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经济发展史范文精选

时间：2019-05-14 09:21:49 网站：公文素材库

大家知道俄罗斯经济发展史有哪些吗？今天小编给大家带来了俄罗斯经济发展史范文精选，小伙伴们一起来参考一下吧。

冒天启：天则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就一些热点问题进行交流。今天我发言的题目是《对俄罗斯、中国市场化进程比较的一个评估》，所以内容不单是讲俄罗斯，也不单是讲中国，而是对两者市场化进程的一个比较。这个问题涉及的东西比较多，而且实践性比较强，也涉及很多理论问题，所以副标题我想就是《兼论转型经济研究的现状和理论问题》。在这个大题目的限定之下，今天我想讲三个问题。第一是转型经济研究的现状及其观点的重要评定，也就是理论背景；第二个问题是中国和俄罗斯转型比较的主要理论问题；第三个问题是对中国和俄罗斯市场化进程做一个大致的比较。这是一个大的课题，所以这次只是就基本观点作一些评述，把它作为一个学术问题谈一些自己的看法。目前学界对于转型的含义是有一个严格限定的，主要是指上个世纪后半期，社会主义国家从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变的这样一个时段的问题。这个界定在我印象中是盛洪最早提出来的。现在学界对这个界定好像已经淡化了，有篇文章甚至把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也包括了进去，把《资本论》的研究也包括了进去。淡化以后很多问题就不好讨论了，所以今天我还是严格按照界定，讲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这样一个时段内发生的问题。

研究转型主要的一个理论还是比较问题，比较经济学过去一直是按照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划分，按照制度比较来进行的，苏联解体以后，按照主义来划分就失去了研究对象，所以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比较经济学目前比较沉寂，研究不是很多。国际上对中国、俄罗斯还有东欧国家进行比较，作为比较经济学的分支，目前还是有一些研究成果的。这里面有两部分的内容，第一部分是基础性的理论文献，第二部分是研究的观点。从中国和俄罗斯的比较来看，研究的观点主要有 6 大类，第一类的观点就是把激进和渐进作为主要内容来对制度变迁进行专项研究，主要代表人物是斯第格利茨，他在《改革下回去论十年》这一系列文章中间，把中国和俄罗斯的转轨按照激进和渐进进行了比较，在他的所有文献里面，归纳一下，主要讲了三个观点，第一个观点主要讲俄罗斯为什么失败了，中国为什么成功了？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对市场经济最基本的概念的认可。

斯第格利茨认为，在目前美国流行的主流教科书是依赖于新古典经济学派的，而这个学派的观点对俄罗斯的转轨造成了误导。第二个观点是俄罗斯奉行的手段有偏差，把私有化、公开资本账户看作是转轨成功的标准，而不是手段。第三个观点是政治家在采纳经济学家建议的重视程度上出现了问题，发生了决策错误。斯第格利茨写了不少文章赞扬中国改革取得的成绩，但是在他的文章里对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的模式是不是能够最终成功也有一个判断。他从交易费用的角度，在对转型国家出现的一些重要问题，集权与分权，产权的界定，私有化，公司治理结构，银行法人控股这样的一些问题进行研究的基础上，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有缺陷的，未必是很成功的一个模式。这是第一类的观点。第二类的观点主要是杨小凯的观点，这和斯第格利茨的观点是直接对立的。他在一篇很重要的文章，《经济改革与宪政转轨》里有一个与斯第格利茨完全相反的观点。杨小凯他们认为，经济转轨的核心是宪政制度的转变，文章激烈的批评了把激进和渐进作为评价中国和俄罗斯经济改革成败主要原因的观点，认为赞成渐进改革的经济学家缺乏宪政的思考，只看到了不同的转轨方式在短期内的经济效益就轻易下了结论。他认为不能用中国渐进改革的业绩去否定俄罗斯激进改革的失败。长期利益和短期效果往往是不一致的。在他的这篇文章里列举了英国实行宪政制度经历的一个很痛苦的过程，期间也伴随着战争，大规模的经济衰退，但最终建立的是一个宪政制度，为经济的成长奠定了基础。美国的内战也是宪政转轨的一个代表性案例，内战结束的十年内，美国经济持续衰退，但是内战对于美国以后的经济繁荣的贡献却是显而易见的。杨晓凯列举了英国和美国的案例，认为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对于俄国和东欧的改革成效的认定需要重新考虑，不能因为短期的挫折就认为改革失败了，或者认定它不如中国改革成功。他根据最新的一些统计资料，认为现在的东欧国家已经走出了经济改革的震荡期，不可增长期，而且增长速度也很快，与法国大革命、美国内战时期经济的震荡相比时间要短的多。另外，杨晓凯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被高估了。

这两个国家改革成效的认定，一是要考虑长期因素，二是要重新计算实际取得的绩效。如果考虑到长期的因素，现行改革制造的长期宪政方面的成果可能超过了短期内已取得的效果，所以对于中国改革目前所取得的业绩应该重新进行评价。这篇文章发表比较早。但是这篇文章很尖锐，在目前很难形成一个主流的看法。第三类观点是原来波兰经济学家科勒德克在《从休克到治疗》这篇著作中，对中国和俄罗斯作了全面的比较。这本书比较厚，归纳了一下大概有三个观点，第一是认为改革过程中间如果政治改革的进程不是很深入，那么经济改革是有效的，通常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是和向议会民主，公民社会政治转变相联系在一起的；第二是认为激进和渐进的选择的经济分析主要发生在三个领域，要做具体的经济学分析，在宏观经济领域内要看货币和经济稳定程度来对激进和渐进做出选择，他认为在宏观经济领域内货币和经济稳定程度有条件的话，激进和渐进还是可以搞的。同时考虑到在经济结构改革和制度变革，和产业的微观基础重组方面又要注入新的投资，要关闭旧工厂，对劳动力重新进行调配，在这些问题上根本不能实行激进措施，而只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种观点通常被称为新政治经济学观点，把经济问题，用来分析政治领域发生的问题，这也是有一定启发意义的。宏观领域内可以做出选择，在经济结构改革和制度变革，在产业的微观基础方面根本就不存在激进和渐进的选择，只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第三，他提出一个新的判断，以一个时期的经济增长的快慢来判定转轨策略选择的得失，是不是科学？他的意思就是不能拿一个时期的经济增长的快慢来判定转轨策略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从长时期来看，制度改革是一个经济发展必要的前提。但是从某一个时段来说，经常出现制度转轨缓慢但经济增长很迅速，或者是体制转轨很迅速但经济增长在下降的现象。那么经济增长和制度变迁到底是什么关系呢？他对制度经济学最根本的一个问题提出了质疑。

他明确提出，在对中国和俄罗斯转轨的比较中，不要太看重一时的经济增长或是衰退，急于做出褒贬的评价。第四类看法是德国经济学家何梦笔提出的，他有一篇文章，《大国体制转轨理论分析范式》。这个我们天则所进行过讨论。当时他是认为在中国和俄罗斯财政体制的转换过程中间，都是给地方政府注入了一种新的活力，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会产生一种竞争，这种竞争推动着市场化的改革。当时在评论中，我认为这个理论缺乏一些必要的事实依据，所以不太看重。但是最近我在考虑，随着这次宏观调控，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的这种状况之下，这种理论有它一定的现实意义，在这次宏观调控中这种分析范式也有它一定的事实依据。第五类观点，丁学良教授在 80 年代初写过一篇文章，《俄罗斯现象》，他强调了在转轨时期的立法和司法问题。这个观点还是很重要的。转轨过程不是把一个国家机器搞散架就可以了，而是要通过立法把政治资源进行重新的配置。从国际上看我觉得有这五个观点值得研究。从国内的研究上来看，转型经济，特别是把中国和俄罗斯进行比较这一块从理论上讲不是很系统。在俄罗斯经济严重衰退的时候，国内出版了一些著作，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借俄罗斯经济的衰退来证明中国转型的正确性，包括盛洪教授主编的《中国过渡经济学》，写中国的奇迹，发展经济改革的成功，另一种情况是批评俄罗斯来影射中国转轨的错误。最近几年随着俄罗斯经济的回转，比较中国和俄罗斯转型的文章反而少了。有单讲俄罗斯增长成就的，也有单讲中国经济发展的，但是把二者放在一起做比较，看哪些是可以借鉴的，这种文章并不是很多。我认为现在转型经济是不是一类独立的经济学科还属于探索阶段。

到目前为止体系、范畴都没有初步形成。但是我还是赞成这样一种分析方法，要综合马克思生产关系的变革理论，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的理论，演化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比较经济学的一些最新的研究成果来对有关国家的转轨实践进行动态的追踪研究，仔细分析不同国家的不同的历史进程。开个玩笑说，去俄罗斯一个月回来可以写一篇文章，去半年可以写一个小册子，但是要去的时间太长了一本学术著作很难写出来，因为变化太大了，而且对俄罗斯这个民族的了解，深层的问题特别多。所以我还是主张动态的追踪研究，来从中找出转轨是从哪起点的，要转到哪去，转轨的路子该怎么走？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主要是转轨问题的理论背景。第二个问题，经济转轨及其国际比较中间的主要理论问题。特别是中国和俄罗斯在国际比较中间涉及到的主要理论问题。中国的转轨从事实上来说和俄罗斯的转轨是不一样的。俄罗斯的转轨包括两层含义，一个是从国家政体上由共产党的一党集权专政转向了多党的议会制，二是由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了市场经济体制，而第二层又包括两个阶段，一个是由叶利钦时期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一个是普京时期的调控的市场经济，或者说社会市场经济体制。而中国的转轨目前基本上集中在经济领域，由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或者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在国内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国际上一般都叫做现代市场经济。而且中国正在从落后的农业国转向现代的工业国。所以体制转型和经济发展是我国目前转轨的主要含义。转轨是体制推陈出新的一个过程，也是一个发展战略的功绩。一个国家的转轨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全方面的理论问题。但是我认为在经济方面主要有三条，一条是在微观上国有产权的重新配置，和新的企业的组建，第二是宏观上政府管理职能的转变，和宏观调控机制的完善，第三是社会保障体系。我认为要比较中国和俄罗斯，一定要从这三个方面来进行。我觉得在讲这三个理论问题之前，有三个前提性的问题需要说明，因为这三个问题直接影响到中国和俄罗斯在转型上一些具体问题的差别。一个是如何看待中国和俄罗斯两个大国国情的基本差异？在转轨的起点上中国和俄罗斯国情有什么差异？转轨前的俄罗斯主要是一个工业国家，农村比例 26%，农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大概是 47%，工业和建筑业大概占 40—50%之间，按照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或者人均指标，俄罗斯属于人均不低于 5000 美元的发达国家，社会主义福利涵盖了社会的方方面面。而中国在转轨的起点上还是一个农业国家，农业人口超过 80%，农业收入创造的 GDP占 30%左右，发展水平还属于人均 250 美元的贫穷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福利仅仅是城市居民在低水平上的一些享受。在经济的集权和管理水平上，文化传统，民族因素等方面两个国家都有比较大的差距。这些基本国情难免造成中国和俄罗斯在转轨路径的选择上的差异。中国也有很多人做这个研究，从制度经济学讲路径选择，但是我在他们的文章里很少能看到有人把基本国情作为背景去考察。基本国情不一样，一个是发达国家，一个是发展中国家，路径选择自然会有很大的差异。第二个问题要考虑的是苏联共产党为什么丧失了执政党的地位？苏联共产党在它执政的 70 多年里，虽然使落后的俄国晋身强国之列，但是并没有使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多大改善。

这可能是苏联共产党丧失执政党地位的最根本原因。斯大林时代的大镇压严重败坏了共产党的声誉。 60 年代赫鲁晓夫在反对个人崇拜的旗帜之下揭露了斯大林的错误，但是没有触动党内的集权领导体制。勃涅日涅夫上台以后，实行了不是斯大林的斯大林主义，对南斯拉夫、匈牙利、波兰、捷克向斯大林体制的冲击运动都进行了镇压。在国内共产党的许多领导干部也利用权力变成了新的权贵阶层。所以苏共总部在查封的时候，拥有 1800 万党员的共产党居然没有一个党员出来抗议。苏共中央的工作人员也是很顺从的撤出了总部。广大群众更是围观，看热闹。这是一个很凄惨的境地。这样一个腐败了的党，一个失去了人民支持的党，失去了执政党的地位也是咎由自取。因为苏共失去了执政党的地位，俄罗斯的转型也就变成了一个由下而上的变革。而中国执政党的地位依然存在，所以在转型过程中始终控制着转型的节奏和速度，所以它实际上是一个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也是一个由上而下的有节奏的转型。所以执政党地位存不存在是一个基本条件。现在也有专门的文章在研究这个问题，苏共为什么会丧失执政党的地位？第三个问题是怎样看待俄罗斯转轨前的社会性？前苏联实行了不少的革命措施，消灭国内阶级和私有制，实行国有化和集体化，采取集权计划经济体制。这一系列措施通常使我们认为这就是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提出，要研究什么是社会主义？这就包含了对苏联这种社会主义的质疑。按照马克思归类的共产主义的基本目标来看，社会主义一定要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提供丰富的物质基础。从这点上看，斯大林所做的明显是违背了马克思所提出的社会主义的理论。 80 年代戈尔巴乔夫提出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我认为是一个挽救社会主义声誉的努力，但是他在政治和经济上毫无建树，没有给人民带来直接的物质利益。这说明前苏联所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追求的科学社会主义。俄罗斯的有些学者把他们这种社会主义叫做变形的社会主义，扭曲的社会主义。所以我们不能说，俄罗斯的转轨背离或者说放弃了社会主义制度。另外，对于我们中国来说，也不能自我标榜说，我们的转轨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内实现了自我完善。邓小平同志讲过，我们国家是一个不够格的社会主义。

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又怎么可能在制度之内完善呢？所以不宜把转轨上升到意识形态上去作为主要的判断是一个前提条件，对于转轨前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俄罗斯的社会性质都应该有一个基本的判断。这三个前提如果能够有一个一致的认识，底下那三个理论问题就比较好谈了。第一个理论问题，国有产权的重新配置和企业制度建设。打破国有资产对国民经济的垄断，国有资产的重新配置，是由集权的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轨的一个首要任务。俄罗斯解决这一问题所采取的方法是对国有产权直接实行了民营化。 90 年代初俄罗斯在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采纳了西方经济学家萨克斯的意见。一是市场经济中个人有权建公司，二是在市场经济中公司要有动力去参与竞争，追求利润。叶利钦接受了这两个观点，实行了休克疗法。休克疗法包括 6 个方面的内容： 1、放开价格； 2、给公民建立企业生产产品的自由权力； 3、减少财政赤字； 4、建立稳定、可兑换的货币； 5、简化税收程序，发展小企业； 6、剥离国家所有商业及工业企业，向民营发展。从 1992 年 1 月 2 日 80%的价格放开以后，国内的通货膨胀就厉害了。当时俄罗斯的经济情况确实是很糟糕的。但是我觉得那一阶段，俄罗斯开始经济衰退，休克疗法只是第四个原因，前边还应该有三个原因，第一是经扶会当时解散了，国际分工的经济效益没有了，第二是苏联解体了，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经济合作也不存在了，第三是产业结构的调整。这三个原因不能分开。以导弹、军火产品为主体的 GDP和以黄油、面包为主的 GDP之间的差距很大。产业结构的调整过程中，生产一个导弹，生产一个火箭，相当于多少黄油、面包 GDP的计算呢？这三个原因谈完以后再谈宏观经济系统经济衰退的原因，这倒是比较恰当。经扶会的解体，以及整个产业结构变化的大背景形成了整个俄罗斯的经济环境，如果前三个原因不讲，就局限于当时讲的休克疗法，好像不是那么全面。当时俄罗斯确实面临着整个东欧都几乎分割出去了的问题。以往一直是先谈国际分工，再谈企业。现在苏联加盟共和国的经济分工合作没有了，产业结构也调整了，过去是用导弹跟美国抗衡，现在以改进居民生活为主了。在这样的过程中，任何一个国家都会出现经济衰退的。中国对国有企业的改革走了另外一条路。因为俄罗斯私有化的过程也就是往民营化的一个过渡，所以争论很多。所以我想对它的改革方案作一个简单的介绍。当时民营化的改革方案大体上是这么讲的，民营化的过程中虽然包括了不少国有企业，但是它只是指大量的小商店和零售商店的转变，其中并不包括军工企业、石油公司、医疗机构这一块。特别是 10000 名职工以上的企业实行民营化必须得到政府的特批。俄罗斯大中型企业的经理和工人大概是 700 多万，公民人数达到了 1 亿 5000 万，包括军队、克格勃、医疗教育行业，每一个公民都有权利得到一张价值 10000 卢布的价格凭证，具体操作就是管理者或职工以账面价值，不包括土地价值，对资产价值进行核算，然后用这 10000 卢布来表示企业的股数，每一个公民大概花 80 美分就可以买到这 10000 卢布的购股票，拿这就可以去购买本企业的股票。

叶利钦 1992 年 8 月 14 日签署命令，要求在 10 月 1日以前全国范围内银行要把这个凭证都分发完。在这个改革过程中有三个方案，一个是把 40%股份出售给职工， 60%拍卖或者是国家持有，第二种方案是 51%股份出售给职工， 49%由国家持有，第三种方案是由一些重组公司收购和管理。实行比较多的是第二种方案。由于俄罗斯改革是民主、透明化的。所以在报刊上争论如何分财产，如何分家吵的是非常厉害的。而在中国是不用吵的，市长、县长一句话就决定了。中国在对国有企业、对微观基础的配置上走了另外一条路。首先发展非国有企业，为打破国有经济的垄断状况创造了外部的竞争环境。改革 20 多年来，民营经济的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整个民营经济占了很大的比重，成为中国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国有企业改革的具体措施来讲，我认为中国和俄罗斯大体上都差不多。不能因为俄罗斯明确地提出了私有化问题就回避中国和俄罗斯国企改革的比较。撇开其他因素，就国企改革而言我认为大家都差不多。对这两个国家有关国有企业改革的文件，无论是实行股份制改造，还是对国有资产所有权进行转移，或者是实行租赁而对财产经营权进行让步，具体措施大体上都差不多。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是，在俄罗斯改革过程中，国有企业的民营化速度是很重要的。很长时间我们都在研究这个问题，为什么俄罗斯的宏观经济情况，为什么掌权者和经济学家那么看重速度？后来我们才发现，他们所担心的问题是，等到法律制度健全了再进行民营化会导致反复，造成集权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的死灰复燃。所以他们认为，民营化的实现速度，要比如何实现民营化更为重要，所以主张必须快速地进行民营化，越快越好，谁是民营化的所有者并不重要。市场会很快把资产重新分配到能够有效利用资产的新的所有者手中，从而形成一个新的强有力的政治力量，来推进市场转轨。所以在具体措施上俄罗斯和中国差不多，但是在速度上俄罗斯看得很重。俄罗斯的改革对于中国而言有两点最重要的启发，一点是如何建立一个严格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根据统计，俄罗斯职工所拥有的公司股票比世界上任何国家的职工所拥有的都要多，他们享有的权力却是相同的。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完全掌握在董事长、经理手里。董事长、经理仍然必须保持集权经济体制下的思维方式，为了保持自己的控制权，极力排斥外部的投资者。这对于中国的公司治理结构而言是一个很重要的启发。俄罗斯搞过职工多数所有权，在中国可以参照成为职工内部持股，俄罗斯也搞过经理多数所有权，在中国可以参照成经理控大股，俄罗斯也非常注意外部投资者多数所有权，在中国可以参照资产的重组问题。从产权问题上，我认为应该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来讲。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问题。但是从西方经济学的产权制度来讲，控制权是概括产权的最新的基本规则。对中国来讲，在企业改革过程中间，要建立一个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正常的现代产权制度，核心问题就是控制权。有三种情况可以考虑，一种是探索如何维护财产所有者权利的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在我们国家讲得比较多的是处理好董事会、监事会、股东会和经理层之间的矛盾；第二种就是要探索公司治理结构中新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具体说就是经营者向所有者角色转换的某种激励机制，包括以股票、期权为主的薪酬制度，发展有股权、治理能力的大股东；第三种就是要明确职工持股的法律地位，目前尽管我国也在搞职工持股，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部明确维护职工持股制的法律文件。所以从产权的意义上来讲，控制权有三种类型，一种是维护所有者利益的类型，这是中央一直在执行的文件，第二种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还在探讨的问题，探索公司治理结构中新的激励和约束机制，第三种是职工持股地位的明确。第二个启示是国有资产如何有序退出的问题。俄罗斯国有资产产权的重新配置，国有资产的无序退出，造成了经济的混乱，引发了社会各阶层的利益矛盾。在这一点上我们国内文件的基本思路还是比较理性的。首先有一个界限问题，退出的领域文件有规定，退出的方法也是比较规范的，特别是在社会保障体系的限制上，包括养老、失业、医疗等社会保险所覆盖的范围等方面都考虑得比较周全。这是第一个问题，微观基础方面的理论问题。

第二个理论问题就是政府职能转变和宏观调控的基本改革问题。在俄罗斯的文献中间有两种看法比较典型。一个看法是一定要把原来的国家机器搞散架，叶利钦就在法制上明确提出过要把国家机器搞散架，因为他认为俄罗斯的文化不具备能使经济增长，和保障社会福利的标准线，因此要有稳定的措施，不惜一切代价打破原来的社会结构和制度，消除俄罗斯的文化和传统。第二是一定要建立一个小政府，这是萨尔斯提出的。中央官僚退出原有的政府机构之后，市场经济就能够马上上轨。俄罗斯的政府职能转变和中国的政府职能转变有一个根本的差别就是，俄罗斯政府职能的转变和宏观调控是在放弃了一党集权，建立了议会的前提上来考虑的。政府职能的转变在普京时期表现是比较突出的，在叶利钦时期就是完全把原来的国家机器摧垮以后建立起来的。小政府、大政府的问题是值得讨论的，在联合国的统计中，大政府不一定就意味着没有效率，小政府也不一定就很有效率。中国政府职能的转变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改革最难选择。我们在讨论推进经济体制转轨的时候，也要进行政治体制转轨。但是在我们看到的政治体制转轨的顺序来看，涉及到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许多方面，比如党的领导方式的转变，党政关系问题，民主问题，中央和地方关系问题，以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完善，司法改革等问题。但是政府职能的转变好像比较简单，因为它既属于政府体制的改革，但又有特殊性，所以政府职能的转变选择作为经济转轨的关键，它又是推进政府体制转轨的起点。这个选择点是比较稳妥的，保证了在稳定的环境下政府体制改革能够推进下去。中国政府职能转变的目标是依法治国。凡是实行转轨都需要对原有的国有机制、垄断部门进行调整和结构改革，都必须对原来的收入分配结构进行调整，都必须是产业、金融、财政等方面的调控。

这一切都会引起社会经济的一些矛盾，从而引发一些社会问题，甚至社会动荡。这就需要建立一个具有社会保障、社会投入和社会修复功能的非政府部门组织起来的社会保护伞。这个问题涉及到社会保障制度。下面我再谈一下今天的大问题。对俄罗斯和中国的市场化进程进行一个比较和评估。搞这么大的课题是需要很多基础条件的。所以很难拿到数据，要做评估是很困难的。首先有一个基本判断，普京实行可调控的市场经济，已经构建了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普京执政以后，调整了基本思路，他首先批评了叶利钦时期的一些改革思想，他认为把外国教科书上的抽象的模式和公式搬到俄罗斯，是无法推进社会改革的。所以他吸取了过去的教训，强调要加强国家的作用和政府的建设。普京对于国家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有明确的见解，国家调节经济的实质就要保护一切所有制形式的积极性，保障经济秩序，保障市场的有效运转，建立一个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经济。他特别强调了国家在经济改革中的作用，同时也采取措施加强了政府的建设。而且也提出了一系列刺激经济增长，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宏观政策。但是作为我们外国学者来看，普京的调整思路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改革联邦、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叶利钦时期为了与国家杜马的斗争，寻求地方政权的支持，曾与很多地方政权的地方行政长官达成了私下的协议，允许地方做他们想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总统需要的时候，地方应该鼎力相助。所以造成了很多地方无限的权力。普京上台以后，明确提出了要在俄罗斯建立一个单一的法制的经济空间。因此他把全国划成了 7 个大的联邦局，委任驻联邦局的总统代表，代表拥有广泛的职能。最终建立了以总统为核心的国家权力垂直体系。第二，打击金融寡头。普京上台以后曾经明确宣布，以 2000 年为底线，国家不追究寡头的原罪，但绝不允许寡头介入国家政治分工。中央也开始清查俄罗斯新贵这几年在国外的住房和不动产。普京的惩治金融寡头的行动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支持。第三，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恢复俄罗斯的文化价值观。这三点我把它归纳为普京新政的三个最重要的方面。7 月份我写过一篇短文，题目是《石油管道：一个观察俄罗斯内外政策变化的窗口》，除了外贸问题以外，能源问题是俄罗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所以我们可以通过石油管道观察俄罗斯内外政策的变化。在这里我把石油管道的问题作一个简单的介绍。 94 年的时候俄罗斯安大线就已经和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达成协议了，当时出面的是一个私营企业，尤科斯石油公司。安大线是从贝加尔湖南面直接进入中国大庆。后来因为三个原因，安大线的石油管道就一直拖了下去，一直没有兑现。一个原因是俄罗斯管道运输公司是一个国家控股的公司，它提出了另外一种途径，就是从贝加尔湖北面走过去，这条线路比较长，这两个方案发生了矛盾。第二个原因是地方，西伯利亚给了中央政府很大压力。

因为铺设一条线对地区经济发展很有利。所以西伯利亚给中央施加了很大压力，要求从北面铺线，以带动西伯利亚地区经济发展。第三个原因是日本插手。它提供了 75 亿美元赞助。这三个原因导致中国和俄罗斯签订的安大线一直没有达成协议。上个月温家宝总理去视察的时候仍然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中国又和哈萨克斯坦签订了一个协议，通过哈萨克斯坦从新疆进来一条石油管道。俄罗斯需要一个稳定的石油市场，所以普京这次来访可能会解决这个问题。在俄罗斯管道的问题上我有这么一个结论，因为石油贸易在俄罗斯经济中占到了 40%，普京能够控制石油管道就控制了石油，控制了石油就等于强化了国家管理。普京利用石油在国际上进行交往，实现了俄罗斯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他和美国打石油管道的牌，和日本也打，和中国也打。所以普京是充分发挥了石油管道的作用的。石油管道可以作为观察俄罗斯内外政策变化的窗口。实行普京新政以后，俄罗斯从 90 年代后期开始经济出现了转机。每年 GDP增长都在 6%左右，人均收入也得到了普遍的提高。从目前来看，俄罗斯经济开始了回升。但是我们也不能不考虑到俄罗斯经济在回升中有两个外在的影响力，一个是石油价格不断的攀升，去年独联体的秘书长就指责中国为了加入世贸组织让步太多，而俄罗斯是不会让步的，其中的焦点就是的是低劳动力价格，俄罗斯支持转型的是廉价的石油。所以普京石油价格问题。世贸组织要求俄罗斯提高国内石油价格，现在国际石油价格是 50 多美元，而俄罗斯国内是 15，16美元。开玩笑说，中国支持转型看到了这一点，充分发挥了石油的力量。中国也看到了自己人口多，充分发挥了劳动力价格的优势。另外一个是 98 年卢布贬值为俄罗斯提高了本国产品的竞争力，抵制了外国产品的进入，刺激了本国产品的需求。在国际上现在承认俄罗斯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但是俄罗斯经济发展中有一块很严重的两极分化，黑手党与大大小小官僚的勾结，偷逃税款，牟取暴利，经济结构的调整也还很遥远。俄罗斯科学院经济所的阿巴尔金明确提出，我们的市场经济和西方有区别，我们距离建成真正的、人道的、民主的、共和的社会市场经济的转轨目标还很远，至少还要经过 15 年的时间。阿巴尔金提出的人道的、民主的、共和的社会市场经济，比较符合俄罗斯民族的特点，不是西方市场经济的附属。中国现在正在向现代市场经济制度转化，已经步入了实质性的制度创新阶段，但还不能认为现在已经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了。对于什么样的经济就算是市场经济？我们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特别是这几年，国际反倾销的措施使我们对市场化的进程有了数量化的理解。包括政府行为规范化水准，经济主体自由化的水准，贸易环境公平化的水准，生产要素市场化的水准，金融参数国际化的水准，用这样一些数量化的标准来测试我国市场经济进程已经取得的相当成就。但是距离市场经济还有相当差距。从理论上讲，目前我国的市场经济的不足最集中的表现有这么三点，第一点，要素市场体系发展还很不均衡，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这三个市场的市场化程度差异非常大。就目前实际情况来看，我国的商品市场，商品价格市场程度比较高。但是资本市场，包括证券市场、货币市场、保险以及银行，市场化的程度中国发育非常迟缓。功能也是残缺不全。

从 2003 年的统计来看，银行的间接融资是30000 亿元。但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才 800 亿左右。这样一个资本市场的机构距离市场经济的要求还是相当远的。所以从要素市场体系发展来看还很不均衡。特别是资本市场，银行金融体系风险太大。所以这次的宏观调控又造成了 400 多亿的呆账，又有 10000 多亿不明来源。所以资本市场的市场化程度是最低的；第二点，市场的微观竞争机制还很不对称。十多年来，多种所有制经济得到了共同的发展，奠定了市场经济体制产权多元化的微观基础，和不同产权主体之间的竞争机制。但是纵观多种经济成分发展的格局，民营经济和国营经济地位还很不平衡，竞争机制也很不对等，民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还面临着许多新问题。国有经济布局的调整进程也还很迟缓。某些行业还处在寡头的垄断中。国有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也还很不健全；第三点，政府的宏观管理职能转换不到位。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法制化，法制执行个人化，是当前深化体制转化的一个严重障碍。我们注意到行政审批制度是传统管理模式下政府集权管制的一种基本方式。虽然说对行政审批制度在进行改革，但不论是治理紧缩，还是调控过热，所谓项目的一上一下都带着行政审批的色彩。从这三点上来看，我们国家距离市场经济还有很大的差距。中央也正在采取一些措施来完善它。但是我认为，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环境和生存问题难度都非常大。从新环境上来讲，经济处在持续高速增长的条件之下，伴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社会承受能力已经减弱。第二个环境是经济还处在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过程中，会伴随着失业和下岗人员的增多，就业面临着来自城乡的双重压力。第三个环境是成为了世贸组织的成员，在新的经济环境下，一些难度较大的问题，比如国有经济布局的调整，国有企业改革，国有银行风险的控制就出现了。当时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世贸组织的原则就是自由经济。世贸组织里主要是发达富裕的国家，希望他们为转轨国家谋取利益是很天真的。在国际交往中利益就是一切，没有利益就没有一切。所以判断加入世贸组织的利弊要看是否维护了本国的经济主权，保护了本国的经济利益。从政府工作来看，我觉得目前有两点很难处理，一个是怎么使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政治文明是完善我国现行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保证，实现政治文明实际上就是要实施一个有先进文化的理念，去处理社会各阶层和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律规则体系，来保证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活动能够依法运行，通过法律约束政府对经济活动的任意干预，来约束经济人的行为，包括产权的界定和保护。目前怎么样实施政治文明，我觉得不在乎一纸宪法。宪政、民主，公共政策的实施总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只能在公共政策的执行中来判断我们自己政治文明的成熟度；第二个是政府面临的腐败问题，权力的腐败是当前社会非常关注的，直接影响到现代经济体制的完善，特别现在关注的是一把手的犯罪问题和秘书长犯罪问题。

这是目前两个官员腐败最明确的特点，现在揭发出来的案件大多数是这两类人的犯罪。所以从完善体制的环境来讲都影响着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最近日内瓦世界经济论坛对中国竞争力进行了重新排序和调整，又降下来了两位，其中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就是，认为中国的腐败和政治不稳定，以及体制的低效影响了中国的国际市场竞争力。台湾是第 4位，中国是从 45 排到了 47。所以从近百年的历史上来看，市场经济对一个国家来说搞不好也可能是一个毁灭的机制。我们应该考虑一下在两个国家的比较过程中间，怎么样建立一个符合自己国家国情的市场经济来提高效率。所以目前从一些基本判断来讲，俄罗斯和中国都还处在一个转轨的实践过程中。这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所以不能说目前的中国和俄罗斯就已经建立了成熟的市场经济。判断什么是什么不是市场经济的标准应该是动态的？而哪个国家是哪个国家不是市场经济，最终将由历史而不是经济学家或是某个政策制定者来决定。所以怎样对中国和俄罗斯两个国家的转轨进行比较还有很多新的办法。所以对两个国家的比较研究也还会有新的判断和理论。这是一个动态的研究过程。今天我是讲一些主要的研究观点。盛洪：谢谢冒老师！我们总是期待给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到底孰优孰劣？这个问题确实很复杂，不敢贸然下结论。冒老师说这个应该由历史而不是经济学家来进行判断。当然我们可以就这些问题来进行一些讨论。两个国家都是大国，复杂性很高。严格来讲，学者要保持一种慎重的态度，不能贸然做结论。我很赞成冒老师最后的态度。我们今天请来了两位研究俄罗斯的专家，一位是社科院俄罗斯研究中心的陆南泉教授，一位是李建民教授。下面先请陆教授来做评议。陆南泉：非常荣幸能够参加天则所的双周讨论会。我感觉今天的题目很大，涉及到俄罗斯转轨改革的评价，中国转轨改革的评价，激进改革的评价，这些都是大的问题。这里我想讲另一个问题，我们现在了解的俄罗斯社会、政治、经济情况涉及到转轨方面的新问题，对有些问题的看法跟国内是很不一样的，谈的私有化是一套，正儿八经做的可能又是一套，再找个中介人可能又是一套。那么怎么来评价呢？需要大量的材料来判断。用某一个派别的观点来做结论往往会出现偏差。过去人民大学的一个教授出去考察，相当一部分俄罗斯人对他说，俄罗斯是知识分子控制知识分子，吸取苏联的教训我们应该是要加强枪杆子、笔杆子。

所以说研究苏联问题为什么那么困难、复杂，在报刊、杂志，尤其是在莫斯科当地有各种各样的观点，如果不加分辨、不去分析的话，是很困难的。下面我就谈一下自己关于这方面的补充和想法。冒老师重点是从转轨理论的角度上来讲的。转轨、过渡、改革这些概念我们经常会在报刊杂志上看到。苏联时期的变革措施叫作改革，它是一种模式的不断完善、修改，所以叫改革，叶利钦时期是从一种制度转到另一种制度，从扭曲的资本主义转到资本主义。我想补充几个问题，一个是俄罗斯的市场经济框架是什么时候完成的？什么时候俄罗斯基本上形成了市场经济框架？ 1996 年中国体改委主任出访俄罗斯，回来以后写了一篇报告，做了两个结论，一个是说俄罗斯在 92 年到 96 年这个时期经济已经走出了危机，第二个结论是说基本上形成了市场经济的框架。这里面第一个结论是错误的，事实上当时俄罗斯还没有摆脱危机。但是第二个结论是正确的。为什么提出这样一个结论呢？一是 96 年俄罗斯基本上完成了私有化，私有企业在整个企业中占的比例是 70%，它生产的 GDP占到了 70%。因此俄罗斯基本上已经建立了以私有化为主体的私营、集体、个体合资、股份公司多种经济成分的多元化的市场经济基础。实际上戈尔巴乔夫时期就提出过非国有化，后来才有了私有化的概念。我 92 年的时候到东欧几个国家包括俄罗斯去考察，专门了解了一下他们私有化的概念，大体上所有的学者，包括管理私有化的机构都确认私有化会有更高的效益，通过私有化主要要提高经济效益。在实际生活中私有化的概念也不像我们所想的那么绝对，而且通过私有化把计划经济的经济基础铲除了，大体上培育形成了一个私有化的阶层，让它成为新的社会制度、社会基础的政治保证；二是按照西方模式要求的设立了市场经济要求的宏观调控机制。银行方面建立了以中央银行为主体的商业银行体系，通过立法明确了中央银行的主体地位。我在访问俄罗斯中央银行的时候提过一个问题，俄罗斯中央银行到底独立到什么程度？他说，以前是我们去找总理的时候多，而现在是总理主动来找我们的时候多。可见中央银行独立到了什么程度。财政税收改革方面通过改革缩减了国家财政的范围，财政代表政府的行为，不再直接干预企业经营，而是主要解决市场不能满足的一些社会公共需要。由于市场经济条件和国家宏观调控的方式由直接的行政领导转为经济辅助，行政干预转为经济干预。在社会保障方面也根据西方的要求，以效率为主，兼顾公平的这样一种方式建立了社会保障体系。当时的市场经济非常困难，尽管进行了很多改革，但实践起来非常困难。另外还建立了一些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法规。所以我们可以作出一个判断， 96 年的时候俄罗斯市场经济的框架基本上形成了。普京上任以后，作了重大的调整。对于普京上台后在转轨方面的评价是有很大分歧的。我认为普京上台以后，在经济转轨和体制改革方面，前四年基本上是调整叶利钦时期的一些政策。

他的改革措施主要是在税收体制改革和土地私有化这两方面，在其他方面主要是调整。普京上台四年以后，形成了可控制的市场经济。我们国内讲到普京执政的时候有两句话，政治上搞可控制的民主，经济上搞可控制的市场经济。这两句话值得讨论。可控制的民主可能比较贴近普京前四年的实践，而可能控制的市场经济这个概念对不对我认为还值得考虑。我认为普京选择的道路是两点，政治上集权化，加强中央调控，经济上私有化。普京明确说过，我相信只有市场经济能让我们实现目标。政府必须把市场经济改革进行下去，直到市场经济能够全面实现为止。 2000 年 1 月 18 号，普京在俄罗斯杜马讲话时指出，俄罗斯将广泛实行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政策。而且普京强调，这种市场经济不像叶利钦时期那样简单的市场经济，而是建立在法人的、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这也是一种符合市场经济的一般原则的自由经济。普京认为，要保持强力的控制下的自由经济来推动市场经济的改革发展，才能取得最佳的结果。所以我们现在一般说叶利钦时期的是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而普京搞的是社会市场经济。最近有个讨论，俄罗斯成为了市场经济国家，那么我们能不能也复制欧美，搞私有化呢？我们在讨论转轨经济的时候从来没有考虑过我们是搞社会市场经济呢，还是搞自由市场经济？而是更多的考虑怎样能够使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摧毁。普京在实现他的自由经济的改革方针的时候和叶利钦时期的区别主要有几点：一是加强国家对经济的调控，因为不管是社会市场经济还是自由市场经济，都必须加强国家调控；二是在经济转轨的方法上，不能采取渐进的逐步深入的方法。当时叶利钦搞激进的改革并不是没完没了的激进。另外，国内基本上都是对俄罗斯搞激进改革持否定态度的，把国家搞垮了，把国家休克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 9

1 年的 10 月到 92 年的 4 月，我们去俄罗斯进行过一次考察，当时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个是苏联解体，一个是休克疗法的方案出台。没有在俄罗斯考察过的人想象不到当时俄罗斯的经济有多困难。这样的情况下有可能一步一步的改革，一步一步的放开吗？当时就是要放开价格，有效供给，从而缓解市场。但是由于垄断的存在，半年以后市场才稳定下来了。所以对于休克疗法的评价我们还是需要重新研究的；三是普京挽回了社会政治；四是反对重新国有化，要有一个经济发展的战略。在过去的自由经济私有化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没有一个长期发展的战略。普京强调，第一，要保护所有权，不管是住房、土地、银行存款、不动产这些收益都应该得到保障，第二，要保证竞争条件的平等，第三，经营者不受行政的压迫，第四，减轻税收负担，第五，建立金融基础设施。在国家加强集权的基础上，在加强控制的基础上搞经济自由化。所以我们认为，讲普京搞的是可控制的市场经济，这个说法不知道是不是合适呢？普京后四年在转轨经济方面的任务，我认为还是要进行大规模的改革，改革的方向，政体、权力还是要进一步的集权化，经济要进一步的自由化。叶利钦时期，地方权力过大。叶利钦为了得到地方支持，提出了一个口号，地方需要什么就要支持什么。结果地方的法律和联邦的法律发生了抵触，叶利钦发出的总统令地方不支持。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形成统一的市场经济，也不可能实现法制经济。这样俄罗斯可能就面临着新的解体。在这种情况下普京提出了加强中央集权。另外我再讲一下打击寡头的问题。打击寡头曾经有一段时期是拿尤科斯公司开刀，我们的报纸甚至俄罗斯报纸都认为普京要搞一场新的革命，搞新的国有化。我认为这是极其错误的判断。

打击寡头的原因很多，有经济的，有国际的，简单的说我认为主要是 5 个方面：一是当时寡头一下子爆发了，出现了贫富阶层，生活在贫困线下的矛盾很大。普京为了协调各种阶层就要打击寡头，这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尽管普京在大选中可以没什么悬念的通过，但是任何一个领导人也都想得到更多的支持；二是尤科斯公司的老总支持反对派；第三，尤科斯老总表示， 2008 年要参加总统竞选；第四，尤科斯准备把一部分的股票卖给美国。对于普京来讲，石油是战略物资，不能控制到西方人手里；第五，控制具有战略意义的资源，石油。把尤科斯公司变成国家控股的公司，普京政府能控制 15— 18%的石油。普京通过争夺别人控制的俄罗斯石油产量，才能保证他的石油经济调控，才能作为外交政策，外交战略的资本。所以打击尤科斯公司是多种原因造成的。还有一个问题是怎么来评价普京前 4 年的经济增长？怎么来看转轨对经济的作用，怎么来评价俄罗斯市场经济？普京前 4 年，经济增长了 30%，年均增长大概是 6.7，增长速度还是非常快的。其原因我认为有这么几个，一个是宏观经济环境改善了，政局稳定；第二，有利的国际环境，石油、天然气、原材料，各种资源价格大幅度上涨；第三，内需扩大；第四，普京执行了寻求外贸利益最大化的政策。普京 4 年的经济增长，并不是搞了机制改革以后，转轨以后才发展起来的。 2003 年，俄罗斯的 GDP增长 7.3 ，国际因素，比如说石油、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因素就占了其中的 3.8 ，比国内因素大。 2002 年，GDP增长 4.3 ，其中 6/8 是国际因素， 2001 年 70%是国内因素， 2000 年国内因素只占 30%。所以，我认为，从这些他们自己公布的材料来看，俄罗斯在普京执政时期的经济增长并不是因为普京搞了大量的经济改革而发展起来的。我很赞成刚才冒老师说的，在评价转轨体制经济的时候，怎么评价政府的市场机制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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