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孔子的论文要怎么写呢？下面随小编一起看看有关孔子的论文范文，仅供参考~
有关孔子的论文【1】一、孔子生涯发展教育中的“自立”
作为教师，孔子必须面对培养目标的问题，即培养什么人的问题。孔子把“立与不立”作为对人进行分类的基本标准，重新定义了小人和君子的内涵和外延:自食其力者为君子。反之，不能自食其力者为小人。自立生涯发展的目标是要达到经济自立、精神自立、情感自立。山不立不为山，人不立不为人。山，正因为挺立，才成为自然世界的一员。人也因为自立，才成为人类社会的一员，以独立主体创建一个自己的生活世界。
(一)经济自立
孔子曰:“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求富，是担当自己养活自己的责任。富，不仅是一种源自生命的基本欲望，而且是对生命力使命的一种担当，即要促进政治稳定、社会发展。自己不能养活自己，不能够自立，是懒惰，是对生命使命的放弃。“君子求诸己”，就是君子①经济独立，有财务自由，这是立世的基础。小人求诸人:小人没有自己的世界，他要活着，就只有到别人的世界中去活，这就是“混”。他是怎么混进去的呢?方法很简单:一是混入亲戚朋友的世界;二是通过亲戚朋友“开后门”，混入社会其他人的世界;三是伪装成君子，混入公共生活世界。总之，小人只能混迹在别人的世界里。
(二)精神自立
精神自立似乎有些抽象。孔子打个比喻，“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平时不会被发觉，但到了寒冬腊月，我们会发现大部分树木都光秃秃的了，只有松树和柏树还郁郁葱葱，这就是独立的精神。我们不应把进退成败的原因推之于外在的因素，不要怨天尤人，而要着力于把握自己，把自己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小人喻于利:小人的目标，像动物一样，就是找饭吃。没有为人处事的道德原则，更没有生命的使命担当。所以，唐朝李德裕在《小人论》中说:“世所谓小人者，便辟巧佞，翻覆难信，此小人常态，不足惧也;以怨报德，此其甚者也;背本忘义，抑又次之……”哪怕获得的只是一些蝇头小利，他也要不择手段。
(三)情感自立
物质上、精神上的独立相对容易，而情感上的独立则相对较难。如果迟迟不能从对父母、亲人、教师、同学、朋友的依恋中解放出来，不建立起稳定的情感世界，那么人的理性就很难成熟，就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孔子常常对学生说，“读书人应该四海为家，如果不从乡土情感中摆脱出来，那就不是读书人了。”君子有自己的情感世界:“权重者不媚之，势盛者不附之，倾城者不奉之。貌恶者不讳之，强者不畏之，弱者不欺之，从善者友之，好恶者弃之，长则尊之，幼则庇之。……君子不妄动，动必有道;君子不徒语，语必有理;君子不苟求，求必有义。”小人由于缺少主体性，活又活不好，死又死不去，常常怨天尤人，行为乖讹、喜怒无常。由于心虚、贪婪而常戚戚:嫉妒是“小人儒”最突出的心理特征，只要发现比自己优秀者，就会用诬告、诽谤、侮辱等方式宣泄，产生憎恨和醋意的态度体验。在主客体的具体结构、功能、特性及其作用中，孔子不是抽象地探讨主体与对象的相互关系及其所谓本质，而是直截了当地描述说:“而立”。或者说，孔子认为“自立”是主体性的特征。“主体化”是具体的、直接的、感性的，在具体的生活中，在各种对象关系中确认自己的主体地位，如自己养活自己，自己有自己的家。
二、人达到生涯发展中“自立”的途径
(一)勇敢“适应”
自立阶段的生命力处于适应阶段。适应是指生物个体的生理或行为特征在某个环境下能够顺利的繁衍，并增加数量。生命力效应的表现，就是适者生存。按照达尔文学说，自然选择淘汰那些不适应环境的个体，使能适应环境的个体得以保存和繁荣，生存竞争的原则起着支配作用。孔子非常强调人对社会的适应能力和适应方式。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简单说，适应是一种接受，在心理上认同，情感上容纳。社会适应性标准是社会常模，即一定社会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适应性的高低是看其是否符合社会常模的程度。但是，这只是理论状态，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适应障碍”表现多种多样，常见的包括抑郁、焦虑、烦恼，难以坚持处理工作事务。“适应障碍”往往在应激事件的适应期发生，这些事件包括重大的个人发展方面的变化及可能影响个人社会关系完整性的事件。那么，如何提高社会适应性呢?首先是适度。适应性的变化是缓慢的、渐进性的，要做出确切的判断相当困难，所以，要充分考虑时代、地区、民族的差异及其影响，细心地观察，把握心理承受的适度性。其次是择事要简单。不应选择做包含复杂人际关系的事，而是要选择力所能及的、简单、容易、大家都能做的事。三是磨炼意志，勇敢面对适应，在适应中，咀嚼酸甜苦辣，体验世态炎凉，充实人生内涵，丰富生命色彩。
(二)随机“就业”
走出学校，就必须面对“就业”。“就业”，东汉许慎《说文》:“就，就高也。从京从尤。尤，异于凡也”;业，是人们从事的为获取报酬的活动。就业，就是找到有收入的工作。今天，学者们从三个方面来界定就业:一是条件，符合法定劳动年龄;二是收入，获得一定的劳动报酬;三是时间，每周工作时间的长度。所以，“就业”的价值标准无论是“高收入”还是“低收入”，都不一定是一生要从事的职业或事业，它是随机性的。在宇宙和社会发展中，具体事件都有随机性，它是介于必然事件与不可能事件之间的现象。即使是必然发生的、确定性的事件，在其细节上也会带有随机性的偏离。由此可知，就业的特征是随机择事。那么，什么是随机择事呢?孔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则从吾所好。”在自立阶段，所谓“随机择事”，就是自由组合，打运动战。既不好高骛远，却又匠心独运，运用精巧的心思。选择简单、容易，大家都能做的事，做好的窍门就是“独运”。一是选择事情要“独运”，即克服从众与习俗，也就是所谓特立独行、独辟蹊径，比如，孔子做仓库保管员，虽然遭到亲戚朋友的反对，但孔子最终还是去了;二是承担工作要“独运”，比如孔子承包畜牧场，单独承担任务，收益就好得多;三是技能要“独运”，把自己的特长放大，把技能练成特技，让别人望尘莫及，孔子在丧葬队里是最优秀的吹鼓手。人是动物，动物的生命运动优势在于空间运动。动物生命的自由性，就在于虽然不能选择时间，但是可以选择空间。意识到并能够把握空间转移，是生命效应必须掌握的生存技能，也是生涯发展中解决困境常常要用到的智能。孔子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不是不能远游，而是要有方向。什么是方向?就是有具体的目标，具体的任务。
(三)贵在“实行”
在正常的生涯发展中，人的主观愿望与生命的客观要求往往是统一的，人的期望与生命的运动共同影响着生涯发展的进程和计划。孔子认为，安身立命，贵在实行。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实者有矣夫!”实，有几个含义，一是充满，如“充实”;二是符合客观情况，如“实话实说”;三是植物结的果，如“果实”;四是比喻富足，如“殷实”。实行，指用行动来实现目标，包含三方面意义:一是动机要实。诚心实意地实现自立的目标;二是行为要实。实实在在地去做，脚踏实地地工作;三是效应要实。立竿要见影，吹糠要见米。实行，既是达到君子的途径，也是君子应有的品格和风度，即言行一致是君子。综上，自立=适应+就业+实行。“站着，或者躺着，这是一个问题。”从表面上看，立与不立，只是体现了个人的生存状态，但实际上，人的生涯发展是持续的过程，伴随着一连串的选择。没有自立，生涯发展就停滞了，就只能停留在生存状态。
三、孔子“自立”观念的意义
(一)历史意义
“自立”后来发展成为具有独立性、自主性、创造性的一种完善的人格内涵。如，《礼记儒行》:“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曹丕《与吴质书》:“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宋书沉庆之传》:“荒扰之后，乡邑流散，庆之躬耕垄亩，勤苦自立。”星移斗转，潜移默化，“自立”，衍生为“独立自主”。孔子对生涯发展的阶段性要求，慢慢地扩展到了民族、国家的范畴，成为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自立于不败之地的民族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中华民族最弥足珍贵的历史文化品格。
(二)文化意义
孔子提出了人格分类。20岁时，“有教无类”，成器就行。到了30岁，“三十不立”，立者，自食其力，以“君子”的形象进入社会视野，成为人格审美中“美”的类型;不立，不能自己养活自己，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发展失足，是“依附之立”，混入别人的世界，在别人的世界里讨生活，以“小人”的形象进入社会视觉，但“小人”不会承认自己是“小人”，往往要以君子自居，成为常说的“伪君子”;另一种是生涯发展失败，导致“不能立”，成为“盗贼”。“私窃谓之盗，劫杀谓之贼”，盗贼是政府的刑罚对象，成为人格审美中“悲”的类型。孔子对人进行了分类:君子、小人、盗贼，使人从无类，到有类。
(三)现实意义
历史进入后现代，在生命价值问题上，幸福观的迷茫严重困扰着青年一代。人们都在追求幸福，但是，曾几何时，幸福的含义被弄得不知所云，似是而非。随着物质主义甚嚣尘上，社会上广泛开展的“幸福教育”似乎都在排斥物质，把幸福描述成一种虚无缥缈的神秘物质，脱离人的具体生活，明显的矫枉过正。什么是幸福?幸，吉而免凶也;福，“一人一口田”与“为衣食而业田”。望文生义，幸福，就是通过自己的劳动，达到家庭衣食无忧，这与孔子安身立命的自立目标高度契合。用今天的学术术语来说，幸福就是人精神的满意状态。自立是幸福感的基础。只有建立了“自我”，才有这一个人的自由意志。摆脱对外在力量的依赖关系，从“一个人”到“这一个人”。从此，“这一个”人诞生了，这一个人的生活世界也就诞生了。人生活在别人的屋檐下，绝无幸福感可言。自尊是幸福感的源泉。自尊是人格自我调节的心理成分，相信自己通过努力能够达成愿望，通过自己的能力获取自己想要的东西。身体是幸福感的载体。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幸福是一些简单的东西:成器、就业、家庭、平静安逸的生活状态。幸福感总是伴随着身体的充分活跃和健康舒适而产生，无论哪一种麻醉形式的幸福都是虚幻的。适应是幸福感的创造和体验。工作着的人是美丽的，君子不食嗟来之食。人类同其他动物一样，必须适应生存竞争。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一切都坐享其成，那么他就失去了创造和体验幸福的过程。人只有在不断的社会适应中，坚定意志、磨炼毅力、增强自信、丰富阅历，通过“动心忍性”，完善人的身心结构，才能将深层次的生存体验转化为持久的幸福感。由此可得，孔子的自立观念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幸福观念:通过自立，达到自尊，实现自爱，是个人基于自我评价产生和形成，并要求受到他人、集体和社会尊重的情感体验。
有关孔子的论文【2】一、孔子批评樊迟请求学农的原因
樊迟是孔门弟子七十二贤人中的重要人物，《论语》中他曾数次向孔子问“仁”和“知”，孔子“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1]和“仁”就是“爱人”（《论语颜渊》）著名观点都曾出现在他对樊迟的回答中。[2]然而当樊迟请教如何种地时，他却受到了批评。具体来讲，孔子批评樊迟学农主要有如下几个原因：第一，樊迟有重利轻义的倾向。孔子斥责樊迟是“小人”，那么“君子”和“小人”有何区别？至少在他的思想中，首要的一定是道德水准的高下，一定是义利观的对立。孔子认为，君子应该担忧的不是物质利益的增加，而是道德水平的提升，不是个人的贫富安危，而是大道的兴衰行废。仁德甚至是高于生命的，当二者产生冲突之时，君子理当毫不犹豫地牺牲生命来捍卫仁德。在论语中，孔子反复强调君子和小人在义利之选择上的尖锐对立：“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3]“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论语里仁》）。[4]即使在“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论语为政》），[5]“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的评价中没有明确提出他们各自以何为好，[6]但君子之所以能和睦相处而又坚持原则而小人不能，仍是因为在其心目中道义的标尺始终如一而小人却只计较个人之得失。
以孔子之见，君子从不违背道义，即使是穷困潦倒、颠沛流离也坚定不移，“在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仍然“不改其乐”（《论语雍也》）的颜回便是典范。[7]农业生产活动是与人们的物质利益息息相关的，是可以直接满足穿衣吃饭这样的最基本的物质需求的，人出于满足物质需求而从事农业生产，而人的功利欲望也很可能在农业生产中被进一步激发。樊迟不同老师探讨道德修养或者社会治理方面的问题，而是想要请教农业技能，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他还不能充分做到“义以为上”（《论语阳货》），[8]他就重义轻利而言功夫还不到家。“学稼”、“学圃”或许没有“八佾舞于庭”（《论语八佾》）那么不可容忍，[9]但毕竟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孔子看到的是樊迟在守卫道德底线，[10]追求道德目标的过程中有所动摇的意志，这位严师也因此而批评了他的学生。第二，樊迟有求贱弃贵的嫌疑。这里的“贱”与“贵”是就“礼”的体系中的社会地位而言。孔子大力弘扬“君子”和“小人”的概念在道德水平和人格层次上的意义，但他的本意并非将这方面的意义和它们原初的地位高下和身份贵贱上的涵义完全割裂开来，而是要求将前者作为后者的支撑和依据。孔子一生致力于恢复周礼的权威，热切渴望把按照周礼的规定已经混乱和颠倒的名分重新修正过来，而要实现这一目标，他认为关键就是让社会的统治者和权力的掌控者拥有道德，由此他甚至把政治的实质就视作为政者崇高的道德水准，“政者，正也”（《论语颜渊》），[11]“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论语子路》）。[12]
培养一批既有高尚的德行又有高贵的地位的君子来对政局和社会施加积极的影响，可以说既是孔子的教育宗旨，又是孔子的政治目标，为此他本人也是率先垂范，即使屡受挫折，依旧矢志不移。为了使自己这块美玉能遇到一位识货的买主从而卖出一个满意的价钱，孔子甚至曾想接受叛乱者的聘请，在他看来真正精神高洁的君子是不会被污染的，倘若可以将自己的德行推广开来，反而可以使肮脏的政治环境得到净化，这也正符合“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论语颜渊》）的道理。[13]巧合的是，孔子在樊迟问仁时还向他直接传授这一道理。虽然农业生产活动是一个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但农业生产者古时的社会地位是比较低下的，“古凡习稼事者皆称小人”，[14]身为孔门弟子，樊迟不专心于思考如何从政为官，不专心于寻找施展政治才能的机会，不专心于谋求与君子的道德水平相符合的高贵体面的社会地位，却想要学习身份卑微的粮农和菜农最为精通的事情，这当然是与孔子的教育宗旨南辕北辙的。既然如此，樊迟受到孔子的批评也就不足为奇。第三，樊迟有违反中庸的错误。孔子果真认识不到农业生产活动对社会的意义吗？答案是否定的。在回应子贡问政时，他明确将“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论语颜渊》）作为治理好一个国家需要满足的条件，[15]尽管不是最为重要的条件，但位居次席也足见孔子对于粮食充足的重视，“足食”和“民信”在多数情况下也是可以两立的，而充足的粮食当然要从农业生产中来。孔子本人也曾担任过负责畜牧业的小吏，并在此期间使牲畜兴旺繁殖。[16]由此可见，孔子所否定的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农业生产活动本身。
“仁”、“礼”和“中庸”都是孔子的哲学思想的重要范畴，其中“中庸”是孔子基本的方法论原则，他曾盛赞“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17]明确认为“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中庸思想的核心精神是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遵循合理而适当的尺度，既避免超过，又避免不及，没有偏向，不走极端。仁是礼的内在要求，礼是仁的外在规范。没有仁的内在要求，礼会流于形式，没有礼的外在规范，仁会失去保证。要想让仁和礼都实现理想的效果，二者不可偏废，而中庸之道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能，便是妥善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以中庸原则来审视樊迟，一位君子如果既可以在“礼”的规定下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又可以承担起“仁”的使命让老百姓丰衣足食，安居乐业，他无疑是合格的，但如果他置“礼”所规定的位置于不顾，亲自去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则是不合乎中庸之道的。由此可见，孔子反对的主要是樊迟违背中庸之道的行事方法，他认为君子在自己的官位上推行德治，才是真正明智和可取的。第四，樊迟有舍本逐末的问题。既要有合乎“仁”的德行，又要有合乎“礼”的位置，还要有合乎“中庸”的方法，那么最终的目标又是什么呢？对此孔子表示“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论语卫灵公》），[19]君子的视野绝不局限于一城一池的范围，君子的任务也绝不束缚于一时一事的解决。
礼崩乐坏，天下大乱，需要君子挺身而出，勇挑重担；仁义衰落，天命不彰，需要君子英勇无畏，力挽狂澜。君子的根本使命就是让仁义之道弘扬于天下，为了担负起这一神圣的使命，君子必须怀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并自觉修炼与之相适应的能力，惟其如此，他们才真正“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论语泰伯》）。[20]子贡是孔子最为出色的学生之一，但在孔子看来他充其量只是一个祭祀用的胡琏，只是一个比较贵重的“器”，[21]而“君子”是“不器”（《论语为政》）的，[22]由此可见对于君子应该树立远大的志向他有着多么高的要求。学种地当然也有其价值，可它与孔子的要求相比显然还有着非常明显的差距，只是一个细枝末节而已。对于樊迟舍本逐末，志向不足的问题，后世的评论者也是多有批评：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引用杨时的评论说“樊迟游圣人之门，而问稼圃，志则陋矣”，“词而辟之可也”，还说孔子之所以在拒绝了他之后还把道理明确地讲出来，是因为怕他真的去找老农和老圃，如此“则其失愈远矣”；[23]刘宝楠的《论语正义》亦评价道：“若士之为学，则由成己以及成物，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但当志于大人之事，而行义达道，以礼义信自治其身，而民亦向化而至，安用此学稼圃之事，徒洁身而废义哉！”[24]本末倒置，胸无远志也是孔子批评樊迟的重要原因。综上所述，樊迟请求学习种地存在重义轻利、求贱弃贵、违背中庸、舍本逐末等问题或者说是苗头，不管从“仁”的精神还是“礼”的规定，从个人修养还是社会理想来讲，都与孔子的要求南辕北辙，他正是因此而受到了孔子的批评。
二、孔子批评樊迟请求学农的评价
1、孔子批评樊迟请求学农的积极影响
明确了孔子批评樊迟的具体原因之后，便是如何看待和评价这种批评的问题。从积极的作用来看，首先，这种批评具有道德意识的提升意义。能够生存是人从事实践，创造历史的基本前提，以生存为核心的功利性需求便成为人的第一需求，但人不只有功利性需求，人还可以超越功利性需求而产生更高的其他层面的需求，包括道德需求。由于个人具体情况的差异，不同的人突破功利型需求的限制而具有道德意识的程度也是不同的，这其中最值得尊重和敬佩的就是基本的功利性需求尚未得到保证却仍然毫不动摇地追求更高的道德水平的人。即使达到了某一更高的道德水平，也绝不是一劳永逸的，要想守住这一弥足珍贵的成果，还必须与固有的功利欲望展开激烈而长久的斗争。古往今来，真正的“君子儒”能够热情高扬“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章句》）的大学之道，[25]能够牢固树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集张子语录语录中》）的远大理想，[26]能够时刻具有“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的省察意识，[27]没有对功利需求的超越和与功利欲望的斗争，都是不可想象的。孔子批评樊迟，就是希望他在对功利需求的超越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在与功利欲望的斗争中保持坚定的信念，在道德品格历练的征程中保持高昂的斗志。从人的全面进步和协调发展的角度看，强调道德意识的儒家当然有其局限，但无可否认的是，强调道德意识也是儒家思想成为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的重要原因。
鼓吹功利欲望的思想虽有可取之处，但其终究不太可能成为一个民族的薪火相传的精神传统的主流，就中华民族精神传统的形成来讲，圣人倡导道义至上无疑是功不可没的。其次，这种批评具有人文精神的弘扬意义。孔子主要是出于对道德的严格要求和殷切期望而批评樊迟的，而之所以重视道德不仅是为了把君子和小人区分开来，也是为了在人与低等动物之间划出界限。人要想获得真正属于人的自由，首先要自觉其为人，之所以称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为一场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据着非凡地位的思想解放运动，最为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人的价值在其中得到了空前的凸显，而先秦诸子实现这一点主要是通过两种途径，一种是把人从宗教神学下解放出来，另一种就是把人从低等生命中拔升出来。而在儒家那里，把人从低等生命中拔升出来的基本依据就是人向善的趋向，就是人的道德自觉。孔子指出，与犬马相比，人的孝道不在于能养父母，而在于在养父母的同时还能产生对父母的敬意，这就明确把道德视为人与动物相异的本性，这一观点也为后世儒者所继承并不断强化。道德不是人与动物区别的全部，也不是人与动物根本意义上的不同，但因为道德既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又是人能动地对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进行价值评价的结果，所以它仍是人超越于动物最重要的地方之一。当然需要强调的是，动物是无所谓事实与价值，物质与精神的矛盾的，无论就身份之贵贱还是道德之高下，小人也绝不等同于动物，君子与小人的差别也绝不等同于人与低等动物的差别，但人的本质终究是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提升的，从这个角度上说君子的人格比小人更加完善。孔子要求樊迟在“成人”的漫漫征途上更上一层楼，对于人的自觉和进一步发展来说，也无疑可以提供强劲的推动力。
2、孔子批评樊迟请求学农的消极影响
从消极的作用来看，第一，这种批评轻视了改造自然的意义。孔子批评樊迟“学稼”、“学圃”是否一定意味着孔子轻视农业生产和劳动人民，可能还存在一定的争议，但在孔子乃至儒家思想的价值取向中修身和治国的分量重于务农应该没有明显的疑问。从儒家所描绘的君子理应致力于的宏伟蓝图来看，务农的确不值得投入大量的热情和精力，可如果换一个角度，结论就未必如此了。从事农业生产属于人类改造自然界的活动，改造自然是人类获取物质生活资料以满足最基本的生活条件的必要途径，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基本形式，一切更高层次的实践活动都必须建立在它的基础之上。生产力是社会运行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而生产力的实质就是人改造自然界的能力。与西方传统哲学更多地以认识和改造自然界为宗旨不同，中国传统哲学主要是面向人和社会自身的，它本质上不是以本体论和认识论为特色的哲学，而是价值哲学。[28]这一特点使我们荣耀地成为了一个重人文精神，重道德修养，重价值追求的民族，但也让我们遗憾地成为了一个轻规律掌握，轻技术进步，轻真理探索的民族，而中国传统哲学经验领域与超验领域密切结合，不善区分的思维方式也妨碍了我们从理论的高度认识务农乃至改造自然的重大价值，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如果要追究这种遗憾最早从哪里产生，反对学农的孔子自然是要承担一定的责任的。虽然他和后世的儒者都不否认物质生产活动的价值，但在他们那里这种活动更多地还只是一种必经的事实，对其价值的承认带有较强的被动性，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轻视改造自然的意义也就顺理成章了。
第二，这种批评禁锢了人的个性的发展。孔子及儒家高度重视道德的提升和人格的完善，但道德提升和人格完善是否只有“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这一种模式，[29]又究竟该如何提升人的思想道德素质，都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事实上，人们在完善自己的人格，实现自己的价值的过程中需要遵循共同的原则，守住共同的底线，但人更需要在此前提下努力打造自身的特色，彰显自身的个性，如果特色和个性不能充分发展，自由就不过是海市蜃楼而已。在人向自由迈进的过程中，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在不损害他人和社会的前提下，允许人们根据自己的爱好和意愿进行独立自主的选择；其次，不管一个人做出了怎样的选择，他都有必要进一步提升自己的道德素质，但提升的方式仍必须充分尊重其独立自主的权利，必须严格遵守道德靠人的自觉性来维持和提升的本质规定。只有做到了这两点，才能既保证人的个性的发展，又推动人的道德的进步。以此来审视孔子对樊迟的批评，就第一点来讲，学农并不是一个会对他人和社会造成损害的选择，孔子却表示反对；就第二点来说，即使樊迟的道德境界的确还有待提高，孔子的批评就尊重其独立自主和道德自觉而言也显得有些过激。对于儒学束缚人的个性发展的问题，杨国荣先生曾评论道：“孔子以圣人、君子为普遍的人格模式，似乎未能注意到人格的多样化问题，这种思维取向在理论上与‘克己复礼’（将自我纳入礼所要求的普遍模式）相一致，它或多或少使其人格理论呈现出某种负面意义。”[30]这种负面意义的不断加重，也是儒学后来坠入“以理杀人”（《孟子字义疏证与某书》）的深渊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31]
三、结语
科技进步与人文繁荣，个性张扬与道德约束间的矛盾都是人类社会特别是现代社会的发展历程中十分突出的矛盾，尽管时空有别，但孔子对樊迟的批评仍可以为我们正确处理这些矛盾提供可贵的启示。我们需要继承孔子乃至儒家对人文精神和道德水平的重视，但也要克服他们轻视科技提升和个性发展的不足。相信随着对儒家价值追求和人格目标的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可以从中收获到更多的精神财富！
有关孔子的论文【3】一、好学是成才之钥匙
对于“好学”，在《学而第一》中孔子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其意思是说，要做到饮食不求奢侈与满足，居住条件不要求舒适与安逸，但对学习与工作要勤快，说话要小心谨慎，到道德高尚、有学问的人那里去讨教端正自己，就算是好学了。事实上，孔子强调好学，有两个层面：一是做人，二是做事。他把做人放在了首位。《论语述而第七》中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其意思是：品德没有培养，学问没有讲习，听到义在那里，却不能以身赴之，自己有缺点，却不能立即改正，这些都是我的忧虑。因此，研究生要培养德性，学会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以德为先，是好学的首要任务。同时，孔子的一生又是勤奋问学的一生，他从十五岁“志于学”后，终身学而不倦。直到晚年，还津津于易经，手不释卷而韦编三绝，其“朝闻道，夕死可矣”的执着求学精神，是值得研究生学习的。孔子在《论语述而》中自豪地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特别是孔子的好学还体现了谦虚好学的精神，“三人行，必有我师”已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绝句。因此，重温“好学”精神，养成“好学”习惯，已经成为当今研究生成才的必修课。
二、忧患意识是成才的内需
孔子《论语泰伯》中说：学如不及，犹恐失之。其意思是学习好像追赶什么，总怕赶不上。一个人的成功离不开时刻忧患自不如人的自觉意识。孔子告诉我们，在学业上，时刻要有一种忧患意识。孔子指出“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忧患意识是指人们面临自然、社会与人生所遭遇的困难而产生的忧虑与思索。从远古时代，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背景下人们对自然灾害的忧患，到进入阶级社会后人们对社会、人生的关注忧患，无一不留下历史的烙印。一个有责任感的人，其忧患意识体现为人们对国家、民族、人生的命运和前途的关怀。孔子便是古代优秀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孔子时刻怀有“以道自任、为道献身”忧患意识。他说：“朝闻道，夕死可矣”。
他把“道”看成是他们最终安身立命之处，并有为“道”、为真理而牺牲的精神，即所谓“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以孔子代表的儒家知识分子以平治天下为己任，养成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续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宏大形象，这种忧患意识值得人们学习。因此，这种忧患意识是我们当代中华民族优秀知识分子所应秉承的基本思想。当代研究生作为我国培养的高层次人才，肩负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忧患意识不仅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更是作为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一直被人们尊尚和传承的精神。这就要求研究生必须忧患“国家兴亡、民族盛衰”，以道自任、为道献身的思想意识，并激发出把建设祖国作为己任的壮志。四、处理好人际关系是成才的外部要素孔子在《论语阳货》中对子路说六言六蔽为：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事实上，孔子告诉了我们处世与学问之间的辩证关系。
“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的意思是：有仁德而不爱好学习，他的弊病是容易被人愚弄，因为仁虽然好，若没有真正学问的涵养，往往会分不清是非善恶，这种好人就是“东郭先生”。有许多人心存善良，仁慈爱人，但盲目的慈悲也不对，若学问不够，不能明辨是非，有时帮助一个人，反而可能害了被帮助的人。因此，仁慈也需要智慧和学问。“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其意思是爱耍聪明而不爱好学习，他的弊病是容易放荡不羁。孔子说有许多人知识非常渊博，而不好学就容易非常放荡、任性。许多年轻人知识太渊博，看不起人，对自己不够检束，这就是荡的表现。“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意思是诚信而不爱好学习，他的弊病是容易被人利用自己受害。有的人过分的自信且自以为是，结果害了自己，这就是“其蔽也贼”。因此，自信必须建立在深入考究、有充分依据的基础之上。
“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意思是直率而不爱好学习，他的弊病是容易说话尖酸刻薄。直爽的性格本来是优点，但若不分场合、不分尺度地指责与批评别人，不给人留情面，结果得罪身边的人，难以与人共处，结果被孤立，未能有所作为。“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是指的勇敢而不爱好学习，他的弊病是容易出乱子。有的人勇敢、脾气大、莽撞却不学礼度且缺乏修养，做事不周全就容易出乱子。“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是指刚强而不爱好学习，他的弊病是狂妄悖理。个性很刚的人，若不好学，他就会变得狂妄自大、满不在乎，容易铸成大错。在《论语雍也》中有这样一段对话，冉求曰：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这段话的意思是，冉央求着说：不是我不喜欢您的学说，是我力量不够。孔子回答说：如果真的是力量不够，走到半道会再也走不动了。现在你却没有开步走，就自行设定终止线了。这里孔子批评冉在为自己的退缩找借口，这个借口乍一听似乎还有点道理，但其实只不过是对自己不思进取的一个开脱，缺少持之以恒的品质。
有的人做事的时候，往往忽略了持之以恒。其实，许多成功都是努力坚持的结果，正如“水滴石穿”、“愚公移山”。“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如果我们做事时缺失了这份坚持的力量，就会错过很多机会。比如，奔月工程曾是中华民族一个古老的梦想，可到如今我们的宇航员能够实现太空行走，我们的卫星能够绕月飞行，梦想变现实，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几代人持之以恒的结晶。追溯孔子思想，努力提高自己的问学水平，为实现繁荣富强中国梦贡献力量是当代研究生必修的内容，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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