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利建设关乎每一位居民的日常生活，下面小编就为大家带来了谈水利建设运动中的群众路线，关心水利建设的可以看一看！
摘要：基层干部在建国初期的水利建设运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1955年冬到1956年春，河南省农业合作化高潮中的打井运动面临着思想因素和现实因素的制约，基层干部贯彻群众路线，发挥自身示范作用，运用诉苦、竞赛、算账等方法，促使水利建设取得成功。
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是推动建国初期水利建设发展的重要因素。农业合作化高潮中，河南省提出到1957年增加灌溉面积1000万亩的目标，并计划通过打井完成目标中70%的任务。1955年冬到1956年春，全省兴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性打井运动。本文通过对这一事件的考察，探究基层干部在大规模水利建设运动中的群众路线实践。
一、建国初期水利建设运动中群众路线实践的制约因素
历史上河南省饱受干旱之苦。新中国成立后旱灾引起的农业减产依然严重，以打井为主的水利建设运动虽然符合人民增产的愿望。但仍然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
（一）落后观念的影响
“靠天吃饭”的思想阻碍打井运动的开展。确山县郭庄乡社员徐德礼说：“自古以来庄稼没浇过也没把我饿死。”[1]相当一部分群众认为，人生的主宰是“天”，农业生产也要靠“天”，人的努力都是徒劳，兴修水利并不一定会带来好的收成。迷信思想也有相当的影响。伊川县白沙镇一些老年人认为，在村里选定的地方打井会“死人”。[2]这种说法并非从地形、地质和相关自然条件出发，缺乏科学性。然而，老年人的说法仍然在群众中产生了较大影响，没有事实依据的迷信说法导致群众顾虑重重，削弱了打井的参与力量。
（二）客观条件的制约
打井面临着技术、资金和时间方面的难题。首先，打井是具有一定技术含量的水利活动。温县马庄乡群众在建国后打过的许多水井，经常发生坍塌而成为废井，灌溉用水仍得不到保障。技术落后致使群众的信心和积极性受到打击，对打井活动心存疑虑。其次，打井的费用在当时是一笔不菲的支出。解放前地主家打一眼井用掉粮食上千斤的事例，成为长葛县增福庙乡群众反对打井的理由，“我们趁早就别作精”[3]。再次，打井与其他事务存在时间冲突。政府号召群众冬季打井，恰与农民在农闲时节从事副业活动的传统形成矛盾，在许多农民看来，打井会影响自已的直接收益。
（三）挫折引发的质疑
在许多群众看来，政府此前也曾号召打井抗旱，但没有取得理想效果。林县泽下乡群众反映：“在1951年东打打、西打打，乱打了三四个坑而没有挖出水来，结果失败了……一直到今年麦收前四年中间，没有人敢再提打井的事。”[4]确山县郭庄乡也曾发动群众打过3眼砖井和40眼土井，但是成功率很低，有20多眼井没有出水，抗旱效果不佳。打井的效果受到地质条件、技术水平等多种因素的制约，但是对于部分群众来说，如果辛勤劳动不能换来直接的回报，就会对水利建设以及政府、干部心生抵触。
二、建国初期水利建设运动中群众路线实践的基层干部运作
合作社、共青团、妇女组织的基层干部是推进水利建设运动的主要力量。他们贯彻群众路线，履行干部义务，发挥模范带头作用，综合运用动员方法与技巧，使群众响应政府号召，积极参加打井运动。
（一）带头：消除疑虑
基层干部的身份和职责要求他们发挥模范作用以减少群众疑虑。内黄县东街前进社副社长白某带头为打井捐砖700块，其他8名干部随之捐出3200多块。一位公认“很穷”的生产队长，也从鸡窝、床腿、囤底子、条几搜罗出400多块砖上交。在干部的带动下，全社群众捐砖9000多块，有力地支持了打井。[5]鲁山县张官镇34个合作社干部在打井时带头下井；关东二社社长傅克明面对汹涌的水势率先下井，使群众受到鼓舞。[6]干部的率先垂范对于打破群众思想顾虑起到了显著作用。
（二）诉苦：增强决心
“诉苦”是“土改”运动中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民众动员方法。一些基层干部对这种方法的运用熟稔于心，在打井运动中也派上了用场。1942年大旱的惨景给群众留下难以愈合的心灵创伤，成为诉苦的最佳话题。内黄县井店乡组织群众回忆：1942年当地800户人家中，逃荒412户，饿死848人，卖掉孩子157个，卖掉妻子的有144人；村民王建修家5个小孩全都卖掉；老中农黄景云被迫卖了妻子，直到现在儿子还向他要娘！[7]旱灾导致的死亡和亲人离散在十余年后仍不堪回首，“诉苦”帮助农民找到了旱灾这个“穷根”，将对旱灾的忿恨转化为打井的动力。
（三）媒介：营造氛围
宣传媒介可以从感观上对群众打井形成积极的影响。例如，快板是一种民间常见、深受欢迎的娱乐器具，在打井运动中成为发挥鼓动作用的宣传“媒体”。睢县青年妇女打井队创作了许多快板口号：“爱国家、搞生产、多打粮食好支援”“多打井找水源，多浇地能增产，光荣模范属于咱。”[8]简洁通俗的语言中包含了打井对于国家和个人的重要意义：打井增产既能支援国家建设，体现爱国精神，也能使个人获得模范的荣耀。反复响在耳边的快板声，使群众沉浸在充满动力与激情的氛围之中，无形中增加了打井的劲头。办黑板报、书写标语和口号等方法，同样属于对宣传媒介的运用。
（四）竞赛：激发潜能
竞赛是利用人们追求优异成绩的积极心理，促使参赛各方激发出超常潜能。睢县红星一社在打井竞赛中制作了四面红旗，规定了夺取红旗的条件：超额完成任务，保证规格质量；爱护工具，节省资财；保证安全，不出事故。44个青年组织突击队带动了114个社员投入争夺红旗的打井竞赛。竞赛活动的过程和结果能够得到政府、干部、群众甚至媒体的关注，参与竞赛并争取胜利可以为个人、集体带来声望，对群众尤其是青年具有很强的吸引力。更重要的是，现场旁观和间接得到信息的群众也被竞赛的热情感染，激发出劳动积极性。
（五）算账：利益引导
“算账”是打破群众经济顾虑的有效方法。长垣县李寨乡在开会时给群众算两笔账：第一笔是“效益账”，在现有8眼井的基础上再打152眼，灌溉面积可达8000亩，每亩增产250斤，则增产总量可达200万斤，人均增产631斤；第二笔是“成本账”，打井由社员自己动手，不用工钱，砖块等材料由社员捐献，加上政府的补贴，每眼井只需棕片、铁丝等材料费60元，比从前节省450元，全乡共可节省6万余元。[9]旁观者看来，这个推理过程并不严密，成本计算方法也不合理。但是在算账现场的“情境”中，大多数农民认可了算账思路，产生了“打井增产，吃喝不愁”的感觉，经济顾虑消除，积极性提高。
三、建国初期水利建设运动中群众路线实践的成效与反思
基层干部坚持群众路线，以适宜的行为和恰当的策略成功地调动起群众打井的积极性。1955年12月下旬，参加打井的群众达800万人，超过河南省总人口的1/6，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大规模的群众参与推动打井运动取得空前的成就。数据来源：《河南省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统计资料汇编（1949—1978）》，河南省水利厅1981年4月编印，第72表1中1955、1956年水井数量急速增长，分别为130280眼、473030眼，灌溉面积亦随之大幅增加。另有资料显示，1955年10月底至1956年2月，全省共打井484344眼。可见，表1中1955—1956年新增水井大都完成于1955年冬至1956年春的打井运动期间。农业合作化高潮中的打井运动影响深远。一年之后，史向生副省长回顾这一时期的农田水利建设时，仍对打井运动中的惊人进度赞誉有加，认为这些成绩是“开天辟地亘古没有的”。1957年，《人民日报》为发动水利“大跃进”造势，将河南省以打井为中心的水利建设树为榜样，报道称“1955年10月开始，在农业合作化高潮的推动下，全省出现了水利建设高潮，到1956年5月，全省在这七个月内发展水浇地面积二千四百万亩，相当于解放后七年内增加的水浇地面积的三倍多”[10]。水利建设运动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但是在思想和现实条件的制约下，群众并未“理所应当”地积极参与。基层干部坚持群众路线，发挥模范作用，灵活运用各种动员方法，使群众响应政府的号召，成为推动大规模群众性水利建设顺利开展并取得突出成绩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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