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搬了好几次家，每次搬的时候都引来许多围观的人。家具没有什么好看的，就看那一捆捆递接不完的书。搬前几星期就得请几位学生帮忙，把架子上的书按次序拿下来，扎成一捆捆的。这是个劳累活，有两位学生手上还磨出了水泡。搬的时候采用流水作业，一排人站在楼梯上，一捆捆传递下去。书不像西瓜，可以甩着来，一捆书太重，甩接几次就没有手劲了。摔破一个西瓜不要紧，摔坏了书却叫人心疼。因此，这支小心翼翼的传送队伍确实是很有趣的，难怪人们要围观。
我当然称不上什么藏书家。好书自然也有不少，却没有版本学意义上的珍本和善本。我所满意的是书房里那种以书为壁的庄严气氛。书架直达壁顶，一架架连过去、围起来，造成了一种逼人身心的文化重压。走进书房，就像走进了漫长的历史，鸟着辽阔的世界，游弋于无数闪闪烁烁的智能星痤之间。我突然变得琐小，又突然变得宏大，书房成了一个典仪，操持着生命的盈亏缩胀。
一位外国旅游公司的经理来到我的书房，睁大眼睛慢慢地巡视一遍，然后又站在中间凝思良久，终于诚恳地对我说，“真的，我也想搞学问了。”我以为他是说着玩玩的，后来另一位朋友告诉我，这位经理现在果真热心于跑书店，已张罗起了一个很象样子的书房。我想，他也算是一位阅尽世间美景的人了，何以我简陋书房中的杂乱景况，竟能对他产生如此大的冲撞？答案也许是，他突然闻到了由人类的群体u智结晶成的生命芳香。
罗曼?罗兰说，任何作家都需要为自己筑造一个心理的单间。书房，正与这个心理单间相对应。一个文人的其它生活环境、日用器物，都比不上书房能传达他的心理风貌。书房，是精神的巢穴，生命的禅床。
我的家一度在这个城市的东北部，一度在喧闹的市中心，现在则搬到了西南郊。屋外的情景时时变换，而我则依然故我，因为有这些书的围绕。有时，窗外朔风呼啸，暴雨如注，我便拉上窗帘，坐拥书城，享受人生的大安详。是的，有时我确实想到了古代的隐士和老僧，在石窟和禅房中吞吐着一个精神道场。
然而我终究不是隐士和老僧，来访的友人每天络绎不绝。友人中多的是放达之士，一进书房便爬上蹲下，随意翻阅。有的友人一进门就宣布，不是来看我，而是来看书的，要我别理他们，照样工作。这种时候我总是很高兴，就像自己的财富受到了人们的鉴赏。但是，担梢惨隐在心头升起，怕终于听到那句耳熟的话。那句话还是来了：“这几本我借去了！”
我没有学别人，在书房里贴上“恕不借书”的布告。这种防范密守，与我的人生态度相悻。我也并不是一个吝啬的人，朋友间若有钱物的需要，我一向乐于倾囊。但对于书，我虽口头答应，心中却在嗫嚅。这种心情，大概一切藏书的学人都能体谅。
我怕人借书，出于以下三方面的担伞
其一，怕急用的时候遍找无着。
自己的书，总或多或少有内容上的潜在记忆。写文章时想起某条数据需要引证，会不由自主地站起走向某个书架，把手伸到第几层。然而那本书却不在，这下就慌了手脚，前后左右翻了个遍，直闹得脸红心跳、汗流浃背。文章一旦阻断，远比其它事情的暂停麻烦，因为文思的梳理、文气的酝酿，需要有一个复杂的过程，有时甚至稍纵即逝，以后再也连贯不上。有的文章非常紧迫，很可能因几条数据的失落，耽误了刊物的发稿，打乱了出版社的计划。于是只好定下心来，细细回想是谁借走了这几本书。想出来也没有用，因为这种事大多发生在深夜。
借书的朋友有时也很周到，经过反复掂量，拿走几本我“也许用不到”的书。其实文章一旦展开，谁知道用到用不到呢。有时我只好暗自祈祷：但愿最近真的用不到。即如我写这篇文章，几次想起周作人几本文集中有几条关于藏书的材料，可惜这几本文集不知被谁借去了，刚u还找得心急火燎。
其二，怕归还时书籍被弄“熟”弄脏。
这虽是外在形态的问题，对藏书的人来说却显得相当重要。藏书藏到一定地步，就会对书的整体形式重视起来，不仅封面设计，有时连墨色纸质也会斤斤计较。捧着一本挺展洁净的书，自己的心情也立即变得舒朗。读这样的书，就像与一位头面干净、衣衫整齐的朋友对话，整个气氛回荡着雅洁和高尚。但是，借去还来的书，常常变成卷角弯脊，一派衰相。有时看上去还算干净，却没有了原先的那份挺拔，拿在手上软绵绵、熟沓沓，像被抽去了筋骨一般。遇到这种情况，如果书店里还有这本书卖，我准会再去买一本，把“熟”了的那本随手送掉。
或问：“你不是也购置远年旧书吗，旧书还讲究得了什么挺拔？”我的回答是：那是历史风尘，旧得有味，旧得合乎章法。我们不能因为古铜鼎绿锈斑剥，把日常器皿也都搞脏。
其三，怕借去后彼此忘掉。我有好些书，多年不见归还，也忘了是谁借的，肯定永远也不会回来了。我坚信借书的朋友不想故意吞没，而是借去后看看放放，或几度转借，连他们也完全遗忘。3年前我去一位朋友家，见他书架上一套《阅微草堂笔记》十分眼熟，取下一看，正是我的书，忘了是什么时候被他借去的。朋友见我看得入神，爽朗地说：“你要看就借去吧，我没什么用。”这位朋友是位极其豁达大方的人，平生绝无占他人便宜的嫌疑；他显然是忘了。那天在场友人不少，包括他的妻子儿女，我怕他尴尬，就笑了一下，把书放回书架。那是一个20年代印的版本，没有大大的价值，我已有了新出的版本，就算默默地送给这位朋友了吧。好在他不在文化界工作，不会看到我的这篇文章。
但是，有些失落不归的书是无法补购的了。有人说，身外之物，何必顶真？倡这些书曾经参加了我的精神构建，失落了它们，我精神领域的一些角落就推动了参证。既有约约绰绰的印象，又空虚飘浮得无可凭依，让人好不烦闷。不是个中人很难知道：失书和丢钱完全是两回事。
由此我想到了已故的赵景深教授。他藏书甚富，乐于借人，但不管如何亲密，借书必须登记。记得那是一个中学生用的练习本，一一记下何人何时借何书，一目了然。借了一段时间未还，或他自己临时要用，借书者就会收到他的一封信。字迹娟小，言词大方，信封下端一律盖着一个长条蓝色橡皮章，印着他的地址和姓名。
还想到了毛泽东警卫员尹荆山的一则回忆。50年代末，毛泽东向黄炎培借取王羲之书贴一本，借期一个月。黄炎培借出后心中忐忑，u一星期就接连不断打电话催问，问是否看完，什么时候还。毛泽东有点生气，整整看了一个月，在最后一天如期归还。黄炎培也真够大胆的，但文人对自己的藏书痴迷若此，并不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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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散文集：文化苦旅：藏书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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