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小时候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母亲的答案却非常简单――她只是拉开衣服，露出她的肚皮和那条六寸长的疤痕，说：“看吧！你是医生用刀割开娘的肚子，把你抱出来的。”
虽然那疤痕紫红紫红，又光光亮亮，好像只有一层薄薄的皮肤，随时可能绽开，而让我有点害怕，可是不知为什么，每隔一阵就会要母亲再给我看一次。然后，说：“好可怕！好可怕！”又问一句，“开刀的时候，会不会好疼？”
“当然疼，娘疼得晕过去。一个多月才能下床，所以说‘儿的生日，娘的难日’，娘生你，好苦哇！”
大概因为我是这么痛苦的“产物”，从小母亲就管我管得很严。
父亲死后，母亲对我更加严厉了，但是在我做错事，她狠狠骂我、甚至打我之后，又会很脆弱地哭，愈哭愈大声。然后，平复了，她会说：“打在儿身，痛在娘心。”接着拉我过去，看我被打的地方，直问“疼不疼？疼不疼？”
后来，我们搬到金山街的一栋小木楼。
搬到小楼不久，听说附近胡念祖老师教画，我想学，虽然学费不便宜，母亲还是很爽快地答应。那是我从小到大，第一次正式学画，而且三个月之后就得到了全省学生美展的教育厅长奖。 拿回奖状，母亲点点头笑笑，没说什么。母亲总是如此沉默，我也习以为常。直到高一下学期，获得全省演讲比赛第一名，由学校主任陪着，从南部奏凯归来，母亲没到火车站接我，才使我有点怅然。
那一天下着滂沱大雨，主任为我叫了一辆三轮车回家，临上车，他突然很不解地说：“人家的爸爸妈妈，有孩子参加比赛，都陪着去，为什么你妈妈从不出现？连你得了这么大的奖，都不来欢迎你？”
我怔住了，因为我从未想过参加比赛需要母亲陪；我的妈妈是老妈妈，老妈妈老了，身体不行了，本来就不必陪。但是那主任的话，伤了我的心。车在雨中行，雨水滴滴答答地打在我面前的油布帘子上。我觉得有些失落，开始想，为什么妈妈那么冷。
得奖之后不久，我常胸痛，去检查，医生说是神经痛。有一天夜里，咳，肺里呼噜呼噜的，像有痰，突然一张口，吐出一口鲜血。
母亲急了，端着盆子发抖，看我一口一口吐。血止住，天也亮了，母亲叫车，把我送到医院。医生为我照X光、检查，接着把母亲叫到隔壁房间，我听见医生在骂、母亲在哭。
住院的日子，母亲总陪在我身边，常坐在那儿，撑不住，就倒在我床边睡着了，我则把自己的被单拉出去，盖在她身上。那年我十七，她已经是将六十的老人。
母亲七十大寿之后半年，我离家，去了美国。
上飞机，一群人来送，母亲没掉眼泪，只沉沉地说：“好好去，家里有我，别担心。”
再见到母亲，是两年多之后。长长的机场走廊，远远看见一高、一矮、一小，牵着手，拉成一串。母亲虽然是解放小脚，但走得不慢，一手牵着孙子，一手提了个很重的布包。头发更白了，皱纹更深了，看到我，淡淡一笑：“瞧！你儿子长高了吧？”
从那天开始，她除了由我陪着，回过三次台湾和大陆，其余的十九年，全留在美国。
母亲确实是寂寞的。重听，使她活在了自己的世界；渐渐不良于行，又使她常留在自己的卧房中。尤其冬天，她常一边读圣经，一边看着外面的雪地叹气，说她要回台湾。只是那时候医生已不准她远行了。
不过母亲虽老，还是我强壮的母亲。两年前，当我急性肠胃炎，被救护担架抬走的时候，她居然站在门口，对我说：“好好养病，你放心吧！家里有娘在。”
从担架上仰望母亲的脸，有一种好亲爱、好熟悉的感觉，突然发觉我已经太久太久不曾仰望慈颜。
她虽然九十一了，但是她那坚毅的眼神、沉着的语气，使我在担架上立刻安了心。她让我想起过去几十年的艰苦岁月，都是由她领着，走过来的。
今天，那一幕还在眼前，我的母亲却已经离开了人世。
医院的人过来为她收拾东西，拔除氧气管、胃管和尿管，床单掀起来，看到那个熟悉的疤痕，我的泪水突然忍不住地涌出来。
来源：《母亲的伤痕》安徽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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