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领域党建工作的价值
社会领域党建工作的价值
从理论上说，社会领域的党建工作，其核心是通过党组织网络的延伸及其有效运转来扩大党在该领域的影响力，其价值不仅体现在执政党自身层面，而且扩散至社会领域甚至是公共政策领域。社会领域的党建工作在服务与引领社会发展、推动执政党整合器功能的实现、发挥政治社会化作用、培养与输送社会精英、提供民众利益表达渠道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
一、服务和引领了社会的发展
社会本身并不是一个自足的存在，它本身需要其他力量的介入、引导和规范，甚至是培育，否则，社会要么被政治、行政力量所挤压，根本不存在，要么成为一种不可遏制的力量，从而对他者的合法权益造成危害。
在新时期的中国社会，执政党既承担了社会生产，即培育社会的任务，又承担了服务、引导社会的重任。社会领域的党建工作，如果离开了服务社会，既不符合政党发展的逻辑，也不符合社会发展的逻辑。在服务社会的过程中，不仅是党服务社会理念的张扬，更重要的是服务社会、服务群众行为的落实。
社会领域的党建工作，只有抓住了民众的现实需求，关注民生、注重人本和服务社会，其工作才能有效展开。执政党服务社会的过程也是其合法性资源增进与拓展的过程。通过执政党对社会领域的组织嵌入及与之伴随的党员个体的嵌入，党借助社会组织实现对社会的整合，同时也推动了社会组织的萌生与发展。通过党组织的引导，让社会组织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使社会组织在发挥自己核心功能时能理解并尊重其他组织、个体合理的利益诉求。对社会组织来说，执政党在社会领域的党建工作起到了培育、服务与引导作用。执政党是连接国家与社会的中介与桥梁，执政党在社会领域的努力，其成果与影响不仅显现在政党自身领域，而且会延伸至公共权力领域，产生了所谓的“超域”效应。
二、实现了执政党的整合器功能
社会是多元的，民众的利益也是多样的，并不是每一个民众的利益诉求都带有理性化或是公共性的色彩。因而，执政党存在的功能一方面要容纳民众多样化的利益诉求，另一方面还要对这些多样化的利益诉求进行梳理、整合，归纳、提炼出反映民众普遍利益的诉求，并反映到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中，从而发挥出整合器的功能。整合社会是使社会处于某种一体化的状态，这种一体化不是要通过行政手段来消灭差异，而是要使社会的多元要素处于一种有机、互补的状态。
社会领域党建工作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将政党这种理论上的“整合器”的功能开发出来。社会领域各级党组织面对着民众多样化的利益诉求，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如协商讨论平台的搭建等，从公共理性、公共利益的立场上来加工、综合，最终以一定方针、政策来回应这些诉求，从而有利于基层社会的稳态发展。
三、发挥了政治社会化的作用
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提出是来源于社会，同时，这些方针、路线与政策要在现实中产生出强大的物质力量，最终还是要回归社会，被社会民众理解、认同和支持，因为仅靠外在的、刚性化手段来执行，不仅成本高昂，而且其效果也很难保证。这就需要执政党通过一定的渠道和方式将这些政策产品内化于民众的内心深处，这就是政党的政治社会化功能。社会领域为党建工作的展开提供了空间，也为党的政治社会化找到了最广大的现实受众与客体。
四、培养与输送了社会精英
执政党作为一个有着巨大影响的政治组织，要赢得或保持执政地位，要有效整合社会，其内部必然有大量的各方面的精英人才。这些精英散布在各行各业，包括在社会领域。执政党内部的一整套精英的录用、选拔、晋升和培训等机制，为人才的脱颖而出创造了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执政党组织本身也是一个培养、输出人才的政治组织，在“党管干部”的原则下，这一点体现得尤为明显。
执政党通过在社会领域的嵌入，锤炼、发现和培养了大批精英，并通过一定的交流与晋升通道，将这些精英输送到治国理政的各个领域。发挥其各自的作用，实现其自身的价值。
五、提供了民众利益表达渠道
社会中的民众有着多样的利益诉求，利益表达渠道的通畅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公共政策制定的科学化问题。在现代社会，政党通过其组织网络和运作机制能提供民众利益表达的制度化管道。正是有政党这种制度化的表达渠道，避免了民众与政权系统的直接冲突甚至对抗，从而在国家与社会间形成一种制度化的缓冲。执政党在社会领域的嵌入，特别是通过其组织网络的延伸，为民众的利益表达提供了现实通道，也为党组织吸纳民意提供了组织载体。
参考资料：
罗峰：《转型期社会领域的党建工作：价值、重点与架构》，《党的建设》，201*年第2期。
十七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李文起：《努力探索社会领域党建工作模式》，《北京支部生活》，201*年第10期。
扩展阅读：社会领域党建的工作内涵与工作范围
社会领域党建工作的内涵与范围
党的十七大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全局出发，对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作出了全面部署。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又明确指出，要全面推进各领域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实现党组织和党的工作全社会覆盖，为加强和改进社会领域党建工作指明了方向。
一、
社会领域党建工作的内涵
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决定了它要关注社会层面的变化，并通过一定的方针、政策来回应社会的需求，以此来扩大党的执政基础、增进其合法性。这就提出了社会领域党建工作的命题。
“社会领域党建”是一个新概念，社会领域的党建工作主要包括社区党建、社会组织党建、新经济组织党建等工作。社会领域的党建工作包含着比单纯的党务工作更多的内容：在服务对象上，党务工作的主要对象是党员，而党的社会工作还包括社会群众；在工作体系上，除了党务工作的纵向工作体系外，还包括各种横向的、网络化的工作载体；在工作内容上，除了党务工作的交纳党费、学习文件外，还要反映、维护和实现群众的利益诉求。
二、
社会领域党建工作的范围
对于社会领域的理解，既可以界定为“能动的社会”在与市场力量扩张相对抗、相搏斗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一种力量，在这种社会的对抗下，市场被驯服，成为一种受“规制”的市场如工会、合作社等（英国学者卡尔〃波兰尼）。又可以将其理解为“公民社会”，与国家既相合作又相对抗的一种力量，通过公民社会与国家间的互动，公共权力主体被驯服，成为一种受“规制”的力量。在中国的语境下，无论是规制市场的“能动的社会”，还是规制公共权力的“公民社会”，它们在现实中都有一定程度的呈现，但它们尚都处在发育、成长过程中。
考虑到政党的社会属性和党建工作的操作性，从国家与社会“两分”的角度来界定“社会”，更具有实际操作意义。在国家社会的分析框架下，社会是与国家相对应的客观存在。在现实中，国家指称的确定与明晰也带来了社会概念的确定与明晰。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领域的党建工作范围可定位在与政权系统相对应的层面，其聚焦点可以是社会领域的非单位组织（两新组织、社区等）。因为非单位组织的出现是社会发育、成长的表现，它们对国家政权系统、对社会的稳定、有序产生的影响也在逐步放大；与此同时，传统单位（党政机关和国有、集体企业等组织）党建的组织体系和工作方式又无法容纳、涵盖和解决党的社会整合问题，非单位组织党建的重要性也就与日俱增；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无论是政党还是国家，最终都来源于社会，因而要保证该领域党建工作的有效性，必然要促进单位组织和非单位组织间良性互动和资源共享。
总之，社会领域党建工作的范围是与政府相对应的“社会”，由于非单位组织的成长与发育是转型期中国社会所出现的标志性事件，因而它们是社会领域党建工作的聚焦点。同时，由于政党和非单位组织的社会属性，这又决定了社会领域党建工作的开展又不能人为地进行“单位”与“非单位”、“条”与“块”的切割，社会领域党建工作的生命力和有效性在于它与单位党建和社区党建的互动与融合。
参考资料：
十七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十六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十四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陈霆：《改革开放三十年催生“两新”发展》，《凝聚》，201*年第11期。罗峰：《转型期社会领域的党建工作：价值、重点与架构》，《党的建设》，20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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