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党政治文化在历史上就有很多，这种是文化是完全不可取的，下面小编就为大家带来了谈朋党政治文化的历史遗毒，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看哦！
【摘要】作为一种与现代政治文化背道而驰的文化，朋党政治文化的破坏性不可忽视。朋党政治文化的现实危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促使圈子文化的形成与流行；形成鲜明的利己主义，竭力维护小团体利益；结党营私、破坏团结；扭曲选人用人标准。要培育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加强政治心理建设，全方位对领导干部进行监督和管理，树立正确的选人用人导向，以形成抵制和清除朋党政治文化的合力。
在中国古代政治史和思想史中，朋党现象是一个不可回避且长期存在的政治现象。自秦汉以后，官员遇到困难、问题需要外力协助时，一般都缺乏来自宗族和家族内部强大力量的支持，他们如果不能通过一些途径与其他官员发生联系或者结成盟友，在官场上就会势单力薄。千百年来，文人士子都有着强烈的入仕从政的愿望，但激烈的官宦斗争又使得深陷其中的官员们如履薄冰，他们不得不拉帮结派，形成一股强大的合力来应对各种挑战和仕途风险。
一、朋党的类型
（一）家族关系式
家族关系式的朋党是由于中国古代族宗法的深刻影响而形成的，清朝时期的索额图党与明珠党就是其典型代表。索额图和明珠都为清朝的发展做出了较大的贡献，都深得康熙皇帝的信任，二者都代表了家族势力。
（二）地域关系式
中国人的乡土观念特别浓厚，这为地域关系式朋党的产生奠定了文化基础。明朝时期的两个政治集团，即淮西集团和浙东集团，就属于典型的地域关系式朋党。地域关系式朋党以共同的故土为依据，以共同的利益为追求，以共同的目标而结成同盟。
（三）师生门吏式
两汉时期，研究经学的社会风气逐渐形成，这为师生门吏式朋党的产生奠定了社会基础。中国古代社会科举制度下的主考官是考试中举者的“座主”，而考生则是“座主”的“门生”，同年被录取的考生互相称为“同年”。这些由师生关系而衍生的新的称谓也标志着新的人际关系的产生，为师生门吏式朋党的产生提供了土壤。唐代的牛李两党，就属于比较典型的师生门吏式朋党。以上只是中国古代三种比较典型的朋党，朋党还有阉党、戚党、帝党、后党之分，每个朋党都会有一个代表性人物。到了现在，由各种利益关系而形成的朋党仍然屡禁不止，如中国共产党所批判的“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圈子文化”“码头文化”等。
二、朋党产生的原因
（一）皇权至尊观念
自秦汉以来，官员仕途变化莫测的一个关键性因素是皇权至尊观念，即皇权至上，高度集中。作为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皇帝本身就是朋党产生的重要土壤。这是因为皇权具有私有属性，即皇权是个人权力的最高象征；同时，皇权又具有公共属性，即皇帝代表了一个国家和这个国家的利益。皇权的这种二重属性决定了皇帝的下属——臣子也具有二重属性，即大臣一方面是为“家天下”的皇帝个人服务的，另一方面又是为这个国家服务的。皇帝首先想的是如何巩固自己的权力，当个人权力和国家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显然国家利益要服从于皇帝个人利益。对于皇帝来说，大臣对自己的忠诚比能力更为重要，如果大臣既对自己忠诚，又具有一定的治国理政能力，当然是最佳选择。于是，大臣为了更好地服务于皇帝个人，就会寻找和自己目标一致的人，久而久之，就会出现一个以某位大臣为核心的小团体。
（二）官本位思想
先秦时期的宗法制和分封制，使得臣子能从君主手上获得一些封地、钱财和奴隶，这给予获得封地的臣子很大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但是到秦汉以后，君臣关系由亲缘关系转向业缘关系，即臣子要想获得荣华富贵，必须参与到国家事务的管理中，这个时候的君臣关系在本质上是相互利用关系。当前，不少同志的思想深处还残留着官贵民轻的封建等级观念。虽然目前“升官发财”的封建为官理念在绝大多数党员干部中得以遏制，但“光宗耀祖”“当官好办事”等理念还根深蒂固，这与党执政为民的理念背道而驰。
三、朋党政治文化的历史遗毒
（一）衍生圈子文化
近年来，窝案、串案、塌方式腐败、系统性腐败、封闭式权钱交易、共腐关系圈等现象屡禁不止，其本质就是圈子文化盛行，即大大小小的靠权力获取不正当利益的命运共同体，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一些党员干部信奉的圈子文化，在本质上就是把老乡观念、个人私交等作为党内关系的感情纽带，彼此选边站，搞亲疏远近，在党内形成小圈子、小山头，形成各种各样的利益团体。圈子文化与朋党政治共生，以人身依附关系获取不当利益，严重破坏党的组织原则，削弱党的执政基础，腐蚀党的执政生态。总之，圈子文化是一种具有浓厚封建色彩的腐朽文化，与党的先进文化格格不入，归根结底不是共产党人的文化。对此，必须以刮骨之勇、雷霆之力、滴水穿石之功，痛加鞭挞，坚决抵制。
（二）形成利己主义
中国古代朋党的性质决定了朋党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维护帮派集团利益的小团体，他们坚持着“宁负朝廷，不负朋党”的原则，将帮派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唐代著名的牛李党争中的牛僧孺，出身于庶族，为官之前家庭并不富裕，但其入仕途以来善于运用各种关系结成朋党，很快就成了“暴发户”，还在洛阳城外修建了别墅；明朝的张居正入阁之前财产微薄，入阁之后陡然变富。在当今中国政坛，一些官员利用地域关系、师生关系、门徒关系、行业关系等结成小团体。在一些单位，一些党员干部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不是努力工作，而是努力寻找关系、寻找靠山。这些都对政治生态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影响。
（三）破坏团结
历史上，唐朝的牛李党争结束之后，爆发了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黄巢率领的百万大军一度占领长安，但唐朝政权组织全国力量进行镇压，很快将黄巢建立的大齐政权消灭。黄巢的起义并没有直接摧毁李唐政权，堡垒是从内部攻破的。唐王朝没有从牛李党争中吸取深刻的教训，宰相柳璨为了达到个人目的，与梁王朱温勾结，大肆残害异己。后来，朱温又逼迫柳璨写禅位诏书，代唐称帝，从此开启了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
（四）扭曲选人用人标准
“凡同党者重用之，异党者排斥之，朋党的这一特点连千古贤相王安石、张居正执政时也不能避免。”［1］在中国封建历史时期，在传统文化土壤中产生的朋党虽然有时会以志趣相同的标准来选择官吏，但绝不会发展到以任人唯贤的标准来选拔官吏。自秦汉以来，封建王朝的大权集中于皇帝一人，但若有朋党相争，皇权则受到威胁。唐朝中后期的牛李党争中，两党的势力竟然达到了可以干预皇帝用人的地步，如唐穆宗打算拜著名诗人元稹为相，但裴度极力反对，以辞官相要挟，最终唐穆宗不得不收回成命。朋党政治文化的历史遗毒在现实中的表现，就是政策执行中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选人用人上“平衡关系”，搞“家长制”“一言堂”等。
四、朋党政治文化的破解之策
消除朋党政治文化对政治生态的负面影响，需要形成抵制和清除朋党政治文化的社会合力。
（一）培育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
一是切实加强制度文化建设。要从制度规定上进一步突出党委在党的建设与廉政建设中的主体责任和纪委的监督责任，落实各级党政班子成员特别是党委书记作为第一责任人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形成人人敬畏制度、遵守制度的制度文化。二是切实加强观念文化建设。首先，强化马克思主义政治观教育。将马克思主义政治观融入党员干部的日常工作中，渗透到党内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其次，积极弘扬共产党人的核心价值观。围绕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一个弘扬、三个坚决防止和反对”，建立共产党员核心价值观清单和党内政治文化负面清单。再次，定期组织党员学习党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加强党性锤炼。改进党员教育培训工作，创新形式、完善内容，增强教育培训的亲和力、感染力和渗透力，使党员对党的理论入脑入心，做到真懂、真信、真用。三是切实加强行为文化建设。“改善行为文化的关键在于提升干部的政治素质，从而使得领导干部的政治行为与严格遵守规矩高度契合。”［2］因此，领导干部要自觉接受党内政治生活锻炼，提高政治上的洞察力、判断力，在事关政治原则等重大问题上，做到脑子特别清醒、立场特别坚定，善于从政治上谋划部署做好工作，做到坚守政治信仰、站稳政治立场。
（二）加强政治心理建设
一是自觉增强政治定力。不投机取巧，不投机钻营，始终牢记自己是党的人，旗帜鲜明地反对关系学、厚黑学，摒弃潜规则，带头倡导元规则；不断提升人格魅力，培养健康人格，增强权力的边界意识；主动克服私心杂念，做到不怕人情难却、不怕遭受孤立，有自己坚定的政治立场，这样才会使自身立于不败之地，才谈得上浩然正气、刚正不阿。二是科学对待名利。领导干部在仕途不顺利时很容易出现心理失衡，在单位干部职工甚至是老百姓之间讲一些不该讲的话、做一些不该做的事，败坏党风政风。领导干部要以平和之心对待名，以淡泊之心对待利，以豁达之心对待位，正确对待组织、正确审视自己，适时调整心态。三是以宽广的胸襟看待得失。不论顺境还是逆境、胜利还是失败、得志还是失意，都要以宽广的胸怀，正视现实社会，直面人生，珍惜人生，善待人生。
（三）全方位对领导干部进行监督和管理
一是将“政治标准”贯彻到党员的入口和出口。坚持“必须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的原则发展党员，严格把关、严格程序、严格审核，确保党员政治合格，从源头上确保党员的先进性纯洁性，确保党员具备强烈的大局观念和团结意识。要及时将不合格的领导干部从领导岗位上剔除，绝不放任“羊群效应”的出现。二是进一步拓宽党内监督途径。要形成上级监督下级、下级监督上级的联动机制，构建意见采纳和反馈机制。加强对领导干部的日常监督，坚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于细微之处见真章，重在日常，对领导干部身上出现的“山头主义”“圈子现象”的倾向及时提醒、及时制止。三是进一步拓宽党内民主沟通渠道。加大政务公开力度，公布权力清单；大力推行现场办公，增加决策和管理的透明度，在干部选拔任用、利益结构调整、重大事项招标等涉及群众具体利益的事项上公开办事程序和结果，以便群众监督；积极健全领导干部联系点、党内重大决策征求意见、基本情况通报等制度，使党员群众参与党务、表达意见的渠道更加顺畅。四是进一步推进依法治国、依规治党。开一扇法治的“天窗”，用法律的重锤敲碎朋党政治文化的利益链条；坚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以党规党纪为尺子抓早抓小，对小错进行提醒；必须坚持依法治腐、依法治权、依法行政，权为民所用、权为法所限，这样自然就无须进圈子，更没有小圈子、小团体的生存空间。五是进一步加大监督执纪问责力度，把追责问责作为重要手段，推进专项整治活动深入开展。对发现的违纪违规问题坚决查处，对履行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不力的单位和个人，严格按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进行问责，对查处的典型案例一律点名道姓通报。
（四）树立正确的选人用人导向
一是科学制定和完善选人用人标准。始终坚持任人唯贤原则，反对任人唯亲；始终坚持德才兼备标准，选拔那些能干事、想干事、创实业的干部；必须坚持五湖四海原则，扩大选人用人范围，坚决反对在小圈子内选人用人。只要坚持科学的选人用人标准和原则，“就会让那些想着搞人身依附关系、琢磨拍马屁、依靠小团体小圈子而升迁的干部没有市场”［3］，将朋党政治文化的现实遗毒彻底清除。二是树立干部资源一盘棋思想。紧盯选人用人这个小圈子谋取利益的关键环节，改进干部考察工作，公道正派选人用人；加强党组织对选人用人的全程领导和把关；研究建立涵盖德才要素、突出岗位胜任力标准的选拔指标体系，完善干部动议机制；实行考察责任捆绑，对拟提拔人选考察过程中，由人选所在单位的党（工）委（党组）、纪检监察机关、组织人事部门、机关党组织进行综合认定，一旦发现打招呼、走后门等情况，坚决按照党纪法规进行处理。三是坚决防止干部“带病提拔”。打破选人用人过程中的人情关系网，对那些想干事、能干事、敢担当、善作为的干部大力支持和保护，对不担当、不作为的干部严肃批评，对失职渎职并造成严重后果的干部严肃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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