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资治通鉴》读书笔记
最近，学习了《孙权劝学》这一课，这一篇文章出自《资治通鉴》。通过学习这篇文章，我对《资治通鉴》这本书有了很大的兴趣。于是，这几天，我用心阅读了这本巨著。
《资治通鉴》这本书是宋朝司马光主编的一部编年体史书，记录了上起东周下至五代，一千三百多年的史事。司马光编成这部四百多万字的巨著，一共花费了十九年的时间。《资治通鉴》的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目的是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警示后人。所谓资治通鉴，即“鉴于往事,有资于治世”,这四个字体现了中国传统的资治育人意识。司马光自己也说《资治通鉴》是“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
读完《资治通鉴》这本书后，里面的故事让我有许多很深的体会。掩卷回首，无数人物，许多场景，总要在眼前纷然活跃，让我或是赞叹，或是鄙弃，或是激动，或是沉思，从历史事实中得到警悟的启迪，同时很自然地对此书的编辑者司马光油然而生钦佩之心。书中的人物的精神有许多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比如，蔺相如的顾全大局，廉颇的知错就改，苏武的正气，韩信忍受侮辱终于成就大事的胸怀等等。从韩信的故事中，我知道了要听取别人正确的意见，要不然反而自己吃亏。韩信身为一个不可多得的奇才，最后却落得了身死家破的下场，全因没有听取正确的计谋，真是可惜。让我记忆深刻的还有唐太宗，唐太宗是个明知且有远见的皇帝。一个人要知足，干什么都要前思后虑，适可而止。光知吃饭，不知“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的稼穑之艰难，就不会珍惜粮食，就会大吃大喝，就会忘记劳动者的血汗，久而久之，则饭不常也。君犹 舟，民犹水，水可载舟，也可覆舟。当权者不知爱护百姓，当头头的，不知关心下属，则危在旦夕。这也就清晰明了地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一个人要知足，干什么都要前思后虑，适可而止。
我最敬佩的就是刘邦，他有怀仁之心，很会笼络人心，最终逼使项羽**、创造了拥有四百年历史的汉朝，把我国的文明又推进了一步。不过我觉得项羽太不懂得收买人心了，后来竟使旷古奇才韩信投奔了刘邦。在最后，项羽被刘邦围在乌江时，不听乌江亭长劝： “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可他却说：“天之亡我，我何渡为!”然后就自刎了。这多可惜啊!项羽也是一代英雄，逃回江东之后，好好治国，还是可以反攻的，何必如此呢?
《资治通鉴》是一部至今还无法替代的编年史的历史巨著，问世千余来年，给了后人多少教益和启迪!司马光的劳绩是永远令人敬佩的!
第二篇：资治通鉴读书笔记
《资治通鉴﹒秦纪一》一：
（前250年，）燕将攻下聊城，聊城人或谗之燕，燕将惧诛，因保守聊城，不敢归。齐田单攻聊城岁余，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鲁连乃为书，约之矢以射城中，遗燕将??燕将见鲁连书，泣三日，犹豫不能自决。欲归燕，已有隙，恐诛;欲降齐，所杀虏于齐甚众，恐已降而后见辱。喟然叹曰:"与人刃我，宁自刃。"乃自杀。"聊城乱，田单克聊城，归，言鲁仲连于齐，欲爵之。仲连逃之海上，曰：“吾与富贵而诎于人，宁贫贱而轻世肆志焉”
魏安釐王問天下之高士于子顺，子顺曰：“世无其人也；抑可以为次，其仲连乎！”王曰：“鲁仲连強作之者也，非体自然也。”子顺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作之不变，习与体成，则自然也。”
《资治通鉴﹒秦纪一》二：
（前237年）文信侯免相，出就国。宗室大臣议曰：“诸侯人来仕者，皆为其主游间耳，请一切逐之。”于是大索，逐客。客卿楚人李斯亦在逐中，行，且上书曰：“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东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孙支於晋。此五子者，不产於秦，而穆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诸侯亲服，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散六国之从，使之事秦。昭王得范雎，强公室，杜私门。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於秦哉！夫色、乐、珠、玉於秦而王服御者众，取人则不然，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臣闻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者也。”王乃召李斯，复其官，除逐客之令 。
”
第三篇：资治通鉴读书笔记
急流勇退
古往今来多少风流名士，有的满腹经纶指点江山齐家治国，有的骁勇善战保卫国土边疆，更有甚者文武兼备成就一代伟业。这些人让历史成为了他们的历史，然而，尽管他们功名成就，但是他们大多数人的下场却往往令人不胜唏嘘。但是，范蠡却是一个例外，因为他在事业高峰的时候，选择了激流勇退。
当勾践降夫差的时候，范蠡对勾践不离不弃，在勾践十年的卧薪尝胆中，范蠡也是一直过着忍辱负重的生活，然而当三千越甲踏平吴国都城，勾践复国大计成功的时候，范蠡罢相了。或许很多人不理解，但是范蠡却很坚定：罢相。范蠡罢相后，经商，最后成为了富商——陶朱公。
名成利就，人人都想拥有，这当然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我认为在追求名利的过程中，想要功成身退，就必须懂得在适当的时候全身而退。在追名逐利的时候，大多数人都会被自己的贪婪所迷惑，只懂得一直往上走，却忽视了背后隐藏的杀机。正所谓：狡兔死，走狗烹；鸟飞尽，良弓藏。虽说范蠡这么做是迫不得已，因为他知道勾践是只能共患难而不可共富贵的，但是他能这么毅然决然地罢相却是我对他非常敬佩的一点。人在高位，享受高官厚禄，试问有谁愿意自己默默地走下来？即使在高位上的时候背后暗藏杀机。韩信就是这样一个的例子。想当年，从受胯下之辱的市井流氓到后来点兵多多益善的大将军再到不可一世的**侯，风云变幻间，谁能料到他竟然有如此下场？对名利的过分留恋最终导致的将是用自己生命做祭品的祭祀。
所以，我一直都认为，人生，应该是先默默耕耘，厚积薄发，进而成大事，然后在高峰处急流勇退。
难为人臣
自古以来，任何一位明君身后肯定有一群有才能的大臣，反之却不然。为人臣者，身兼数职：替君主体恤民情，替百姓反映民生，为社稷制定大计??
然而，我认为为人臣最为重要的是做到：功高而不盖主，握权而不慑君。 若想运用自己学富五车的才华指点江山，那首先就应该做到以上所说的两点。
皇帝自认为是天子，处于整个国家权力的最高点，最不喜欢的就是功高盖主和威慑到自己统治的人，而臣子之中却偏偏是最容易出现这种人的。一旦皇帝意识到你的影响已经足够动摇他的根基的时候，他便会找准时机一并铲除你和你的党羽。
如果你本来就有“王侯将相宁有种？”的思想的话，这当然无话可说了。但是倘若，你本来就有一颗赤子之心，想着为皇上为社稷分忧解难，尽人臣之责的话，这就犯难了。当你倾尽心血为社稷时，锋芒毕露，声名在外，可能就会引起皇上的疑心；当你碌碌无为平庸无奇时，这自然是不会引起皇上的关注的，同时也说明了你的仕途升迁遥遥无期。也许这两种情况都是比较极端，也有折中的情况的，但是却少之又少。当处于第一种情况时，往往后来都功高盖主而引来杀身之祸；而在第二种情况的，全部都是史书无名。想要善始善终并且名流千史，用孟子的话来说就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每次看到秦始皇，都会想起这一句。秦始皇
的统一大业，是中国大一统的开端，而史书往往对秦始皇是偏向于贬义的，其中很大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他统一中国之后所施行的暴政。其实秦国的律法向来苛刻，自商鞅变法起，秦国的律法开始变得严厉起来。正是由于律法的苛刻而使老百姓不敢随便触犯法律，从而形成了严明的军纪和淳朴的民风，进而秦国也开始渐渐富强起来。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很多人对秦国都没有归属感，屡屡犯事，几乎使得国家陷入无序的状态。于是，秦始皇便采取韩非子的法家学说，以苛刻的律法威慑臣民。然而，结果事与愿违：这引起了举国上下的轰动和更多的刺杀活动，最为著名的就是“荆轲刺秦”。之后，秦始皇为了堵着天下儒生的悠悠之口，发动了骇人听闻的“焚书坑儒”。这些都是为史学家所诟病的。
但是，如果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我们是当时的秦始皇，我们面对刚刚被战争洗礼、国家急需稳定的外部环境的时候，我们会怎么做？我们是否会做出比秦始皇更加令人发指的行为来呢？
难道秦始皇就是天生一个暴君吗？难道他从来没有想过修长城是多么地劳民伤财的一个工程吗？难道他不知道焚书坑儒会使他背负千古骂名吗？既然他能统一分裂了几百年的战国，那他绝非等闲之辈，很多问题并不是他没想到，而是他想到的比其他人想的还要深入。我并不是说秦始皇做的事情都是对的，但是这么久以来，史书总是没有给他一个中肯的评价。史书上经常用巨大的篇幅给我们呈现一位暴君形象的秦始皇，而对他的功绩的描写少之又少，也许是由于他的施政政策过于苛刻，以致后世史官都不想为他著书立传、记述功绩，而野史记录 的只有他残暴的一面，就如雍正一般。尽管雍正是一位非常勤勉的皇帝，但因他即位后不顾手足之情，因此所有的野史都将他写成是一个杀兄弑父的逆子，使他饱受历史的非议。
很多人看待历史的观点都比较狭隘，总是觉得好人就是一个“高大全”，完完全全的好人；而坏人就是十恶不赦，彻彻底底的坏人。以这种观点对于历史人物的评判尤为严重。每一个在历史上留名的人，都非等闲之辈。在历史上留名，一般有两种：一种是犯下滔天大罪，为后世所不齿，最为典型的就是希特勒，相信以后只要提到二战，就没有不提希特勒的理由；另一种则是立下丰功伟绩，为后世所称赞，历史人物中这种情况往往是占绝大多数。而那些碌碌无为的平庸之辈是很难不被历史淘汰的，所以能在遥远的年代流传至今的人，绝非等闲之辈。
一个人要登上历史舞台，是多么不易的事情，而要在历史舞台上上演一出精彩绝伦的表演就更难了，当然最难的还是在谢幕的时候：一个华丽的转身然后安然退场。鉴于此，我们应该对每一位能够登上历史舞台的人给予宽容，对能够呈现精彩演出的人给予掌声，对能够完美谢幕的人给以致敬。
第四篇：资治通鉴读书笔记-从-《谏逐客书》论秦国之强大
资治通鉴读书笔记——从《谏逐客书》论秦国之强大我们先从陶渊明的《咏荆轲》谈起。
燕丹善养士，志在报强嬴。招集百夫良，岁暮得荆卿。 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 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饮饯易水上，四座列群英。 渐离击悲筑，宋意唱高声。萧萧哀风逝，淡淡寒波生。 商音更流涕，羽奏壮士惊。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 登车何时顾，飞盖入秦庭。凌厉越万里，逶迤过千城。
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 其人虽已没，千载有馀情。试想，当时荆轲武功高强、剑术高超刺杀秦王嬴政成功，一举成功，名垂青史，秦国就会灭亡吗？我的回答是秦国绝不会灭亡！李斯在《谏逐客书》中说：“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于宛，迎蹇叔于宋，求丕豹、公孙支于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诸侯亲服，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散六国之从，使之事秦。昭王得范睢，强公室，杜私门。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可以看出，秦国的强大，主要在于能从各国招募贤良，大胆任用，勇于割除弊政，历代君主皆能励精图治，察纳雅言，变法维新。秦国的强大，非秦王嬴政一人之功，他是踩着前代君王的肩膀站起来的，前几代君王为秦国今日的强盛奠定了稳固的基础，为秦国统一六国铺平了道路。就算荆轲刺杀了秦王嬴政，还有秦王甲、秦王乙??相继粉墨登场，君臣协力，秦国会更强大。
第五篇：资治通鉴读书报告
资治通鉴臣光曰选段分析报告
一．选文：
卷第二百四十五
唐纪六十一〔起阏逢摄提格（甲寅），尽强圉大荒落（丁巳），凡四年。〕
文宗元圣昭献孝皇帝中
太和八年〔（甲寅、八三四）〕
??
臣光曰：夫君子小人之不相容，犹冰炭之不可同器而处也。故君子得位则斥小人，小人得势则排君子，此自然之理也。然君子进贤退不肖，其处心也公，其指事也实；小人誉其所好，毁其所恶，〔处，昌吕翻。誉，音余。好，呼到翻。恶，乌路翻。〕其处心也私，其指事也诬。公且实者谓之正直，私且诬者谓之朋党，在人主所以辨之耳。是以明主在上：度德而叙位，量能而授官；〔荀卿子之言。度，徒洛翻。量，音良。〕有功者赏，有罪者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夫如是，则朋党何自而生哉！彼昏主则不然。明不能烛，强不能断；〔断，丁乱翻。〕邪正并进，毁誉交至；取舍不在于己，威福潜移于人。于是谗慝得志而朋党之议与矣。
夫木腐而蠹生，酰酸而菓集，〔菓，而锐翻。〕故朝廷有朋党，则人主当自咎而不当以咎群临也。文宗苟患群臣之朋党，何不察其所毁誉者为实，为诬，〔誉，音余。〕所进退者为贤，为不肖，其心为
公，为私，其人为君子，为小人！苟实也，贤也，公也，君子也，匪徒用其言，又当进之；诬也，不肖也，私也，小人也，匪徒弃其言，又当刑之。如是，虽驱之使为朋党，孰敢哉！释是不为，乃怨群臣之难治，〔治，直之翻。〕是犹不种不芸而怨田之芜也。朝中之党且不能去，况河北贼乎！〔温公此论为熙、丰发也。〕
二．正文：
朋党乱朝，文宗又惧又怨，无力吐槽。司马光批评文宗的这种行为，他认为造成朝中朋党相互挤援的原因是因为文宗没有分清君子与小人之间的差别，导致用人不善，赏罚不明。而文宗害怕朋党乱朝，却无所作为只会抱怨群臣难以统治，既不可能清除乱朝党羽，更不可能击退外族强盗。在司马光看来，唐文宗实在称不上一代明君。
对于司马光而言，“明”是君主的一个重要素质。君主担负治国重任，必须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睿智的洞察力，明辨是非，识别贤愚，选拔贤人，斥退小人。①因此司马光就一再强调君主要明辨君子和小人截然不同的处世取向和两种人之间势不两立的矛盾。他在通卷一即指出君子与小人之间的差别。“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则？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 ② 理想情况是治理国家必须要用德才兼备的人，但是如果不能保证人人做到德才兼备，就应该有才无德的人让位于有德无才的人，因为如果让有才而无德的人横行，势必会给社会造成更大的危害。③但偏偏“夫德者人之所严，
而才者人之所爱；爱者易亲，严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④李训辞敏智捷，善揣人意，受到文宗的重用，权倾天下，朝士驱逐一空。文宗被李训的才能所惑，因而宁愿原谅他过去的过错而重用他。
君子和小人不相容，则互斥互排，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君子和小人，在于君主的分辨。然而明主善于度德(更多请你搜索：www.bsmz.net)量能，刑罚分明，则不为奸臣迷惑，朝廷一片清明；昏主不能明辨小人和君子，优柔寡断，取舍受制于他人，则小人得志，朋党丛生。就宋申锡和李训的不同下场可见文宗属于后者。再而就司马光对人才的评判标准而言，文宗也只能算得上一个君子而非一个明主，无雄才大略，容易被假象迷惑。但文宗实际上是一个好皇帝，勤俭节约，以身作则，想必也有一番治国平天下的志向，只可惜后唐时期宦官掌权作乱，实乃前朝累积之恶果，已非君主一人所能力挽狂澜。
就如司马光所说，“得其人则治，不得其人则乱”，选贤和任官是明主治理国家必须掌握的一门技术。君主要善于择贤、养贤，任为百官，“其德足以敦化风俗，其才足以整顿纲纪，其明足以洞察一切，其强足以捍卫仁义，大则利天下，小则利一国”。⑤可惜文宗不能很好地掌握这门技术。宋申锡是有德之人，应当重用，但文宗不能明辨是非，听信谗言，将忠诚的宋申锡流放偏远地区，实在是一大错误。重用李训和郑注一辈，用句不恰当的话说，就是遇人不淑了。
赏罚严明与混乱, 恰当与失当, 也是君主公明与昏庸, 政纪安稳与松懈的标准之一。明主 “ 有功者赏, 有罪者刑”, 而昏君则常常“ 邪正并进, 毁誉交至”。文宗明知宋申锡是被冤枉的，却不能
为其平反。李载义杀人妻子害人将卒，朝廷却因为其有功而不过问罪责。甘露之变后，文宗下诏，凡讨伐贼党有功的禁军将士以及追捕逃亡贼党的有功人员，各根据功劳的大小授予官爵和赏赐财物。仇士良、鱼弘志等有功的宦官，各根据功劳的大小升迁官位和级品。如此赏罚不明，如何有威信力？如何统治得了群臣？当然这不全是文宗一人之错。毕竟宦官势力太强大，文宗又由于不善用人落得落魄田地，再无回天之力，只能任人摆布。同时，司马光也认为君主对于人才和举荐者要实行一定的赏罚措施。对于所用人才, 如若“ 苟实也, 贤也, 公也, 君子也, 匪徒用其言, 又当进之; 诬也, 不肖也, 私也, 小人也, 匪徒弃其言, 又当刑之。”李德裕上谏文宗，李训性本恶，难以改正，不适合当近侍。但是文宗却固执己见，一心要建立归属自己的与宦官制衡的力量，坚持任命李训为近侍。王守澄污蔑宋申锡，文宗没有明察秋毫就信以为真将宋申锡定罪。文宗不能做到赏罚分明导致朋党乱朝，只能抱怨群臣难以统治，就像不播种不耕耘却抱怨田野荒芜，实乃下下策也。
接下来还是说说我对司马光的君主观的个人看法。通鉴可谓是司马光写给他的上司即当朝皇帝看的，寄托了他对皇帝的无限希冀和期望。司马光认为光有德不足以治国，王朝的治乱兴衰系于君王的德才高下。“夫国之治乱，尽在人君……夫道有失德，故政有治乱。德有高下，故功有小大。才有美恶，故世有兴衰。上自生民之初，下逮天地之末，有国家者，虽变化万端，不外是矣。”（《历年图序》，《稽古录》卷16）身为一国之君，承受国家重担，就应该时时敦促自己，一心
寄予国家社稷安危，整顿纲纪，安定群臣。因此，当文宗将朋党乱朝归咎于群臣的时候，司马光非常不客气地批评他。木头腐朽了就会长蛀虫，酰酸了之后果实就会成熟，因此朝中党羽丛生，君主就应该从自身找原因。同时，司马光认为君主应该具备三德，即仁、明、武，这三者是君主“治国修心之要”，是关系国家治乱的本原。⑥“仁者，非讴煦姑息之谓也，修政治，兴教化，育万物，养百胜，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烦苛伺察之谓也，知道义，识安危，别贤愚，辫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强亢暴庆之谓也，帷道所在，断之不疑，奸不能惑，任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 ⑦ 儒家向来宣扬仁政，因此仁放在第一位是毋庸置疑的。明，即君主的洞察力和辨别力，若是皇帝小人君子傻傻分不清楚，毁掉的很有可能就是大片江山。武，君主要掌握核心权力，独断专权。司马光尤其痛恨宦官干政。后唐时期，君主与宦官共同商讨国事，进退群臣，导致宦官败坏纲纪，倾覆国家。这三点文宗心有余而力不足，自己无才，近侍无能，宦官掌权已成定局，他也只是牵线的木偶。此外，司马光认为国家应该由德才兼备的圣人担当，但是既是圣人，必定少之又少，并且秦汉以降，圣者不王，王者不圣，已经是普遍存在的事实。关于圣王的理想只能流于空想。因此退而求其次，让位于有德无才的人，即君子。这算不算得上司马光的某种折衷主义呢？这也只是无奈之举，但有德无才的人来掌朝远比让有才无德的人来掌朝好得多。
三．注释
①历史与现实之间的政治思考—司马光政治哲学研究，第三章，司马光的君臣民观，君主之品质；
②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威烈王二十三年“臣光曰”；
③历史与现实之间的政治思考—司马光政治哲学研究，第一章，司马光的人道思想，德才之辩；
④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威烈王二十三年“臣光曰”；
⑤历史与现实之间的政治思考—司马光政治哲学研究，第三章，司马光的君臣民观，选贤与任官；
⑥历史与现实之间的政治思考—司马光政治哲学研究，第三章，司马光的君臣民观，君主之品质；
⑦司马光《传家集》卷38，《初除中丞上殿札子》；
四．参考文献：
1. 历史与现实之间的政治思考—司马光政治哲学研究，尹佳涛；
2. 百度百科，唐文宗；
3. 简论司马光的相对主义君臣观，毕游；
4. 有道无才的唐文宗，作者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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