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形记卡夫卡读后感（一）
格雷戈尔，一个担任着重要职位的公司职员，在家里也有着维持家庭生活的作用，没了他，家里就没有一个能挣钱的人——格雷戈尔的妹妹，才十七岁，不需要指望她干活挣钱维持家庭生活、格雷戈尔的爸爸，几年之前就破产了，五年没工作了，估计自信心也没了、格雷戈尔的妈妈，更不用说，绕着房子坐一圈都喘气。
而可怜的格雷戈尔，在一天刚刚醒来时却意外的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令人恶心的虫子（⊙o⊙）！。他百般尝试的从床上下来，可刚一下来就撞伤在了床腿上。这只可怜的虫子的惨遇估计谁也无法料到……
从此以来，没人愿意再看见他，除了好心的妹妹，给他送来吃的，天天关心着他。格雷戈尔的爸爸妈妈从此一见到他这只恶心人的虫子就会昏过去，而家里的生活一天一天的不富裕了，只剩下五年前格雷戈尔父亲的公司倒闭时“营救”出来的财产了，厨工和女佣也先后被辞退了，格雷戈尔渐渐成为了被人驱赶的对象，而他感到别人就想要踩扁了他似的。
而行动也始终控制着他，他不能走得太远。一系列的不好的心情困扰他，终于，可怜的格雷戈尔在凌晨三点呼出了最后一口气。
唉，可怜的格雷戈尔，一个相当受别人欢迎的人，变成了一只可怜的虫子，谁都不能想象他自己该是多么无奈，渐渐地被人疏远，被大家所驱逐，所厌恶。许多人所讨厌的格雷戈尔是多么可怜啊！
变形记卡夫卡读后感（二）
今夜，卡夫卡的甲虫在我的思维中蛰伏着。喧器的城市与疲惫的身影在我的灯光中四处摇曳，日渐消散。我试图以仰姿与这位生前穷困潦倒，死后声名大振，轰动全球，被誉为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奠基人悄悄对话。
卡夫卡的笔记片断中说：“在巴尔扎克的手杖上写着：我在粉碎一切障碍。在我的手杖柄上写着：一切障碍都在粉碎我。共同的是一切。一切——那是什么？城堡，审判，流放地，科学院，乡村医生，噪音尖利的庞大的机器，一卷一卷堆上去又掉下来的公文，甚至饥饿，甚至城墙，甚至飘摇的圣灯……”
而后来者说：“卡夫卡对我们至关重要，因为他的困境就是现代人的困境。”
事实上，现代人的困境就是秩序化、数字化、信息化与现时的既成现实相背离的产物。因而生活的苦难正需要以某种方式加以救渡，在众多的障碍向卡夫卡的原点袭来的时候，这种挤压状误解的境遇不得不使人产生“变形”以适应当前的生活。格里高尔·萨姆沙在职业的习惯势力和生活的重担的压迫下从“人”变成一只大甲虫，这位奥地利作家通过隐喻的手法，揭示了一个普遍的真理：人们所创造的物作为异己的、统治人的力量同人相对立，并时刻想操纵着人，专心致志于把人变成物的奴隶，最终对人的至尊地位加以驳离，使人变成了“物”或“非人”。
眼下的我们在“变形”，也正一天一天地走向自己的背面，与自己擦肩而过，但绝不是说丧失自我，()只是在超越的过程中失去了原我。失意时顾影垂泪，自轻自贱，是变形；得意时自我膨胀，忘形失态，是变形。社会角色的不断变换，比如居家要做好妻子，出外交往要做文明人，在单位要做好同事，在领导面前做好下属等等，如此种种，实属异化与变形，是压扁了的生活，它与真正“意义”的生活大相径庭。这也许是一种生存的策略吧。社会现代化每向前迈进一步，对人的意识形态领域就是一次强有力的冲击和挤压，这样的结果，难免会使得当代人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与其本性错位或发生偏离。
卡夫卡的现实生活表面看来是异乎寻常的，但就其生活和文学的意义来说，没有谁比他生活得更有意义、更接受真实。就其接近生活真实这一点上，现代“新写实”小说或多或少从中汲取了丰厚的营养。他们的作品在展示琐碎、苦难的时候，有意回顾了自己对苦难人生的情感和价值判断。我们被他们如此大胆地苦难描写弄得目瞪口呆，回过头，却只能看到作者那令人费解的冷漠表现。
也许这就是卡夫卡和他的甲虫情绪的背后。
变形记卡夫卡读后感（三）
旅行社推销员格里高尔一夜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甲壳虫。这一变化，使无数的读者看到了世间的悲凉、人生的辛酸和命运的多舛。没有一个人不用世俗的情感体会到自己令人怜惜的生命脆弱。在随后的阅读里，这一形象象命运的主题时时以凌厉的重音敲击着人们的心弦。
这个如此具有开创性的文学形象使我们瞠目，它到底承载着什么、启示着什么？
有人认为，它有力地揭露了社会制度之缺陷所造成的人的异化。人的丰富的人性、情感、心理等社会性和生物性的彻底物化。这些判断都正确而深刻的揭示了社会制度和文化里的反人性力量的存在。强大的丧失感控制着每一个阅读者的心灵。
但是纵观卡夫卡的小说作品，我们会看到，这一变化里同时也蕴含着对人的孤独而独特的存在，以及人类文化勾通的不可能性等哲学思考。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享受着共有的物质资源、人类文化资源，秉承着千万年人类进化所成就的语言、思维、情感的巨大既有果实。我们生存在具体的有着自然疆域、历史文化和现实的制度阶层的社会关系中。作为人类，我们的特性里有着显着的社会性。社会性的生存是人类生存的本质。
同时，人具有其巨大的生物性特征。人类从自然中获取生命能量，获得文化信息，勾通个体天赋的进化成果，在身心的整合中成长为一个独特的生命个体。人的社会性和生物性的统一具有无限的可能性，于是，古往今来，在不同的自然、文化背景下诞生了无数不同的人。人，因其独特性，而使人成为区别于他人的人，成为不可超越因此本质上也不可勾通和理解的特别个体。哲学的上“不可知论”和文学上的悲观主义都是基于人类这个坚实而冷酷的自然与文化现实。
我们成长在社会性与个性、生命的现实性与超越性、对社会勾通的强烈愿望与勾通的不可能性的矛盾之中。
不论是唐诘诃德、浮士德、简爱、夏洛克或卡夫卡笔下的另一文学人物形象“饥饿艺术家”，都在寻求着勾通和理解。但是人人都在背负着无人理解自己、认同自己的苦痛的负担，人因其独特性而承受着深深的孤独感。
这是为实现自身的社会化或者说深深地溶入社会，而必然经历的生存和存在状态。
精神分析学派认为：人性没有得到展开的人，具有深深的人格的寄生性、依附性，他们的心理的完整性依靠他人的给予，或者说他们承受着令他自己恐惧而永远无可弥补的孤独感。
人性得到全面发展的人，获得了对物质和精神的生产性能力。他们独特地生存和创造，与这个世界有本质的、自足的勾通。他们也有着人类共有的孤独感。只是他们生产性人格的独特存在，使他们具有长在的幸福感、自由感以及与人类的深深相统一的满足感受。
他们的孤独感表现在他们的生产性行为的独一无二和独立不依。同时也表现在常人的不可理解和与他的道德价值能力的差异上。
人类因为差异而显孤独，而不可交流使人们永感孤独。格里高尔的独特存在方式是寓言式的甲虫一样的生存，他因此没法获得他的上司、父母和妹妹的理解。连他的善意和谦和都无法让他们接受。他被他们遗弃、致命地击打，最终招致死亡。他的死亡，使他们的生活归于平静和满足。
在这里独特的生存，甚至被视为异类。但是，我们可以宽泛地理解为独特的生存使交流成为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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