果以此算起，到9世纪中虽回鹘民族西迁，龟兹成为西州回鹘领地为止，以今库车为中心，辖境包括轮台、沙雅、新和、拜城、阿克苏、温宿和巴楚等县市的龟兹国历经1000多年。所谓龟兹文化，指的应是这一时期内生息繁衍在这一特定环境中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文化。当然，也还要算上西州回鹘前期，即龟兹回鹘这一段。龟兹回鹘虽是西州回鹘下属地方政权，但独立性较强，首领自称师子王。后期，龟兹回鹘逐渐脱离西州回鹘，归附喀喇汗王朝，开始伊斯兰化。这以后，就不属于我们讨论的龟兹文化范畴。也就是说，我们所讨论是11世纪初以前的龟兹历史文化，这是前提。对龟兹文化的概念，我觉得，作一界定是有必要的，它可使我们的讨论有个共识基础。
众所周知，自公元91年（东汉和帝永元三年）时任西域长史班超降服龟兹，废龟兹王尤利多，立龟兹质子白霸为龟兹王，从此，龟兹进入白氏王朝（即龟兹王之名的头一个字基本上都带一个白或帛字。近有学者指出，按惯例，西域诸国通常是王子或王弟为质子，白霸既为尤利多为龟兹王时入侍汉廷的质子，则尤利多与白霸应属同一氏族，亦为白姓龟兹王，龟兹白氏王朝至迟始于龟兹王白建，而这里仍按传统说法叙述）。
白氏王朝有两个突出方面：一是统治龟兹时间长。从白霸开始，一直延续到8世纪末（唐贞元四、五年间，公元788~789年）悟空由印度回国途经龟兹时在位的龟兹王白环，长达近七百年。如此稳定的王朝，出现在当时民族迁徙流动性大、王朝更迭频繁的西域、中亚地区难能可贵，在我国历史上也绝无仅有。二是白氏王朝历代诸王大多对佛教表现出极大的热忱。佛教传入龟兹究竟发生在白氏王朝建立以前，还是在之后，暂且不论，但从文献记载看，他们对佛法的渴求，对高僧（包括外地来龟兹高僧）的敬重，今天仍感到他们那份敬法重人的挚诚。这一现象，不能简单地用习惯的宗教标准作评判，不能完全看作是宗教狂热，或者认为是要利用佛教以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统治，理应回归到当时龟兹社会现实来分析考虑。我以为，龟兹白氏王朝诸王带头崇尚佛教，是出于对佛教文化的仰慕，是对当时一种崭新文化的追求。因为在古代社会条件下，一个地区和民族的文化往往是以宗教为其表征的。这样认识是否恰当，还可探讨，但在他们倡导和影响之下，龟兹境内佛教长盛不衰，佛教文化空前繁荣。这不仅文献有载，如今遗存在库车、拜城一带众多佛教寺址、石窟，便是当年龟兹佛教兴盛的明证。龟兹回鹘在脱离西州回鹘、归附喀喇汗王朝前，同样信奉佛教，程度虽不及白氏王朝统治时期那样鼎盛，但其文化仍是以佛教文化为主，开凿在库木吐喇石窟中的龟兹回鹘时期的窟，就是证明。在佛教盛行的同时，龟兹也曾有其他宗教流传，如祆教，在龟兹就建有祭祀场所天祠。也发现有用龟兹文书写的摩尼教赞美诗卷子。在龟兹文化形成当中，亦吸收融汇了各种外来文化，尤其受到中原文化的深刻影响，显示出多元文化的品格，这从龟兹石窟壁画上即可强烈感受到。尽管龟兹文化包含有其他宗教和文化的内容，异彩纷呈，错综复杂，但佛教始终占据主导地拉，佛教文化无疑是龟兹的主流文化，是龟兹文化的基本形态。这样认为，也许有些过于绝对，但至少从目前揭示的龟兹文化的主要内容来看是这样。
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的身份证，也是一种文化最显著的特征。龟兹为多民族居住生活的地方。流行过多种民族语言文字。龟兹又是中原王朝统治西域的政治、军事中心，汉语言文字曾相当通行，至今还能看到当年用汉文书写的官府文书、借贷契约和摩崖石刻，这从一个侧面可反映出龟兹与内地密切的政治关系。然而，20世纪初以来，经中外语言学家通过研究从库车、焉耆和吐鲁番等地收集到的古文字材料发现，这一带最为通用的语言却是吐火罗语。这种属于印欧语系的语言，分为两种方言。一种分布于高昌、焉耆等地，称作甲种吐火罗语或焉耆语，记录的全部是佛典，特别是有关弥勒的经典很多。另一种则限于龟兹，称作乙种吐火罗语或龟兹语。记录的内容除佛典外，还有世俗文书。虽然焉耆龟兹语属于吐火罗语甲乙两种方言，但表述这种语言的文字，则是借用印度婆罗谜字母书写。玄奘在《大唐西域记》卷一屈支国条记载，龟兹“文字取则印度，粗有改变”，就是指婆罗谜字母而言。龟兹语即是借用印度婆罗谜文字，显然是伴随佛教而输入龟兹的。熟识情况的人都知道，龟兹佛教与印度贵霜王朝关系密切。20世纪初，在印度马土腊曾出土一尊迦腻色迦雕像，并有用婆罗谜字体镌刻的铭文。而类似用婆罗谜字母拼写自左到右横行书写的龟兹文题记，在龟兹石窟壁画上为数不少，有的时间早到4世纪，这说明，龟兹语文极有可能在佛教传入龟兹伊始即输入龟兹。库木吐喇石窟中的龟兹回鹘窟壁画榜题多用龟兹文、汉文和回鹘文三种文字合壁书写，表明有龟兹回鹘时期，虽然龟兹人种、语言逐渐回鹘化，但龟兹语文仍是通用的语言文字。岁月沧桑，龟兹语文这种古老语言文字虽已在民族融合中消失，无人使用，但应成为我们不可忘却的文化记忆。我国早期汉译佛经有相当部分不是直接译自梵文，而是由龟兹语文本转译过来，因此，它在佛教传播上作出过贡献，在东西方文明交流中扮演过重要角色。尤为重要的，它作为龟兹文化的一种载体，为我们记录、保存了大量有关龟兹文化的历史信息，它的学术意义不亚于龟兹石窟壁画。
龟兹乐舞是龟兹文化中最为突出的一个方面，也是历年论文著作述介得最多、覆盖面最广的内容，几乎成为龟兹文化的标志和代名词。然而龟兹乐舞，是在龟兹本地音乐舞蹈基础上，吸取印度、波斯和中原乐舞长处，尤其是印度乐舞长处而创造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乐舞体系。这自然亦是伴随佛教传入龟兹而逐渐形成完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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