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子恺这个人相信大家都有听说过吧，他的很多作品中都涉及到饮食文化，这一点你注意到了吗？下面这篇关于丰子恺作品中的饮食文化研究论文一起了解一下吧！
丰子恺是海派著名散文家，他淡泊名利，远离政治，主张“护生”。其作品里常谈及“吃”，他笔下的吃与中国传统饮食文化联系密切，又有许多不同之处，其故乡的饮食风俗、崇尚自然的天性、佛学的仁爱护生思想都对他写“吃”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关键词：丰子恺 饮食文化 护生 童趣
在京海派作家群里，热衷于描写吃的作家不在少数，像周作人、丰子恺、汪曾祺、梁实秋等人，都在其作品里不止一次地描寫吃。对于普通人来讲，吃不过是满足了基本的生理需求的方式，但在这些作家的视域里，吃往往被作家赋予了许多丰富的意味和内涵。丰子恺笔下的吃既与大多数京海派作家笔下一样，注重吃带来的非功利化的生活趣味，也有其独特的审美价值，这跟佛教文化中的“护生”思想对作家的影响，丰子恺本人对饮食的态度，以及江浙沪一带特有的饮食文化有关。
丰子恺写吃，谈吃，也爱吃，但是绝不是饕餮之人，他主张素食，饮食节制而有度，不吃猪牛羊肉，只吃一点鱼虾蟹，而且吃的很风雅。丰子恺往往不是为了吃而写吃，而是具有很深刻的“护生”意味。所谓“护生”，即爱护生命，这是佛家的思想，佛家强调万物皆有灵，不可肆意杀戮。这跟丰子恺早年跟随弘一法师李叔同修行学习的经历有关。李叔同先生晚年出家，摒弃种种欲望，六根清净。这件事对丰子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究竟人活着是为何种目的？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种种欲望而活，还是要回归本我？在作品中，可以发现丰子恺对于吃持有一种非常矛盾的态度。一方面，他热爱生活，对于往事总是怀着温情，对于吃也有着常人之情；另一方面，他又总是忏悔自己曾经的杀生，认为那些行为实在是错误至极。例如，丰子恺的许多作品里提到了吃蟹。丰子恺在《忆儿时》中记载，其父亲在当地是小有名气的举人，科举废除后就赋闲在家，常常在用餐时要吃蟹，而且吃的非常精细，蘸着醋作为下饭菜一点点吃掉，父亲的举动无疑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不仅是一个怀才不遇的老式文人在末年的一点聊以慰藉的方式，也是中国传统文人墨客附庸风雅的娱乐。丰子恺在文中直言：“这回忆一面使我永远神往，一面又使我永远忏悔”。因为那种乐趣是靠杀生而获得的，实际上是把自己的快乐凌驾于万物的痛苦之上。由此可见，丰子恺对于吃的态度是相当矛盾的，尤其是肉食，他感到十分的后悔与反感。
对于丰子恺来说，因为“食肉”这一件事，他也被人所不理解。他认为“食肉者鄙”，这对于“无肉不欢”者来说，也许是另一个极端，汪曾祺就有“肉食者不鄙”的说法，认为吃肉是人之常情，无需辩驳①。实际上在《食肉》一文中，丰子恺即坦言从小就无法接受猪牛羊肉，食之即吐。他曾在《蜀道奇遇记》中回忆，在战乱逃亡的途中，提出过希望厨子用素油烹炒的请求，自称“生来吃不进肉和猪油”，最后当然难以如愿。丰子恺对于食肉的排斥，可以说有两方面原因。一是他天生的生理因素。在《食肉》一文中，丰子恺自述他“从小不吃肉，猪牛羊肉一概不要吃，吃了要呕吐”。二是他的老师李叔同后来也是吃斋念佛之人。在《与青年说弘一法师》中，丰子恺回忆起李叔同为了学佛而“断食十七日”，节衣缩食时，认为这是他“凡事认真的表示”；此外，与许多人认为学佛无用的观点相反，丰子恺认为真正的佛家“崇高伟大，胜于一切”，可见佛家思想与文化对其影响之深。
除了佛学思想的影响，丰子恺笔下的“吃”，还与他崇尚自然的天性有关。在京海派作家中，乐于写“吃”之人不在少数。比如汪曾祺写他在西南联大读书时，昆明那些让他流连忘返的吃食，写的精致有趣，令人读来口舌生津，那里面寄托着作家对于过往读书生活的美好怀念；像梁实秋笔下的吃食，又充盈着学者的风趣与渊博的知识，就连吃一锅排骨汤，都能悟出做文学也要“少放萝卜多放肉”这样的道理来②。丰子恺天性平和自然，常在生活的平淡处寻觅到独特的乐趣，在其笔下，“吃”具有独特的情味，也体现了作家的忧患意识。在此方面，丰子恺和鲁迅先生有几分相似之处，他们虽然都常写吃，但是大多都顾左右而言他。比如鲁迅先生写茴香豆，写鲁镇的黄酒，写人血馒头，都是托物言志，以食物讽时事。丰子恺也是如此，比如在《吃瓜子》一文中，他戏称每个中国人都可以称得上三种博士：拿筷子博士、吹煤头纸博士、吃瓜子博士。在他眼里，中国人尽管生活困苦，但吃瓜子的水平堪称世界一流，是“中国人独得的技术”。而他又十分担忧国人把时间都花在了嗑瓜子上面，言语之间的讽喻之意非常明显。
再如丰子恺写酒，他很少写酒的口感如何，价值如何，而是写酒的来历，饮酒时的心情，仿佛喝的不是酒，而是一种酒文化。丰子恺在《吃酒》一文中自叙，其年轻时在日本留学，常和友人去江心小舟吃酒，他此时怀念起故国，所以忍不住拿日本酒与家乡的绍兴黄酒相比，赞叹这日本酒“色香味都不亚于绍兴酒”。后来他在日军侵略中国时举家逃往桐庐，寄居一老翁家中，也常遭到主人酒席款待，后来常遗憾“没有报谢他的酒惠”。丰子恺并不沉迷于酒精，他喜欢那种半醉微醺的状态。在《沙坪的酒》一文中他直言自己不爱白酒，偏爱黄酒。因为白酒易醉，“吃酒图醉，放债图利”，丰子恺是不赞成这种功利的吃酒，他认为“吃酒是为兴味，为享乐，不是求其速醉”，假如因为吃酒而“胡言乱道，诽谤唾骂，甚至呕吐，打架，那真是不会吃酒，违背吃酒的本旨了”。他在重庆沙坪坝居住时，经常晚酌，喝的是沙坪的黄酒，这种酒如果论口感和地位，当然比不上绍兴黄酒，但是丰子恺老年回忆起来总是念念不忘，因为这里面有他羁旅异地的患难感情；加上当时战局好转，丰子恺的酒量越来越大，他喜不自胜地坦言自己酒量的增大是“抗战局势的好转”带来的。这份赤子之心在中华文人志士里屡见不鲜，比如李白的“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消万古愁”，杜甫的“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都满怀着一腔热血和爱国者的赤诚。
丰子恺乐于写吃，总是怀着一派天真又严谨的态度描写关于“吃”的回忆，除了对于生活的细致玩味之外，也在暗示“吃”这一动作可以增进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与情感。他从小与李叔同先生养成习惯，吃饭要迅速，几乎从不拖沓，“吃饭，洗碗，洗面，都要在十五分钟内了结”。人至晚年，他席间总要小酌，因为这样可以延长吃饭的时间，“一天的大团圆的晚餐，倘使我以十分钟了事，岂不太草草了？”丰子恺对于“吃”总是津津乐道，甚至在逃难途中也不忘此事。比如在《蜀道奇遇记》里，一家人逃难到蜀道一个小镇上，他首先是希望厨子能够以素油烹炒，后来又受到了一个老朋友的食物款待，并听到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故事。仿佛不是在逃难，而是在进行一场有趣的旅行。这最大的缘故还是丰子恺自然乐观的性格，他利用吃这一动作来消解人生的苦难和灾厄，再从其中获取一些非常朴实的乐趣，就像周作人先生唯独爱喝苦茶一样，目的在于“赏鉴其色与香与味，意未必在止渴，自然更不在果腹了”③。由此可见，丰子恺对于吃的态度也体现了中国人在面对苦难时坚韧不拔的意志力，以及苦中作乐的达观精神。
此外，江浙一带饮食素来讲究清淡新鲜，忌食辛辣。和北方人饮食的豪放爽快不同，江浙人更注重饮食的雅致，周作人先生在《南北的点心》里认为“北方的点心是常食的性质，南方的则是闲食”，“北方的是官礼茶食，南方的是嘉湖细点”，已经对两者的功能性做了大致的区分。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作家们总是会自觉地描写家乡的饮食风俗。比如梁实秋在《北平的零食小贩》中写北平的豆汁儿，直言“外省人居住北平三二十年往往不能养成喝豆汁儿的习惯。能喝豆汁的人才算是真正的北平人”，这番话里透着一些对于家乡饮食文化的自豪。同样，丰子恺也常怀念江浙一带特有的食物，比如他在《胡桃云片》里回忆家乡的小吃云片糕，认为“其白如云，其薄如片，名之曰云片，真是高雅而又适当”，更能联想到“人似秋云散处多”这样的古诗，文人的匠心与童真可见一斑。丰子恺性格中的淡泊随和，与家乡江浙饮食文化里的那份清淡雅致可谓相得益彰。所以丰子恺笔下的江浙吃食都很值得玩味，比如在《过年》一文中，作家对于儿时父亲最爱吃的萝卜油丝豆腐总是念念不忘，以至于成年后照做，却“总不及童年时的好吃”；又如在《爆炒米花》一文里，他由爆米花悟出做文章的道理，文章只有经历一爆，才能变得“言简意繁，辞约义丰”，这是在启发我们做文章要尽量少说废话，字字珠玑。
“吃”是丰子恺作品里一个重要的表达形式。他以温情的态度写吃，也把吃作为开启回忆之门的一把钥匙，在他的笔下，吃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动作，也怀着佛教徒般的悲悯之心。同时，他热爱生活，善于发现琐碎之中的乐趣，所以吃就有了更多值得玩味之处。经过丰子恺的发掘，吃既是苦中作乐的一种简单的途径，也是升华生活的一种高超的手段，更蕴含着中国传统饮食文化的丰厚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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