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33岁，现任区劳动局副局长兼新疆劳务输出办事处主任。
201*年初，我区筹备组建驻新疆劳务输出办事处，得知这个消息，生在新疆、长在新疆、部队转业正想干一番事业的我，主动向领导请缨，赴新疆负责劳务输出工作。心想，这正是实现人生抱负的大好机会！
同年5月，我满怀信心坐上了开往乌鲁木齐的列车，迫不及待地来到我父亲的老战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六师111团王浩政委的办公室。王政委告诉我“小成啊，我们要的拾花工年龄在40岁以下啊”。这可让我蒙了，我区40岁以下的劳务工都心仪长三角、珠三角。新疆这劳务输出做还是不做？怎么去做？王政委的一席话，真让我始料不及。
第一次赴新疆开展工作，就遇上了这样的难题，我心情特别不好。正在一筹莫展之际，突然想起了那次我随区总工会救灾组赴庆元乡飞龙村，发放救济款和救灾物资时的感人的一幕。当时，一位50多岁的农民大姐对救灾组领导说：“全社水稻收不到一千斤谷子，明年生活是个很大问题。听说政府要组织人员到新疆摘棉花，我虽然年纪大一点，但我手脚麻利，不知我们能不能去，找点钱，弥补点损失，我不能老靠政府救济过日子啊！”，想起这位农民大姐这个靠劳动补收的朴实的小小的要求，我的灵魂为之一颤：这就是南川农民的精神，这就是南川人的精神，不等、不靠，只想在政府引导下奔生活奔小康。我急促地走进王政委的办公室，把这个事例耐心的讲给王政委听，王政委当即拍板：“好，小成，我信你一回，破个例。”
新疆方面的工作有了眉目，南川市委、政府为我们在新疆开展的工作也十分满意。但回来组织劳动力时，听说是到新疆摘棉花，我们很多农民朋友却犹豫了。就在这关键时刻，我市市领导、局领导兵分八路、全面铺开，乡村干部齐动员，磨破了嘴、踏破了鞋，蹲在田间、坐在炕头，向群众保证，到新疆摘棉花是一条赚钱的路子。市委、政府为最大限度的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还专门出台了以奖代补的办法。——动员工作真难啊！有的群众甚至把我们当作骗子，作为七尺男儿,为组织拾花工赴疆，我都不知道掉过多少次眼泪！即便如此，农民大姐们还是心存疑虑。我只好搬来救兵，请新疆的王政委到南川现场动员，王政委讲到动情处，大声说：“你们放心，你们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劳动局全力以赴，我们一定会妥善安置，保证你们有活干、有钱赚、平安返乡。再说，有××××世侄具体负责这件事，我放心，你们应该更放心！”
人员算组织起来了，但安全送达目的地却又成了一个问题。201*多人的拾花工队伍，市政府多次召开协调会，落实公安、卫生、相关乡镇、新闻单位等派人护送；落实交通局，商请涪陵、万盛、武隆等交通运输单位协助，一次性调集了70多辆大巴将拾花工送到了重庆。可重庆到新疆3200多公里，这么庞大的队伍，只有专列才最有序最网安全。我们找到南川籍重庆火车站张正强副站长，请他帮忙落实专列，但落实专列实在太困难了，只能集中购买了十节车箱的车票。尽管赴疆前，劳动局组织了岗前培训，但许多拾花工是第一次赶火车，护送途中，意想不到的事还是时有发生。古花乡的邓凤英，刚上火车就突发胆结石，痛得直不起腰，浑身大汗，车开不久xxx乡xxx又出现低血糖反应，随队医生xxx立即分别实施救治；列车行驶到第二天，水江镇的xxx在车上到处游走，同一车箱的几个年轻人发现后，立即向我汇报，送随队医生检查，xxx主要是年纪偏大、车内空气质量较差，导致心情烦燥，我们安排专人照顾。经过72个小时的长途跋涉，201*多人安全抵达新疆。这让我切身的感受到：有组织的劳务输出，不仅政府能最大限度的帮助农民工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更重要的是农民工能实现相互救助。06年，在汪洋书记的亲自关心下，铁道部为重庆十万拾花工安排了赴疆专列，为我区拾花工赴疆也解决了一个大难题。
安全抵达后，妥善安置就是一个迫切的问题了。农民工外出务工，都想早点干活，都想在最能挣钱的地方干活。我们几个负责安置的同志，在解决了他们的食宿后，立即前往兵团洽谈。可是，我们却万万没有想到出现了“气候问题”。由于气候原因，棉花花期推迟，估计一周内不能开工，民工们情绪波动较大，有的甚至提出要立即网回家。怎么办？仅靠说服是绝对解决不了问题的，我们当时就请求兵团方面另想办法解决花开之前的务工问题，所幸的是当时新疆的蕃茄还未摘完，尚可安排一周内的短期务工。拾花工安排下地后，我们几个负责安置的同志悬着的心才落了下来。
同志们都知道，新疆是我国幅员最大的省区，我们的拾花工分布在东、南、北疆。我的工作区域跨度达1000多公里，一天跑上几百公里那是常有的事。还记得那是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们在 北疆的五家渠将身患急性胃肠炎的骑龙乡拾花工郑泽淑送医院治疗，那是一夜没合眼。第二天，要火速赶到南疆库尔勒处理拾花工与当地连队的纠纷，行程800多公里，我们驾着兵团的越野车，奔驰在旷野中，跃过一望无际的戈壁、跨过一道道干涸的河流，十多个小时过去，随车的同事很快就困的睡着了，我也上眼皮搭下眼皮，兵团驾车的司机老张见我也也准备合眼，开玩
笑说：“你们都睡着了我也会睡着的，到时候咱们都成了彭加木，就请你们局领导来收木乃伊吧！”于是，大家使劲地抽烟，但仍然无济于事。这时，陈万志副局长扯高嗓门打趣的说：“出来20多天了，也不知道老婆干什么去了！”这话让同事们楞住了，是啊，我可在新疆连续呆了50多天了，有点空闲时就总想躺下来睡一会，他这么一说，不禁让我想起了一家三口温馨的生活，大概是几个大男人在车上的缘故吧，我忘记了“男儿有泪不轻弹”，眼泪竞扑面而来，我没有刻意阻止我的眼泪，让它流吧，为了农民工兄弟姐妹们，流点泪是值得的！接下来的几个小时，车里一片寂静，没有人说话，没有人睡觉。我想，人活一辈子，要干点事；共产党员活一辈子，更要为群众办点实事！
耕耘了，收获的季节千万不能马虎。凭心而论，以我们南川与新疆方面的关系，农民工按时拿到工资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的想法是为农民工多争取些报酬。新疆方面规定拾花价格每公斤七角五，由于南川拾花工组织有序，吃苦耐劳，不仅产量多，而且质量高，所以我们顺利争取到了每公斤八角八的价格，同志们，这可是全国赴疆拾花工拾花的最高价格。新疆王浩政委用半生不熟的重庆话开玩笑说：“小成啊，这可是我的跳楼价，你硬是要把我逼的跳楼啊！不过，给你们南川拾花工，值！”
201*年以来，我区已向新疆有组织输出拾花工6326人，人均拾花2.5吨，人均收入2300元，累计收入2140万元，涌现出了一批优秀劳务经纪人和拾花能手，打造了“南川拾花工”品牌。还形成了辐射效应，201*年通过我区引导组织在新疆承包土地的承包户有120多户200多人，承包土地8000亩，通过他们的辛勤劳动，平均亩产棉花350公斤，每亩收入400元，累计收入320万元。我区在新疆开辟劳务输出基地，为探索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中，年龄大、技能低、就业难这一特殊群体的就业找到了一条有效的途径。中央、地方媒体争相报道，新疆兵团卫视、重庆卫视、《重庆日报》全程跟踪报道，今年1月，央视3台新闻调查栏目以《南川模式的劳务输出》为题，专题报道了南川以“劳务经济人为主、政府引导为辅”的有组织劳务输出模式。重庆市委汪洋书记、市政府鸿举市长等领导还亲切接见了我区4名拾花工代表。
回顾几年来的工作，酸甜苦辣各种滋味涌上心头，夜阑人静时，我反复品味着王浩政委的话：“小成，以后，你们南川拾花工来多少我接多少”；还有重庆市劳务办洪xx处长的嘱托：“小成，你在新疆的名气比我还大，农六师的事以后就交给你处理了”。这不仅是信任、更是责任。农民工的需要就是我的工作，为了千万个农民工家庭，今天汇报结束后，我又将踏上新的征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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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局副局长先进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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