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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李约瑟难题简介
李约瑟（JosephTerenceMontgomeryNeedham，1900年12月9日－1995年3月24日）英国近代生物化学家和科学技术史专家。所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即《中国科学技术史》）对现代中西文化交流影响深远。他关于中国科技停滞的李约瑟难题也引起各界关注和讨论。
李约瑟生英国著名生物化学家李约瑟,曾因胚胎发育的生化研究而取得巨大成就,后来他又以中国科技史研究的杰出贡献成为权威,并在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正式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拓利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领先了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
解读：中国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在科学技术上曾有灿烂辉煌的成就。除了举世瞩目的四大发明外,领先于世界的科学发明和发现还有100种之多,中国古代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却是个不争的事实。然而,从17世纪中叶之后,中国的科学技术却如同江河日下,跌入窘境。据有关资料研究,从公元6世纪到17世纪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国所占的比例一直在54%以上,而到了19世纪,剧烈滑坡到0.4%。其他领域的数据也能得出类似的结论,即中国地发展速度在18世纪晚期开始明显落后于西方世界
二、对难题的认识
“李约瑟难题”之所以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一方面是由于李约瑟本人所致力于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具有重大的学术性;另一方面对于广大中国学者来讲,这是一个关乎中国科学技术如何才能赶上西方国家的现实问题。对“李约瑟难题”本身如何认识可以归结为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李约瑟难题”的确是一个难题,而且有着多种多样的解答。比如,黄生财从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墨家、名家、阴阳说、五行说、元气说等中国古代思想入手,从思维方式的角度解答李约瑟难题。尚智丛将难题分为三个层面进行解答:(1)什么因素造成了中国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的科学超越?(2)什么因素促成了西方近代科学与中国传统科学的融合?(3)什么因素造成“融合”与“超越”之间的时间差?严火其则从东西方科学的不同特点西方科学的本质特点察异和中国传统科学的本质特点察同入手解答“李约瑟难题”。还有人从中西方的地理环境、中国特殊的语言、社会的形态和科举制度等角度出发去解答难题等。另一种观点认为“李约瑟难题”的提法或者难题本身的内在逻辑有问题,因而需要对它进行修改或干脆将它归之于伪问题。比如,钱兆华从科学和技术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入手将李约瑟难题修改为,“十六世纪以前中国的技术在许多方面都超过西方,但后来近代技术为什么诞生在西方而没有诞生在中国呢?而且中国为什么一直未出现过任何自然科学体系呢?”。吴国盛则认为,“缺乏一个纯粹的测度时间是中国未诞生近代科学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历史真可以由我们设计的话,如果近代科学具有超文化的普遍性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做此结论。不过,历史并不由我们设计,科学也不具有超文化的普遍品性。也许,李约瑟问题只是一个由现代性话语拼凑起来的伪问题。”
“李约瑟难题”的真伪,我们姑且不妄下定论。不过认为难题成立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去研究中国科学技术为什么落后的原因,这本身就是一个有益的探索。不论正确与否,至少它可以开阔我们的眼界,能够给我们启发,学术只有在不断的争鸣中才能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对于不成立论者而言,正如前面所说,“李约瑟难题”已经在学术界有了一个绝大多数人都能接受的表述,如果我们去修改它,那它就不是“李约瑟难题”,而是别的什么难题了。当然为了论述问题的方便、直观和易懂,可以将难题换一种表述,但不能因此而修改了难题本身。对于认为是伪问题的学者而言,“李约瑟难题”即使不成立,但它毕竟能够引起众多的学者进行讨论,而且解答结果也确实多种多样,这本身就说明了这一“伪问题”确确实实也是一个“问题”。笔者认为重要的是,通过探求难题答案的过程可以加深对该难题的认识,从而推动相关研究领域的进一步发展,进而找到我国近代以来在科学技术方面落后于西方的真正原因,以便我们可以“对症下药”地采取措施把科学技术搞上去。
三、难题的求解(一)外部因素说
这种观点认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远远领先于世界先进水平,只是在近代以来才落后于西方。本原因是由中国长期的封建制度束缚所造成的,而近代科学之所以能在欧洲产生,其根本原因也是由于新兴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首先在欧洲兴起的结果”。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在国内学术界可能占大多数,尤其是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国哲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李约瑟及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有关观点的影响李约瑟在《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中提出的一个解答就是,中国科技落后主要是由于“专制主义”色彩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决定的。因此,他们从政治因素、经济因素、选拔人才机制以及其他环境因素入手,将其对中国科学技术的不利影响做了细致分析。
中国的封建政治制度对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第一,中国封建统治者鄙视科学技术,瞧不起科学技术人才,甚至还利用种种手段迫害科学技术人才。在中国历史上科学技术一直被贬为“奇技淫巧”,儒家经典《礼记》上就明确提出“奇技、奇器以疑众,杀”的主张。第二,中国长期的封建统治限制了人们的思想自由,它迫使人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要符合儒家伦理规范、封建礼仪,这极大地阻碍了科学技术活动的进行。
中国的自然经济结构对科学技术的阻碍作用主要包括:第一,以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经济模式严重地抑制了工业和商业的发展,这就使中国的科学技术失去了前进的原动力,因为“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反之,如果社会上缺乏对技术的需要,那么科学技术当然就不可能得到发展。第二,中国社会长期实行的“强本抑末,重农抑商”政策进一步加剧了自然经济的封闭性,极大地限制了人们社会实践活动的范围,从而直接减少了人们为科学技术研究活动提供丰富的感性材料的机会。第三,中国传统的男耕女织(解决吃饭穿衣问题)的自然经济形式必然导致“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十八章》),这种与外界缺乏交流的社会结构极大地阻碍了科学技术知识的交流和传播。
中国社会长期推行的八股取士制度对科学技术的消极影响是:第一,从内容上看,八股文题目都出自儒家经典四书五经,阐述问题要以朱熹《四书集注》为准绳,而且所要论述的问题几乎都属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封建伦理道德范畴,根本不涉及有关自然界的知识或技术。而且它要求考生“代圣贤立言”,“述而不作”,这严重地禁锢了人们的思想。第二,从结果看,八股取士的这种导向作用使科学技术的发展受到致命打击,因为社会上的读书人要想追求功名,就必须把全部精力用来读“圣贤书”,正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样一来,科学技术也就成了不登大雅之堂,无人问津的“下品”了。第三,从形式上看,八股取士保持形式的一致性、稳定性,缺乏创新性,而科学的发展,求新、求异思想是必不可少的。这导致了中国学者墨守成规的习惯,即使有所创新,也要借助“托故改制”这样的理论借口,否则就是“妖言惑众”,其下场可想而知。
(二)内部因素说
持内部因素说的学者认为,中国没有诞生出近代科学技术,而且在近代以来科学技术远远落后于西方的主要原因是“文化基因”造成的。这些“文化基因”包括思维方式、哲学思想、与哲学思想紧密相关的科学方法论及人们的价值取向等。
在古代,哲学和科学几乎是不分家的,只是在文艺复兴后才使科学从自然哲学体系中分化出来。正如大哲学家怀特海所说:“希腊人过于偏重理论。对他们来说,科学仅是哲学的衍生物”。这也意味着,在不同的哲学基质上会产生不同的科学形态,而且科学家的哲学思想决定了其科研活动的方向,为科学家的科研活动提供理论指导。在康德看来,哲学还为科学提供形而上学基础。所以,哲学不仅决定科学的形态,而且还决定科学的发展方向和趋势,没有哲学的支撑,科学将会成为空中楼阁。由此而论,中国从近代以来直到今天在科学技术方面落后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哲学思想和价值取向与西方科学之间存在着不协调或不匹配。
爱因斯坦认为:“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若是这些发现果然作出了,那倒是令人惊奇的事。”[15]无独有偶,具有中国文化背景熟知中国传统文化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也认为,中国没有诞生近代科学和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落后于西方的原因主要是中西方之间的“文化基因”不同。他说:“我以为中国古代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出现欧几里德研究这样具体的几何问题,以及因为研究这类问题而产生出来的逻辑系统,至少是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原因的一半所以欧几里德几何的影响非常之大,对于近代科学的产生更是大得不得了。”他还指出:“有许多中国的老先生,包括近代现代的,他们既不懂《易经》,又不懂近代科学,到处胡讲一通,要么说《易经》里头有近代科学的种子,要么说《易经》引导出近代科学的发展。我想实事求是地说,西方跟中国的文化传统不一样。那么,这个文化传统不一样里头产生出来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文化中萌芽,而且这个萌芽是经过了很长的时期,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这个事情要正面看它,不要蒙骗自己,‘西学中源’说就是蒙骗自己,而这一蒙骗就是两百多年。”
(三)综合因素说
持综合因素说的学者认为,近代自然科学没有在中国诞生和中国在近代以来科学技术方面落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非常复杂的,单从经济、政治、地理环境、八股取士或单从哲学、方法论、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等方面找原因都是片面的。美国科学史家席文就持这样的观点。他把经济、政治、地理环境、八股取士等外部因素称之为社会因素,把哲学、方法论、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等内部因素称之为智力因素,他在《为什么中国没有发生科学革命》一文中指出,在分析科学革命问题时,如果仅根据非欧文明缺乏欧洲科学革命的某一个重要方面,就认为一切根本变革就不可能在那里发生,这只是一种“武断的假设”,因为这种观点并未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明。科学史家企图就智力或社会经济两个因素之一进行考察,就可说明科学革命问题,这只是一种谬论。如果认为中国未能在近代科学上胜过欧洲是智力因素造成的,或者把中国科学的落后看成是社会经济因素造成的,这两种绝对化的解释都是不恰当的,因为智力因素和社会因素或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区别,并不表现在科学史事件中,而是只表现在科学史家的思维习惯和专业性联想中。很显然,席文倾向于把中国科学技术在近代落后的原因归结为内外两方面因素。我国学者金观涛、樊洪业和刘青峰也认为研究难题应把内部的近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循环加速规律和外部的文化背景和社会结构相结合,“没有这两者的综合整体研究,要真正理解中国17世纪科学技术落后于西方的原因是不可能的。”
值得指出的是,许多持外部因素说的学者并不完全否认内部因素说的观点,在论述有关具体问题时,为了避免明显的逻辑矛盾和与实际情况的相悖,他们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古代在科学思想方面存在着严重或致命的缺陷。例如,李约瑟可以说是持外部因素说的代表人物,但在谈到东方的科学技术在16世纪前的近两千年的漫长时间里为什么远远领先于西方,而近代科学反而突然出现在西方的原因时也说,“只有对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社会的和经济的结构进行分析,并且不要忘记思想体系的重大作用,才能最终对这两个问题做出解释。”
这实际上就意味着,对“中国近代以来科学技术落后于西方”这一现象或事实的看法,大家都承认中西思想观念(它是文化的核心)上的差异是其原因之一。所不同的只是,有人认为这不是基本原因或主要原因,更不是唯一原因,而有人则认为,这就是唯一原因,其他原因都是次要的、非本质的、派生的。
四、难题的启示
尽管人们对“李约瑟难题”的看法和解答各不相同,并在学术界引起了辩论,但“李约瑟难题”以及围绕该难题的争论本身对我们的启示,却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关于学术价值的启示。就难题本身的意义而言,“重要的不是找到,而且也不可能找到标准答案,但思考这个问题却会找到一种世界文明史的感觉和全球化视野。”“这有助于中华民族在全球化的世纪对中西文化持平衡心态,在面对世界时自信而不自卑和自负,在世界多元文明并存共进时能有包容之量,善于学习和富于革新。”因此,对于如何提高我国科学创新能力,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与西方近代科学有机结合,并使科教兴国战略和国家创新战略取得预期的效果,难题的研究无疑具有重大参考价值。它有助于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科学创新能力差的现状,解决我国科学落后的问题,实现我国科学事业的腾飞。
其次,关于学术标准的启示。对难题的解答牵涉到一个科学的判断标准问题。对于中西方的科学史研究究竟采用一个什么样的“科学”标准?对李约瑟来说,他采用的是近代西方科学的标准,所以导致有些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没有科学的结论:“一个被普遍接受的推论是:就其实质而言,科学史自古以来就一直是一部欧洲剧,或许伊斯兰世界在其中扮演了一个小角色。”因此,国内外不少专家认为,将欧洲科学史当作世界科学史,而无视世界其他各国的任何科学贡献,不仅是西方中心论的论调,而且其本身也是不恰当的。因为,科学本身也是一种文化,而文化又是多元的,中国有中国的文化,西方有西方的文化,那合逻辑的推理就是,中国有中国的科学,西方有西方的科学,它们属于不同的科学形态,根据本尼迪克特的文化相对主义,不同的文化模式是不可比的,而作为文化组成部分的科学一般来说也是不可比的,所以,不仅对“李约瑟难题”而且对其他问题的研究我们都应当采取一个合理的标准,这样的研究才是科学的、合理的。
出生于伦敦一个有教养的中产阶级苏格兰家庭，早年在剑桥大学受教育（学士1921年、硕士1925年1月、博士1925年10月），然后从1924年聘为剑桥大学冈维尔与凯斯学院的教授（fellow），在弗雷德里克霍普金斯实验室工作，研究胚胎学和形态发生。1937年，三个中国人来他的实验室一起工作（鲁桂珍、王应睐、沈诗章）。其中，鲁桂珍（1904年－1991年），一个南京药剂师的女儿，金陵女子大学毕业生，和李约瑟发生了婚外恋，但这段恋情得到了李约瑟妻子的原谅。鲁桂珍向李约瑟介绍中国悠久的科学发明和医药学，给身处“西方中心论”环境中的李约瑟带来很大的心灵震动，使他形成了“一个宝贵的信念，中国文明在科学技术史中曾起过从来没被认识到的巨大作用”。从此之后，李约瑟对中国科学发生极大兴趣，开始学习汉语，立志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受英国皇家学会之命，李约瑟从1942年到1946年在中国重庆任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他为战时中国优秀科学家在西方科学杂志发表研究成果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并结识了竺可桢、傅斯年等中国科学家和学者，收集了大量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文献。此外他又游历了还没有为日本占领的地方，包括敦煌和云南，又参观考察了中国各学术机构从而收集了大量文献和资料。这对他后来写《中国科学技术史》有极大帮助。之后，他赴巴黎当上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然科学部的第一位部长，而且得到中国学者王铃（王玲）的帮助而开始写《中国的科学与文明》。1948年，李约瑟回冈维尔与凯斯学院。尽管在1952年他因到中国查核细菌战的证据而受到排挤和批评，但并没有影响到他的写作计划。李约瑟从1967年至1976年担任冈维尔与凯斯学院院长。退休后，以他个人藏书为基础建立了东亚科学史图书馆。1987年，该馆发展为李约瑟研究所。1994年李约瑟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二、对李约瑟难题的认识
三、难题求解四、难题启示
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科学是原动力,社会需求是推进器,只有推进器(社会需求)和原动力(科学)处于协调状态,这个国家和地区的科学和经济方能获得持续发展。在国家的科学进步水平和社会制度安排中,通常可能出现两种情形:一是科学发展水平高,但是由于制度、组织、管理等方面的原因,社会对与科学水平相联系的需求不旺盛,这时这个国家不仅经济得不到快速的发展,而且科学的发展也会失去方向和动力,现代英国的衰落对此是很好的说明。英国科学在20世纪中叶之前保持着较高的水平,但由于国家创新制度安排的问题,最终沦为二流资本主义国家。二是科学水平发展不高,但由于国家创新系统的效率比较高,社会需求很旺盛,以至超出了科学水平的承载能力,这时该国家和地区会取得某一阶段的快速发展,但终究没有“原动力”,它的发展也是不可持续的,如现代日本的崛起。而且由于社会提出了超过科学水平的要求,还会使科学的发展方向甚至科学形态发展变化。
联系上述科学和社会发展的两种情形所致的不同结果及我们国家的现实不禁令人担忧。我国近年来基础研究的投入明显不足、成果很少,但是社会需求和经济发展却一直保持较高的水平,借鉴历史,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没有与社会需求相适应的科学的发展,社会需求终究会枯竭,科学的发展方向也会因此改变。现代日本发展史不能不令我们警觉,二战后,日本经济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由于没有科学发展的支撑,其发展终究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日本近十年的经济衰退就是很好的例证),而且由于经济的发展对科学的发展水平提出了超越可能的要求,迫使科学形态发生了变化,日本只能确立“技术立国”的方针,以至日本诺贝尔奖得主在论及日本科学技术发展时痛心地说日本没有科学,这对我国的科学发展和科学政策的制定应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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