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稿|修辞的“丝绸之路"(范文)
丝绸之路业已成为点缀在当下的亮点。很多人喜欢游览丝路上的名胜古迹，去敦煌，游天池，拍个照，留个影，呼啸而来，呼啸而去，像一阵风。不畏路遥而来的外国人大抵也是如此。在英文里，这叫tour，译为观光。同样是游览，还有一种是细细地咀嚼，穿越时空，倾听古人的声音，人在景中，景在心里，必要的话，还须风餐露宿，劳其筋骨。英文叫travel，译作旅行。无疑，研究丝路文化的学者，恰如历史——逝去时空中的旅行者，不仅记录所见所闻，还要运用专门的技艺，阅读背后的故事，给出一定的解释。
对于丝绸之路，我算是一个旅行者。还在襁褓中，我母亲怀着建设边疆的理想，将我带到了新疆伊犁，火车，卡车，大雪，寒风，行路难，据说用了整整一个月时间。在新疆，一住就是16年。在我个人的履历上，籍贯栏填写的是淮安，但我心中的籍贯永远在伊犁。“新疆是个好地方”，是那个时代人们耳熟能详的话语，大概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有了。1940年代初，历史学家黎东方到新疆访古，从天池到喀什，赞叹新疆之美，认为应改名为古疆，或者径直叫天山省。新疆之好，内含严酷的自然景观：“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小时候，听到雪莱《西风颂》，很纳闷：远呀，要半年多呢!但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生活虽苦，心态必须乐观。
历史(Historia)一词，在希罗多德(Herodotus)那里，意思是调查研究及其结果。作为历史学者，凭着兴趣，以前涉猎过文明西方起源说、中欧亚历史、西来宗教等，虽然具有上述旅行者的身份，但在各位专家面前，顶多是一个观光者，请允许我以一个历史观光客的眼光，夹杂些个人的体验，谈谈我对丝路文化中的时间、空间、人间的认知。
“间”是两段时间的接点，不同事物的中介，人与人的纽结，在我的文化研究中是非常重要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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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知道，“丝绸之路”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的发明，德语称die Seidenstrasse。李希霍芬在《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第1卷中认为，从公元前2世纪至2世纪，从长安向西到塔里木盆地的绿洲城市，再越过帕米尔高原往西存在漫长的交通线，中国的丝绸通过交通线被运到了波斯、罗马等地。
李希霍芬所说的丝绸之路隐没于遥远的过去。所谓丝路文化，首先是指时间轴上发生的事件。时间是困扰人类的怪物。在古希腊神话里，有个名为柯罗诺斯(Chronos)的原始神，是超越一切的第一因，代表时间。据说，柯罗诺斯的父亲乌拉诺斯(Ouranos)担心被篡位，将刚出生的孩子一个个杀死，深埋于地下，其中一个儿子柯罗诺斯心有不甘，决定弑父。乌拉诺斯死前，诅咒柯罗诺斯道：瞧着，将来你也会被自己的孩子杀死的。为了避免同样的命运，柯罗诺斯将自己刚出生的孩子一个个吞噬。柯罗诺斯神话隐喻时间在不断摧毁自身及其派生物。丝路文化不也如此吗?构成丝路文化的各种事件将自身摧毁的同时又衍生出其它东西，最后留下的是时间之痕：戈壁流沙、残垣断壁、残章断简、干尸骷髅。
李希霍芬
过去在加速度消失，据说现代人的时间感觉比汉代人快了20多倍。在这样一种速度中，捕捉时间之痕是一桩极难的事情。我在进行概念史(Begriffsgeschichte)研究，概念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原则是，不要用现在人的想法揣摩过去，用自我来想象他者。南京有句土话：你家住在水西门，我认得你是哪门子亲。区隔是重要的。要把捉流逝的过去，只能从事件的遗迹——外在于当下的时间之痕中去寻找。
还有一种时间之痕，是融入当下的时间之痕。伟大的鸠摩罗什是在长安圆寂的，传说肉身活化后，舌如生前。鸠摩罗什生前曾发誓，自己翻译的佛经如有一字虚言，甘下拔舌地狱。汉文“净土”是鸠摩罗什翻译的概念，藏传佛教里没有，是否就是现在理解的pure land，有学者提出了疑问，认为庄严净土是形而上学的，不是实在的。对不对?我不知道。“翻译即背叛”(tradurre è tradire)。在方法论上，即使主观上有“如是我闻”的虔诚和谨慎，客观上不同语言、文化的互译必然衍生歧义。对这种歧义——叠加和减损的意义进行知识考古，就是要发现时间之痕的所在。
丝路文化是一种修辞，丝绸之路不仅是连接不同文明的点和线，还是文明生产再生产之地。19世纪，随着考古学、地理学、比较语言学的发展，欧洲人热衷于追寻人类文明起源于何处，李希霍芬主张起源于中亚，但占主流的意见是起源于两河流域。在西学东渐的大潮下，法裔英国人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的假说经由日本传入中国。拉克伯里建构了一个中国文明起源于西方的故事：公元前2282年，两河流域的一位国王Nakhunte率领巴克族(Bak tribes)从迦勒底亚出发，翻越昆仑山，一路向东，抵达黄河上游。巴克族骁勇善战，传播文明，最后奠定了中国历史的基础。他认为，Nakhunte又作NaiHwangti，即中国史书上的黄帝，巴克族系“百姓”(Bak Sings)转音。被中国史书奉为文明始祖和帝王谱系之源的黄帝原来裔出巴比伦，中国人的祖先竟是巴比伦人。
20世纪初，拉克伯里的假说一度在中国知识人中掀起了波澜。刘师培、章炳麟等大师级学者竞相附和，《国粹学报》主编黄节依据《山海经》、《穆天子传》等文献则认为，所谓“西方”不在巴比伦，是帕米尔高原的昆仑山，这变相地呼应了李希霍芬文明中亚起源说。1910年，章炳麟推翻前言，强调中国的学术不应跟着他人学步，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撇开文明起源的是是非非不论，这则插曲提醒我们注意，远古中国人在丝绸之路西端的文明生产活动，这是我要讲的第二个丝路文化的“空间之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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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希霍芬的丝绸之路范围狭窄，现在人们普遍认为存在三条丝绸之路。我们谈丝绸之路，侧重于南方的绿洲丝路(Oasis Route)，即从西汉至唐，从长安出发，经敦煌到楼兰，在此分为天山北麓和南麓，南北两路在塔里木盆地会合，翻越塔里木盆地西部的帕米尔高原，经波斯和叙利亚往西抵地中海东岸，南下至印度。
还有两条丝绸之路。一条是北方的草原丝路(Steppe Route)。希罗多德在《历史》中提到斯泰基人如何从黑海到乌拉尔山南麓，再经哈萨克斯坦平原到阿尔泰山脉附近。这是草原北路。草原南路则是准噶尔盆地和天山北麓。斯泰基人之后，有匈奴、鲜卑、柔然、突厥等。第三条是海上丝路(Marine Route)。罗马帝国的东来者越过红海抵达阿拉伯半岛，利用季风横断印度洋到印度。印度的安得拉王朝势力东渐到今天的越南和柬埔寨一带。166年，大秦国王安敦使节辗转来到越南中部日南郡，最后和中国联系上了。
陆路丝绸之路位在中欧亚(Central Eurasia)大陆。有人说，历史上的中欧亚像“黑洞”，将其周边的来自丝绸之路的东西文明尽皆吸纳进去。1963年，匈牙利裔学者丹尼斯·塞诺(Denis Sinor)在《中欧亚研究导论》提出了“中欧亚”概念。他认为虽然不能确定中欧亚文明的起源，但可以借用文明(civilization)的概念，在“文明”和“野蛮”的二元关系中解释其历史(他申明：在没有更好的概念下，不得不选择带有欧洲中心论的这一表述)。与“文明人”相对的“野蛮人”(Barbarian)的活动主要以抢劫、掠夺定居文明展开的。在“野蛮人”的空间内，生活着两种不同形态的文化：狩猎文化和游牧文化。狩猎文化是个人主义的文化，因而很弱;游牧文化是一种成功的、逐水草而居的群体文化，部落之间的力学关系在一定时期内总会整合出一个帝国或强有力的领袖，这个领袖或帝国出现得快，解体往往更快。丝绸之路就这样被包围在中欧亚的历史之中，用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的“内亚模式”理论，丝路文化乃是农耕和游牧二元对立和交融的产物。
时间之痕存在于空间之维中。伴随人的移动，自然空间和心性空间也在伸展，举两个例子，一个是西王母。西王母是人名还是国名，或者兼而有之，有各种说法。西王母到底在哪儿?19世纪欧洲人认为就是公元前10世纪的萨巴(Saba)女王，还有说位在波斯，不谈。翻阅中国史书《山海经》《淮南子》《汉书》等，西王母位于甘肃一带，《史记》则远溯两河流域，《后汉书》在阿州大漠边陲，《魏略》可能更西。可见，丝绸之路上的西王母不断西迁。另一个例子是西洋。唐宋时代，随着海路交易的扩大，东洋和西洋概念逐渐形成了。关于东西洋的位置和区分线，言人人殊，综合诸说，日本学者宫崎市定认为，南宋是以泉州—东帝汶之间的子午线划分东洋与西洋的，明代则以广州—东帝汶子午线划分东西洋。随着郑和“下西洋”，西洋的位置不断西移，最后远及“大西洋”，这和西王母的西迁有相似之处。
郑和大航海缺乏“世界史”意义，随后而来的欧洲人的大航海开启了全球化时代的序幕。16世纪末，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自称“大西洋和尚”，大西洋、和尚，这两个中国人创造的词汇传达的已经不再是过去的声音，背后隐喻的是“人间之力”爆炸性的散发。这是我要讲的第三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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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下，全球史成为历史学研究的新趋向。顾名思义，全球史关注的是全球范围人的移动和物的移动，在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的限制下，是什么力量驱动勾连东西的丝路文化在兴盛与衰败交替中生生不息的呢?物质的力量和信仰的力量。物质的力量是Gold，信仰的力量权作God，二者可简称GG。
马可·波罗(Marco Polo)及其《东方闻见录》疑点重重，向为史家诟病。但是，他的事迹透露了东西丝路文化脉脉不断的秘密：第一个G。汉字“日本”读音有两个，一个叫Nihon或Nippon，另一个是Japan，前者是日本固有的，后者是欧洲人的发明。马可·波罗一路东来，要寻找的是“日本”，在他的世界里叫Jipangu，传说Japan是由此转音而来的。马可·波罗心中的Jipangu，可不是唐代留学僧“日边瞻日本”——地理上的故乡，是被赋予了金光闪闪意义的黄金之国。东来如此，西去亦然。早于马可·波罗一千多年的西汉张骞揭榜闯西域，建立伟大的功业，物质的驱动力可谓大矣。
马可·波罗
16世纪大航海后，人的移动逐渐成为有组织的大规模的国家行为。1788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组织了一个远航船队，招募有志冒险的青年。厌烦陆军学校日子的16岁的科西嘉青年应声响应，初选顺利通过，但最后被淘汰。6月，这支远航船队行至太平洋圣克鲁斯群岛遭遇海难，船员尽皆身亡，那个不幸落选的青年就是后来震撼欧洲的大名鼎鼎的拿破仑。
人之区别于动物者，在于物欲之外还有精神上的需求，即第二个G。汉代的“白马驮经”——佛教传入，唐代的“景风东来”——阿罗本的东来，近世耶稣会士叩开天朝大门，都不是物质动机所能解释的。同样，玄奘大师西行印度，如果没有“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走吧，走吧，到智慧的彼岸去)信念，很难想象能够坚持下去。
人的东来西去，族群间的冲突与融合，给中华文明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使之成为古代文明唯一存留于今的奇迹。中国的伊斯兰——回族，是在中国大地由多族群融合而形成的族群，是丝路文化的活的缩影。回族有一则富有文化意涵的故事，话说汉人的女儿嫁到回族人家，过了些时间，女儿回娘家省亲，母亲关切地问女儿在夫家过得咋样。女儿答曰：回回的饭好吃，就是话难懂。母亲于是放心地说：吃回回的饭，不要听回回的话。人类学家用这则故事诠释多族群融合之问题。文化研究的理论和丝路文化的经验告诉我们，要学会倾听他者的声音。当然，不包括我，一个丝路文化观光客在这里的絮絮叨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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