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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一
《改造传统农业》一书共有十二章，遵循了“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得出结论”的写作框架。此书虽薄，却处处是精华。
在书的一开始，舒尔茨就定义了“传统农业”的概念，即完全以农民世代使用的各种生产要素为基础的农业。他指出，仅使用传统生产要素的农业是无法对经济增长做出重大贡献的，但现代化的农业能对经济增长做出重大贡献。本书研究的中心问题是那些与来自农业增长相关的未解决的经济问题。研究过程需要撇开三个问题：
1）随着收入提高，对农产品需求的增长率较低；
2）一个正在增长的经济中经济不稳定性对农业的影响；
3）在高收入国家里，农业部门对增长的适应。本书需解决的三个在确定农业中经济增长机会时为解决的问题是：
1）低收入社会能通过有效地配置其现有的农业生产要素来大幅度增加农业生产吗？
2）各国在农业部门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的成功性方面的巨大差别主要是由哪种农业生产要素所引起的？
3）在什么条件下对农业投资是有益的呢？
在改造传统农业之前，我们需要弄清传统农业的特征究竟是什么。过去的许多经济学家都从一个社会的文化特征、制度结构或生产要素的技术特征来论述传统农业的性质。舒尔茨一一反驳了这些观点，认为“它们不能为确定什么是传统农业、什么不是传统农业提供一个令人满意的基础”。在作者看来，传统农业应该被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经济均衡状态。作为这种类型均衡状态基础的关键条件有：技术状况保持不变，持有和获得收入来源的偏好和动机状况保持不变，以及这两种状况保持不变的持续时间足以使获得作为收入来源的农业要素的边际偏好和动机同作为一种对持久收入流投资的这些来源的边际生产力以及同接近于零的纯储蓄达到一种均衡状态。
为了对传统农业的特征做出进一步分析，舒尔茨通过对危地马拉的帕那加撤尔和印度的塞纳普尔的详细调查资料以及印度1918—1919年流行感冒对农业的影响的研究，驳斥了两种影响深远的观点：一种是认为传统农业社会中的农民愚昧，因此无法有效地配置生产要素；另一种是认为传统农业中有一部分人的边际生产率是零的隐蔽失业论。作者分析指出，某些农业社会之所以贫穷是因为经济所依靠的要素在现有条件下无法生产得更多，在这些简单化的条件下，所看到的贫穷状况并不是要素配置低效率而造成的；而认为贫穷社会中部分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为零的“零值农业劳动学说”是一种错误的学说。
通过之前的分析，我们已经可以看出，传统农业生产要素的配置是有效的，农业生产中也不存在隐蔽事业的问题。可传统农业依旧停滞、落后，无法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这点令人匪夷所思。研究发现，传统农业投资的收益率较低，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对储蓄和投资的刺激微弱，纯投资就很小，甚至会停止。舒尔茨为了解释传统农业生产要素投资的低收益率，提出了收入流价格理论。收入流价格理论的基本观点是：收入是一个流量概念，它由每单位时间既定数量的收入流所组成，收入流数量的增加就等于经济增长。为了得到收入流，重要的是获得收入流的来源。这些来源是有价值的，在这种意义上每种收入流都有一个价格。考察经济增长的一种有用方法是确定各种不同的收入流来源，并确定增加每种相应的来源的价格。而要说明收入流价格的决定就要从供给和需求入手来说明收入流来源价格的决定。舒尔茨用收入流价格理论解释了传统农业不能成为经济增长源泉的原因。他指出：在传统农业中，由于生产要素和技术状况保持不变，所以持久收入流来源的供给是不变的，供给曲线是一条垂直线；而传统农业中农民持有和获得收入流的偏好和动机是不变的，所以对持久收入流的需求是不变的。这样，持久收入流的均衡价格就长期在高水平上固定不变。由此可知，来自农业生产的收入流价格是比较高的，传统农业中资本的收益率低下。为证明此结论，舒尔茨分析了危地马拉的帕那加撤尔和印度的塞纳普尔资本收益率低下的事实。由此，传统农业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收益率低下，社会所依靠的生产要素是昂贵的经济增长源泉。所以，要改造传统农业，就要寻找一些新的生产要素作为廉价的经济增长源泉。
之后，舒尔茨又分析了农场规模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他认为，农场规模的变化并不是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经济增长的源泉。改造传统农业求助于“规模收益”的概念是无用的，因为改造传统农业总需要引入一种以上的新农业要素，所以在这种改造所引起的过程中，关键问题不是规模问题，而是要素的均衡性问题。而农业中不在所有制形式是低效率的生产方式。此外，舒尔茨强调了技术变化对改造传统农业的重要意义——技术变化是改造传统农业所需的低价的持久收入流的来源。如何通过技术变化来改造传统农业呢？舒尔茨从供给和需求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在引进新生产要素时，供给是关键。为了供给新生产要素，就需要政府或其他非营利企业研究出适于本国条件的生产要素，并通过农业推广站等机构将它分发出去。从需求来看，要使农民乐意接受新生产要素，就必须使这些要素真正有利可图。这既取决于新生产要素的“价格和产量”，也取决于“决定地主与农民之间如何分摊成本和收益的租佃制度”。此外，还要向农民提供有关新生产要素的信息，并使农民学会使用这些新生产要素。
经过以上一系列分析，舒尔茨得出了本书所要论述的主旨：把人力资本作为农业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各种历史资料都表明，农民的知识水平和技能与其生产率之间存在着密切的正相关关系；限制穷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不是传统在生产形势资本的缺乏，而是由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组成的非传统形式的资本的缺乏。因此，要改造传统农业，是农业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就必须要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投资的形式包括：教育、在职培训以及提高健康水平。其中教育显得尤为重要。
总而言之，一个受传统农业束缚的人，无论土地多么肥沃，也不能产出许多食物。节约和勤劳工作并不足以克服这种类型农业的落后性。为了生产丰富的农产品，要求农民获得并具有使用有关土壤、植物、动物和机械的科学知识的技能和知识，即使农民得到了知识，如果是命令农民去增加生产也必然要失败。需要向农民提供刺激和奖励的方法。使得这种改造成为可能的知识是一种资本的形式，这种资本需要投资——不仅对体现了部分知识的物质投入品投资，而且重要的是向农民投资。
二、从《改造传统农业》看中国
1、从《改造传统农业》看人民公社改造传统农业的失败
《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对传统农业发展滞后的原因进行了充分的分析。书中第八章论述了农场规模与农业发展的关系。作者首先指出，在许多国家里把传统农业改造成高生产率部门的公共计划之所以遭到失败就是由于决定建立大规模农业经营单位的政策。这些决策的背景是政治目的，这种目的得到的“规模收益”这个特殊信念的支持，而这种信念长期以来一直是马克思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求助于“规模收益”的概念是无用的，因为改造传统农业总需要引入一种以上的新农业要素，所以在这种改造所引起的过程中，关键问题不是规模问题，而是要素的均衡性问题。此外，舒尔茨在论述不在所有或居住所有制与农业发展的关系时认为，农场的不在私人所有制是一种低效率的安排；国家所有制的本质正是某些农业的基本决策是在不在所有的条件下做出的，导致了这些国家农业生产的低效率。
我认为，我们可以从这些角度去考察人民公社运动的失败。五十年代的人民公社运动是中央领导人模仿苏联集体农庄、改造我国的传统农业的重大举措之一。人民公社的主要特征就是盲目地追求农业生产的大规模。由于人民公社时期，我国的农业生产只是简单地将各个合作社合并成大社，极少引入新的农业要素，因此农业生产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提高。加之当时的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国家所有制也导致了农业安排的低效率。因此，我国在人民公社时期，整个改造传统农业的过程并没有对农业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2、从《改造传统农业》看改革开放后中国农业的巨大发展
《改造传统农业》中，提到了两种改造方法：种是依仗政权的命令方式，这种政权不仅要重新组织农业生产，而且要指挥农业活动。“命令的方式导致建立大规模的集体和国家农场，并导致形成一种负有做出基本生产决策责任的国家权力。”另一种则是“主要以经济刺激为基础的市场方式，这种刺激指导农民做出生产决策并根据农民配置要素的效率而进行奖励，当然，这种方式仍然需要特定的政府投资和国家活动。”舒尔茨经过一系列论证后表示，改造传统农业的方式只能采取市场方式，不能采用命令的方式。命令的方式会束缚农民的积极性，不利于农业的发展。就我国实际情况而言，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采用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以国家命令调节经济的发展，在农业领域也是如此。在国家的计划控制下，我国的农业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却没能有较大的突破。这与国家控制下农民的积极性不高有着密切的联系。改革开放之后，市场代替国家控制指导着经济的发展，国家从曾经的主导经济的发展转变成辅助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普及开来，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由此我国农业实现了巨大的飞跃。
3、从《改造传统农业》看我国农业未来的发展方向
在《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舒尔茨强调了技术变化以及人力资本对农业发展的影响。从技术方面来看，舒尔茨认为，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需要投入新的技术和生产要素。新的生产要素的需求者是农民，供给者是发现、发明、生产和供应新生产要素的那些人和单位。在穷国，新的生产要素的市场狭小，因此需要政府提供帮助。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国从某种意义上还无法迈入富国的行列，我国的农业要实现想现代农业的转变，政府必须要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力度，积极引入适用于本国农业的新的生产要素。从人力资本的角度来看，舒尔茨指出，各种历史资料都表明，农民的知识水平和技能与其生产率之间存在着密切的正相关关系；尤其是当穷国开始农业现代化的过程时，农民所受的教育水平低下会很快成为农业增长率的限制性因素。因此，要改造传统农业，是农业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就必须要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对人力资本投资有多种形式：教育、在职培训以及提高健康水平。舒尔茨着重强调了教育的重要性，并指出初等教育是最有利的。这些都是我国如今改造传统农业的重要指示。当前，我国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是要通过向农民教育投资而提高农民的素质。在传统农业里劳动的农民，从事大量的体力劳动，而知识和科技水平则相对空白。然而，在现代农业里，只有体力、没有知识的农民是不行的。农民要有足够的科学知识，否则不能掌握先进的农业技术，无法驾驭先进的农业机械，不能准确的判断市场。因此，在改造中国的传统农业时，国家一方面要加大农村义务教育的普及程度，同时鼓励农村孩子走出农村，接受更高程度的教育，为改造传统农业建立坚强的后盾；另一方面，要加大对农民科技知识和技能的培训力度，开设培训班，增加农业技术推广站，增派农业专家深入农村进行实地辅导；同时要制定有关的激励政策，鼓励广大农民学习现代的科学知识与技术。与此同时，还需要推进农村医疗改革，改善农村医疗设施，改善农民的健康状况。
篇二
传统农业的特征，其实是一个很表象的东西，但一经作者理论抽象就觉得复杂的不行了。不过，分析中引来了很多西方学者及其观点还是很值得参考与学习的，比如魁奈、舒尔茨、亚当斯密、李斯特、刘易斯、波普金，还有中俄一些理论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者关于传统农业特征的分析认识。铁强先生仍然是从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民粹主义三个方面进行分析。本人的研究生专业虽然是马克思主义，同时又是一个从偏远乡村出来的相对保守的民族文化维护者（还不敢称具有民粹主义倾向），但最感兴趣的还是自由主义理论，因为我觉得中国目前最缺的不是后两者，而是自由精神。
（一）
对传统农业的特征，从形式主义分析，西方学者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认识倾向，一种观点认为小农是非理性的，无效率的，只有大农生产才能产生效率；另一种观点认为小农是理性的，资源配置是有效率的，传统农业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当完整且几乎达到最优的生产体系，而传统农业增长出现停滞，原因不在农户而是传统生产要素长期不变，边际投入的收益递减。
重农学派代表人物魁奈从农业生产方式的角度提出小农生产率低这一观点。他把法国农业分成三种经营方式，一是自耕农经营方式，二是租佃式经营方式，其地租一般采取分成租的形式，魁奈称之为分成农场主，三是资本主义租地经营方式，农场主一般向地主支付定额租，魁奈称之为租地农场主。前两种属于小农经营，不生产或很少提供“纯产品”，第三中属于资本主义大农业。
魁奈认为，农业生产，与其说是土地经营者劳动的果实，倒不如说是经营着资本投入的产物。富裕的租地农场主用马耕地，投入充足，利润就高，收益较大；而资金缺乏的小农在投入和收益上都与大农经营差距较大。魁奈说，那些缺乏资本主要靠人工种植小麦的农民，收入甚至不能抵偿自己的劳动，分成农场主也因经营能力较小也需要地主的支持。小农场的亩产量无法与大农场相比，其平均生产成本却比大农场高。比如小农场主通常只有一个小羊群，但这个羊群对于饲养人来说的费用与大洋群相差无几；同时，小农场主由于不能获得足够的收益最易陷入怠惰以致遭受贫困之苦。所以，小农生产是不经济的，是对人力资源的浪费。所以魁奈认为，法国应该多发展大农场。广大农民生活困苦的主要原因是富裕的租地农场主较少，农村的工作机会少。分成农场主获得少量收获后还要交租，剩余部分仅能够满足自我需要，没有能力修理与改善设备。只有大农场耕作才对国家有贡献，富裕的租地农场主才是法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亚当斯密则也同意小农生产率低的观点，他是从社会分工的角度讨论这一问题。近代受工业生产效率的提高是与生产规模化、专业化密切相关的。每一个农村劳动者，每隔半小时就得改变他的工作和工具，一辈子几乎每天都要干20种活儿，工作种类的转换最易造成注意力分散、闲荡，最终形成懒散的习惯，所以生产率低下就是必然了。斯密特别提到以小农生产为主要方式的中国，很长时间以来是最富裕的国家，土地肥沃人勤劳、人也非常勤劳，但最终陷入长期停滞，就是这个原因。
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李斯特把国家分为纯农业国和工业国，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国家为纯农业国。在农业国家，农业经营者往往靠自己的产品维持生活，对各种不同产品缺乏需求，因交通等原因也无法产生需求，一般满足于自给自足，所以农民难以因地制宜的进行生产，农业不可能形成专业化生产。同时，由于农业新增劳动力无处可去，只能全部投入到农业生产中，从而消耗国家的农产品剩余并使农户经营面积越来越小，剩余越来越少。纯农业国国内贸易几乎为零，几乎靠天吃饭，农产品价格波动剧烈。所以，李斯特认为，任何国家，越是把经济的发展限于农业方面，而不是优先发展工商业，发生饥荒的危险性就越大。农业国在对外贸易上，常发生在工业国之间，因为工业国的农业一般都发展的比较好，对纯农业国是不利的。
由此可见，在古典经济学中，农业问题常常是被忽视的。因为他们一般认为，小农生产没有资本主义生产效率高，一是缺乏投入和由此带来的科技进步，二是缺乏分工所带来的高效率。从宏观经济的角度，纯农业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和稳定性无法与工农业都发展较好的经济体相比。
对农业问题的重新关注见于发展经济学文献中，传统农业之所以落后是因为缺乏经济头脑和管理知识，对现有资源利用率低。1954年刘易斯发表《无限劳动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中认为，传统耕作方式下农业生产的显著特点是资本投入不足而劳动力过剩，以至于在有限土地上投入的劳动力边际生产率成为负数，这些剩余劳动的收入，不是来自于distuibute，而是来自share。劳动所得不是分配而是被无条件分享的过多，所以劳动收入少的可怜就是必然。刘易斯采用了古典经济学市场和二元经济模式，描述了传统农业向现代资本主义生产过渡的必然趋势。特别强调农业部门用低廉的粮食和劳力支持工业，用转移农业剩余到工业的方式推动工业部门的迅速发展。可以认为，这种思想对新中国成立后对传统农业国改造起着决定性影响，在工业化的进程中，农业只扮演着重要但又非常被动的角色，也正是这种二元经济结构奠定了工业发展的基础，但造成了当前的工农差距巨大，大力发展农业已成为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
（二）
刘易斯对二元经济结构中农业部门意义的否定，成为其理论中最明显的缺陷。拉尼斯和费景汉对其进行了修正，提出农业对工业的贡献除了提供劳动力外，还提供农业剩余，从而促进农业劳动力转移。更关键的是，不少经济学家借助于古典经济学理性人假设来观察农民的经济行为。他们把资本主义经济中自由竞争、自由分化规律支配下的“经济人”形象外推至一切经济行为主体，当然包括宗法农民。他们一改以前理论界对原始小农的认识，认为他们是理智而冷静的主体，其行为方式富于计量性与逻辑性。他们能够对每年的投入与产出进行货币化计算从而促使小农经济向着合理化方向发展。小农经济与资本主义农场的区别仅在于生产规模、技术水准、生产率、商品率等经济指标落后，而思维特质并无不同。
比如舒尔茨1964年出版的、至今仍有着巨大影响的《改造传统农业》，就对刘易斯农业零值劳动学说进行了批评。他认为农户的行为都是理性，目标是最求利润最大化，在配置当前生产中所拥有的要素时是有效率的，之所以出现传统农业出现增长停滞，原因不在农民缺乏进取心、努力不够或者自由竞争不足，而在于传统生产要素的长期不变，边际投入的收益递减。比如，传统农业知识是靠农户一代代传递并达到了平衡，唐朝的曲辕犁到现在仍在广泛使用，虽然技艺达到了精益求精，但由于没有更新的发明，在技术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比较利益严重下滑是必然。
当然批评者没有放过老舒先生。他们认为新古典模型是以完全竞争市场为条件，这一假定并不适合于传统农业。在传统农业中，市场是有限的、不完全的，农民难以获得完全竞争所要求的信息、要素自由组合和经营自由，而且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和制度文化约束。传统农民还具有很强的反风险意识，他们因为贫穷而经不起任何风险，常常把风险最小化作为目标，这就很难实现利润最大化。
当然支持者更多，并且有很多案例辅佐。该理论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波普金在其1979年发表的代表作《理性的小农》中，对舒尔茨的的观点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与发展，他认为农民是理性的个人或家庭福利最大化者，是一个在权衡了长短期利益、风险大小以后，为追求最大生产利益而进行合理选择的人。传统农业经过农民长期的时间形成了一套完备的、几乎最优化的生产体系。在这一体系里，从生产到生活的所有行为都是在既定资源禀赋和社会环境下的最佳选择，通过新配置现有生产要素很难明显增加农业生产，所以小农经济本质上讲是符合经济理性的。
（三）
给我们的一个感觉是，现在去讨论小农是否有效好像意义并不大。从本质上讲，农民经济不同于资本主义经济，传统农场大都是家庭经营，其无法核算劳动力成本和经营利润，同时还受到伦理、道义和习俗的影响。小农社会具有效率是毫无疑问的。小农总体上处于贫困的原因是农民的重要生产资源比如土地、劳动、信贷往往没有市场。所以，若要给传统农业找到特征的话，可以认为主要是土地和劳动生产率不高以及由此形成的小农意识，仅此而已。上述那些分析，仅是一种自由学派理论界的讨论脉络而已。
篇三
在当代中国讨论农业问题离不开城市化，因为人们似是而非地认为，发展就是通过工业化、城市化向城市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按照这样的思路走到今天，已经使得城市与乡村，农业与经济发展严重失衡，城乡之间的鸿沟拉大，农业成了经济发展的短边，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居高难下。其实舒尔茨的理论贡献可能更有意义，但令人遗憾地被忽视了。重读西奥多·W·舒尔茨的《改造传统农业》，我们会发现这部发表于1964年的学术专著，说的好像是我们今天的事情。
西奥多·W·舒尔茨，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研究人力资本问题，上世纪六十年代把对农业问题的研究和人力资本问题的研究结合起来，曾与1979年由于“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开创性研究”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舒尔茨关于农业和人力资本问题的研究著述甚丰，其中《改造传统农业》是其杰出代表。
一、舒尔茨：农业可以成为亮丽的经济增长点，关键是要加强对农业中的人力资本投资
舒尔茨的《改造传统农业》给我们提供了意义深远的思想。其核心是农业同样可以成为亮丽的经济增长点，关键是提高农民的素质，加强对农业的人力资本投资。
1、舒尔茨认为在传统农业中不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也不存在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问题
舒尔茨所讲的传统农业，是以农民为主体的，世世代代凭经验生产，几乎没有农业技术提升，且相对封闭的农业。另一位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在1954年发表的《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中则认为传统农业效率低下，存在着无限供给的劳动力。舒尔茨认为，传统农业在给定的条件下并不存在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问题，各种生产要素都得到了最佳配置，且充分地发挥了自己应该发挥的作用。例如，所种植的谷物的组合，耕种的次数与深度的大小，播种、灌溉和收割的时间，手工工具、灌溉渠道、役畜与简单设备的配合——这一切都很好地考虑到了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是在给定条件下的最佳组合，不存在任何生产要素没有被充分利用的问题。即使专门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专家也找不出资源配置出了什么问题。问题的要害在于生产要素是由传统的要素组成的，即农业的技术含量没有提高，是一个相当传统的生产要素的低层次的配置，是有效率的贫困。在农业生产技术不变，资源已经得到最佳配置的情况下，如果农业劳动力流失，就会造成农业生产的下降。他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秘鲁为了修一条公路，从附近农村抽走了一些劳动力，结果是农业生产立即下降了。在巴西的一个城市，城市建设也从附近的农村吸收了一些工人，结果农业生产也下降了。我国目前也因土地和劳动力的流失使得农业成了经济发展的短边。
2、农业同样可以成为亮丽的经济增长点
舒尔茨认为，农业完全可以成为亮丽的经济增长点。他在《改造传统农业》中列举了大量这方面的案例。例如西欧虽然资源贫瘠，但却以出人预料的速度发展了自己的农业生产。印度按土地的灌溉面积大约是日本的三倍，但日本每英亩土地的产量确是印度的八倍。美国农业生产的成功戏剧性地表现为产品过剩，大量出口以及提出各种减少产量的政府计划。尽管这样，在1940年到1961年间，农业产量增加了50%。而耕种的土地大约减少的10%，在农业中就业的劳动力的提高几乎是工业的三倍。目前还看不到美国农业的终点。黄沙漫天的以色列，其农业发展更是惊人，农业技术相当发达。
舒尔茨以生动的案例告诉人们，不能忽视农业，农业完全可以成为亮丽的经济增长点。一旦农业被忽视，整个经济结构就要失衡。
3、欲使农业成为亮丽的经济增长点，必须改造传统农业，加强对农民的人力资本投资
那么、如何改造传统农业呢？在舒尔茨看来，关键在于打破农业本身的封闭体系，使农业能够得到新的、现代农业的生产要素或生产技术。农业的现代生产要素包括客体、即对土地、种子、机器、耕种方式等的改造；也包括主观因素，即农民对这些客观因素的需求，以及能够使用这些新技术的能力，农民是素质和能力提升了的新型农民。
在考察了美国、西欧等农业发达国家的经验后，他认为传统的资本概念是有缺陷的，不能反映人的素质和能力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于是他提出了新的、人力资本的概念。美国等农业发达国家， 人力资本在农业中作出了卓越贡献。
舒尔茨所讲的人力资本大致包括：⑴人力资本体现在人身上，表现为人的知识、既能、资历、经历和熟练程度，一句话，表现为人的技能和素质。⑵人力资本是通过投资形成的资本，例如对教育、健康的支出。从这个意义上讲，教育和健康是生产型的。⑶人力资本象一切其它资本一样，都应当得到回报。⑷随着人力资本的提升，人的时间的价值会提高，而且是一种趋势。⑸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人力资本是稀缺的，特别是企业家型的人力资本。
根据以上分析，为了改造传统农业，必须投资农民的教育，提升农民的人力资本，以期用更高层次的技术和设备装备和改造传统农业。他深刻地写道：“本书研究的中心论点是把人力资本作为农业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迅速增长的经济基础不在于提倡勤劳和节俭，增长的关键在于获得并有效地使用某些现代生产要素。农业要素的供给者是在农业试验站工作的研究人员。农民的作用是作为新要素的需求者接受这些要素。然而，典型的情况是传统农业中的农民并不寻求这些新要素。迅速的持续增长主要依靠向农民进行特殊投资，以使他们获得必要的新技能和新知识，从而成功地实现农业的经济增长”。
4、舒尔茨不赞成偏袒工业，轻视农业的经济发展模式
基于以上分析，舒尔茨不赞成偏袒工业，轻视农业的经济发展模式。舒尔茨认为，有一个广为流行的成见，“即把经济增长完全与工业化等同起来”。在政府通过发展计划致力于提高经济增长率的许多穷国，这些看法形成了经济政策。于是所有的投资都向城市倾斜，认为农业不仅可以提供工业发展所需要的资本，而且可以提供工业发展的劳动力。这样的政策，在扼止农业发展的同时，也扼止了整个经济的发展。
其次，舒尔茨对压抑地租、压抑农产品的价格，维护农业所用生产资料的高价等政策也持批评态度。他指出：“一旦地租受到压抑，就会用各种特定的措施来占有土地及附属物的价值。现在已知的措施有：强制按某种名义价格交售农产品，按低的价格吧农产品卖给国家，以各种名义对集体农场征税。此外，早期对机器和拖拉机站的服务实行高垄断价格也可以作为这种措施之一”。一系列的压抑举措进一步降低了农业的效率。在我国，一方面是农业投入要素的价格的上涨，一方面是每遇粮价菜价上涨，有关部门就出手干预，这种干预在扭曲市场价格的同时，也扭曲了资源配置，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二、刘易斯与舒尔茨：我们既有的发展模式更倾向于刘易斯
尽管舒尔茨提供了极其丰富的改造传统农业的思想，但并没有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相反，倒是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以及建立其上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理论深深地影响了我们的经济政策。因此，很有必要把二者加以对照分析。
同样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黑人经济学奖阿瑟?刘易斯，1954年发表的《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提出的二元经济理论对我国经济发展影响深远。这一理论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二元经济，一元是现代部门，主要是市场化的现代工业部门，一元是传统农业部门。传统农业部门是低效的，甚至存在着“零值”，即不做任何贡献的生产要素。封闭而低效的传统农业部门拥有大量的隐性失业，只要提供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工资，就能有无限的劳动力供给。而所谓的发展，就是通过发展现代部门，通常被理解为工业化和城市化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当然，发展到一定程度，应当反哺农业。我们的一些学者更是把这种靠着廉价劳动力的发展叫做劳动力“红利”。然而，当我们按照偏袒工业，轻视农业的模式，高歌猛进地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时候，却产生了始料未及的消极后果。
1、加剧了城市与农村的不平等
一旦城市化成为一个时髦的口号，就受到了地方政府的百般推崇和矢志不移地推动以及对农村的空前轻视。不要说对农村的投资在减少，就是连本来留在农村的资源，例如土地、劳动力、资本也离开了农村。一方面是城市的扩张，有的地方政府在建设所谓的国际大都市的口号下，摊大饼式地扩张。另一方面伴随着圈地和扩张则是乡村的消失和乡村的“自卑”。一方面是城市的公共设施如自来水、公共交通、医院、学校的建设。另一方面是城乡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公共资源不能共享，重点高校农村背景的学生越来越少。把各种机会都集中于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结果是产生了空前的失衡。
2、城市失业和其它社会问题
本来是要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但却形成了严重的城市失业。
刘易斯本人后来在1967年发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失业》中已经注意到了由于人为地城市化，加大了城乡之间的差距，更多的农村人口流向城市，形成了城市失业。原因在于：⑴城市工资与乡村收入差距极大地扩大了；⑵不少国家乡村教育的加速发展，使得年轻人进城的势头更加迅猛；⑶发展机会和福利不成比例地集中于城市，使得城市更具吸引力。在我国一些地方，基于“土地财政“，对于”圈地“，农民进城更有积极性，相当多数的农民成了没有土地、没有工作、没有社会保障的“三无人员”。
另一方面是城市提供的就业机会有限。城市提供的就业机会有限是由于发展中国家城市投资是由政府主导的，政府主导的特点一是追求各种世界之最，造成了资源的巨大浪费。连刘易斯也曾经指出，“每小时仅有几辆车行驶的高速公路，大型机场和航空集散地建筑的低效利用等”。二是投资的项目技术含量高，带动就业少，他们花去了相对短缺的外汇，带来的却仅仅是失业。三是由于没有遵循市场规律，一些政府投资的项目自我增值能力极差。四是很多地方的城市化是没有产业支持，一条大马路两行卷帘门的城市化。
大量城市失业人员的存在产生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例如城市贫民的问题，社会治安及社会稳定问题。与此同时，农村也存在着诸如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等社会问题。
3、农业成了经济发展的短边，CPI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升是其必然趋势
重视城市，忽视农业，片面追求GDP的结果是农业成了经济发展的短边
在我国，一旦CPI上升，政府总会采取从紧的货币政策，收紧银根。然而，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确实有流动性过剩的问题，但根本的问题是农产品的有效供给不足。农产品的有效供给不足，是因为受“二元经济”理论的影响，认为发展就是所谓的“城市化”，所有的政策都向城市倾斜。改革开放以来，各地上了很多的项目，但这些项目基本上是工业的项目，很少有农业的项目。其次是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热衷于圈地卖地。北京原本二环之外就有菜地，现在四环路附近都很少有人种菜了。最后是在劳动力价格信号的驱使下，很多精壮农民进城打工，这样虽然短时间内解决了农民个人增收问题，但不仅没有解决农业问题，相反使农业问题更严重了，不少农村是一幅“老年农耕图”。威廉?配第说过，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在农业技术条件没有太大变化的情况下，财富“之父”、“之母”都流失了，农产品的供给减少，价格上涨是其必然结果。
农产品相当于经济学中所讲的“穷人产品”。所谓“穷人产品”，即在预期收入减少的情况下，人们会减少相对意义上的奢饰品，把有限的收入用于保证基本生存。农产品就具有穷人产品的特性。于是即使收紧银根，人们也会把减少了的收入用来购买基本的生存资料。收紧银根对扼止CPI上升的作用是有限的，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加强农产品的有效供给。
忽视农业的另一个始料未及的消极后果是拉大了农业国际间的差距。据《中国科学报》2012年5月14日报道，近日由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现代化研究报告2012：农业现代化研究》指出，以农业增加值比例，农业劳动力比例和农业劳动生产率三项指标计算，2008年，中国农业经济水平与英国相差约150年，与美国相差约108年。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比中国工业劳动生产率低约10倍。中国农业现代化水平比中国国家现代化水平低约10%。
4、忽视农业的另一个严重后果是农村购买力有限，经济发展不得不依赖国际市场
其实，我们对刘易斯的理解也是不全面的，在《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中，刘易斯同样强调：“除非农业生产也同时得到增加，否则生产日益增多的工业品是无利的。这也是工业与农业革命总是同时进行的原因，是农业停滞的经济中看不出工业革命的原因”。由于忽视农业，抑制了农村的购买力，我们的经济发展不得不依赖外需。
三、舒尔茨的理论以及来自实践的启示：重视农业并重新思考城市化
忽视农业，偏袒城市，并不遗余力地推进城市化的实践后果带来了经济发展中的一系列失衡，使我们不能不回到舒尔茨的思路：重视农业，并重新思考人为推动的城市化。
简单地回顾一下中国农业的历史进程可以使我们更科学地把握农业的走向。中国农业为中国人民、中国经济、中国社会的进步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中国历史上是农业社会、农业是社会的主体产业，虽然农业的技术变化不大，但却艰难地支撑了中国社会的长期发展。建国以后，共和国工业化及其发展，是通过农业支援工业的模式，具体地讲，即使通过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把一部分农业的收入无偿地转移给工业完成的。这种模式的后果是使本来脆弱的农业越发脆弱，并最终影响了整个经济的发展。发生于改革开放最初的、在相对封闭的状态下，即指农民还仅仅着眼于农村，还没有流动起来的“承包制”，使农民长期被压抑的积极性得到了一种体制性的解放，并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的发展。此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并且打开了封闭，由于在给定的条件下城市的回报高于农村，各种资源在价格机制的作用下都流向了城市，打破了对农业具有保护意义的相对封闭的均衡。中国农业发展的历史说明我们不仅要改造传统农业，而且要重新认识所谓城市化的发展战略。
1、没有精壮劳动力的农村是不可能解决农业问题的
越来越多的学者从理论上说明把同样数量的资本投向农村比投向城市更有效益。一位名叫麦克的美国学者指出，将城市的光芒照耀农村的好处，也许比以不断增加的城市生活环境的吸引力诱惑农民进城的好处要大得多。他说，正如马歇尔著名的推论，城市经济没有新的劳动加入的均衡水平是由于“农村供给的冲击”与“城市需求的拉动”相等。换言之，只要农业的收入有所提高，那怕依然比城市稍低一些，但由于与家人在一起共享天伦之乐等“综合效应”农民可能会选择留在农村而不是流向城市。
仅仅让农民留在农村是不够的，还必须改造传统农业，提升农民的素质、提升农业的技术含量。布鲁斯?F?约翰斯顿在《农业发展战略的设计原理》中指出，许多国家的历史经验和绿色革命带进来的技术突破，证明了强调提高生产要素的生产力是正确的作法。正是日本和中国台湾的经验卓有成效地展示了基于现代科学知识和实验方法的技术创新带来的一系列正确的发展结果。这种发展结果使得以整个农业领域中生产要素的生产力大幅度提高为特征的农业领域有可能走上一条扩张发展之路。这种战略使得越来越多的人能够与生产效能越来越高的技术相关联。就是说，要用一切发达的技术装备改造农业，使农业成为亮丽的经济增长点。
2、加强对农村公共物品建设的投资
我国农业欠账太多，要加大对农村公共设施的投入。农村基础公共设施的建设，仅靠农民的力量是不够的。当年和现在城市公共产品的建设也是靠财政的力量。多年来，农村对于中国经济，对于中国城市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现在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了，理所当然地应当反哺农村。农村的公共物品假设、包括农村的公共设施，道路、交通、医疗、社保、教育、卫生等等，还应当加强对农村电网的改造，加强对大型水利设施的支持力度。对农村教育的投入不仅包括初、高中阶段的义务教育，还应当包括对农民的素质教育，即一系列新技术的培训。
3、通过对农业组织形式的改造，让千千万万的农民步入市场经济
中国农业不仅有技术创新的问题，还有组织形式创新的问题。组织形式的创新就是通过合适的形式引导农民步入市场经济。中国农民在步入市场经济方面存在着某些先天不足：⑴市场经济需要一定的冒险精神，农民往往缺少冒险精神。⑵市场经济需要对市场需求、经济发展的相关信息的了解，然而农民却处于信息缺失状态，特别是对市场走势的把握。⑶市场经济下各种产业都需要最低限度的货币投入，个体农民难以拥有足够规模的资金。⑷农村企业家人才是稀缺的。
克服以上的不足，引导农民步入市场经济行之有效的办法是公司加农户。公司加农户的模式是把公司作为中介，一头联系着市场、信息、技术乃至资金，一头联系着千家万户的个体农民，可以发挥企业家的功能。通过给农民提供市场需求、技术指导、乃至小额资金的帮助，以契约的形式把千千万万的农民组织起来，步入好似成交价。从实践来看，这一模式的效果是显著的。这一模式得以实施的关键在于处于龙头的公司企业和企业家精神。
4、加强小城镇建设
摊大饼式的城市建设很不经济。个别大城市堵车的问题所以解决不了，是因为每天早晨人们都得从遥远的住地赶往城市中心，晚上再从市中心回到遥远的住地。刘易斯后来在《发展中国家的失业》中反思性地指出，基于对工业化和城市规模之间关系的错误认识，人们总想把所有工厂都建在一个或两个大城市里。事实上，大部分关于城市规模经济的调查证明，一个城市在人口规模达到30万前，就会失去规模经济效益。他强调，相当经济的办法是发展大批农村小城镇，每一个小城镇都拥有一些工厂、电站、中等学校、医院、以及其它一切能够吸引居民的设施。当最近的城镇在30公里之内，又有良好的道路时，人们将更乐于居住在农村，而不喜欢路途遥远的中心城市。我们应当换一种思路：把农村建成小城镇，既能促进农业产业化，还能减轻一系列由于超越了城市的承受能力、把农民转移到城市而带来的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这可能是中国农业问题和城市化的真正必由之路。
5、不要农产品价格一上涨就干预和压抑农产品的价格
农产品的价格一上涨就用行政手段干预，在扭曲价格的同时也就抑制了发展农业的积极性。可以换一种思路，不是频繁地干预农产品价格，而是在农产品价格上涨时给城市中低收入者补贴的办法解决农产品价格上涨带来的其它问题。
篇四
或因自身阅读能力有限之故，或是因为外文书籍中文翻译所造成的阅读吃力。两方面的原因使我对商务印书馆的译书唯恐避之不及。若非老师指定，今天是绝对不会在此处讨论这本个人认为是相当给力、于我具有相当启发的书—《改造传统农业社会》。废话不再多讲，直接进入讨论的主题。我讲分两部分来说这本书，一是结构分析，而则是个人的小启发。
一：《改造传统农业社会》一书的体系结构：
书名直接告诉了我们作者想要干嘛。目的是“改造”二字，而宾语“传统农业社会”，这样我们就自然的得出了下面的几个体系：1、何谓传统农业社会；2、为什么要改造传统农业社会；3、如何改造传统农业社会。不出意料，作者也正是按这个思路来展开的，我也逐步来介绍里面的相关的内容。
1：何谓传统农业社会。界定一个名词主要依赖它所体现的特征，那传统农业社会有什么特征呢？作者撇开了以往学者关于传统社会的文化界定、制度界定或是技术界定，而纯粹的从经济角度来分析了传统农业社会的特征。他说：“完全以农民世代使用的各种生产要素为基础的农业可以称之为传统农业。”从要数的角度来定义传统农业，要求其具备的条件是生产要素的世代使用即不改变或没有发生改变。为什么生产要素是世代使用而无改变，这里面暗含了三个特征即：a、长期内技术不发生改变；b、农民对获得和持有收入来源的生产要素的动机也是长期不发生变化的；c、这种收入来源的要素供给也是一种长期不变的，与前者的共同作用下导致了一种均衡状态。这种均衡状态就是我们所说的传统农业社会。
对于这种传统农业社会，很多学者给予过分析，强调点无非就是验证传统农业社会为什么不能对经济的增长作出贡献。作者在提出自己的观点之前首先对流行于当时的两种关于传统农业社会的论调进行了反驳。反驳的对象是看似合理而没有实证支持的“要素配置的效率低下说”以及大行其道的“零值农业劳动学说”。作者依赖的是由社会学家所作出的实证数据。危地马拉和印度的两个地方可以证实这种传统农业社会是一种贫穷而又效率的状态，而印度在1918-1919的流行感冒所造成的影响则很好的给“零值农业劳动学说”一个反例。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对这两种论调进行分析时，要时刻把握这里面所界定的“传统农业社会”范围。有了这个严格的前提界定，作者的反驳就变得十分强有力，对于我们读者而言，这样的前提使我们省去很多无必要的阅读。所以一句话说得好，“想要跟我辩论，先给我下定义再说”。下好了定义，我们的辩论才有会是真正的辩论，否则大家都是在各自的定义圈里打转，而不会有任何的进展。
2：为什么要改造传统农业社会
承上面所说，作者要对“为什么传统农业社会不能对经济的增长作出贡献”发表自己的观点。作者使用一个新概念（收入源价格）和一个老模型（供求模型）来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作者的主要观点是：传统农业社会不能对经济增长作出的贡献的原因是它在新生产要素上的投资率过低；而这种过低投资率的原因是来自收入源价格过高的缘故；传统农业社会里关于对新生产要素的动机和偏好的长期不变以及供给的长期不变是收入源价格过高的原因；其间的最根本因数在于技术变化的长期不变。也正是如此的缘故，才有了改造的必要。改造成为必要，不仅在于前面所论述的一些理论上的原因，更因为在现实的经济发展中“还不存在一个使农业发展成为可以忽略的原因”。50年代以来的众多国家忽视农业重视工业的后果性现实更加强了改造传统农业的迫切性。
3：如何改造传统农业。
关于改造传统农业，最大的点就在于技术层面。如何变动技术使得传统农业可以脱离传统二字是最为关键。脱离传统就是要我们作出突破。使用新要素而非世世代代所使用的要数来打破传统里德长期均衡。所有的这些都依赖于技术，因为我们所谓的技术变化隐藏了众多的要素变化。而真正改造传统农业的就是依赖这样的技术变化。如何来实现这样的要素变化，是一个具体而实际的问题。作者从三个方面来讲述：
a：建立一套适合传统农业改造的政策。“运用以经济刺激为基础的市场方式，通过农产品和生产要素的价格变动来刺激农民，不要建立大规模的农场，要通过所有权和经营权合一的、能适应市场变化的家庭农场来改造传统农业，改变低效率的不在所有制形式，实行居住所有制形式”（梁小民）。上述所讲的制度层面，是一种环境的必备。
b:新生产要素的增加，依赖于我们供给和需求双方。供给可以是盈利和非盈利二者来提供，当然里面政府是重要的推动力。而从需求来看，则要体现在有利性，并让农民学会使用。
c: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农民使用新要素的效率，缩短农民学习新要素的时间，提升农民使用新要素的能力以及增强自己的经验。
篇五
1979年，西奥多·舒尔茨获得了诺贝尔奖，他发表获奖感言：“世界上大多数人是贫穷的，所以如果懂得穷人的经济学，我们也就懂得了许多真正重要的经济原理；世界上大多数穷人以农业为生，因而如果我们懂得农业经济学，我们也就懂得许多穷人的经济学。”
1964年，舒尔茨出版了《改造传统农业》，1987年，该书中译本在中国出版。在这本书里，舒尔茨认为，传统农业，不存在要素配置不合理，熟练的农民，已千方百计地配置各种要素。“从传统农业中充其量也只能有很小的增长机会，因为农民已用尽了自己所支配的技术状态的有利的生产可能性。仅限于对他们使用的生产要素作出更好的资源配置以及进行更多的储蓄和投资无助于增长。尽管关于如何改善贫穷社会要素的配置写了许多著作，但从更好地配置现有生产要素中所增加的实际收入是微不足道的。即使有一个贫穷的经济在配置它所支配的每—种要素方面是一部完善的混合机器，这个社会也仍将是贫穷的。”（美，西奥多·W·舒尔茨著 , 《改造传统农业》, 商务印书馆, 1987.3 , 第99页）。传统农业环境中，每一个全劳动力和半劳动力，都有自己作不完的活计，为了吃饱肚子，孩子们甚至不敢到学校去读书，因这样会造成收入的减少，使得糊口所需的食品不足。孩子不敢或不能去学校读书，也与贫穷拿不出学费有关。农业的收益菲薄，是因为现代(非传统的)农业要素的可得到性和价格。舒尔茨把完全以农民世代使用的各种生产要素为基础的农业称之为传统农业。一个依据传统农业的国家必然是贫穷的，因而就要把大部分收入用于食物。传统农业社会里，农民把各种农业要素使用到极至，已有的灌溉设施，能收集到的人畜粪便、植物的腐殖质，都使用上了，但数量不足，质量不高，不能使得农业经营有好的收入。而现代农业要素，与机械有关的部分，掌握在机器制造商手里，更准确地说，是掌握在工业资本家手里，以高昂的价格提供给农民。作物及家畜的良种，种植、培育、养殖技术等等，也因价格高昂，农民不能得到，在传统农业社会，这方面甚至压根没有。
农业科学技术，不是大、小规模的农场能够开发的，因为收益和投入不成比例，科学研究所需要的仪器设备，对任何规模的农场，都是巨额投资，但获得的成果，自己独享效益太差，而进行推广，由于地域的广袤，推广费用的昂贵及人力的缺乏，使得推广难以完成。而且农业科学及技术的推广，有益于整个社会的农品的丰富，是一件公益性的事业，也不是应由一家或少数的农场承担的。
另一种情况是，现代农业要素价格太高。在发展中国家例如中国，农业机械价格太高，需要支付大量的农产品，这些机械产品，故障率很高，使用其增加的农业收益，还没有购买和维护这些农业机械所花费得多。尤其在以发展工业为先导的国家，把农业的增长机会看作是最不引入注目的增长源泉，认为农业可以为国家进行工业化提供所需要的大部分资本；它还可以为工业提供无限的劳动供给，它甚至可以按零机会成本提供大量的劳动，因为在边际生产率为零的意义上说，农业中有相当一部分劳动力是过剩的，这部分劳动力，可以以低廉价格转移到工业中去，促进工业的发展。在前苏联等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人为的用剪刀差来进行积累，政府强制规定工、农业产品的销售价格，规定工业制成品以远远高于其价值的价格销售，农业产品以低于其价值的方法进行销售，形成工业资本的大幅度盈余。在农业处在传统生产方式的情况下，工业产品的高售价，使得现代机械这一现代农业要素的使用，边际生产率不仅仅是零，往往是负数，仅靠行政命令的方式来推广大型农业机械的使用。上世纪80年代以前，在中国农村，用大型拖拉机耕地，被农民称为“挨宰”。一是使用费用太高，二是边际生产率小于零，农民的实际收益是负值。
上世纪5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国实行的规模化农业政策，大规模农业并没有体现出优越性，由于土地的占有权、经营权、收益权与农民相脱离，农民没有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能力低下，尽管部分采用了大型拖拉机、化肥、农药等现代农业要素，但农业的经济收益很差，尽管投入的农业劳动力很多，除因气候原因，如田地结冷、下雪等外，农民没有节假日的在田间劳动，生产的农产品偏少，整个社会农产品供给不足。当时如果不是为了盲目追求规模化，不使农民与土地的产权、经营权、收益权与农民相分离，整个社会的农产品还不至于明显缺乏。
马克思的一个重要而又被忽视了的原则是，随着农业生产单位规模的扩大，农产品的成本在下降。在我国实行城市化的过程中，一些地方的农民进城打工去了，农村的青壮年，都离开了故土，进了城。据统计进城务工的农民全国有一亿五千万，还有一亿人没有离开家乡，在本地打工，由于机械化的推进，农村的劳动力没有显得缺少。在传统农业中，农业劳动力的富余不明显，但在农业机械大量引进的情况下，农村的人力富裕就显得很明显。富裕劳动力进城后，一些地方就主张把土地集中起来，以规模效益使得农业深化发展。但根据舒尔茨的研究，农场的规模，并不是效益的关键，在可耕地比较多的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采用的是大规模的农场，在人多地少的东亚、欧洲，都采用的是小农场的经营方式。以小农场方式获得成功的，东亚有日本、韩国、台湾，北欧有丹麦、荷兰等。以色列是在贫瘠的土地上获得成功的。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是现代农业要素的采用。以色列有一部分人原来是非农民，移民后从事农业生产，由于过去良好的教育，从事农业有较好的效益，在以色列的农业发展中做出了贡献，表明教育对农业有重要的作用。和这个例子相同的还有世界各地不同时期的移民，由农业发达地区的人口向农业不发达地区移民，就带动了接受移民地区的农业的发展。古代的中国，这种现象多次发生。现代的拉丁美洲，当欧洲、日本农民向这些地区移民，都带动了这些地区农业的发展，移民往往比原住民有更大的成就。
农村富裕劳动力进城，但多数从事的是制造、建筑、服务性行业，其工作有其不稳定性的特点，农民工多数是作为廉价劳动力进入城市的，用打工的钱，在城里买不起房子，安不起家，到了中老年，多数回乡务农，由其下一代外出打工，打工的地点往往在其父辈打工的地方，这种子承父业的打工现象，是由中国的用低劳动力成本，拉低产出品成本，以产品出口为导向的外向形经济所带来的。将其承包的土地，从其手中拿走，是有严重忧患的。2008年中共17届三中全会提出承包人的经营权、收益权、承包权长期不变，但土地可以流转，就是占有权、经营权、收益权可以转给别人，但本人承包权不变。
现代农业要素中的机械设施，不是一律的要大型化，完整化，以前苏联和美国比较，美国的大型农场，在不同的作业中，使用不同型号的拖拉机和农业机械，效果较好，有时需要大型机械，有时需要小型机械，一味的大型化，效益也欠佳。前苏联推行大型农场政策几十年，并没有实现农业的现代化。
根据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的考察，世界范围内，没有一个成功实现现代化的农场不是家庭农场。根据舒尔茨的研究，利用政府力量实现大规模农场，依靠行政命令来对农产品进行定价，没有能够完成农业现代化的。
舒尔茨认为，农民的知识水平，是一个重要的农业要素，这就是农业的人力资本问题。“把人力资本作为农业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它可以表述如下：贫穷经济中增长缓慢的经济基础一般并不在于配置传统农业生产要素方式的明显的低效率：也不能用对这类传统要素的储蓄和投资率低于最优水平来解释，因为在正常的偏好和动机为既定的条件下，边际收益率总是太低，不能保证追加的储蓄和投资。在这些条件下，迅速增长的经济基础不在于提倡勤劳和节俭。增长的关键在于获得并有效地使用某些现代追加的储蓄和投资。在这些条件下，迅速增长的经济基础不在于提倡勤劳和节俭。增长的关键在于获得并有效地使用某些现代(从贫穷经济中人民的经验来看就是非传统的)生产要素。”（美，西奥多·W·舒尔茨著,《改造传统农业》,商务印书馆,1987.3,第132页。
对农民进行教育，使其掌握新的农业要素的使用知识，是很好的投资，且是高效的投资。“在解释农业生产的增长量和增长率的差别时，土地的差别是最不重要的，物质资本的质的差别是相当重要的，而农民的能力的差别是最重要的。”（美，西奥多·W·舒尔茨著, 《改造传统农业》,商务印书馆 ,1987年第1版,第13页
在农业经营中，在现场或居住地的农业经营效益，要高于不在居住地和现场的经营，美国的农场主的经营状况，证明了这一点。造成不同的效益原因在于处理现代农业问题中，农业中的当前经营决策和投资决策不仅要服从于许多无法按常规处理的(包括空间的、季节的、机械的和生物的细节在内)微小变化，而且还始终需要采用由于应用知识的进步而形成的新的、优越的农业要素因经营者的不在场，不能获得充分的信息，得不到及时适当的处理，往往就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尤其是利用最新农业知识进行的决策。
农民接受新事物方法中的一种，是根据新知识的有利性，俗话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在眼见有利，获得更大好处的情况下，农民也很乐意来接受新的农业生产知识和方法，种植方法和品种，即新的农业要素。但教育可以使农民很容易掌握新的农业要素。
有一个有力的证据，就是二次世界大战后，对穷国的援助和战败国日本、德国的农业发展的对照，对穷国和到处废墟的德国、日本都进行了大量的援助，但对穷国的经济援助远不如战后对西欧国家的经济援助有效。西欧战后的复兴及以后的增长大大超过了人们的预料，而实际上每个得到经济援助的穷国的增长还没有接近人们的预期。在评论欧洲由于轰炸和折旧所引起的工厂和设备的战时严重损失的影响时，经济学家们高估了这种损失对欧洲复兴的限制作用。人们也低估了复兴和增长的前途，这是因为在辨别和衡量生产能力时没有考虑到在战争的斗争和摧残下存留的人力资本及这种资本在现代经济的生产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又高估了穷国的经济增长潜力，而且这也是由于同样的基本原因，即忽视了增长中的关键因素人力资本，在没有向人力资本投资的情况下，仅对追加的物质资本赋予很大的希望。对这两种情况的错误论断都是依靠片面的而不是全面的资本概念的结果。
一般说来，在技术上优越的生产要素是农业增长的一个主要源泉的地方，就要考虑教育的重要性。这种说法还意味着，这种增长源泉不再限于采用唯一的一种新要素，而是要求成功地采用多种这类农业要素的混合，而且，进一步来说，采用的过程是一个漫长的、连续的过程。
本国的教育投资，由于条件限制，往往达不到对现代农业知识全部了解的地步，延引大批外国专家到国内来教学，加上对教育设施设备的投入，又成本太高，派出留学生出国学习是一个有效的方法，但接受留学地方，往往根据本地的自然、气候、土壤情况进行教学，学习的知识不能适应本国的条件。美国国内采用在不同学校各学一段时间的方法，使得来留学的学生的知识面变宽，以纠正教育中的问题。但纠正这种错误所作的努力远远没有达到目的。但实际情况往往是，当低收入国家的学生来到美国学习时，他们往往获得适用于美国经济的技能和知识，而不是得到适用于自己回国后所面临的环境的技能和知识，农学院的教育就是这样一种情况。
另外，大部分农业教育是对一般原理讲得少，而对学校所在的州或地区的农业特征讲得详细。在国外传教的机构了解许多学院教育的这种缺点，要求由它们资助的学生从一个学校转到另一个学校来解决这一问题但结果更糟，因为转来转去什么也学不会。学院可能而且应该改进其教育，因为在这样作时，它对美国学生也会有更大的价值。所以，得出的结论是，尽可能快让低收入国家学生在本国受到这种教育。
只是制定出提供农业机械、灌溉设施和更多肥料的计划，没有制定出向农民投资的计划，主要是提高农民教育水平的计划，农民没有获得有效地使用现代农业要素所必需的技能和知识，收效往往是事倍功半。
向农民孩子投资的收益率如何呢?除了始终完全依靠传统农业要素的社会，以及拒绝利用经济刺激和机会去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社会，初等教育的收益大概是很高的。当穷国实际上开始农业现代化的过程时，农民所受的教育水平低下很快就成为农业增长率的限制性因素。
总而言之，一个受传统农业束缚的人，无论土地多么肥沃，也不能生产出许多食物。节约和勤劳工作并不足以克服这种类型农业的落后性。为了生产丰富的农产品，要求农民获得并具有使用有关土壤、植物、动物和机械的科学知识的技能和知识。即使农民得到了知识，如果是命令农民去增加生产也必然要失败。需要采用向农民提供刺激和奖励的方法。使得这种改造成为可能的知识是一种资本的形式，这种资本需要投资——不仅对体现了部分知识的物质投入品投资，而且重要的是向农民投资。（美）西奥多·W·舒尔茨著 , 《改造传统农业》 , 商务印书馆 , 1987.3 ,第153页初等教育能够而且应该做出更多的贡献，但无论如何它还取决于所教的内容。在许多贫穷社会里所教的内容远远不能适应于一个想通过使经济现代化来增加实际收入的社会。初等教育的对象，大多数是儿童和少年，少年和儿童不需要工作，是学习的最佳时期。主要是教学内容，要适应本地的实际，教一些与本地自然、土壤、农作物有关的知识，而大量地教授奥数等等，与发展本地的农业没有多大关系。
篇六
近段时间，我研读了诺贝尔奖得主西奥多·W·舒尔茨的名著《改造传统农业》，细心的研读令短暂的假期充满着浓烈的学术氛围，在饱享学术盛宴之后，受益匪浅。
20世纪50年代，以阿瑟·刘易斯为代表的多数经济学家们重视工业而轻视农业，他们普遍认为农业对经济增长毫无裨益，农业只是为工业提供无限的劳动力，农村也只是工业品的销售场所，许多发展中国家按照这种思路大力发展工业而忽视了农业的发展，结果不仅没有实现现代化，甚至连人民的基本生活都不能满足。
舒尔茨坚决反对“轻农重工”的观点。在他看来，并不存在使农业部门不能对经济增长作出重大贡献的基本原因，农业完全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但他同时强调，传统农业很难对经济增长作出实质性贡献，唯有现代化农业才能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因此，如何把传统农业改造成现代农业成为本书的中心论题。
传统农业的资源配置是合理的，但为什么不能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呢？人们总是说，贫穷社会的人民懒惰、不节俭因而储蓄少；缺少精明的企业家故而对农业投资低。舒尔茨明确反对这种观点，他认为，传统农业的农业要素投资所带来的收益率低，对储蓄和投资缺乏足够的经济刺激，传统农业就像一潭死水，毫无生机，这才是其不能促进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所以，改造传统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引进新的生产要素，提高投资收益率，给沉寂的传统农业注入活水，让它顺畅地流动起来。
舒尔茨特别强调，人力资本是农业增长的主要源泉。为了论述人力资本的重要性，他举了二战后西欧摆脱困境的一个实例。在当时诸多经济学家看来，战后西欧的物质资本受到战争重创，经济实力很难在短时间内恢复。他们并没有估计到幸存下来的人力资本对经济恢复的巨大作用，因而对西欧经济前景过于悲观。当这些经济学家们沉浸在对西欧经济前景的无限悲观之中时，奇迹正在发生，伤痕累累的西欧很快重振往日雄风，迅速摆脱了战争阴影。
掩卷沉思，我想到了1953年我国“一五计划”推行的所谓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斯大林模式。客观地说，这种战略在很短的时间内为我国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提升了军事工业能力。但是，人民生活水平并没有提高，到70年代末仍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城乡差距大，农村经济发展极其落后，不少农民生活在温饱线下。当时充斥我国理论和实践界的是刘易斯和赫尔所谓“重工轻农”的观点，长期实践下来，导致我国城乡差距日益扩大，“三农”问题成为现代化道路上的最大障碍。舒尔茨敢于向传统的轻视农业的理论挑战，对之进行深刻批驳，纠正了一些发展中国家忽视农业发展的错误倾向，今天的中国已把三农问题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中之重。
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认为，我国目前从总体上已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的新阶段。要弥补过去对农业促进经济发展的认识上的不足，政府应该加大对农业的投资力度，用发展了的工业对农业进行强有力的反哺。如何进行强有力的反哺？受舒尔茨理论影响，笔者认为，尤其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努力。
第一，发挥工业优势，引入现代农业生产要素。舒尔茨指出，改造传统农业的关键是引进新的现代农业生产要素。农机装备工业部门可以提供先进的农业机械和技术服务；农艺工业部门向农业供应良种、饲料、化肥等生产资料。这些富有科技含量的新要素可以使农业收入流价格下降，提高农业投资的收益率。
第二，加大农村公共品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发展农业生产，建设新农村，没有交通、通信、人蓄用水、医疗卫生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条件是万万不行的。广大农村的公共产品极度匮乏，基础设施十分落后，而投资农村公共品和基础设施建设对投资主体的短期回报率较低，成果又明显，因此，依靠社会力量投资的作用有限，政府的投资显得格外重要。
第三，大力投资农村教育，基础教育先行。舒尔茨是人力资本的倡导者之一，他认为，资本不仅包括作为生产资料的物，而且包括作为劳动力的人。所以，引进新生产要素，就要引进有现代科学知识、能运用新生产要素的人，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人力资本投资的形式包括：教育、在职培训以及提高健康水平。当技术进步成为农业发展的主要动力时，教育就至关重要。按照成本收益分析，基础教育最为有利，因为成本最低，而学生完成初等教育后，不仅能读书看报，这能降低普及农业技术、推广农业信息的成本。同时，中国农村有巨大的剩余劳动力，政府在剩余劳动力集中地对农民进行技能培训，再将掌握了知识技术的农民工输往用工地点，事半功倍。
正如舒尔茨所言，世界上大多数人是贫穷的，大多数穷人以农业为生，如果我们懂得农业经济学，就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也就懂得了许多真正重要的经济原理。我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占2／3的大国，三农问题始终是我们绕不过去的“世纪难题”，投资农业、发展农村的深远历史意义是不言而喻。不仅从现实还是长远的眼光来看，投资农村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篇七
读《改造传统农业》有感
通读了一遍舒尔茨的《改造传统农业》，感觉舒尔茨是用严密的逻辑推理来论证改造传统农业的重要性，和如何改造传统农业。对于这篇读后感，我想从几个方面来说，一个是本书的结构，另外是做一个简单的章节梳理，以及我个人的思考。
首先是《改造传统农业》的结构组成。从目录上来看，本书由序言和十二个章节构成。按照大体框架来说，个人觉得可以将其分为三个部分，一为提出改造传统农业和本书总体的一个研究方向，该部分为本书的前两章，即问题的提出和传统农业的特征；二为生产要素的配置和收入流概念的引入，即本书的第三章到第六章，包括传统农业中生产要素配置的效率、零值农业劳动学说、收入流价格理论的含义和传统农业收入流的价格；在第三部分，主要观点是向传统农业的投资方向及意义，从第七章到第十二章，含有投资有利性问题的引言、农场规模、控制和刺激、隐蔽在“技术变化”中的生产要素、新的有利的生产要素的供给者、农民作为新要素的需求者和向农民投资。
接着从三个方面来说说书中的具体内容。
一、改造传统农业的提出和总体研究方向。
在前两章中，舒尔茨重点围绕了传统农业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展开论述，并且在这部分给出了传统农业的定义，即“完全以农民世代使用的各种生产要素为基础的咯高业可以称之为传统农业。”书中的主要目的是如何配置并添加生产要素来促进农业的增长，从而达到农业可以促进国家经济增长并发展的一种研究目的。
在传统农业的经济特征中，舒尔茨提到了不能根据文化特征、制度结构、或生产要素的技术特征来严格表述传统农业这个经济概念。而从工作态度中的“闲暇”，节约、勤劳等文化特征来不能为区分传统农业提供一个基础，同时制度在某些程度上也是可以为传统农业提供一定的帮助。舒尔茨认为传统农业应该被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经济均衡状态。其表现为技术状况保持不变，持有和获得收入来源的偏好和动机状况保持不变，以及这两种状况保持不变的持续时间足以使获得收入来源的农业要素的边际偏好和动机同作为一分钟对持久收入流投资的这些来源的边际生产力以及同接近于零的纯储蓄达到一种均衡状态。
在提到如何改造传统农业时，生产要素的如何配置，以及引入新的生产要素后人们的接受程度及获益程度都是需要考虑进去的，而其中新提出的收入流价格的衡量则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
二、生产要素的配置和收入流概念的引入
这部分研究的是传统农业中国的农民配置所拥有的要素时的效率。有效而贫穷的传统农业的假说的含义，即区分用于当前生产的要素生存年的有效配置和增加这种存量的最佳投资率，依靠重新配置受传统农业束缚的农民说拥有的要素不会使农业生产显著的增加，没有一种生产要素仍为得到利用。再者利用危地马拉的帕拉加撤尔和印度的塞纳普尔的两个案例来说明贫穷而有效率的假说，也可能是舒尔茨所说的零值农业劳动学说。
在这些学说的提出过程中，舒尔茨再次引入了收入流价格理论。通过“收入是一个流量概念，它由每单位时间既定数量的收入流所组成。”故此在讨论收入流价格的方法和考察其对来自传统农业的经济增长的含义时，就要探讨是什么决定收入流的价格。在持久收入流的供给和需求曲线中，它们的调整对经济的增长也会产生影响。
通过对传统农业的研究，舒尔茨提出了这样的假说：在传统农业中，来自农业生产的收入流来源价格是比较高的。而最后的结论是在某些贫穷农业社会中，土地的地租是总要素成本的一小部分。在许多贫穷农业社会中，再生产性物质资本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时比较多的。
这些假说的提出对于后面的章节中的论述起到了很好的理论指导作用。
三、向传统农业的投资和意义
在后面的讲述中，重点是对传统农业的投资的研究。在对农业增长机会的分类中，舒尔茨提到了三分法，传统型、现代型和过渡型。同时不同的农场规模、不同的生产要素的投入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刺激程度是不一样的。通过苏联的大规模农场和其他国家的一些小规模农场的经营比较，有了专业化的分工，即有组织的研究、生产现代投入品、“生产”信息。而当不在所有或居住所有的控制和农场规模中具体的“不在所有的”条件的使用。而当假不可分性成为组织农业生产的基础时，它就导致了低效率的资源配置。与此相对应的真不可分性中人是不可分的关键要素所在。
在讨论到生产力的分成中，一部分是为土地、劳动和资本（物品）而另一部分是技术变化，但是在许多要素的考虑中，很多都是隐藏在技术变化的要素中的。故而对于全面生产要素的概念中，它包含了一种资本理论，它包括了所有的生产要素，即土地、一切再生产性的物质生产资料及人力。
在新的生产要素供给中，谁才是要素的供给者？通过对营利的、非营利的机构的生产经营分析中，可知营利企业在从事农业研究中不能达到社会最优化的基本原因有两类，一是它们不能占有这种机构的全部利益，二是它们一般不能建立一个最优规模的研究机构；在非营利机构中一般ZF的扶持如农业推广站会尽可能的帮助当地的农民发展农业经济。
再者舒尔茨强调了农民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的需求者的重要性。通过受教育的农民和未受教育的农民的生产和收入情况的比较，他得出了有适当技术或受过一定教育的农民的收入流有很大的提高。故而他要求要向农民投资，通过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从而获得技术上的提高，也就是舒尔茨在前面讲的生产要素质的提高。与此同时，也应该注意向物的投资和向人的投资之间的关系。
以上便是舒尔茨的《改造传统农业》中的主要内容了吧。通过他对农业的重视和对如何改造传统农业的一些方式探讨，充分的表示了农业在当今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通过分析传统农业为什么发展缓慢，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为何不高的探讨，对传统农业的经济特征的归纳，真的解释了经济发展中传统农业为何必须改造。回想中国的传统农业，长期不变的生产要素投入，牛耕地，人劳作，在机械化生产中采取的一些不合实际的生产方式，或者是以牺牲农业的代价来换取工业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的程度上莫不是损害了农民的利益。亦而，通过一些新的经济要素的投入，如粮食种子的改良、化肥的使用、一些农药的喷洒以及许多地方灌溉设施的提高和使用，在很大的程度上都提高了中国的粮食产量，促进了粮食经济的发展。但反过来在这些投资中，又有多少是对人力资本的投入？在农村中，除了对农村孩子的教育外，农民自身又获得了多少的技能或者农业生产知识呢？说句实话，在我的家乡，这种中国最原始的传统农业经济仍旧存在并发展着，现代化的要素的投入只是说在技术方面促进了产量的提高，具体的农业经济发展的模式或者农民自身的发展还是没有显著地提高。
对于传统农业的改造，对于中国而言，应该是一项艰巨而长远的责任。中国大多数人口为农民，其总的经济增长发展应该还是得靠中国农民的纯粹的农业收入的提高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传统农业的改造吧，很好的将农业经济融入到今天的工业经济中去，实现农业经济的发展与增长。
篇八
如何改造传统农业，一直是经济学家所探讨的中心问题。改造传统农业，在中国尤为显得重要。农村人口，这个庞大的人口基数早已吞噬了农业微薄的增长。一句简单的工业化、城市化是无法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的。如果没有在传统农业改造的基础上，所谓解决“三农问题”的一切都将是空谈；而且牵动使人心弦的问题，谁来养活中国人，必将重提。 或许大家对这一问题，不屑一顾，毕竟这是老调重弹，而且在几乎所有的中国人心中的自豪“我们用以世界的耕地的7%养活了占世界上40%的人口”依然在盲目的疯长。但是，没有人提及，甚至是回避“我们用以世界上的40%的农民养活仅占世界7%的非农民”，但不知这其中还有多大的投机、混淆的空间。
或许我们无法去苛责大家的这种自豪感，但我们为我们的传统农业的低效率而痛心；更担忧随着国家的政策，尤其是放宽对人口流动的限制，农村、农业再不是束缚农民的有效法宝时，还有多少人再会为我们“土里刨食”。也许那一天，真的离我们很近。
因为我来自于农民的家庭，对农民的苦与痛，农村、农业的尴尬地位都有切身的体会。农民至于农民而言，只不过是一种身份而已，而并非是一种职业，换句话说，农民之所以是农民，是因为他们别无选择罢了。
早在几年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曾作了一个关于社会中，人们对各类职业评价的问卷调查。其中调查结果，排在最后一位的是农民工，没有人选择农民。研究者痛心疾首指出，之所以有人选择农民工，不是他们真的喜欢，而是因为他们还是没有的其他更好的选择。
在《中国农民调查》陈贵棣、春桃写道，农民在盘算种地的收益后，纷纷抛荒进城打工去了。更别有意味的是农经委的副主任伍昭仁，回家乡时，询问本村的农民兄弟时，昔日无怨无悔奉献的农民兄弟说，“种粮不合算，只要自己口粮够吃就行了，花钱不指望它。”伍昭仁问，“你们只顾自种自吃，那城市里人咋办呢？”农民则反问道，“让我们乡下人蚀本种粮给城里人，城里人又给我们了什么？”伍昭仁无言以对，这位可敬的老农口的主任，满含热情的指出，今天，我们再也不能依然让农民留着汗水种田，流着眼泪卖粮了。 我们认为，改造中国的传统农业已刻不容缓，三农问题，已喊了多少年，但农民却没有从中受益多少。或许，我们从开始的思路就剑走了偏锋。改造传统农业，是一项宏大的工程，而不是简单的写在纸上，流于会议的几点认识、几点主张上。
如果以学术的视角来看，或许我们的说法更有说服力。有人以为改造传统农业，就是农业的机械化。的确，改造传统的农业需要机械，但未必是机械化，因为我们不能不考虑自己的实际情况。正如舒尔茨所指出的改造传统农业的关键在于提高农业的边际收益，而如何提高则是一个必须回答的难题。提高农业的边际收益，涉及到各个方面，有改造农业的整体环境的努力，有提高农民素质的努力，还有改善农业的经营方式的努力等。
包括对作者的一个肯定和自己的一个疑问。该书中舒尔茨的最大贡献无以是将人力资本加入到资本的行列，把对农业进行投资的传统“资本”概念扩展了，也是具有意义的。而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必然会为技术的变化积累条件并最终促成技术进步，而技术进步带来的经济发展有会反过来继续对人力资本追加投资；这样一个因果循环关系是否产生这样一个问题：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与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哪个更为本质，他们之间的关系又是怎么样的？或许我的问题逻辑本身有问题也未可知
舒尔茨还指出，西欧早期工业化中，没有文化的劳动者的确功劳不小，但这是因为当时资本极为缺乏，而且技术水平低下。在当今新时代的社会，此路已不再使用。如果农民素质跟不上物质资本的要求，传统农业不可能旧貌换新颜。他做了一个设想：如果像印度这样的穷国，在一夜之间获得了美国那样先进雄厚的物质资本，那么仅靠现在技术水平和知识储备，印度农民能应用自如吗？显而易见，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之间的鸿沟实在太大了。在人力资本投资中，学校教育是最大的一块。当农业是依靠开辟新土地，拓宽市场而促进增长时，学校教育起不了多大作用，但当技术进步成为推动农业前进的主导力量时，学校教育就至关重要了。如果不大力兴办教育，１８７０—１９００年丹麦的农业就不可能出现飞跃，日本今天的高科技农业，也只能是海市蜃楼。按照成本收益分析，初等教育最为有利，因为成本最低，而学生完成初等教育后，就不再是文盲了，他们能够读书看报，这可以大大降低普及农业技术，推广农业信息的成本。但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农民必须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否则就会阻碍农业进步。舒尔茨乐观地指出，农业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这已不容置疑。但是，政府必须向农业投资，这不仅要注意投向，还要对农民给予指导和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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