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
2、土地潜力无穷尽，亩产多少在人为。
3、三年超英，五年赶美。
4、人可以让地球服、海洋降，强迫宇宙吐宝藏。
5、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
6、一天等于20年，共产主义在眼前。
7、你是英雄咱好汉，高炉旁边比比看，你能炼一吨，咱炼一吨半;
8、天上繁星点点，地上红光闪闪，王母惊呼玉帝打颤，感叹天上不如人间。(指大炼钢铁热火朝天)
9、与火箭争速度，和日月比高低。
10、群众想移山，山走;群众想移地，地动;只要革了思想命，无雨大增产，大旱大丰收;
钢锹驾火箭，驾起青龙上云端，三山五岳听我令，玉皇下马我上鞍。
11、甜水吐出比蜜甜，你看稀罕不稀罕，党的恩情万古传。
12、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13、稻堆堆得圆又圆，社员堆稻上了天。撕片白云擦擦汗，凑上太吸袋烟.
14、月宫装上电话机，嫦娥悄声问织女:"听说人间大跃进，你可有心下凡去?"织女含笑把话提:"我和牛郎早商议，我进纱厂，他去学开拖拉机."
15、一铲能铲千层岭，一担能挑两座山，一炮能翻万丈崖，一钻能通九道湾.两只巨手提江河，霎时挂在高山尖.
16、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
17、河水急，江水温，还得我们说了算，叫水走，水就走，叫水站，水就站，叫它高来不敢低，叫它发电就发电.
18、你是英雄好汉，高炉旁边比比看.你能炼一吨，咱炼一吨半，你坐喷气式，咱能乘火箭，你的箭头戳破天，咱的能绕地球转!
19、跃进歌声飞满天，歌成海洋诗成山.太白斗酒诗百篇，农民只需半杆烟.
20、社东有条清水河，河岸是个小山坡;社员坡上挖红薯，闹闹嚷嚷笑呵呵.忽听河里一声响，河水溅起一丈多，吓得我忙大专喊:"谁不小心掉下河?"大家一听笑呵呵，一位姑娘回答我:"不是有人掉下河，是个红薯滚下坡!"
21、蚂蚁啃骨头，茶壶煮大牛，没有机器也造火车头!
22、奇唱歌来怪唱歌，养个肥猪千斤还有多，脑壳谷箩大，宰了一个当三个，三尺锅子煮不下，六尺锅子煮半个。
奇唱歌来怪唱歌，单季稻亩产三千多，谷子黄豆大，挑了一箩又一箩，挑到日头落了水，还要用架板车拖。
奇唱歌来怪唱歌，红薯亩产三万多，南瓜大一个，抱都抱不合，要拿重得像秤砣，急得他喊爹喊妈莫奈何!
23、肥猪赛大象，只是鼻子短，全村宰一头，足够吃半年
24、一个萝卜千斤重，两头毛驴拉不动
25、花生壳，圆又长，两头相隔十几丈，五百个人抬起来，我们坐上游东海。
26、牛羊儿似珍珠，
颗颗闪光耀;
蒙古包似花蕾，
朵朵欲放苞。
台上烽烟不再起，
眼望彩虹心含笑。
27、下面一首是农民改造荒地为果园后的诗：
河有多长，果林就有多长，
站在河岸就像仪仗队，
迎接汽轮往高山上开，
投给客船以果实
28、下面一首是写边疆工业化的诗：
我望着，我远远地望见，
又一座黑塔与它并排高站，
近看才知是火电厂的烟囱，
不息地吐着墨一样的浓烟，
暗夜在地上绘出繁星般的灯火，
白昼在天上绘出黑色的牡丹。
29、下面一首是歌颂修十三陵水库的建筑工人的诗：
你这是干什么
一铲又一铲?
二十五万亩水浇地，
要在我掌心里涌现!”
30、管叫高山低头，河水让路!
第二篇：文革和大跃进时期口号大全文革和大跃进时期口号大全
一、跃进时期：
1、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
2、土地潜力无穷尽，亩产多少在人为。
3、三年超英，五年赶美。
4、人可以让地球服、海洋降，强迫宇宙吐宝藏。
5、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
6、一天等于20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7、你是英雄咱好汉，高炉旁边比比看，你能炼一吨，咱炼一吨半；
8、天上繁星点点，地上红光闪闪，王母惊呼玉帝打颤，感叹天上不如人间。（指大炼钢铁热火朝天）
9、与火箭争速度，和日月比高低。
10、群众想移山，山走；群众想移地，地动；只要革了思想命，无雨大增产，大旱大丰收；
钢锹驾火箭，驾起青龙上云端，三山五岳听我令，玉皇下马我上鞍。
11、甜水吐出比蜜甜，你看稀罕不稀罕，党的恩情万古传。
二、文革时期：
1、幸福的中国人民深情惦记着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美国人民。
2、把红旗插遍全球，插上白宫和克里姆林宫。
3、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
4、石油工人吼一吼，地球也要抖三抖。
5、毛的著作，一天不读问题多，两天不读走下坡，三天不读没法活。
6、服从毛要服从到盲从的地步，相信毛要相信到迷信的地步（柯庆施语）
7、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
8、宁可少活二十年也要拿下大油田。
9、公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
10、知识越多越反动。
11、偷有理，抢无罪，革命的强盗精神万万岁！
12、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打倒各国反动派。
13、我们一定要解放世界上四分之三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劳动人民。
14、东风吹，战鼓擂，这个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
文革和大跃进时期口号大全
1、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2、土地潜力无穷尽，亩产多少在人为。3、三年超英，五年赶美。4、人可以让地球服、海洋降，强迫宇宙吐宝藏。5、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6、一天等于20年，共产主义在眼前。7、你是英雄咱好汉，高炉旁边比比看，你能炼一吨，咱炼一吨半;8、天上繁星点点，地上红光闪闪，王母惊呼玉帝打颤，感叹天上不如人间。(指大炼钢铁热火朝天)9、与火箭争速度，和日月比高低。10、群众想移山，山走;群众想移地，地动;只要革了思想命，无雨大增产，大旱大丰收;钢锹驾火箭，驾起青龙上云端，三山五岳听我令，玉皇下马我上鞍。11、甜水吐出比蜜甜，你看稀罕不稀罕，党的恩情万古传。12、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13、稻堆堆得圆又圆,社员堆稻上了天。撕片白云擦擦汗,凑上太吸袋烟.14、月宫装上电话机,嫦娥悄声问织女:"听说人间大跃进,你可有心下凡去？"织女含笑把话提:"我和牛郎早商议,我进纱厂,他去学开拖拉机."15、一铲能铲千层岭,一担能挑两座山,一炮能翻万丈崖,一钻能通九道湾.两只巨手提江河,霎时挂在高山尖.16、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17、河水急,江水温,还得我们说了算,叫水走,水就走,叫水站,水就站,叫它高来不敢低,叫它发电就发电.18、你是英雄好汉,高炉旁边比比看.你能炼一吨,咱炼一吨半,你坐喷气式,咱能乘火箭,你的箭头戳破天,咱的能绕地球转!19、跃进歌声飞满天,歌成海洋诗成山.太白斗酒诗百篇,农民只需半杆烟.20、社东有条清水河,河岸是个小山坡;社员坡上挖红薯,闹闹嚷嚷笑呵呵.忽听河里一声响,河水溅起一丈多,吓得我忙大专喊:"谁不小心掉下河?"大家一听笑呵呵,一位姑娘回答我:"不是有人掉下河,是个红薯滚下坡!"21、蚂蚁啃骨头，茶壶煮大牛，没有机器也造火车头!22、奇唱歌来怪唱歌，养个肥猪千斤还有多，脑壳谷箩大，宰了一个当三个，三尺锅子煮不下，六尺锅子煮半个。 奇唱歌来怪唱歌，单季稻亩产三千多，谷子黄豆大，挑了一箩又一箩，挑到日头落了水，还要用架板车拖。 奇唱歌来怪唱歌，红薯亩产三万多，南瓜大一个，抱都抱不合，要拿重得像秤砣，急得他喊爹喊妈莫奈何！23、肥猪赛大象,只是鼻子短,全村宰一头,足够吃半年24、一个萝卜千斤重,两头毛驴拉不动25、花生壳，圆又长，两头相隔十几丈，五百个人抬起来，我们坐上游东海。26、牛羊儿似珍珠， 颗颗闪光耀；蒙古包似花蕾，朵朵欲放苞。台上烽烟不再起， 眼望彩虹心含笑。27、下面一首是农民改造荒地为果园后的诗：河有多长，果林就有多长， 站在河岸就像仪仗队，迎接汽轮往高山上开，投给客船以果实28、下面一首是写边疆工业化的诗：我望着，我远远地望见，又一座黑塔与它并排高站，近看才知是火电厂的烟囱，不息地吐着墨一样的浓烟，暗夜在地上绘出繁星般的灯火，白昼在天
上绘出黑色的牡丹。29、下面一首是歌颂修十三陵水库的建筑工人的诗：你这是干什么 ， 一铲又一铲？二十五万亩水浇地，要在我掌心里涌现！”30、管叫高山低头，河水让路！
第三篇：大跃进“大跃进”运动是指1958年至1960年间，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极“左”路线的运动，是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不断地错误批判1956年反冒进的基础上发动起来的，是“左”倾冒进的产物。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尽管这条总路线的出发点是要尽快地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但由于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根本不可能迅速地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总路线提出后，党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大跃进”运动，在生产发展上追求高速度，以实现工农业生产高指标为目标。要求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成倍、几倍、甚至几十倍地增长。例如，提出钢产量1958年要比1957年翻一番，由335万吨达到1070万吨，1959年要比1958年再翻番，由1070万吨达到3000万吨。粮食产量1958年要比1957年增产80％，由3900亿斤达到7000亿斤左右，1959年要比1958年增产50％，由7000亿斤左右达到10500亿斤。“大跃进”运动在建设上追求大规模，提出了名目繁多的全党全民“大办”、“特办”的口号，例如，全党全民大炼钢铁，大办铁路，大办万头猪场，大办万鸡山。在这样的目标和口号下，基本建设投资急剧膨胀，三年间，基建投资总额高达1006亿元，比一五计划时期基本建设总投资几乎高出一倍。积累率突然猛增，三年间平均每年积累率高达39．1％。由于硬要完成那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必然导致瞎指挥盛行，浮夸风泛滥，广大群众生活遇到了严重的困难。1958年11月至1959年7月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曾努力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压低1959年的工农业生产指标。八届八中全会错误地批判所谓彭德怀右倾反党集团，及随后全党展开“反右倾”斗争，使纠正错误的努力中断，而党内“左”倾错误更加发展。1960年提出要长期保持大跃进，继续要求工农业生产达到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对1959年上半年压缩指标进行不公正的指责，一味强调反对右倾，要把干劲鼓足。在各地粮食告急的情况下，还不断追加基建投资、追加基建项目，钢年产量指标一吨也不能少。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又再度全面地泛滥起来。从1958年“大跃进”开始的三年“左”倾冒进导致了国民经济比例的大失调，并造成严重的经济困难。
第四篇：大跃进20世纪50年代末,在我们这片古老的中华大地上曾经掀起一场惊心动魄的狂飚----“大跃进”运动。从1958年8月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全面发动到1960年底开始进行国民经济调整为止,“大跃进”前后跨了三个年头。如今40年过去了,人们对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总结。我们的党早已领导全国人民纠正了“大跃进”的“左”倾错误,走上了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然而,在世纪之交,继续深入探讨这场运动的历史成因和经验教训,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大跃进”运动的历史成因
“大跃进”运动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末的中国,有其深刻的国际背景。当时,无论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还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基本上都完成了战后艰难的经济恢复阶段,转入了经济发展时期。与此同时,两大对立阵营的紧张对峙局面相对缓和。因此,毛泽东当时认为:“现在,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估计短时期内打不起来,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ｐ723)应该说,世界局势的相对缓和为各国集中精力搞好本国的经济建设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也给社会主义各国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然而,1956年对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说,是一个多事之秋。该年2月,苏共召开二十大,揭露了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严重失误和对他的个人祟拜产生的严重后果,并进而全盘否定斯大林。这引起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混乱,国际上出现了一股股反共逆流。虽然中国共产党不赞成全盘否定斯大林,但是又认为,揭开斯大林的盖子,对于“破除对斯大林和苏联经验的迷信,解放被教条主义绳索束缚的思想,努力寻求适合本国情况的革命和建设道路,有重要的意义。”(ｐ329-330)同年6月和10月,东欧相继发生了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使得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深刻认识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加速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等的必要性。从50年代中后期开始,苏联和东欧国家掀起了一轮改革浪潮。这场改革克服过去重视重工业的片面性,开始加强轻工业和农业;注重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改善人民生活;并对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了某些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当时“左”的思想仍然禁锢着人们的头脑,高度集中的斯大林模式尚未打破。相反,在经济领域内也出现了一些极端的口号,如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提出在一二十年内过渡到共产主义。
同时,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也是凯歌高奏。1956年底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在我国已经确立。中国共产党也开始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已指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ｐ267)然而当时我们党对此认识并不深刻,甚至“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毛泽东对1956年中共八大前后提出并反复强调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一直持保留态度。从1957年起他在党内多次会议上对反冒进进行批评,并逐步提出了在尽量短的时间内“超英赶美”的“跃进”式发展目标。促使这一目标提出的,则是1957年1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苏联提出在15年内在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美国。毛泽东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会上也提出中国在15年内在钢铁和其他主要产品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的口号。后来这一口号不断修改,并把赶超时间提前。1958年5月明确提出:“七年赶上英国,再加八年或者十年赶上美国”(ｐ696)。同年8月和9月毛泽东又提出:“两三年超过英国”和“五至七年接近和超过美国”(ｐ25),更为脱离中国国情的主观目标。 [6][5][4][3][2][1]
因此,可以说,中国的“大跃进”运动是当时国际大气候与国内小气候交互作用的产物。如果没有50年代中后期国际局势的相对缓和,也就不会有中国及其周边局势的稳定,不会有一个适合经济发展的稳定的国际国内环境。如果没有从50年代开始的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试图打破斯大林模式的改革浪潮,也就不会使中国共产党在借鉴苏联和东欧经验的同时,更加注重总结本国的成败得失,从而 “走出一条不同于苏联模式,适合中国国情的高速发展经济的新路。”三年 “大跃进”运动就是为了探索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之路。如果没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根深蒂固的“左”倾思潮,尤其是受当时苏联“超美”目标和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思想的影响,也就不会使中国党内“左”倾思想加速发展。从1957年上半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和下半年公开批判反冒进,到1958年大办钢铁,搞人民公社化,不久蔓延到国民经济各个领域和社会各个部门的全行业“大跃进”,都是这一方面的体现。
“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ｐ141)因此,“大跃进”的发动固然有国际背景作为外在因素的推动,但是,只有国内因素才是推动“大跃进”发生的根本原因。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文化十分落后,人民生活极端贫困。落后就要挨打。中国自近代以来长期遭受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与蹂躏的历史便是雄辩有力的证明。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解放了的亿万中国人民意气风发,革命和建设的热情高涨。这就导致了人们在主观迫切需要摆脱长期落后和贫困的状态,强烈希望发展经济,改善物质生活,使国家迅速富强起来。长期落后的阴影使毛泽东等党的领袖们产生了一种巨大的压抑感和赶超西方先进国家的紧迫感。在这种观念的驱使下,加上又受苏联“赶超美国”口号的影响,毛泽东提出“超英赶美”的“跃进”式发展战略。毛泽东发动“大跃进”正是为了实施这一战略,也是广大人民群众“使伟大祖国繁荣富强的强烈意愿在经济建设上的反映。”(ｐ115)从而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人民群众的社会心理,使他们热火朝天地投身到“大跃进”洪流中去。
1956年底,三大改造基本完成,1957年“一五”计划提前超额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了辉煌成就,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是,这也导致了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人在巨大胜利面前逐渐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大家都坚信,在取得接二连三伟大胜利的中国人民面前,几乎没有什么目标是达不到的。“我们既然已经建立起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人民群众既然已经在社会关系方面得到解放,做了主人,那么,动员和依靠人民群众来进行经济建设,就能够取得我们所希望的、世界上从来没有过的高速度。”(ｐ355)然而,党对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内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复杂性、曲折性和艰巨性认识严重不足。“把建设社会主义,把根本改变中国的贫困面貌看得太简单,太容易了。这不仅表现在‘苦战三年’的口号之中,而且也表现在一系列美好的憧憬和宏大的规划中间。”(ｐ720)在实践过程中片面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而“对于掌握经济规律和科学知识的必要性认识不足。”(ｐ356)从1957年八届三中全(更多精彩文章请关注好 范文网：www.bsmz.net)会开始公开批判反冒进,[2][5][2][9][8][7]
不断修改业已制定的各项经济计划指标,要求各行各业来一个大的“跃进”,到1958年“大跃进”正式发动以后出现所谓“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的荒唐口号等等,都是片面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而忽视客观规律的具体表现。
新中国从1949年成立到1956年才有7年时间,而这7年大部分时间用在了改造生产关系、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上,真正用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时间和精力并不多。因而在1957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开始以后,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长期“一穷二白”的国家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经验尤为缺乏。在实践中,容易把过去的革命经验教条化,从而犯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大跃进”中套用干革命靠组织群众运动、开展政治斗争的办法进行经济建设就是证明。毫无疑问,动员广大群众积极投身经济建设,集中力量办大事,正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之所在。“但是,当我们把经济建设事业归结为群众运动,把群众路线等同于群众运动,并把它强调到不适当地步的时候,严重的问题就发生了。”[10]1958年8月以后党中央发动了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就是把战争年代搞群众运动的经验全盘移植到经济建设中去,企图用这种办法一下子把经济搞上去,结果得不偿失。对此,在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有较为深刻的论述:“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我们曾经急于求成,盲目求纯,以为单凭主观愿望,依靠群众运动,就可以使生产力急剧提高,以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越大越公越好。”[11](ｐ9)
建国以后由于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传统和苏联斯大林模式的影响,我国建立了以高度集中为特征的政治经济体制。权力过分集中,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比较严重。党和国家的民主制度极不健全,法制建设严重滞后,民主生活也不很正常。这些客观因素使党内最高决策缺乏科学化和民主化,“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12] (ｐ330)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的关系实际上成了一种领导与被领导、指示与被指示的关系。这种领导体制本身缺乏一种有效的监督与制约机制。一旦党的领导人在最高决策方面发生失误甚至是严重失误的时候,领导体制本身对此无力去进行纠正。这些都为“大跃进”运动的轻率发动和延续提供了肥沃的政治土壤。在1958年1月南宁会议和3月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对主张反冒进的几位副主席的批评,措辞相当严厉,无限上纲上线,如说“反冒进离右派只有50米远了”等等。1958年的钢产量,2月定为620万吨,5月改为800-850万吨,6月宣布为1070万吨(ｐ76)。这样的计划指标不经过科学论证和民主协商,随意更改,发生错误当不可免。而这些都是由于当时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造成的。因此,邓小平说:“制度是决定因素,那个时候的制度就是那样。那时大家把什么都归功于一个人。有些问题我们确实也没有反对过,因此也应当承担一些责任。当然,在那个条件下,真实情况是难于反对。”[12][6](ｐ308-309)
从以上几个方面看出,“大跃进”运动是由国内各种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交互作用后而造成的。正是由于长期贫穷落后导致急于改变这一面貌,进而提出 “超英赶美”战略;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和“一五”计划成功实现导致急于求成,进而忽视客观规律,片面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建国初一直致力于改造生产关系而忽视经济建设,导致在1957年以后缺乏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因而把战争年代大搞群众运动的经验教条化;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导致最高决策缺乏民主化和科学化,如此等等,多种客观与主观因素交互作用,使得当时在经济领域内业已存在的“左”倾思想逐渐理论化、系统化,进而形成了一整套的“左”倾跃进理论。例如:以钢铁等重工业为中心,以“超英赶美”为目标、以各种“大办”为经济建设方法、以两本帐制度为计划方法、以“一大二公”为特征的人民公社等等。实践证明,这种理论指导下的“大跃进”,严重忽视了重工业与轻工业、农业的协调发展,导致了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和积累与消费关系的处理严重不当;赶超目标没有标准且不断提前,以致使“指标越提越高,头脑越弄越热”(ｐ807);各种“大办”遍地开花,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两本帐制度“为高指标、层层加码、朝令夕改开了绿灯”(ｐ1272),这些都是最终导致一场延续3年之久的“大跃进”错误,并难以纠正之症结所在。
二、“大跃进”运动的经验教训 [5][5]
“大跃进”运动在经过1958年的发动与开始跃进、1959年的“反右倾”继续跃进和1960年的持续跃进三个阶段之后,逐渐沉寂下来。它引起我们深刻的反思。不可否认,三年“大跃进”期间,也取得了一些成绩,如“建立了一批工业基地、工业部门,从反面为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了经验等。”(ｐ119)但是,它给我们国家造成的损失是十分严重的。
首先,由于片面重视重工业,尤其是“以钢为纲,元帅升帐”,轻工业和农业严重滞后,导致了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1960年农产品产量大幅度下降,粮食只有2870亿斤,比1957年的3900亿斤下降26.4%;棉花2126万担,比1959年下降37.8%,都跌倒1951年的水平[13][9](ｐ269)。农业三年大倒退,而重工业却畸形发展、
[13]“一枝独秀”。1960年重工业产值1100亿元,比1959年增长25.9%,比1957年增长2.3倍(ｐ270)。
其次,“大跃进”期间,基本建设投资规模过大,战线拉得太长;积累和消费的关系处理不当,积累率过高,导致经济效益下降;人民生活水平并未因为经济发展而提高反而下降。1960年基本建设投资为389亿元,比1959年增加39亿元,1958年至1960年三年总投资额为996亿元,比“一五”计划的五年总和还多81%。(ｐ271)1958年至1960年三年的积累率分别达到33. 9%、43.9%和39.6%,大大超过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已经较高的平均积累率24.2%(ｐ368)。
再次,三年“大跃进”导致了大量农村人口的非正常死亡。由于农业虚报高产,搞高征购,导致农村粮食短缺,食品供应紧张。1960年同1957年相比,城乡人民的平均粮食消费量减少了19.4%,其中农村人均消费量减少23.4%。许多地区因营养不良发生浮肿病,农村人口的非正常死亡增加。据推算,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数在4000万人左右[13][2][13](ｐ272-273)。
三年“大跃进”给我们的国家和广大人民带来了切肤之痛。根据李先念在1979年12月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三年“大跃进”的经济损失估算为1200亿元[14](ｐ269),这个数字相当于我国1959年或1960年的国民收入,等于当时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一年的辛勤劳动成果付之东流。因此,我们不得不说,三年“大跃进”实为得不偿失。“大跃进”运动的历史经验教训值得我们今天认真总结。
首先,发展社会主义国民经济要有计划、按比例,做到综合平衡。这也是任何一个国家发展经济必须遵循的基本客观规律。“大跃进”运动片面强调重工业而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如1958年的大炼钢铁运动,导致了国民经济的畸形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在经济建设中,“做好计划工作,必须注意综合平衡,恰当地安排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和运输业之间的比例关系,以及这些部门内部的比例关系。”[15](ｐ363)相反地,“如果片面地‘突击’某一个部门,从而使各部门之间必要的比例关系遭到破坏,不但这个部门将不能得到正常的发展,并且可能损害其他部门,因而是错误的。”[15](ｐ363)
其次,要力戒骄傲急躁情绪,虚心学习和研究国内外经济建设中一切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绝不能自以为是,想入非非,更不能把革命战争年代的经验当作教条照搬套用到经济建设中去。实践证明,“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事业都需要吸取其他国家的经验,也需要其它国家的无产阶级和人民的支援。”[15](ｐ366)
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过去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16](ｐ2-3)
再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从自身的客观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必须尊重客观规律,坚持调查研究和一切经过试点的原则,把路线、方针、政策都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我们要科学地分析国情,认清自己所处的发展阶段。“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ｐ478)“大跃进”运动中,片面求快,盲目求纯,任意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完全违背客观规律,企图一下子把经济搞上去。主观愿望违背客观规律,肯定要受损失。”[12][1](ｐ346)这些都是主观唯意志论的表现。这就从反面要求我
[12]们,“在每一个时期,处理各种方针政策问题时,都坚持从实际出发。”(ｐ127)
最后,必须大力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必须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原则,实行“在高度民主基础上的高度集中和在高度集中指导下的高度民主”
[1][15](ｐ364)的有机统一。“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ｐ816)而在1957年以后,随着
党内个人专断作风的滋长和个人崇拜现象的逐渐形成,党内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起来,民主和法制建设严重滞后。这些都是后来“大跃进”轻率发动和难以控制的重要因素。因此必须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健全党规党纪;除了制定《宪法》外,还要制定各项专门法规,做到有法可依;实行依法治国而不能以人治国。
历史证明,“大跃进”运动是我们党在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的一次严重挫折,也是一场全局性的战略失误。对此,万里在1984年8月的一次讲话中说得很明确:“‘多快好省’本来是毛主席提的,这是很好的提法,但犯了战略错误,结果却是少慢差费。‘大跃进’不就是少慢差费?‘大跃进’是很大的战略错误。”[17]它是一场欲速反而慢的不成功的实践。
实践证明,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党,有着旺盛的生命力、顽强的战斗力和强大的凝聚力。其原因就在于我们党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能够及时发现并纠正缺点错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科学地分析了我国的国情,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有机结合,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实现了认识上的第二次飞跃。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和十五大,党制定了一系列符合我国国情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辉煌成就。世纪之交,12亿中国人民正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第五篇：大跃进演讲稿“超英赶美”
1957年11月庆祝苏联十月革命40周年之际，各国共产党领导人云集莫斯科，于14-16日举行了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党代会，16日-19日举行了64个国家党的代表会议。中共中央主席、国家主席毛泽东率团前往。在40周年庆祝大会上，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提出了通过和平竞赛，在“今后15年内不仅赶上并且超过美国”的目标。
苏联的行动口号使得毛泽东深受启发，提出了中国15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的行动口号——11月18日，他在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说，“同志们，我讲讲我们国家的事情吧。我国今年有了520万吨钢，再过5年，可以有1000万到1500万吨钢；再过五年，可以有3500万到4000万吨钢。当然，也许我在这里说了大话，将来国际会议再开会的时候，你们可能批评我是主观主义。但是我是有相当根据的。我们有很多苏联专家帮助我们。中国人是想努力的。中国从政治上、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还是个小国。他们想努力，他们非常热心工作，要把中国变成一个真正的大国。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15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12]”
15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首次公开宣布于1957年底。12月2日，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举行，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少奇在祝词中宣布“15年后，苏联队工农业在
最重要的产品的产量方面可能赶上或者超过美国，我们应当争取在同一时期，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那样，社会主义世界就将把帝国主义国家远远抛在后面”。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肯定了当时全国出现的“大跃进”形势，认为中国正经历着“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期。调整了“二五”计划指标，钢产量由1200万吨提高到3000万吨，粮食从5000亿斤上升到7000亿斤。提出要使中国在15年或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在十年内超过英国、十五年内赶美国（所谓“超英赶美”）。从此，“大跃进”在中国大陆全面展开。农业要“以粮为纲”，要求5年、3年甚至1－2年达到12年发展纲要规定的指标。工业则“以钢为纲”，将赶超英国的目标缩短为7年、5年以至3年。
1958年8月，这些指标又夸大了2倍。随后各行各业都出现“浮夸风”。“大跃进万岁”被人民网评为中共党史上的80句口号。
1958年全国推崇以生产队为单位的人民公社大食堂导致“放开肚皮吃饱饭”，在1959年下半年才在全国范围出现饥荒的情况下，1958至1959年，中国仍然持续着往年的大量向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出口粮食以快速发展军事工业。经济出现困难，农村出现饿死人情形。
绝大多数饥荒的起因不仅是因为食物产量下降，也因为不合理或者是低效的食物分配，而且通常结合着对于问题严重程度认识的信息匮乏
或者干脆是有意的误导信息。在中国这场1959年－1961年的大饥荒中，城镇居民享有定量的口粮。与此相对比的是，因为各级干部出现严重的官僚主义，农村的基层干部因抢着虚报他们公社收获产量，而导致上级据此征收的公粮数量增加。这样留给当地农民口粮和种子粮减少了。政府规定的歉收返销粮和救济粮也因为官僚主义作风导致农村的口粮减少。
对外援助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政府在三年困难时期仍然大量进行粮食输出和对外援助。
例如，据最新解密的外交部档案记载，周恩来在1965年5月10日接见阿尔巴尼亚客人时表示截至去年，建国14年来，对外援助金额达人民币108亿元，而已经使用的援助金额中，又以1960年至1964年的5年中最为集中。
又如，根据外交部解密档案，1960年4月，外交部决定以政府名义，无偿赠几内亚大米1万吨。外交部解密档案里，1960年除了对几内亚的援助外，还有15000吨小麦支援阿尔巴尼亚。
1961年8月，老挝来函要求支援稻种。中国政府决定援助15吨。 1962年，给柬埔寨援建川龙造纸厂，周恩来专门问起造纸厂的废水处理并要求改进，增加污水处理设备。
1962年，困难时期结束之后，援助更加有增无减，例如张郁慧在其论文《中国对外援助研究》引述，1970年，毛泽东在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时，曾经增加援助数额，由原来的2亿元增加到
5亿元。而1973年，更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总援助支出达到55.8391亿元人民币。曾经任中联部部长的朱良在《无私无畏追求真理的王稼祥》一文中，同样也描述了对外援助金额“最高时占国家财政支出的6%～7%”。
除了对外援助，困难时期的粮食出口情况也逐渐被披露。例如据人民日报后来的披露，1963年5月1日，跃进号万吨轮从青岛启航前往日本途中触礁沉没，船上装载着玉米近万吨，以及矿产品和其他杂货等。而青岛港离东营，滨州等山东粮荒重灾区仅有二百公里。
迄今尚无证据证明出口和援助是经济困难的直接原因，但也间接反映了经济困难时期政府对于救济难民的态度和政策。也许是为了政治方面的原因，但为此付出大批无辜人民的生命。似乎不是最好的选择，大饥荒所反映的各种弊端在任何时代任何情况下都应引起人们的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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