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邦媛教授的回忆录《巨流河》是一本很精彩的书。
我感到有以下优点。
一是内容厚重。作者８０高龄写成此书。一生经历了诸多重大的历史变迁。从抗日战争，到内战，到台湾和大陆从对抗到对话的各个时期，都以一个知识女性的独特视角记录了亲历亲闻。有很多独家的历史细节，十分珍贵。
二是作者既有很好的国学根底，又有很高的英文修养，全书既是严谨的史笔，又是优雅的散文。现在国内出版的回忆录也很多，对历史抱有严谨态度者已是上品，兼具美文品质者十分罕见。而一般大陆作家的回忆录虽有文采，但有历史感者极少。
三是若干内容给人以现实启迪。在现代化进程中，台湾比大陆快一拍。在许多方面，可以说台湾的昨天是大陆的今天，台湾的今天是大陆的明天。
且举一例：齐邦媛在１９７０年代在国立编译馆供职，主持新编台湾中学国文教科书。台湾原来和大陆相似，在党化教育的大环境下，语文教科书以意识形态为主导，孙中山、蒋介石的文章比重很大，别的选文也着眼于政治需要，差不多成了政治教科书，学生十分反感。齐邦媛借重一批开明教授的支持，改变了这个格局，让语文回归语文。这有点像前些年钱理群他们组织编写《新语文读本》，向官方版陈旧的语文教科书发起挑战。所不同的是，齐邦媛获得了成功。而钱理群的《读本》至今处在边缘地位。上海的新编中学历史教科书，企图告别阶级斗争史观，采用文明史观，因几位史学界左爷告状，干脆被官方封杀。而台湾教科书改革，虽有守旧势力责难，经历阵痛，毕竟成功。从这个意义上看，大陆今天某些方面，还没有达台湾７０年代的水平。
第二篇：巨流河读后感《巨流河》读后感
近些年来与国共内争关系密切的回忆录出过不少，但似乎还没有一种比齐邦媛的《巨流河》更值得看。这本书丰富而复杂，故人，往事，政治，学术，流离之痛，家国之殇，般般件件，纷繁错杂；文笔既隐忍含蓄，又不无偏激；叙事既满怀惆怅，又饱含深情。与其说它是一部关于个人身世的记录，不如说是一曲为故国招魂的挽歌。故国何所指？一言难尽。本书开端即逞现出一股豪气，使读者顿生壮怀激烈之感。然而开篇不久，作者的叙述由激昂转为低回，直至一曲终了。而主角也由作者父亲转换成作者本人，从东北到关内、西南，再到台湾，从懵懂幼稚的孩童，到青春飞扬的学子，再到名满东南的学者。——可她却觉得自己始终是个“弃儿”。
作者的叙述透露了许多信息，要而言之，是“四个不”，即不甘、不满、不齿、不屑。
一、不甘、不满
作者齐邦媛的父亲齐世英，早年留学异邦，26岁随东北新军将领郭松龄起兵反奉。举事前郭说过：此事成功固好，若失败则大家皆须亡命，但一帮热血青年都信心满满。巨流河一役功败垂成，郭全家受戮，齐自此离乡背井，亡命天涯，后终老台湾。巨流河之殇成了齐世英永远的痛。对这种结局，他心有不甘，终其一生，不断地奋斗，试图恢复东北，恢复全中国，同时也在不断地反思。
“九一八事变”发生，东北人纷纷逃往关内，齐世英却反其道而行之，孤身一人秘密潜入东北会见义勇军首领马占山等人，鼓舞斗志，安排人事。抗日战争胜利后，苏联背弃与国民政府的协议，大力扶植中共武装，致使东北陷于林彪之手。齐世英等国民党中坚分子均痛心疾首，万分不甘——
检讨战败过程中，认为军人背叛和共产党煽动民间的不满是主因，必须展开绵密的反共防谍网，巩固蒋介石的领导权。
林彪就是利用东北的物力、民力，配上苏军俘来的日军和伪军的武器组成第四野战军，一直从东北打到广州和海南岛......一直到我们收复东北时，中共在东北还没有什么力量，以后依赖俄国的扶持才坐大。俄国扶持中共固然是促成东北沦陷最主要的原因，而政府用人不当，方法不对，也须承认。
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于国民党国际和国内政策失误，东北首先落入中共之手。他辗转万里，孤身来到台湾，家国俱失，何等悲伧！
直到晚年，齐世英依然念念不忘，“抗日胜利后，东北人民不分男女老幼皆倾向中央，只要中央给点温暖或起用他们的话，他们一定乐意为国效劳。”
——东北人民不分男女老幼皆倾向国民政府！是耶，非耶？
对国民党丢失大陆，齐世英与其他国民党人一样，既不甘，又无奈。
再说不满——
1948年11月，东北陷入共军之手，国民党的东北“地下抗日同志”未能离开。有的人写信给齐世英说：
我们半生出生入死为复国，你当年鼓励我们，有中国就有我们，如今弃我们于不顾，你们心安吗？
其实，齐不仅于心不安，而且有着与同志们同样的意见，对国民政府丢失东北不满，对中共坐享其成占据东北尤其不满。与齐一样，他的女儿、本书作者对1949年以后中共在大陆上的各种政策措施，更是满腹怨愤：
由于父亲一直在国民党政府做事，祖居庄院早已被摧毁，祖坟也犁平为田，村子已并入邻村茨林子。……齐家祖坟既已被铲平，……我父祖铁石芍药的故乡，已无我立足之地了。因是“美帝”的基督教会大学，解放之初即被断然废校，美丽的校园，著名的未名湖，硬生生地变成了北京大学校园。……我相信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中国，没有多少人可以公开怀念燕京大学和她的优雅传统。
（文革期间，）这些我在大学受业的老师几乎都未能幸免，所受之苦，是中国文人百年来受政治播弄之苦的极致，即使倾三江之水，也洗不去心中的愤慨憾恨啊！
回到南京……我从鼓楼小学门口走过去走过来，没有看到那黯黑狭隘的一扇破门上挂的是我母校的校牌！……我不能相信它竟如此窄小简陋破旧。鼓楼小学在南京是个有相当历史的小学，如果没有亲眼看到它如今的光景，绝不相信记忆与现实会有这么大的差距！
——连笔者都觉得，齐邦媛女士的苛求实在有点过分。南京经历了日军屠城浩劫，百姓惨遭屠戮，城阙惨遭摧残，面貌必然大变，而且新中国的建设日新月异，为什么必须保留一所“有相当历史”的小学呢？
民国之父孙中山先生的陵寝，一直被国民党人视为神圣之地。但中山陵的现状却让他们失望和不满。1999年，在时隔半个世纪之后，齐邦媛回到大陆：
我希望去看看中山陵。……疏疏落落地有些人在石阶四面上下，没有一点肃穆气氛。以上种种，都使作者对“新中国”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作者当年因偶然的机会离开大陆去台湾，对于不能回归故国，一直耿耿于怀，但说到大陆的“文革”等诸多恐怖的运动，作者又表示了极大的庆幸：
当年上海的虚荣若是吸引了我留下，我早已成“黑五类”而被斗死，即使幸存，也必须耗尽一生否定真正的自我。
——这是真的，从后来30年的事实看，齐女士和所有去了台湾的中国人，都应该额手相庆。
二、不齿、不屑
作者对中共建政后所做的一些事似乎只是不满，对中共夺取大陆前的一些行迹则十分不齿——
在我迷恋诗词、神驰于文学，对政治除了抗日爱国之外几乎是“无知”的那些年，原来另一场风暴已经在酝酿了。
——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是作者在南开中学的同学。作者认为“内战的转折点是原在北平抗共的傅作义于1949年1月响应共产党的停止内战、和平统一”，“后来我读到他的女儿是劝降者之一。”接着便发了如上一通感慨。如果说这种感慨的含义还不太明显，那么下面这段话的态度则非常明确了：
这是我独立为人第一次见识到政治的可怕与谎言。在我生长的家庭，革命与爱国是出生入死的，有情有义的，最忌讳翻脸无情，出卖朋友。
这件事的缘起，还得说明一下。国共共同抗日时期，双方私下里小动作不断，共产党秘密地在学生中发展进步分子。学生群体也发生了分化，有的安心读书，有的则逐渐卷入政治活动。齐邦媛属于前者，而她的一些出身低微的同学则属于后者，她们被称为“进步”同学。由于齐的父亲是国民党要人，还由于齐不肯参加有明显倾向的学运活动，尽管她父亲坚决抗日，她潜心求学，进步学生仍然与她划清界线，视她为异类，并对她和她的家庭多有指摘，一个曾经很要好的同学“侯姐姐”竟然骂她是权贵余孽！作者就是在受到刺激后发表了如上的看法。以我的理解，作者在此指斥的对象，既是“候姐姐”之流，也是中共。据已公布的各种
历史材料，实际上中共最高层的主流派和当权派从来没有打算与国民党和解，从来没有打算接受国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也从来没有打算联蒋抗日（朱德、张国焘、周恩来等高级领导人对此进行了抵制和批评，并因此而靠边站。），他们打着抗日的旗帜，积极扩张地盘，发展军力，为最终夺取全国政权做准备。作者在此表达的其实正是对中共口是心非、罔顾大局的义愤。
中山中学在胜利后由四川迁回沈阳时他（指王天民）担任校长，原以为可以服务故乡，安定办学，一九四八年共军进城，他一家十口辗转逃来台湾。
——这是典型的春秋笔法，寥寥数语，便可给读者强烈的暗示。以下几条信息则接近于揭露和控诉：
纪录片《柏林沦陷四十年》：五月二日盟军进城之日，幸存的百姓躲进地下室，被抢先进占的俄国兵拖出来刺死、强暴，接着进城的英国军车在路边捡拾小孩，带他们去吃饭，美军在旁警戒......德国投降时，苏俄坑杀降卒二十万，埋在由汉堡流往捷克的易北河沿岸。这真让人震惊和意外！此前的教科书只是告诉我们，日军在南京烧杀奸淫，美军在北京上海横行无忌，国军在根据地杀人如麻，却不知道共产主义阵营的老大哥苏俄竟然做出此种令人发指的事来。至于以下各种现象，以及与此类似的各种欺骗和虚伪，我们这些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人自然不会感到陌生和意外：
一九五0年韩战爆发，大陆一片“抗美援朝”声。参加村民大会时，冬天大家坐在热炕上，征兵的干部请志愿参军者站起来，一面叫人在炕下加火，热得坐不住的人刚一起身就被鼓掌，欢迎参军！
一九五三年七月韩战结束后，幸存者选择自由退伍或回乡，不愿回大陆的一万四千多原志愿军官兵来台湾，成为全球瞩目的“一二三自由日”。
这当然只是齐邦媛女士的理解。我对于“一二三自由日”，此前则几乎一无所知。“维基百科”是这样解说的：
1950年6月，韩战爆发。期间被联合国军俘虏及在阵前易帜的军人共173700人，中国人民志愿军有21400人被俘。中共方面一直坚持要求联合国军无条件遣返所有战俘，无论他们是否愿意回到中共统治下，中共的立场被联合国军拒绝。双方最后达成协议，战俘可以自由决定去向，后来共有14235人选择前往台湾，选择回大陆的志愿军战俘大多受到政治审查、被开除党团籍或拒绝其入党。1954年1月23日清晨起，14850名中国反共战俘，7650名韩国反共战俘得到释放。前往台湾的反共战俘于1954年1月23日，由基隆上岸抵台，接受全台湾民众的热烈欢迎，被称为“韩战义士”。他们在台北市区游行，市民张灯结彩，表示庆祝；全台湾各大城市自由钟，都敲响23下。中华民国政府特设“一•二三自由日”以纪念这个“从中共手中解救大陆同胞”的事件；其后在泰国曼谷举行的“第一届世界反共联盟大会”中通过，并通电全世界同为反共阵营的国家，吁请一致响应，这即是一二三自由日的由来。随着冷战气氛转淡、以及两岸局势的稳定，中华民国政府停止动员戡乱，各共产主义国家政权也于二十世纪末逐一崩解，此纪念日已于1993年改名为世界自由日。
这些说法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但倾向性比较明显，与大陆出版的《志愿军战俘纪事》等文献有较大出入，但其间总是可以透露一些事实的。
虽然共产党夺取了大陆，建立了政权，国民党败走台湾，偏居一隅，但作者和那些1949年以后去台湾的中国人一样，对台湾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成就充满自信，视台湾为中国文明、文化、精神传承的正统，而对大陆“新中国”的各项建设颇为轻视，甚至是不屑——自从一九四九年播迁来台，台湾文学作家得以延续中国文学传统，创造出值得传诵的作品，好似开了一扇窗子。作品的年代横跨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四年之间，......二十世纪后半叶的文学不仅在此延续，而且由于处于开放社会的台湾作家在思想深度和技巧上的努力，已使中国文学的主流更加波澜壮阔了。
（台湾编选的《英译中国现代文学选集》）出版之后，华盛顿大学转来十六篇评论文章，几乎全是肯定的赞誉。最令我们欣慰的是ａ.ｒ.ｃrouch的书评，其中有一段说：……选集中很少有表达政治意识之作，与当前中国大陆文学中的单调宣传形成显著对比，是一种令人愉悦的解脱。
——这本中国现代文学选集，选的全是1949年-1974年在台湾出版的作品，约七十万字。而这几十年间，中共统治的大陆，确无可观之作。故我建议，今后大陆有关机构出版“新文学大系”之类的煌煌巨著时，1949年-1976年间的文学代表作，即以台湾的这本选集代替。这或许可以成为两岸文化合作的一段佳话呢。
（钱穆《国史大纲》引论说：）“以我国人今日之不肖，文化之堕落，而犹可以言抗战，犹可以言建国，则以我全民文化传统犹未全息绝故。”......此段文章，使我更具体地了解他为什么肯在蒋先生邀请下，舍香港而来台湾定居，以为可以安度余年，因为他也和那时所有中国人一样，有八年之久相信抗日救国的必要，而一九五0年后台湾仍是捍卫中国文化的地方。看过该书的读者会发现，作者对大陆在道义、学术、文学、社会诸方面都表示了明显的不屑。这确实让我感到有一些意外，但更多的是沮丧。
三、其他
其实，《巨流河》又何尝不是为故国招魂的书呢！这个“故国”指的是什么？答案既复杂，又简单，相信读者看完我这篇读后感就会明白。我同意作者的意见：不能以成败定英雄；我也同意哈佛大学讲座教授王德威先生的意见：回应时代暴虐和历史无常的最好方法，就是以文学书写超越政治成败的人与事。然而，《巨流河》虽然显示了“极大的谦抑和低回”（王德威语），却未能实现对政治和人事的真正超越。
巨流河与哑口海，这两个地名的确意蕴丰富，惹人遐思怅想。但是，从巨流河到哑口海，并不意味着遗忘和消逝，它正是历史和时代大潮自然的流向。逝去的一切不再回来，历史之河不会倒流，而波涛汹涌的大海最终要归于平静。——平静才是人间正道。我相信这也是台海两岸百姓共同的愿景。但平静的海平面下，潜伏着壮阔的波涛，谁也说不准它何时会再度掀起惊涛骇浪.....
第三篇：巨流河读后感由《巨流河》说开去
本人素爱读书，得知某知名媒体评选出了所谓的201*年度十佳好书，就根据获奖名单购买了前三名，其中高居榜首的就是由齐邦媛女士所撰写的文学体自传《巨流河》。
齐女士生于1924年，辽宁铁岭人。父亲齐世英曾出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主持东北党务。作者以年逾八十高龄历时四年完成此书，从大陆巨流河写到台湾哑口海，以一个奇女子的际遇见证了纵贯百年、横跨两岸的大时代的变迁。本书大体有两条主线：一是借着父亲齐世英的经历，串联起一代铮铮铁汉们在侵略者炮火下头可抛、血可洒的气概与尊严；一是从自己诞生、童年写起，战火中逃离至**，八年间受南开中学与武汉大学教育，受业于名师朱光潜，得文学启蒙，大学毕业后落脚台湾展开学术事业，成为台湾文学推手。
一气呵成地读完此书，内心的血液就如涛涛江水，从巨流河一路奔腾至哑口海，最终戛然而止，令人荡气回肠，近百年的沧海桑田在白驹过隙间已恍如隔世。年度钜作绝非浪得虚名，这一方面得益于作者深厚的文学造诣，使得无论是烽火狼烟的战争年代而或是艰苦卓绝的求索岁月，都能让人身临其境，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作者在台湾文学界、教育界德高望重的地位，使得此书深孚众望，一面世便大受追捧，以致洛阳纸贵。一大主流媒体如是介绍及评价该书：“一部反映中国近代苦难的家族记忆史；一部过渡新旧时代冲突的女性奋斗史；一部台湾文学走入西方世界的大事纪；一部用生命书写壮阔幽微的天籁诗篇！”
对于此书的溢美之词无以言表也无需赘述，各大媒体及书城一时间铺天盖地。我仅以此书作为出发点，谈一些题外话，以作引玉之砖吧。
很多读者都把此书当成了了解民国政治历史的报告文学，欲通过作者的描述去感受那番可歌可泣的民族大义，不免有失偏颇。因为本书的两条主线（齐世英和齐邦媛）有明显的主次之分，前者相(请你关注：www.bsmz.net)对于后者是多么苍白无力。一方面是由于前者来源于作者的见闻，而后者则是亲历；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作者的根本立场，而这才是最值得发人深省的地方。
尽管作者身逢乱世，但其殷实的家境使得她从不间断地受到了当时最好的教育，不仅贵为名媛，而且师从名家，这是普罗大众即便在今时今日都难以奢望的。在整个民族危亡之际，热血青年大多参与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民主共和与君主立宪等政治问题的大论战的时候，作者思考更多的恰恰是莎士比亚、拜伦和歌德。在去台湾之后，作者始终致力于台湾文学教育的纯洁性。因此，作者的自我定位其实非常明确——“小布尔乔亚”——即小资产阶级或具有小资情调的人。个人认为作者暗含的根本立场其实就是“去意识形态，去政治化”，它不仅贯穿了作者的一生，也是本书的主旨。
读完此书，最让我动容的人物，一是作者的父亲齐世英，早年留学德国，学习政治哲学，抱着一腔热血投身爱国事业，换来的却是被蒋介石开除出党，晚年少言寡语；二是广大和作者同时代的热血青年们，无论是去是留，用作者的话来说，他们的热情都成为了那个时代
政治的牺牲品。
个人利义取舍关乎民族生死存亡，国仇家恨也裹挟着个人荣辱。在五千年未遇之大变局中，传统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并不能成为亘古不变的处世金针。回顾一段非常的时期，则是为了审视一些事物的本质，以体验生活的真谛。对于政治而言，在柏拉图或者亚里士多德看来是多么单纯，因为政治就是生活的一部分，生活本身就是政治。人由于其社会属性，必须在广泛的公共生活中塑造自我，政治本身就是公众生活的实践。马克思的观点略有不同，但他的辩证唯物主义也强调人的主体是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之上的，人的社会实践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经济行为，而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体现。因此，如果我们在一个更为宽泛的概念谈论政治，并将政治与社会生活而非阶级斗争等量齐观，那么对政治讳莫如深或者谈虎色变就大可不必，所谓的“去政治化”也就无从谈起。
在二千年的封建时期，政治沦为了权谋；1840年以降，政治徘徊于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间，并在不经意间成为意识形态的代名词。纵观今时今日，我们对待政治是如此极端：一方面是对政治斗争的极度热衷；另一方面则是对公共生活的极度冷漠。当生活不再具有理想，那对于生活的热爱也仅只剩下对物质品质索然无味的追求；当生活脱离了时代，那拟古主义的审美情趣也足以唤醒尘封的消费符号，在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中大行其道。因此，对于政治错误的理解，并不能通过停止对政治的理解得以解决。一种高度“去政治化”的生活姿态，不仅无助于理解生活的真谛，也注定成为不了联系诸多社会生产要素
的普世方案。
在一个重视消费甚于生产，符号消费甚于功能消费的时代，历史、政治、艺术乃至生活都有被异化的风险。正如古希伯来先知们撰写圣经申命记的篇章以让世人重新知晓上帝的旨意那样，我们也需要在当下重新审视那些我们自以为是的理解。
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个人的主观见解可能略显不合时宜，还望诸位有识之士交流指正。
第四篇：《巨流河》读后感《巨流河》读后感
阅读齐邦媛先生的长篇回忆录《巨流河》，我突然想起法国思想家福柯的这个观点。福柯认为，身体打满历史的烙印，身体是历史铭刻的媒介，福柯关注身体是如何被社会分隔、重建和操纵的。《巨流河》真实在再现了二十世纪的滚滚洪流对个体生命的冲击、裹挟、分隔、重建和操纵。
生于世宦之家的齐邦媛本应有着相对平稳的人生经历，然而，特定的时代特殊的身世把她一次次推入性命攸关的抉择路口，而孜孜不倦的学习为她的人生之舟找准了航标，在一个个离乱的十字路口，她以自己的柔弱之躯驾驭着生命的小船，在阴霾中不放弃，在湍流中不迷失，八十高龄时仍然擎起如椽巨笔，写下二十世纪百年风烟对一个民族，两代人生命的冲击、分隔与操纵。
家在辽宁铁岭的齐家两代知识分子，是如何被卷进历史的洪流，在血泪崩溅的时代夹缝中从辽宁的铁岭漂到山城**，又从**流落台湾，隔着台湾海峡，隔着哑口海、南海、东海、渤海回望巨流河的？这，是中国近现代史。这，是一道20世纪的中国人心灵深处不可缝合的伤口。
“散文面对大地和事实。”《巨流河》是用散文笔调记述的史诗：一个民族的血泪史，一个家族的苦难史，一群知识分子的反思史，一群离乡游子的怀乡史。
20世纪中国近现代史上的百年风烟，硝烟弥漫，血泪流离，被民族灾难与权力规训异化了的国人，很少能发出自己真实的声音。但《巨流河》是个例外，那是一曲激荡着深沉的家国情怀的巨流，那是一曲被作者宏阔的人文视野滤过的清流。深沉的情思裹挟着淡淡的惆怅，清晰的记忆承载着高贵的灵魂……《巨流河》为读者打开的是一本百年册页：那英挺而胸怀大志的父亲，那在烽火中颠沛流离的母亲，那初识文学滋味的南开少女，那唱着《松花江上》的东北流亡子弟，那含泪吟诵雪莱和济慈的朱光潜先生，那性情率真宁可杀头也不说假话的吴宓先生，那家破人亡后投身抗日战争以身殉国的飞行员张大飞烈士，那从东北漂泊到北平，从北平流落到南京，从南京辗转到**，又从**流亡台湾的一个个中国人，他们的血泪情仇，他们的家痛国恨，他们的死里逃生……
对于大陆读者，透过《巨流河》，还能了解一段段鲜为人知的历史真相：东北郭松龄兵变的内因；抗日战争初起时二十九军浴血华北，牺牲的壮烈；南京大屠杀，国都化为鬼蜮的悲痛；民心觉醒的抗争……齐邦媛先生是这些重大事件的亲历者，见证者，记录者和反思者。
齐邦媛先生在自序中写道：“二十世纪，是埋藏巨大悲伤的世纪……书写前，我曾跟着父母的灵魂作了一趟返乡之旅，独自坐在大连海岸，望向我扎根的岛屿。回到台湾，在这间人生最后的书房，写下这一生的故事。”真实是这本巨著的特点，真诚是作者秉持的基本原则。
无法忘却的家国之痛，无法选择的个人遭遇，无法回避的心路历程，这样的文字往往沉痛，令人不忍猝读，但在齐邦媛先生的笔下，《巨流河》为何有一种巨流落川之后的岑寂？
横贯东西文化的国际视野。能够穿越二十世纪的百年风烟，本身就是一个奇迹。能够在巨大的政治漩涡中保持知识分子的清醒与卓然，将个人际遇、家痛国难放到世界大舞台上去体认去回望去反思，宏阔的视野让大陆读者读到不一样的历史。
齐邦媛六岁随母踏上寻找参与地下抗日工作的父亲，后曾随父就读多个小学，在南开中学幸遇民族教育家张伯苓，结识了一群满怀教育救国热情的先生，在武汉大学学习期间，受教于学贯中西的朱光潜、吴宓等，初淋世界文学雨露的润泽，树立了大视野大文化的学者胸襟；在台湾从教的近四十年中，以教授英美文学为主，能够从文学关怀人类终极命运的普世情怀出发看待个人遭遇与家痛国难；她本人曾多次参与台湾对外文化交流活动，能够站在全人类的角度审视二十世纪的世界风云与家国巨痛，文字中自有一种穿透风烟后的澄澈。
超越政治偏见的学者立场。二十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难免不被卷进忽左忽右的政治旋涡，丧失独立的价值观。齐邦媛因“生性敏感”，虽然生长在家庭背景显赫的齐世英家，但自从青年时代把心灵交给“基督”后，一生都在有意远离政治斗争的中心地带，专做学问。这使她能够对政治保持相对清醒，从而客观真实地再现历史画面和历史人物。朱光潜、吴宓、张伯苓、钱穆、胡适、戴镏龄、田德望、袁昌英、哈耶克博士、sister mary……在她的笔下，大师音容可鉴，从他们手里传递的是文明与真理的薪火。耳濡目染，受大师影响，齐邦媛的一生，都在竭力保持着人格的独立与学者的尊严。
创痛深重血泪流离的家痛国难。巨流河原是一条母亲河。迫使游子踏是不归路的是一场接一场的战争：郭松龄反抗军阀的兵谏行动、九一八事变后挂在城门楼上的头颅、家破人亡后走上抗日征途的张大飞、七七事变后“战争血淋淋的大刀切断了我病弱的童年”，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把古都变成了鬼蜮，从南京逃往汉口的难民“成千上万，黑压压地穿了棉袍大衣的人，扶老携幼都往月台上挤，铺盖、箱笼满地，哭喊，叫嚷的声音将车站变成一个沸腾的大锅。”被日军轰炸过的**“那一具具焦黑的尸体，绵延十里，是我半生的噩梦。”……然而，即使在流亡途中，青年学子仍然满怀激情地进行千人大合唱。生命中有不可缝合的伤口，生命里亦有奔涌不息的河流，正是这激流激励着人们，奋勇向前。比起那些铺陈战争场面的小说作品，《巨流河》因为溶入了作者的人生体验，更能打动人心。
寻找故土家园的游子心结。回不去的家园叫故乡。近乡情怯，这对于被迫流离的齐家两代人而言，是最好不过的心灵写照。齐世英青年时代留学日本和欧洲，归国后心怀匡国济民之志，加入国民党，致力于文化救国活动，日盼夜盼盼到抗战胜利，却因站错了队伍被迫流落台湾，命运似乎和这群人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然而，比起大陆那些曾在“文革”中受尽折磨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却有些不幸中的万幸。齐邦媛童年被迫离开故土，一直到她白发苍苍七十多岁，才踏上归乡的路。然而，故乡已不是她记忆中的故乡。战火熄灭后，家国依旧，故园不在，他们漂泊的心将在何处安放？
惆怅如烟的个人际遇。齐邦媛与张大飞美丽而短暂的情缘是贯穿“巨流河”的一支温馨而又凄美的支流。齐邦媛十三岁时遇见青年张大飞，他刚刚遭遇了家破人亡的重创，两颗敏感而年轻的心凭借一本《圣经》靠近。在此后的六年中，等待来自云端的信成了齐邦媛步向青春的桥驿，一个“在云端，在机关枪和高射炮火网中作生死搏斗”；一个“在地面上逃警报，为灾祸哭泣”。长达六年的鸿雁往来，见证了那个时代特有的巨变。这条布满荆棘的空中鸿雁之途持续到张大飞以身殉国，然而，这份刻骨铭心的记忆一直沉淀在齐邦媛心灵的深处。当巨痛终于淀成清流的时候，齐邦媛回眸历史时蓦然发现，“四个月之内，罗斯福逝世，陈纳德解职，张大飞战死。这一场战争带着无数人的憾恨落幕。”个人的遭遇放在时代的洪流中如浪花般一闪即逝。齐邦媛七十五岁时回到南京，参观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后拜谒航空烈士公墓，手抚刻着张大飞名字的石碑，怀想那些在“骨岳血海”中抗争的岁月，回忆那份特殊时代里的回音，轻轻地说：“张大飞的一生，在我心中，如同一朵昙花，在最黑暗的夜里绽放，迅速阖上，落地。那般灿烂洁净，那般无以言说的高贵。”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用凄婉而深情的笔调回忆横贯她一生的美好情愫，读者怎能不为之动容？
第五篇：巨流河读后感1000字巨流河读后感
在地铁上，公交上，没事的时候，刷的不是微信，看起来了以前流行的电子书，一本电子版的《巨流河》，因为是一个朋友推荐的，以为是巨大的河流，也不知道讲什么。然而看完开篇别人对于本书的极高的评价后，读了前几页却未见得那么华丽。但是读下来之后却发现好久没读书的自己竟喜欢上了这样平淡的文字。前面都是刺激的励志人生的文章，但是这本书不一样，想也只有这位耄耋之年的作者才能把的那个有着巨大争议的时代写得如此平静，平静得“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
前六章我都是怀着极大的兴趣去看的。然而兴致之后，却是愈发沉重的思考。作者带我们从另一个视角看现代中国苦难的历史，随之而来的便是各种矛盾。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对于张学良“没有智慧和尊严”的评价，在我们的历史教材中，张学良一直是风流倜傥的“少帅”，正如周恩来评价他的那句“民族英雄、千古功臣”一样。之前也有老师曾对张学良做过反面的评价，然而读完这本书后我才对他有了更为全面的评价。政治影响下的苍白的历史让许多事情变得虚假，正因此我们需要获得更加全面的历史认知。然而这种认知并不是类似于“愤青”的那种无知的冲动，而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现实的尊重。
书的后半部分主要讲的是作者在定居台湾后对自己文学梦想的坚持，更加偏专业一些，我以前不是很喜欢看文学名着，于是有些部分就走马观花似的看了。这其中最让我感动的就是作者一生对于“南开精神”的坚持。作者曾在第三章用一整章的篇幅回忆自己在南开中学的求学生涯，足以看出南开精神对她人生的影响。当然，最珍贵的还是张老校长的那一句“你不带校徽出去，也要让人看出你是南开的！”读到了最后一章，看到“全书完”……我想，这才是真正的好文字吧，让你在不知不觉中被感动。看到五十多年后中学同学相聚，已至弥留阶段的老同学念着杜甫的诗句：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心中默想着那种画面，又想起自己已与许多中学同学毫无联系，突然有些失落之感。
全书以一句“一切归于永恒的平静”结尾，然而从巨流河到哑口海，如何能归于永恒的平静？至少看来，作者是有一些怨念的。作者也曾强调不希望自己的文学涉及政治，然而文中的“国仇家恨”却处处可见，可能因为父亲曾是国民党高官，这份情感更加深重。然而作者对大陆的抨击，有一些我是不同意的。书中曾写到当初在学生时期合唱的《义勇军进行曲》，后因歌曲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而无人再敢唱；接下来又写到《湖上之火》因反对美国政府而在台湾被列为禁书。尤其是后者，仔细思考发现这何尝不也是一种悲哀。作者给我们提供了看历史的一个新的角度，然而作者是不是也因几十年来心中积聚的“国仇家恨”影响了自己呢？历史无法重演，尊重历史并不意味着苟同或者是无尽的抨击，这也算是我读此书最大的收获了吧。当然，最值得人们欣赏的，还是这本书的态度。或许，经历的多了，再大的风浪也终归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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