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听到这首歌，我想起了前几天看到的《历史的选择》这一本书。这本书讲述了中国改革30年来，历经的苦寒和风霜。这就像那梅花呀，在风欺雪压面前，从来都是顶天立地，不肯低头折节。
鸟儿选择了天空，因为它有一双能够凌空飞翔的翅膀;鱼儿选择了海洋，因为它有一条能够游水的尾巴;骏马选择了驰聘千里，因为它有矫健的身姿;历史选择了中国，因为它的民族有团结的力量。中国，一个曾被称为“东亚病夫”的国家，一个曾被列强侵略的国家，一个曾饱经风霜的国家，但它并不懦弱，它选择了 “千磨万韧还坚劲”，选择了“粉身碎骨全不怕”。 正是这种精神，让历史选择了它——东方一只永恒的雄狮。
气势雄伟，被称为历史长龙的万里长城;古朴典雅，优美如画的苏州园林;银装素裹，云气缭绕的巍峨泰山。它们让我知道，它们能成为世界历史文化的遗产，却绝不仅仅是因为我所能看到的美景，更多的却应该是岁月流逝后，历史在那里留下的颇有独特韵味的沉淀，因为我知道是历史选择了中国。
中国有悠久而深厚的文化底蕴。夜深人静，长明灯旁，一个虚弱的身影正记录着历史的沧桑。他，司马迁，饱含心酸用自己的丹青妙笔著成了“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学臣著——《史记》，史学的天空因为有了你这颗星而更加煜煜闪光，文学的园地也因为有你这颗星而更加灿烂辉煌，我想这些是伟大人物积累而成的文化。
汩罗江上的一圈涟漪，让我不得不想到屈原，一个愤世嫉俗，报国无门的臣子，用孤愤的诗行代替了富贵，用楚辞《离骚》洗去了历史的铅华，一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豪情壮语成为后人追求理想的动力，铮铮铁骨的他被后人所景仰。
《历史的选择》这本书不仅让我了解了中国的英雄人物，还让我学到了很多精神，我们要学习英雄的爱国主义精神;学习英雄做什么事情都不能轻易放弃，坚持不懈，有永不言败的精神
历史选择了中国，人类并不惊讶，因为今日的中国仍是那座山，一座永远推不倒的大山，每一粒泥土的沉淀都是千年传统的精华，林间的长啸仍是当初的潇洒，山林间生命代代更迭，真正不变的，是生机，是百折不回呈现出绿色的能力。千载兴衰风雨，你，静静地伫立于万千苍生之上，仰天长望，你如此浩瀚。
历史选择了你，我的中国，永远的中国。
第二篇：城市历史读书笔记城市历史读书笔记
城市是什么？它是如何产生的？经历了哪些过程？有些什么功能等等问题很难用一种定义来概括；城市的发展，从其胚胎时期的社会核心到它成熟期的复杂形式，以及衰老期的分崩离析，总之，发展阶段应有尽有，很难用一种解释来说明。
城市，作为一种明确的新事物，开始出现在旧新石器文化的社区之中，在发展进化过程中，一种新因素的介入，不仅会使原有物质的数量有所增加，而且会导致一场全面的变革，导致一次新的组合，从而村庄文化后来发生了质的飞跃，形成了最初的城市。由新石器时代进入城市时代，大约经历了1500年。人类聚居地的规模不断扩大，货物和人口的流通问题日益尖锐起来。随着种植业的出现，人类的定居和集居形势才逐渐发展起来，形成了自己的居住环境概念。人口日增的结果，村舍变成集镇，变成城市……，这个过程是伴随着建筑用地及建筑群的增加同时发生的。城市的产生是阶级分化的结果。城市居主导地位的居民使他们那个社会的统治者，所属村庄及其他居民是统治者。
在欧洲，一个城市网络的建立不是一个稳健而缓慢的过程。相反，它是某段长时间的迸发，并不是夹杂这停滞、衰退期。有些地方在11世纪就出现了城镇，而有些地方直到19世纪甚至是20世纪才实现城市化。总而言之，随着人口密集区人口的快速增长，该地区的城市数量与规模也同步增长。人口长期快速增长为城市建设提供了人力资源。一种基本的相互依赖性将居民、生产和贸易联系在一起‘城市活动与城市文明也随即迅速活跃起来。
西方古代城市
古代的城市文化起始于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伊朗和小亚细亚等地区。最初这些地区是各自独立的发展起来的，找不到国与国或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相互影响。依从自然环境、条件的特征，这事其共同的法则。他首先表现在城市的方位、朝向上。其中古埃及城镇趋于正方形或矩形，美索不达米亚的苏木尔为椭圆形，阿西莉亚为矩形。宗教史这个时代最集中的文化现象，因而宗教影响也十分明显的见于当时的城市建筑。
古埃及：
古埃及城镇的最基础范例是第三个王朝的约瑟王时代所建造的孟菲斯成和他自己的陵寝。城市与陵墓均为正南北方向。从古城卡昆的遗址中，也可看出上述规划特点，改成的布局已显现出各种功能分区的结构安排：城市西半部房屋很小，多为工匠役人的住所，城北为贵族用地，有上百个房间的大宅第，台廊庭院很齐备。城市东半部为集市，中部是庙宇。阿玛纳是阿梅诺斐斯四世时代兴建的首都。它在埃及古代筑城史上标志着一个巨大的进步。该城沿着尼罗河的自然走向，呈一条微弯的狭长地带，自然弯曲的接到系统吧城北的宫殿、庙宇同城南的居住区联系起来。它是古埃及残暴的奴隶史上一块不朽的绿洲。
古代希腊
希腊民族形成以前，以及最初形成时期的城镇，大多是依山傍水修建的宫殿或堡垒，并在此基础上发展成城镇。这一时期的城市设计明显的服从于实用的目的，除考虑防守和交通方便外，并无其他象征意义。例如：克里特岛等地发现的古城哥尼亚、马尼亚、发茨都斯等均如此。但到后来，无论是希腊、爱琴海一带，或是小亚细亚的西部地区，城市文化的发展都深受神学发展的影响，甚至每个城邦都有自己的守护神，但却未形成一致的规划原则。例如：公元前479年希腊人重建米勒都斯城，其主要规划特征是:街道系统为正南北东西走向，呈正角交叉组成格网状，城市的总体布局仍服从天然地形分布。古希腊的城市朝向曾经比较自
由活泼，例如公元前四世纪末期的杜拉城即为西北—东南走向，同美索不达米亚的古代城市相近。
古罗马城
到了罗马时代城市建筑除受祭奠礼仪思想束缚外，已开始有正式的城市布局规划。二十世纪的法国建筑史学家皮埃里 拉佛丹从古罗马的遗址中归纳出四个规划因素：选址，分区规划布局，方位定向，以及神学思想。并形成了必须已从的清规戒律。它们放映了古罗马讲求秩序的性格和虔诚的宗教感情。古罗马城的平面布局划分，就是古罗马人宇宙知识的清楚写照，城市的两条基线代表宇宙的轴线，基线划分成的四个部分代表宇宙的构成，当是的罗马人的筑城技术，从根本上说，是从亚洲学来的。
亚洲古代城市
印度地区
古印度城市文明可以从印度河下游的两处考古发掘中发现，一处是摩和约达罗，另一处教哈拉巴。其中摩和约达罗的古城遗址面积为1*1公里，正方形，有三处正南北走向的街道，两条东西街；城内偏西约三分之一处，耸立着一座碉楼—包括一个圆柱形高台和堡垒，内有武库、粮仓、浴场、会议厅等；城市其它部分分为大小不等的庭院。这种布局大约放映了当是城市设计的一般观念。其街道系统、房屋建筑结构，给排水管线等，都达到了很高水平。雅利安人侵入印度，带来了新的文化，不就诞生了以农业为基础的城市文明。印度的宗教思想认为，人类的物质世界环境是由中心向外延展的，其中心是世界的山岳，依次向外是平川陆地，再向外是海洋。这种思想很明确的浸入到印度的筑城一书中。如高棉王国的古都吴哥，最早是一个佛教寺庙教主群，是宗教的中心。
古代中国
中国同印度一样，封建社会发展很早，君臣、官民、主仆这类宗法领域关系很明确。中国古代的城市始于周朝。最初只是汉民族为防范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入侵。中国的阴阳风水先生是最早的城市规划家，他们用罗盘来定向，有知道应用五行来规定城市的平面布局。那时的中国城市一般有两道城墙，两层城墙之间是大片的耕地，以备围困时期耕种取食。筑城的一般原则是背山面水，房屋时向阳背风。
中古时代伊斯兰城市
第三篇：《历史的经验》读书笔记201*年9月18日《历史的经验》南怀瑾
复旦大学出版社
历史本来就是人和事的经验记录，自然界中物的法则又遵循天理循环，所以历史是我们通古晓今、探究未来的必要工具。我们一直都知道，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就是这个道理。从本书的开篇，南怀瑾先生就点明，纯粹的探究理论，那是历史系、历史研究所的事。我们一般人对历史的研究是偏重于应用。历史的经验，总的说起来就是两方面的经验：一是做人；一是做事。学习古人做人做事的经验，为自己的行为做参考，甚至效法它、模仿它。
对于历史的解剖、分析，南怀瑾先生的一个贯穿的思想就是：天下的事都是有正的一面和反的一面。用《易经》的阴阳两仪可以解释，这也是中国古代文化遗留下来最大的文化遗产。凡是都有正反两面，就看当事者的态度，心情。所谓，风月无今古，情怀自深浅。也就是说，客观存在的物，客观发生的事，被人的主观定了对错，判了得失。
天地间的人情、事情、物象，没有一个绝对固定不变的。在我的立场看，大家是这样一个镜头，在大家的方向看，我这里又是另外一个镜头。对于反的理解，就是任何事没有绝对的好坏，因此看历史，看政治制度，看时代的变化，没有什么绝对的好坏。举个简单的例子，敌对的双方，一方认为的好的举动在敌方看来可能就错误百出的。两者立场不同，目标不同，感悟的差别也就显而易见。仁、义、礼、乐、名、刑、赏、罚，是中国文化所处处标榜的，可是在反经的纵横家看来，儒家所讲的“仁义”，道家所讲的“道德”这些名称，都不过是政治的一种措施、一种方法而已，他们认为儒家、道家标榜这些，是好玩的，可笑的，这不过是一种政治方法，有什么好标榜的！仁、义、礼、乐、名、刑、赏、罚都是手段、是工具，那么它们自然有流弊，过和不及都不可。义有正反面，如对朋友讲义气，讲了的话，一定做到，言而有信，对朋友有义，这个节操品行很好，但是处理不当，相反的一面，就有大害了。就乐乐的流弊来讲，乐本来是好事，是我们一直追求的。但乐的弊端在于使人堕落，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文化鼎盛，艺术高度发达的时候，也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走向堕落的开端。有功奖励，本来是好事，但奖励也会产生卑鄙的竞争。得奖的人，与没有得奖的人，常常会争功、争赏，而争得很鄙俗，所以行赏也有好有坏。故行赏也应该出其不意，当赏由激
励因素变成了保健因素，甚至变成了祸害的时候，赏也就失去其意义。
一个国家伟大的建设，是教人有利于社会，这样国家进行的伟大建设，不但不会招惹民怨，甚至都将成为百姓感戴颂扬的对象了，就不会发生国家财政上有所匮乏的问题了。但当今的社会，多少出现了偏差，国家提倡的是经济建设，道德建设只是摆设。人们重利多于重义，国家教会人的是怎样赚钱，不管对他人有无坏处，自己得了实惠才是最主要的。古时也此类形容，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这还不是把自己的利益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所以，我们现在都说社会进步了，人类文明了。我们却感觉人心疏远了，大家都蓦然了。
有时候非贤为贤，并不是真正贤人，因为社会关系多，制造他变成一个贤人的样子，乃至于并不是大智大才的人，也会被社会制造成智者的样子。如果根据社会上这种舆论，领导人便公认这样就是了不起的人，以为就是贤人，就有问题。相反地，对于世俗一般人认为不对的，也跟着大家认为这人就是不对的话，那么拥有多数群众的就能进身，群众少的就会被斥退。这就是派系问题，无论古今中外，人相处在一起，自然就会结党，派系就出来。“重朋党则蔽主，争名利则害友，务欲速则失德。”这三句话是中国文化的精神，小自个人的修养，大至政治的修养，都要特别注意。一个时代，如果派系倾轧，只以小圈子利益为主，互相朋党，则蒙蔽了领导人。重视了权利、地位的名义和利益，有时就会伤天害理，害了好朋友。万事不可求速效，办一件事若要马上得到效果，为了赶成绩，就伤害到别人，伤害到职务，乃至扩大伤害到国家社会，就出了大毛病。
还有一个观念要很注意的，读古书固然要吸收历史的经验，但是不要被古人牵着鼻子走，尤其今天求学问，对今天的时事要格外留意，千万要把握住今古无分别的原则。因此，凡事我们都要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原则。学别人的型，也要有自己的髓，这样才能不被牵制。另外，古今的大小道理我们都知道一箩筐，但是真正用到实处的却很少，别人的经验，我们看着是羡慕，用起来是青涩。正是因为，时间、空间和程度的不一致，所以照搬照抄的学习鲜有成功的案例。
讲到人的天性问题：安于仁的人，天性就良善。而以仁为利，而心向往之的人就不同了，只是硬要做到仁的境界，不是天生的厚道。而另外有些人，比主动利仁还差一级的，是外表行为勉强做到仁的标准，因环境所逼，不得已才这样做的。一个人要做到历史上所标榜忠臣孝子的标准，必须以学问道德，慢慢修养而
来，人性生来并非如此良善。因为自己思想学识认识够了，由礼义的教育下来，能对自己的欲望有所节制，才做得到。假使不在后天上用礼义教育节制，任由人性自然的发展，就像流水一样飘荡、放浪，欲望永远无穷。如此欲望无穷，又怎么能够吃苦过日子，安于淡泊，做到绝对贞洁，一切为公，一切方正，尤其在钱财方面，临财不苟取，完全合于义礼呢？关于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也争不出所以然来。本，也就是初始的样子我们可以不管，但是，趋善和趋恶我们就要讨论一下。所谓的趋善和趋恶，也是受环境的影响，趋于影响，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环境的影响只是一个方面，但也不乏出淤泥而不染的典范，这就是人心的定力。环境的诱惑力与自身定力的合力就是一种趋力，所以趋善和趋恶也就有了源头。
这本书值得细读，反复的读。历史的兴衰是有轮回的，历史的经验是值得借鉴的。
孙海涛
201*年10月6日
第四篇：历史读书笔记陈俊读书笔记
《剑桥中国史》是一部完全由西方学者撰写的中国历史，沿袭西方汉学研究一贯坚持的严谨作风，广泛引用文献材料，注重文献的辨伪和考订。由于东西历史文化的差异，该书在许多历史问题上提出了新的观点和质疑，而很多问题，是我们早已习以为常而从没有考虑过的。《剑桥中国史》共16 卷，各卷由知名学者主编，卷内各章由研究有素的专家撰写，反映了国外中国史研究的水平和动向。
最近从这部书的第12卷《剑桥中华民国史（上）》读起，更觉得这部著作对中国历史的观点不偏不倚，不带情绪，它力图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解读中国历史，试图从无数看似偶然的历史事件的串联中发现历史发展和变革的原因，规律，给希望了解真相的人一道饕餮大餐。
“《剑桥中国史》的第12和13卷论述中华民国的历史。本书是第12卷的中译本，主要论述国民党定都南京以前的史实。第13卷的中译本同时出版。《剑桥中国史》具有较高的学术参考价值。在历史研究的角度、领域等方面可供我国学术界借鉴。我们对其中不少观点并不赞同，在某些问题上有着根本分歧。为保持原貌，我们未作删改，请读者自行鉴别。原书地图所用地名有与当时地名不同者，内容也有与当时实际情况不符者，我们也未予改动。有些历史词语和我们习用的有出入，由于是观点的一种反映，我们也照原文译出。凡此也请读者注意。书中引用的中文资料，我们尽力查对了原文。少数引文没有查到，则从英文回译，删去了引号。请读者见谅。”这是译者的话。由此可见，该书确是最最真实的作为外国人如何看待中国现代史和中国现代文学的著作，具有很重要的历史意义。 在第一章（导言）中写道“为了有别于其前后更稳定的中央政府的时期，1912至1949年的37年被称为中华民国时期。这些年间的特点，在军事、政治方面是内战、革命和入侵，在经济、社会、知识和文化的领域是变革和发展。”一开始便清楚地介绍了中华民国时期的划分以及特点。
“中国的现代调整问题是一个占优势的成年文明突然发现自己在世界上处于未成年地位的问题。其次，我们必须辨认出实际的外国的存在。但是第三点区分或第三个问题是，中国人的历史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而不是由外国人来写。第四个问题因而是：外国影响如果要传给中国人民，必须用中国的语言和书写方式来传布。第五个问题是……”作者陈列了七个问题，分析了晚清到民国过渡的背景：在接受和理解外国思想的方面，中国人一直有选择性，优先选择接受在自己的文化传统里存在的思想，中国人从未真正接受过外国人的全部思想，都是中国人做的事。在中国的历史著作里很难发现对外国人影响力的描述。这个例子说明了传
统在思想传播，以及历史中的重要性。
其实，面海中国是改造内陆中国的渠道和路径：晚清的鸦片和苦力贸易为何如此盛行，中国沿海人做的如此热络的原因其实是中国早有生意人的传统和意识，只不过被压制，苦力去了东南亚，形成了东南亚华人实力的先祖，不言鸦片贸易在道义上的问题，这两项贸易实际上是中国贸易的鼻祖，无他们，就没有现代中国贸易。宋朝中国就有海上贸易，蒙元也有，明朝也有，清朝被严厉控制，这些都是面海的影响。
接下来是经济趋势，“我认为，在1912—1949年间总产量的增长很慢，人均收入没有增长。平均收入也没有任何下降的趋势。”“ 粗略地看，1949年之前的中国经济可以看作由两部分组成：一个很大的农业（或农村）部分，包括大约75％的人口，和一个很小的非农业（或城市）部分，以半现代的通商口岸城市为主要基地。中国农村出产占全国产出量65％的农产品，也利用手工业、小买卖和老式运输。” 国民收入：1912~1949年中国国民收入增速缓慢，几乎没什么变化，很大原因是幅员辽阔的农村并没有被改革涉及到，农业，手工业。工业增长较快，因为欧洲正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时生产，无瑕东顾，中国的民族工业才有了得以发展的空间，但很多设备需要从西方进口，所以很多工厂实际上是很长时间后，取得了设备才建成投产的。
回想南京十年时期的国民党中国，1927—1937年，没有一个中国人能忘记那痛。而作者是这样评估的：“对南京十年时期国民党统治的评估：国民党人从在南京建立政府到全国陷入漫长的毁灭性的战争，仅被给予10年时间。为建立一个全新的全国性政府，为扭转一个半世纪以来殃及国家的政治分裂和民族耻辱的逆流，10年时间委实太短暂了。即使条件理想，新政府所能做的也不过只是着手政治、社会及经济改革而已。”个人认为此处是客观的分析了南京十年时期真实情况。
1927—1937年的共产主义运动；土地制度；农民运动；地方政府的发展；学术界的成长，1912—1949年；文学趋势：通向革命之路：1927—1949年。作者也对其做了仔细的介绍。
对于日本入侵与中国的国际地位，1931—1949年，书中是这样写的：“从20世纪30年代起，中国是一个无助的遭受侵略的国家，很少得到国际社会的援助；它作为战胜的全球联盟的一名成员国而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赢得了世界强国的地位。但由于内战，它的地位受到了损害。”作者从国内事务与国际事务之间的密切联系、当时的中国与有可能出现的中国之间的密切关系等方面分析了中国失败的原因。
我对于历史并无深入研究，因此对于此书也只能是粗读，我只是对其中个人
认为较好的地方摘取、稍加赏析，实在不敢妄加评论。个人认为《剑桥近代史》对于喜爱历史、潜心研究历史的人来说实在是值得读的书。《剑桥中华民国史》以近12万字的篇幅叙述了本世纪上半期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作者视野开阔，吸收了国外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诸多成果，能在世界文学史的格局中来观察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进程，给人以真目下新之感。
201*年12月16日
第五篇：历史读书笔记从甲午战争中得到的外交启示
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将魔爪伸向朝鲜，威胁到了中国在朝鲜唯一宗主国的地位。清政府认识到自己的实力与日本有较大的差距，没有胜算，所以极力避免与日本的直接冲突。清政府极力催促朝鲜向西方开放，以打击日本在朝鲜的势力。另一方面，在与日本的外交斡旋中，清政府寄希望借西方的介入来取得自身的谈判优势。但是他们得如意算盘没有打响，反而，他们的妥协和对帝国主义抱有的幻想使之失去了宝贵的备战时间，为战争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也许西方各国是想利用日本再次打开中国国门，以便坐收渔翁之利。在甲午战争爆发前，帝国主义已经几次试图打开朝鲜国门。但是，李鸿章没有认识到西方国家和日本相同的侵略本质，妄想“以夷制夷”，这是对外交形势的错误估计。与此同时，日本倒是极好地分析出了中国、西方对日本在朝鲜利益的影响。他们想方设法地鼓动中国削弱西方国家在朝鲜的影响，缓解混乱的朝鲜局势，为其扫清障碍。以便日后只需面对中国，减轻占领朝鲜的压力。
对比之下，我们得出：利用第三方牵制敌人只能是一种手段，而不是法宝。我们不能只寄希望于别国替我们解决问题。因为在任何时候，国家利益都是本国对外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别国不可能不惜代价援助我们。唯有认清国际形势，积极提高自身的力量，才能保护自己。当前，我国面临着风云变幻的世界局势的考验。一方面，我们要继续重视与相关国家的战略伙伴关系，另一方面，我们要积极寻找出口和应对办法，采取强硬的外交态度维护国家利益。
同时，甲午海战也暴露了清政府的腐败本质。
不少用于军事建设的费用被官员拿来挥霍，而李鸿章却没有去阻止，其中一点原因便是不少官员都是他的亲戚。这些人借助他的官职搜刮利益，浪费了很大财力，也是甲午海战失败的之一。首先，清政府独断专制，割裂政府与百姓的联系，百姓自然(转载需注明来源：www.bsmz.net)没有渠道和权利去监督政府。而且在自然经济的影响下，百姓自给自足，民族意识自然就欠缺。当今中国社会虽然已经建立了较为规范的民主监督制度，民众民主意识提高，但是官官相护，“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等贪污腐败现象依然明显。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应该继续加大对腐败行为的打击，促进政府依法行政；提高人民的政治素养，拓宽民意反映渠道，促进政府决策透明度的提高，降低政府腐败对社会的危害。
中日甲午战争不仅体现了两国国力的较量，也反映了两国国民的精神状态。明治维新使日本走上了资本主义民主道路，人民获得了一些民主权利，民族意识大大提高，他们将自己与国家联系起来，积极投身国家建设。而中国的封建制度割裂了政府与人民的关系，因此人民对国家的政策一无所知。所以在甲午海战中，日本是“全民族参战”，而中国只是北洋舰队出战，力量对比就更加悬殊了。
联想到现代，我们应该更加重视国民民族意识的培养，因为团结的民族才是有力量的民族。想起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韩国国民自发将随身贵重金属物品捐献出来以缓解国家经济压力，韩民族的民族精神帮助他们顺利度过了一轮财政危机。面对钓鱼岛危机，中国国民有组织有纪律的大规模游行引起了国际的关注，也展示了我国人民坚定的保岛决心。这些事实启示我们，一个国家国民的精神状态，足以影响一个国家经济、政治的走向。
中华民族遭受过的屈辱警示我们：弱国无外交。只有大力发展经济，增强自身实力，才能提高国际地位，占据外交的主动。我们应该把自身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努力提高个人素质，提升国家形象，向世界展示中华民族的刚健有力。我们的行为虽不能足到让对手畏惧，但至少可以证明我们不是随便给人家欺负的。我们要努力成为中国外交强大的助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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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丰碑》读书笔记(精选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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