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示范点项目学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读后有感
笔者对《思路》的一篇质疑短文在《百家言学术广场》发表后，有朋友介绍我看去年《外语界》第四期高教司领导的另一篇文章，题为《抓住机遇，再接再厉，全面提高大学英语教学水平》。这是该领导在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示范点项目学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为行文方便，以下简称《讲话》)。我认真读完《讲话》后，思索良久，感慨万千。
如此褒贬为哪般
《讲话》一开始对北京十万大学生奥运自愿者的外语水平大为赞扬，说他们“大多数是非英语专业的”，“他们的英语能力相当出色”，他们以“娴熟”的外语迎接世界各国客人。他们的英语水平为什么那样高?《讲话》解释说，这些自愿者所在学校采用了“以听说为主的计算机和新教学模式。”
一开始我有点纳闷：大学英语“新一轮”改革没搞几年，怎能如此立竿见影?上层领导为何急急表态并高调评价?当时总觉得这件事怪怪的。但后来我慢慢地想通了。大凡有作为的领导者总渴望在其任内搞出些政绩来。现在发现成绩了，当然就得及时展示和推介。俗话说：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王婆不使劲吆喝，她的瓜怎能卖得出去?不过，你说你有成绩不打紧，你别故意贬低别人的工作和成绩呀! 我对《讲话》非常不爽的地方就在这里。
《讲话》刚讲完新改革的成就，便立即数落起新改革前的状况，说那时教的是“聋子英语”、“哑巴英语”、“许多教师上英语课时主要讲解语法、翻译和课文”，结果学生“活到老，学到老，就是用不了”。还说，“由于数学内容、方法和技术手段落后，大部分学生从幼儿园就开始学习英语，到了博士后阶段还在继续学习，但就是既听不懂，也开不了口。”
瞧，新改革前的中国英语教育是多么的落后和无效。如果不改革虽然不至于亡党亡国，那也是在误人子弟呀!不过，我又细想，过去果真是这样的状况吗?本人曾在北京一所学校从事大学英语教学和管理工作将近20年，几乎见证了那个时期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全过程，我看到的情况并不像《讲话》所描述的那样。
批评可以休夸张
先说说“聋子英语”、“哑巴英语”吧!《讲话》没有给其明确的定义，大概是指教师教学中不搞英语听说，学生也像聋哑人一样对英语不会说，也听不懂。
实际情况根本不是这样。在上个世纪最后20年里，至少在我了解到的学校里，教师上课一般都用英语讲课;在课堂上要求学生读课文，用英语回答提问。有的教师每次上课时要求一两个学生用英语报告本周新闻;还有的教师就某个专题组织学生英语课堂讨论。大学英语教学中已多年不单设语法课型;只有在讲解课文遇到复杂句子结构时，才作语法分析或将其译成中文。80年代后期大学英语四、六级统考在全国开考后，由于听力理解比分占20%，各校开始普遍开设听力训练课。90年代大学英语口语考试开考后，许多学校增设口语课。
由于学生入学时英语水平比较低，大学期间其他课程负担重，英语学时有限，语音教学设备不充足等原因，那时按教纲要求将阅读列为教学重点，但是从未忽视过学生听说能力的培养，其中听力教学曾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处于仅次于阅读的地位。如果说，过去的大学英语教学中，听说教学花费的时间不够多，学生的听说水平不高，毕业后不能很快适应某些单位实际工作的需要，与英语专业毕业生相比存在很大差距，那是可能的，也是正常的。但不存在“聋哑英语”的问题。批评一个不存在的问题是不是有点无的放矢?
至于说到“活到老，学到老，就是用不了”，我不知道这算什么问题。难道不应当“活到老，学到老”吗?难道英语学习有止境吗?《讲话》批评的，大概是“就是用不了”。但这个“就是用不了”又算是什么问题呢?也许有这样几种情况：一是过去英语教学，理论脱离实际，学生学的英语不是实际工作中需要的东西，因而学生没法用;二是学生的英语水平上不去，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英语无法发挥作用;三是工作和生活中没有使用英语的机会。到底是哪一种情况，我说不好。《讲话》大概认为三种情况都有可能。
但是我要说的是，过去大学英语教学中，我看到了许多学生在使用英语，而不是学而不用。我看到学生带着“随身听”，收听英语广播或录音，在宿舍里观看英语影视节目。文艺演出时，学生朗诵英文散文，唱英语歌曲，表演英语小品。搞毕业设计或写毕业论文期间，学生看英文参考书，上网查阅国外英语资料。大学毕业后，有的学生想读研，想出国，他们要参加有关的考试和申请。考研的学生，英语成绩须过线。考托福、考雅思或考GRE都得用英语，而且听说读写都有相当高的要求和标准。过去20多年有成千上万的大学毕业生出国留学或工作，他们大多数是非英语专业的学生，他们在国外几乎天天在用英语。我还没有听说过有多少人他们的英语“就是用不了”的，也没有听说过有多少出国留学的人员因为他们过去在国内学的是“聋哑英语”而被退回国内的。
至于在国内工作的毕业生，如果业务圈子里有与之打交道的洋人，而且工作语言是英语，那么这些毕业生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一般都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即使刚开始有困难，但在这种环境里有了英语四级以上的语言基础，他们通过边工作边学习，也会很快适应工作的需要。如果工作单位没有洋人，没有直接听说英语的机会，那么在与国外单位业务联系与交往中，一般也有读写译英语的机会。英语与其他所学的专业知识与技能一样，学完了不一定马上能在实际工作中得到应用，也不可能一开始就能用得很好。学与用有个磨合的过程;这个过程有时可能需要较长的时间。对此，我们要有耐心，也要有宽容心。一时用不上，也不要轻易否定他们的潜能，肯定说他们“就是用不了”。
至于《讲话》里所说的，从幼儿园就开始学英语，一直到博士后阶段还在学，结果仍然不会听也不会说英语的例子，我敢肯定，这是《讲话》作者自己编造出来的。何以见得?因为他说的是“大部分学生”。成千上万个博士后中出几个这样的学生，也许有可能，但说是“大部分学生”如此，那就是天下奇闻了。这个故事的虚构性其实很容易分辨。
第一、现在处在博士后阶段的人，进幼儿园的时间应该在上个世纪80年代，那时有英语课的小学在全国已是凤毛麟角，要找开设英语课的幼儿园恐怕得踏破铁鞋了。
第二、就算中学、大学和研究生大约15年时间一点英语听说都没学，学的全是“聋哑英语”，对听说能力的培养没有任何帮助，那么在幼儿园和小学大约8年期间学的总得是听说吧?怎么最后仍然“既听不懂，也开不了口”呢?
第三、到了博士后阶段，人已30来岁，不去搞他的专业，不去上班挣钱、养家糊口，而是“继续学英语”，而且“大部分”人都是这样，有这样的可能吗?如果真有这样的博士后，那他们的脑子恐怕出问题了。
领导者有权批评下属的工作，但是再高的领导，批评也要有分寸，不能言过其实，信口开河。
改革也罢别折腾
“改革”这个词在当代中国绝对是个很正面、很时髦的词，但英语里的reform是个中性词。我们外语教学工作，如果改革得好，可以大大提高教学质量;如果不按照科学规律办事，单凭主观意志蛮干，那不是改革，而是折腾。读完《讲话》后，我最担心的是，我们的改革最终会不会沦为折腾。下面谈谈我的几点看法。
首先，我认为大学英语教学阶段提出“以听说为主”、“以听为纲”的原则，很不妥当。听说能力的培养主要应放在中小学阶段，因为语言学、教育学和心理学都认为少年儿童时期是语言听说能力形成的关键时期;错过这段时期，到成年后再学听说是事倍功半。《讲话》作者明知这一道理，却以中学“内外条件影响”为由，将中学英语教学规定为“语法、词汇和阅读方面的教学”。这“内外条件”是什么?《讲话》举出两条：“缺少教师”和“高考”。在我看来，这不是真正的原因，因为近几年来除少数边远地区外英语教师已不再短缺。高考更可以通过干预进行调整;考试应服从教学，而不能让教学服从考试。有人说，真正的原因是，高教司管不了中小学这一块，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铁路警察，各管一段”。但是高教司不是铁路警察，它可以通过上级机构教育部来协调;如果教育部也不能协调下属的几个司，那它还有什么权威组织和领导全国各地和各学校的教育改革?
第二，在大学英语教学阶段，在听说读写译几种技能中，应当以哪种或哪几种技能作为教学的重点?我认为，一要看学生原有的英语基础，二要看学生毕业后在工作中英语的实际使用情况。前面提到，中小学阶段应以培养听说能力为重点。在中学已有一定的听说基础后，大学阶段则应以读写(包括汉译英)为教学重点。《讲话》提出的读写在中学阶段解决的主张，实际上忽略了大学阶段的读写与中学阶段的读写，在语言的难度与复杂程度上是完全不同的。《讲话》认为听说可以“带动”读写，这个观点也缺乏科学根据。听说与读写除涉及的语言材料在难度上有差异外，本质上它们属于不同的两套符号系统。人们听说的是语音符号，读写的是文字符号;两者有联系，但不能互相替代。能读写的不一定能听说，反之亦然。听说读写各自都需要专门的学习和训练。
大学生毕业后除一部分人考研和少部分人出国留学或工作外，大部分人在国内就业。现阶段，包括投资在华的外企在内的绝大多数企事业单位，工作语言(口语和书面语)是汉语。使用英语最大的可能是书面材料(书刊、文件、报表、单据等)的读写译。因此，大学英语教学必须面对这种形势，满足这种需要。如果提高了工作中很少使用的听说能力，但牺牲了实际工作中真正需要的读写能力，那是得不偿失，也不符合学以致用的原则。而且依照“用进废退”的规律，所提高的那点听说能力，由于长时间没有使用的机会，最终会丧失殆尽。
第三，除阅读(包括英泽汉)外，现阶段大学英语教学需要特别加强写作(包括汉译英)能力的培养。在国内工作岗位上，写是仅次于读之外的最有实用价值的英语技能。工作中常见的写作任务有：撰写国际会议或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或研究报告，草拟合同或协议书，写备忘录，拟写商务信函或公关信函，编写产品说明书或商业广告等。写作课费时费事，教师一般不愿教，事实上也确实不好教，不少学校干脆不开写作这门课。长期以来，工作中非常实用的英语写作(包括汉译英)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却是最薄弱的环节。因此，在这次改革中有必要大力加强写作与汉译英的教学。
第四，对于毕业后准备读研或留学的学生来说，英语听说能力的确很重要。但这些人进一步深造前需要经过入学考试的筛选。考研题和出国考试题中听力只占少部分，大部分试题内容涉及的仍是读与写。从以往的经验看，实现原教学大纲规定的要求后，这两类学生就能基本应付考试的需要。部分英语水平稍差者需要参加考前的复习班，这也很正常。任何竞争性强的考试都需要考前复习和准备。我担心的是，如果大幅度改变原教学要求，削弱读写能力，考生考前的复习和准备的任务会更繁重。英语更有可能成为他们继续深造道路上的栏路虎。据留学生反映，刚到国外头几个月，他们在听说方面确实有困难，但在国外的语言环境下，听说能力发展很快。语言上真正困难的地方还是读写，学校要求读的参考书多，要求写的作业量大，需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能适应国外学校的教学要求。
我之所以这样强调读写，一方面是因为读写能力对多数学生将来的工作确有更大的实用意义，另一方面也是要表明我对《讲话》轻率改变这一传统的教育方向的强烈不认同。但是，在实际教学中，无论是中学阶段还是大学阶段，我们都要坚持四会教学，也就是说，在中学培养学生的基本听说能力的同时，在教学中，要讲课文、讲词汇、讲语法、讲翻译，要求学生连词造句，写短文等。同样，大学的总体目标是提高阅读水平和质量，培养写作和汉译英能力，但同时也应有听力练习，有英语课堂讨论，鼓励学生收听英语广播，看英文电影和录相，开展多种多样的课外口语活动和听力训练。
最近我们都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我们的英语教学无论中学还是大学都要互相协调，不能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五种语言技能要统筹兼顾，各个阶段有重点，有配合。只有这样英语教学从中学到大学才能达到全面的可持续的发展。
《讲话》说，听说读写译五种能力不能全面铺开，也不可能全部学得很精。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们也不能走极端。为了在新教改中推行“以听说为主”、“听力为纲"的主张，《讲话》把过去的教学描绘为“聋哑英语”;反过来，如果只抓听说不搞读写译，会不会又被人描述成“瞎子英语”呢?
全面协调与统筹兼顾还包括改革中要考虑不同层次高校的特点，像清华、北大这样的一流大学毕竟是少数;大多数高校执行英语教学新标准和推行英语教学新模式前应先试点，取得经验后，再逐渐铺开，不能一哄而起，一步到位，一蹴而就。
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并非始于今日。至少在四分之一个世纪前大学英语就开始了教学改革。至今人们还记得1984年5月在浙江大学召开的《大学英语教学大纲》审定会。这份大纲与后来的《修订本》都是在当时的教育部有关司处领导下制定、颁布和实施的。我指出这一点是想说，我们不能割断历史，以现在否定过去，“觉今是而昨非”。如果没有过去，哪来现在?改革是个好东西，但是如果改革不按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搞，翻过来，复过去，那真的可能成折腾了。
别把学校变市场
《讲话》除了强调大学英语教学要“听说为主”、“听力为纲”外，还有两点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一是在听说教学中推介使用计算机、网络等先进的技术手段。我统计了一下，《讲话》稿中提到计算机、软件、网络、信息等先进技术术语，有34处。二是高教司及部份高校在购置先进的计算机硬软件方面肯花大钱，少则十几万，多则数千万。这两点据说跟《讲话》作者既是掌控高教司资源的领导又是知名的计算机专家双重身份有关系。至于这些新技术手段对英语听说有多大作用，本人不是电脑专家，不敢妄加评说。但是任何人，只要有一点计算机常识，都能想象得出，到目前为止，再先进的计算机也不可能创造出这样的语言环境，使人能与计算机自由地进行有声语言的互动交流;也就是说计算机作为辅助教学工具，在口语教学中的作用微乎其微。计算机在听力教学中能发挥一定的作用，但它的作用也就是过去的收音机、录音机、复读机、录像机、电视机等电子工具所能发挥的作用而已。建国60年来，我国培养出的“非聋哑英语”人才成千上万，他们听说能力的培养除了课堂老师面授外，平时使用的学习工具，就是收音机、录音机、电唱机和电影放映机等被现在《讲话》贬之为“落后技术手段”的东西。比起计算机，它们是落后的，但它们有效、管用，而且很省钱。白猫黑猫，逮住耗子就是好猫。对于逮住耗子的那只好猫，还有必要责备它技术手段落后，没有使用比方说价值数万元的红外线多功能全自动电子捕鼠器吗?
虽然高教司非常“不差钱”，但我国地域辽阔，差钱的地方和学校还很多。我倒建议高教司拿出部分资金支持山区或边远地区的中小学校，购置一些仍然实用但便宜得多的像收录机，影碟播放机、复读机等英语教学辅助工具。不分大、中、小都是教育部门领导下的学校，应当相互支持、同舟共济。而且我认为，只有中小学的英语教学水平提高了，学生的英语基础打好了，大学英语教学才能在此基础上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整个中国的外语教育才能真正跨上一个新的台阶。
钱多是好事，但经管不当也会出问题。《讲话》说，参与这次教学改革行动的除各高校外，还有好几家出版社和软件公司。这中间肯定存在着利益上的竞争。《讲话》提出要防止这些人“打着支持改革的旗号，干自己的事。”为防意外，建议高教司主动邀请纪监部门帮助把关。高等学校原本是清水衙门，但近几年来商业气息渐浓。希望高教司加强领导，以身作则，在与出版商打交道中别被他们的所谓新技术，新产品所忽悠，切实维护教育部门的声誉，不要充当商家的广告宣传员或推销员，否则瓜田李下，说不清楚。高等学校是教育和培养人才的地方，不要搞成商家争夺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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