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如白驹过隙，一眨眼便过去40年，这40年我们的生活水平改了又改。这里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与改革开放40周年征文3000字范文10篇，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进来看看，参考参考！
【篇一】
从地图上看一目了然，大自然造就了这天然的不可思议的峡谷。从迪庆藏族自治州州府所在地香格里拉市出发，沿着214国道驱车四十分钟，车头往北一调，钻进高耸的峡谷山门。
这峡谷纵深八十多公里，两边群峰陡峭挺拔，犹如斧砍刀削。山连山、山迭山、山上有山，山峰插进云端。千姿百态的峭峰，有的雄伟，有的俏丽，有的粗犷，有的幽邃。白浪滔滔的岗曲河，被驯顺地限制在深山峡谷，宛如银色的带子，奔腾不息。河水清澈碧绿，山顶上的雪洁白无瑕。两岸的坡沟被植物覆盖，防止了泥沙的冲刷。蜿蜒、曲折、迂回，卷起闪光的浪花，飞速回旋的涡流，浩荡奔流的绿水，这一切让这里成为大自然创造的理想的漂流地。
进了山门，沿着岗曲河，汽车行驶在宽敞的公路上。这公路是在山如斧削、绝壁千仞的悬崖上开出来的。望头顶见天不见日，有时见光不见天，头上是悬崖，脚下是深渊。路穿越峭壁，水帘似的瀑布，闪着银色的碎光，奏出金属的铙钹声；路依着山势盘旋，微风把云雾吹得千姿万态，群峰忽隐忽现；路紧贴着长满杜鹃花的山坡，极目望去仿佛一直通到天上，始终往山顶展去，最后消失在白云深处；路横在山顶上，望四周见证着大自然的伟大创造，这样迷人的景色恐怕哪儿也难见。
路的左边，在蓝海似的天空下，佛塔山上圆下方，浑圆的峰冠不同于一般的山峰，好像是天地宇宙铸就的“坛城”，一切都那么对称、和谐、神秘。山顶覆盖着奇异、闪光的白雪，这是巴拉格宗群山的主峰。主峰左边是圣僧峰，像一个站立着，双手合十的老僧。右边是经架峰，像一个厚重的、长方形的经书架板。佛塔山经常被大团大团的云裹住而不露真容，在阳光下半遮半掩。
公路右边是散发出芳香的嫩绿的草坪，草丛中点缀着千万朵各色各样的花朵，几头牦牛悠闲自如地躺在草地上，几只雄鹰在高空中自由翱翔。往下看峡谷，就像地球裂开了缝，留下一道空隙，两边都是巨大的岩壁。但岩面上绿荫沉沉，树梢簌簌，还有一点清香。岩面上爬满苍翠的常青藤，石缝间钻出茂盛的灌木林，山石间长出绿叶茂密、整齐庄严的树木。岗曲河在谷底仰躺着，看天空行云，反匍着搂抱大地的温软。
时空转回到四十年前，这里仍叫巴拉格宗，面积两百七十多平方公里，有三十多户人家，一百六十余人。巴拉村是个名符其实的行政村，村中的木杆上飘扬着五星红旗，村民家里都挂着毛主席画像，村委会有个木刻章子，装在村长的腰包里。然而，这里山势险恶，没有交通，与世隔绝，巴拉人不知道外面的世界。那时巴拉村住的不叫房，叫窝，有土窝、石窝、草窝，许多窝没有窗户，都是黄土拌着草根的泥墙，顶棚是几根木杆上放着树枝再盖上黄泥，中间有个碗口大的通风口，屋内靠那道射下的光线照明。这里吃的是野生红荞磨成的糌粑和山沟里采挖的野菜，还有树枝上掉下的野果，除了来客人，过节很少喝到酥油茶。大部分人穿的是毛竹线编制的又粗又硬的外套，小孩多的家庭有一套棉布衣裳，谁出门谁穿。吃饭用的是石头锅、泥巴碗。全村有四户住着两层楼的土房，窗户上镶着三块玻璃，家里还有几只白瓷碗，村里谁家来了贵客，都到这家借瓷碗。这无路可走的穷山沟，易碎的琉璃、瓷碗是绝对的奢侈品。
1979年春天很早便来到巴拉格宗，也许是因为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祖国大江南北。这里的春天是生长的季节，所有草木吐出了青芽绿叶，也是色彩纷飞的季节，满眼百花斗妍，芳香扑鼻。随着春天的脚步，由在省、州、县担任过要职的，被称为“雪山雄鹰”的七林旺丹——率领地区交通、教育、卫生等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队来到巴拉格宗。这是传递党中央声音的工作队。二十多名工作队员背着货物，带着干粮，翻雪山，穿丛林，涉江河来到巴拉村。他们传达的是，党的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好政策；他们要办的事是，要致富先修路，决定要从巴拉村到国道线修一条人畜通道，村里要建一所小学和卫生院。这喜讯和喜事使巴拉村一百六十多个老老少少，浑身蒸腾起热力，好像眼前出现了彩虹。他们满脸堆起笑容，眼里充满兴奋。
真正意义上说，从那时起，巴拉格宗才打开山门，逐渐把视线转向外界，也开始流进外来物品，改变生活状态。工作组给巴拉村送来三件礼物：收音机、手电筒，还有座钟。这收音机是既听党中央的声音，也听外界的发展变化；这手电筒不仅照亮黑夜，还指引前方；这座钟，不仅看时间，还证明时间就是金钱，要抓紧时间。
不久，村里办起了卫生所，来了一位穿着白大褂的医生，添置了血压计、听诊器、体温表“三大医疗设备”。又把一户村民的大院腾出来，盖上屋顶，摆上桌椅，村小学开学了。一位昆明市毕业的老师，领着二十八名学生，让村子里响起了琅琅的读书声。
顺着弯弯曲曲延伸的岗曲河，沿着两山对峙的峡谷，在西面光秃秃的悬崖峭壁上，钻岩石，炸绝壁，挖土石，架板桥，垒石梯，一条宽不到一米的人马驿道修建而成。对于巴拉人来说，这是一条天路，是一条生命通道，也是希望之路。但是，外界人仍然说，“这条路是到巴拉村的崎岖鸟道”“是绝壁上留下的一道疤痕”，要走这条路要过河水十二处，穿绝壁十六洞，绕急弯十八险。还说，“只有不要命的人才走这条路，要走这条路，先留下遗书”。
第一批走上这条路的交通工具是骡马。县供销社组织一批物资，赶着五匹马、三头骡子来到巴拉村。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巴拉格宗偌大的土地上竟没有骡、马和毛驴，一头都没有。他们历史上的家畜只有牦牛、山羊，还有温顺的狗。巴拉村的人第一次看到这长着细长的四条腿、硕大的脑袋、耳尖蹄圆、头戴笼套、能背着那么多货物的动物，都惊奇地围上来观看。当货卸完，一匹马突然快活地昂头长嘶，四周人吓得全跑了。不久县政府送来几匹马给巴拉村，当地人还是有些不放心，刚开始有的人见了马躲着走，连牵马的人，听到马打个响鼻，都扔下缰绳就跑。
第二批走上这条路的是电影放映队。这里的人通过走村串乡的商贩口中知道有个叫“电影”的梦幻般的事物。一听说放映队来，巴拉村派出十五个小伙子到国道线迎接，他们身背肩扛，怀抱头顶，硬是把一切器材安全送进村里。夜幕降临，全村人一个不剩地聚集到白色的银幕前。发电机发出轰鸣的响声，旁边一盏灯泡发出红色的亮光，一位烟民忘了带火柴，拿着烟对着火焰似的灯泡点了半天，没有燃上。他再用手一摸才发现这不是火。这样的事，发生在巴拉格宗并不奇怪。
从这条道上走出一位改变巴拉格宗面貌的领头人，也有人说他不是走出去的，他是飞出高山峡谷的雄鹰，他叫斯那定珠。他的父亲白玛旺堆是个身体硬实，性情豪爽，说话落地有声的长者。他没见过大世面，生活苦了一辈子，只盼着儿女们有所作为。斯那定珠作为大儿子，从小体格匀称，身材高大。他小时候在巴拉村，常听收音机，也是个电影迷，在村里上的小学。他牢记启蒙老师的一句话“贫穷不可怕，怕的是没有信念，你要有走出大山的信念”。这“早熟”的康巴汉子十四岁那年，经过一个多月的千思万想，理不出自己的头绪。作为长子留在村里照顾父母，还是坚定信念走出大山，在“留”和“走”两个字的相互斗争中，拿不定主意。一天他闭上眼睛，想了半天，好像“走”字紧贴着自己，于是抓住它，痛下决心，来到父亲面前，勇敢地说：“爸，我走出去，闯个天下，混个人样，报答您。”
在离别儿子的时候，父亲对儿子说：“好吧，你走出去，挣自己的面子吧，我对你帮不了什么，只有经常祈祷佛山保佑你平安。”父子何时能够重新相见？儿子是否能闯出一条自己的路？这些问号都能从父亲闪着泪光的眼神中流露出来。父亲想多给儿子一点路费，但是没有可能。他手边仅有的五十元，究竟分多少给他，翻来覆去算了多次，就是全部给他还觉得太少。家里还有六个小孩，一年的生活就靠这点积蓄，但长子出门应该全部给他。母亲滴着锁不住的泪，保持着沉默。斯那定珠拿了三十五元，转身走出大门。
身着破旧但干净的藏装，穿着只剩半截的胶鞋，斯那定珠进了县城。那时迪庆县城不大，只有两条小街。县里最大的企业之一是一个木材加工厂，斯那定珠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来到这个厂。厂房里他听见机器发出的一片隆隆声，看见快速旋转的飞轮，还有在轨道上自动奔跑的巨大圆木。他惊呆了，迅速找到有关领导，要在这里当一名工人。他的师傅有一张粗糙而和善的脸，上面留下了半个世纪生活酸甜苦辣的痕迹。他对斯那定珠关爱有加，想教他一门技术。可斯那定珠看重的不是技术，而是机械的功能，木头的来源，销售的渠道。师傅实在按捺不住，一天一本正经地问他，“你到底是来打工的，还是来想当厂长的？”
时间飞逝，后来的斯那定珠在县城开了一个相当气派、豪华的火锅城。位置临街、食材卫生、环境优雅、价格合理，食客络绎不绝，节假日还要提前预约。接着他又开了县城第一家五金机械门市部，生意十分火爆。他还在柜台旁开了个茶室，无论买与不买只要进店便可以免费喝茶、抽烟。买多了可以减价，有的小商品买一送一，买的多的客人店里派人送货。他发现这县城地域不大，人口不多，做大生意还得到大城市。于是他来到省会城市昆明，既做零售，也做批发；既做商贸，也做投资。生意越做越大，名声越传越远，斯那定珠赚的钱也越来越多。
斯那定珠从离开家的那天起，魂牵梦萦的是父母的音容笑貌，恋恋不舍的是故乡的山水风情。1998年，他已经是商贾富豪，在大城市里有企业，小城市中有业务，银行里有存款，还有借给他人的贷款。但，他认为人生价值并不是只求赚钱享受，挥霍奢侈，而是设身处地替别人着想，忧他人之忧，乐他人之乐，用自己的话说“生命长短以时间来计算，生命价值以贡献来计算”。他逐渐明白，美丽的巴拉格宗，是金山银山，乡亲们守着金饭碗，过着穷日子。他下决心，返回家乡，领着巴拉村人，脱贫致富，开辟新天地。就在那一年，他把资产变为现款，回到巴拉格宗，同迪庆州旅游局协商，请来省内外的专家、学者，描绘巴拉格宗自然生态、历史文化、人文景观、综合开发的蓝图。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巴拉格宗，有胜似仙境的自然风光；有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有独具魅力的宜居乐土。专家们认为这里将成为迪庆州乃至云南观光旅游、休闲旅游的胜地，是避暑、避霾、养生、养心的好地方。唯一的障碍是交通。
这五十多公里长的公路，勘探人发愁，设计人纳闷，在他们的修路经历中还没有碰到过这么险要的地质。但斯那定珠义无反顾，说“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要以上天揽月的精神把路修通。”当公路通车的那天，巴拉格宗峡谷，人潮像一条波涛汹涌的大河，兴高采烈的狂欢声，压倒岗曲河的轰鸣。山门终于被人的海洋冲破了，山谷终于被人的兴奋撼动了。大小车辆伴着岗曲河在流动，白天山坡上挥舞着洁白的哈达，夜晚星空下挂满了五彩烟花。
我先后四次到过巴拉格宗，最近的一次是今年“五一”雪山音乐节。如今，巴拉格宗成了当之无愧的“国家4A级旅游景区”和远近闻名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从214国道进入景区的第一站是水庄村。这个村落只有十五户人家，总共不过七十来人。每户占地两亩多，石头围墙，三层小楼，后头是菜园，前边是花园，木质地板，还铺上地毯。天花板垂下吊灯，那气魄、色调、豪华跟城里的豪宅没有太多区别。难怪每户年收入都在五万八千元以上，最多的二十多万。这里有一百来亩平地，是峡谷间地势最开阔的地方，平地间流淌着欢快、宁静、平稳的岗曲河。河的左右，傍山临水，坐落着两栋藏式外观的五星级酒店，可以容纳八百多人。
这里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棵菩提树。据说，它不是人工种植，是自然生长，树龄至今有一千多年，传说故事可以编一本厚书。根是从地面沿着笔直的悬崖伸长，茂密的枝叶像巨大的蜘蛛网爬满了岩面，覆盖着整个悬崖，就像是披着绿装的高大城墙。
再往上走三公里路，便是已经举办了三届雪山音乐节的广场。两岸青山、一条河流，用石墙围起的露天剧场，可容纳一万多人，绿色的椅子排列整齐，身着盛装的听众座无虚席。大自然和音乐紧密相连，鸟儿的啼鸣声，流水的淙淙声，微风的吹拂声，树枝的摇曳声，在这里都可能是美妙的乐声。
汽车在公路上继续盘旋、绕弯，来到一个神秘莫测的树林里，一根根竖挺着的老树，抖动着即将飘向空中的残叶，一株株盘根错节的新树，柔嫩的树干长出鲜绿的叶子。这里有个久远的古迹，度姆圣殿。在圣殿对面有面峭壁，笔直的山峰，刀削的崖面，就像苏轼诗选中描述的那样“天工运神巧，渐欲作奇伟……苍崖忽相逼，绝壁凛可悸。”现在，就在这里架起了一点四公里的玻璃栈道。你走在上面就像在天空中腾云驾雾，往下看弥漫山谷的白云还在脚下，云海间偶然露出一座突兀的危崖，一堆雄奇的山峰。云慢慢淡了，浮动着的轻纱般的迷雾，又笼罩着山谷，树木若有若无，迷雾开豁的地方，可以看到岗曲河的银光，雾的浓淡、变幻仿佛是海市蜃楼。
我想想巴拉格宗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人类要有梦想，对未来的梦想，胜于过去的历史。过去是射出的箭，一去不复返，现在是过去的终结，未来又从今天开始。
【篇二】
到处都是灯。视觉被各种杂沓细节塞满：街边广告牌亮着灯，酒店大堂亮着灯，店铺里亮着灯。灯太多了——哪里都是灯，常常像是把天都吃掉了似的。你可以不去看，不去想，假装你的世界和灯没有关系，然而你所到之处，皆霓虹流闪，氤氲迷雾。灯总是在那里——一箩筐一箩筐的虾鲑红、亚麻黄、牡蛎黑、贝壳青、珍珠灰——迷幻地排列着，编织出一幅浮世绘绮梦。你骇异至极，终于弄明白——在广东中山市的古镇，你根本无法回避灯，因为这里是“中国灯都”，这里灯的销量占中国市场七成份额，产品出口到两百多个国家和地区。
你像刘姥姥进大观园，眼花缭乱地看着。来古镇之前，你半点功课都不曾做，完全不了解这里的历史，以致你无任何经验，仅以原始官能来认识和体味这个镇。可你最终得出这样的结论——古镇不仅是个做灯的岭南小镇，还是个以“灯”为主题的大公园。在这里，你可以买灯、看灯、赏灯，了解灯的历史，研究灯的配件，探索和灯有关的各类知识。
你为璀璨的水晶灯着迷。在琪朗灯饰，你见到了镇店之宝——那巨无霸的“美国大灯”——高三点八米，直径二点五米，价值三百多万元。你离那一块块极薄极透极亮的施华洛世奇水晶只有几厘米（展厅的灯都挂得非常低），眼前像一场大雨瀑天瀑地浇下，如一颗彗星拖着尾巴迤逦出镜，似一株梨树托举出堆雪花瓣，你“哇哇”惊叹，连声赞叹“美透了”。
看到天鹅灯时，你发现自己的脚根本挪不动。你不知道灯还能这样制作。你习惯于轴对称的范式，但这个窠臼却无法捆缚天鹅灯——那灯从中心激灵灵探出根链子，吊在天花板上，周围三百六十度地围绕着一群天鹅，或引颈望天，或低头觅水，或平视前方，以不同姿态展现美丽定格，每一只都和另一只不同，每一只都逍遥而洒脱。你的整个人被凝冻住，这一瞬的惊诧将永远钉在大脑中。天鹅灯是人工吹出来的（像吹小号的乐手那样）——要在六秒内快速成型，对工人的肺活量和技术都有严苛要求。这盏天鹅灯把所有的人都带到了另一个地方，在那里，灯无需方方正正，灯可以野生野长，自由奔放。人们对天鹅灯简直像是着了魔——热销十年还不止！
古镇人原本擅长的是种稻种桑、养鱼养花，他们是怎么找到最初的那盏灯，并使其产业化，让渔村蝶变为“灯都”的？你见到了袁达光，也见到了欧炳文，你发现他们俩既有相似处，又有明显不同。袁达光的长相有股“憨气”——浓眉大眼，肤色红黑，鼻梁挺直，深蓝竖道衬衫外套着黑夹克，声音平静沉稳；而欧炳文则有股“文气”——皮肤白皙，脸部线条严正，戴金丝边眼镜，浅蓝衬衫外套灰西装，举手投足皆和蔼可亲，但眼神却机警敏锐。他们都是本地农民——袁达光生于1948年，欧炳文生于1952年；中学毕业后，他们都在生产队当社员，干养鱼、养蚕、种甘蔗的活计；后来，袁达光开电船，当砖厂厂长；欧炳文当出纳，当花木场场长。
1981年，三十三岁的袁达光在香港偶然看到两盏壁灯，花八十元港币买了下来——那真是电光石火的一瞬。他和四个伙伴讨论了整整一夜，抽光了整整一条烟，最终达成协议：开厂！做灯！最初的困难是后来者无法想象的。等待一盏灯的诞生，就像料峭春寒里等待一树樱花的开放——没有螺丝、玻璃无法磨边、没有铜质底座、没有包装盒、没有销售员……几乎什么都没有！如何把那拆开后像废铜烂铁的零件再组装上，唏嘘往事如今要穿花拨雾地回忆时，有些细节还真记得不确切了。可那个时间袁达光却记得清清楚楚——1982年10月，当“裕华厂”做出了第一盏商品灯后，正式启动了古镇人“提灯走天下”的发展模式。村人们纷纷效仿——“裕华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通过复制、重复和倍增，不出两年，古镇的农田里已遍布星星点点的小工厂。
1986年，三十四岁的欧炳文和伙伴们成立起“华艺灯饰”，意为将“中华艺术”发扬光大。1988年，“华艺”将全部收益投资出去，购置了镇上第一台吸塑机，让“华艺”从手工生产转为机械生产。“当年利润就超过了两百万啊……”欧炳文带着低抑而抱歉的笑容，“当年的两百万啊……”“华艺”历经各种波折，最终繁华簇放，闪烁灿亮，成为古镇灯饰业的“航母”——年销售额达数亿元！袁达光和他的伙伴们最终选择了分厂——历史让他们成为最早的先驱者，但没有成为最大的老板；然而，你在袁达光的脸上看到的是一种坦然与平和。欧炳文则希望将“华艺”打造成“百年老店”；他好像有一种神秘的本领——能在公司发展的各个阶段都聚合起强大能量，再集中地爆发出来。
进入“华艺”办公楼，大堂像五星级酒店般干净整洁；电梯内挂着标识牌，清晰标注出从一楼到十楼的不同功能（顶灯展厅、欧洲灯饰馆、户外照明、工程照明、国内营销中心、国际贸易部、电子商务、商业照明等）。位于办公楼后的那些六层楼群，便是“华艺”的工厂。楼下停着大小货柜车，正等着装货；一盏水晶灯吊挂在横梁上，在进行出厂前的检测。进入车间，你发现灯饰厂和电子厂、音像厂都差不多——水泥地面和拉线（流水线）台面是墨绿色的，装产品的胶箱和工人的工装是蔚蓝色的，贴生产资讯和规章制度的看板是白色的。每条拉线的顶端都挂着一个牌子，标注出这里是“第几生产线”。在这个一百多人的车间里，男工占六成以上，女工的年龄偏大（和深圳、东莞等地的工厂类似，年轻女孩因有更多出路而较少选择进厂）。工人们制造着各类配件，再将那些看似根本没关系的螺丝、铜线、铁块、玻璃和水晶一一黏合起来，最终形成一盏既能照明又模样讨喜的灯具。
如果说，是“袁达光们”无意间发现了灯，租个破厂房就开了工，让古镇人有了“洗脚上田”的第一步，那么，“欧炳文们”则将灯饰产业做大做强，让古镇具备成为“灯都”的条件。另一个不可忽视的条件是，1996年当古镇完成集体企业转制，在确定“未来如何发展”的战略问题上，没有让当时的三大特色产业（花木、塑料、灯饰）齐头并进，而是确定“只做大做强灯饰”。古镇的掌舵人们深深知道，自己的地盘并不大（面积仅四十七点八平方公里），在全国乃至全球的市场体系中资历太浅，但若举全镇之力只做一个产业，却是有可能做好的。
有件事堪称古镇发展史的“世博会”——1999年10月15日，古镇举办了“中国第一届灯饰博览会”。那时，镇里到处都是农田荒地，连个像样的酒店都没有，嘉宾们只能住在附近的镇上，早晚用车接送；开会的地点也简陋，是在一条长一点二公里的街上搭建起临时展棚。没想到，进入夜晚，当千万盏灯亮起来后，那光芒变成粼粼流动的银河，格外潋滟，让所有的来宾都大吃一惊！正是从这个博览会开始，古镇牢牢将“灯”这个符号贴在自己的额头。大家口口相传：“要买灯，到古镇”。
来古镇之前，你一定逛过商场。然而，当你置身在“星光联盟”的大厅，却像进入宫崎骏的动画世界。那疑似未来城的耸块建筑内，是一幅超现实画面——高六十米的中空大厅极阔绰，四部跨度近三十米的扶梯徐徐向上。整栋大楼高十一层，总建筑面积为三十六万平方米。如同一座水晶城堡，每一层内都镶嵌着各类店铺，每一家店铺都吊挂着各类灯饰，每一种灯饰都散发着迷幻光芒。整个空间太大太亮，身处其中，你简直变得像颗黝黑的芝麻粒。
人们不会为了去“十里灯饰街”而到古镇，然而，一旦到达小镇，便会生出好奇心，想去那条腔肠巷弄里看一看，像要举行个巡礼仪式。那是条极普通的街道，街面并不宽敞，两侧楼房也不高大，人群也不密集。那些密匝匝的萤灯小铺，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红火，直至十几年后，“时代广场”“华艺广场”“星光联盟”“利和广场”这些“超级灯饰卖场”相继开张后，才慢慢黯淡下去。可当年，这条街的生意盛况空前，以致每平方米租金可高达六百五十元（这里是一面墙一面墙地租，而不是一间屋一间屋地租）。那时，这条街如《清明上河图》拉开卷轴，人流、物流涌动幢幢，虽紊乱错置，但蓬勃盎然。
买灯容易运灯难。“灯不是布匹，布匹即使路途颠簸，即使翻车，只要截去损坏的那段，还有残余价值，灯一旦被毁，便是一地碎渣，无半点挽救余地。”封建中穿藏青长袖T恤，戴黑框眼镜，方脸厚唇，举止庄重，整个人不怒自威。他泡的茶是菊花加枸杞，和喜普洱的广东人完全不同。他原是一名西安的物理老师，偶然来到佛山西樵镇，先开织布厂后又搞运输。1999年，当他来到古镇后，第一件事就是上街观察车辆。那时，古镇没有火车站、机场和码头，全部运输只能靠公路。透过“满大街都在装货，街道拥堵不堪”的表象，封建中发现这里其实蕴藏着巨大的商机。当古镇政府成立起货运市场，彻底改变了杂乱无章的格局后，封建中的“秦粤物流”便像河水进入渠道，一路畅通起来。
在公司大楼的对面是物流仓库，顶部挂着标明“北京”“天津”“唐山”“大同”“太原”“成都”“重庆”的牌子。封建中笑着说：“原来没有拉萨，后来也开通了！”货物整齐地码在货车车厢内，纸箱外又用一层木框架围护，每个箱子上都贴着“装箱清单”，写明地址、名称、规格、电压、数量之类，最后一行是经办人的签名。
你见到了杨发灯饰的老板杨焕明——80后，杏眼漆黑带电，戴无框大红镜腿眼镜。2003年，杨焕明大学毕业后进入父亲的企业，从最底层干起，四年后独立掌门，在户外照明领域里打拼。他总觉得自己历练的时间还不够，可父亲已迫不及待交班，去搞自己心心念念的花木。接下来的几年，杨发的营销模式是坐在店里等客户（也是古镇灯饰业的寻常制式）。到2013年，杨焕明变得窸窣不安起来——当互联网兴起后，到门店来订货的人越来越少。怎么办？父亲倾囊以授的招式已无法抵挡变化。痛定思痛！杨焕明于2016年做出决定——除保留总部的门店外，关掉所有门店，大力发展互联网。他深知，“传统企业没有互联网基因，转型起来非常困难”，但，“一定要转”。他带着团队用一年时间学习互联网运营，终于打通公司的任督二脉，实施了全面转型。他感叹老爸那代人商业嗅觉灵敏，敢闯敢干，眼明手快地就转了型，可现在的年轻人，只能靠看数据来占卜前程。然而，不管风雨再大，也要鹰击长空，不能在暖巢里偷生。
你在古镇转来转去，被大小灯盏弄得魂眩神摇。无论是走在街上，坐在车里，还是在餐厅吃饭，在酒店大厅休息，你都会看到灯。到处都是灯，到处都是光影错落，姹紫嫣红。古镇早已不是原来的岭南小渔村，在它的天空之上，满天星斗灿若渔火。可你分得清哪一颗是天然，哪一颗是人造吗？
【篇三】
仲春双休，同文友往海边自驾游。傍晚在一个名叫笆斗村的小渔村投宿，选中了一家供应吃住的三层别墅楼入住。“老校长，还认识我吗？”“哦，小高啊，这店是你家开的？”太巧了，当过职校校长的文友，在民宿店与房东即他的学生不期而遇。
老校长突然到来，学生高兴不已。晚饭都是本港当天的海鲜，凉拌小白虾、蒜薹煮黄鱼、红烧大对虾、清蒸大鳓鱼。我们品尝着当令的时鲜，房东又端上一盘凉拌菜来，酱赭色的梗子半寸左右长，不知道是什么菜。搛一根入口品咂，或菜或草的口感，若咸若酸的味感，挺吊胃口。房东说：“校长，这是我们笆斗村的盐蒿子。不晓得你们今天来，只能让你们尝尝腌的了。要是提前告诉我，早上去采露水春芽子，焯得绿滴滴的，麻油酱醋一拌，比这鲜嫩爽口哩。”
哦，眼前这土著样的梗子菜，就是盐蒿子，是我多年未吃、很想重温的盐蒿子。我按捺住小小的激动，细细品尝。初嚼，稍感些许粗粝，多咂，觉得香酥盈口；海滩上的野草，竟有着药芹的酥韧，茼蒿的馨香，虽是只拌了点芝麻油和老陈醋，却爽口而有黏性。
见我们吃得高兴，房东就和我们介绍起来。笆斗村的盐蒿子，素常的吃法，异常的用法，非常的活法，在岁月里演绎出一部草根的食物志。
盐蒿子，曾是笆斗人度命的草。乾隆初年，季节性打工的盐民到刚刚淤成陆地的海边半盐半渔地谋生，在沙岗子上垂直挖开一堵土墙，用芦苇和茅草弶成个斜顶，钻进去栖身。玉米粯子煮粥，盐渍蒿子做咸，柳枝条扎的笆斗向地上一磕，底儿朝上当桌子，搁上咸菜钵，蹲在弶子门口就着海风喝起来。困顿得叮当响，还戏其名曰吃笆斗饭。春夏季节可烧盐时还能混张嘴，秋冬天没盐烧没鱼打时，就到海滩上捋盐蒿子，秋天红蒿子，冬天枯蒿子，叶子也好，梗子也好，苦也罢，涩也罢，囫囵着都是主粮了。
盐蒿子，还是笆斗人革命的宝。东进抗日的新四军一师医院设在村后头，笆斗人扯盐蒿子捣草药，帮伤员洗伤口，医病人的打摆子。大雪封滩没粮食时，就收集盐蒿种子煮着吃，且不说五六粒蒿种子才有一粒芝麻大，收集起来不容易，就那又苦又艮的味道，哪儿咽得下去？笆斗人和新四军战士硬是吞了下去，顶住了日寇的扫荡和封锁。
三年困难时的赶江南，后来动乱时的促生产，笆斗人都是拼了命地干。缺粮食，荒草田里的盐蒿子又成了他们的食品库。蒿梗子蒿叶子和着杂鱼虾贝煮，毕竟是蛋白质加叶绿素。
改革开放后，盐蒿子开始在满滩涂上自由自在地生长，成了笆斗人敬如宾客的邻居。
这话怎么讲？1979年以后，滩涂承包给各户。笆斗人近海下下小网，滩上踩蛤蜊、捡文蛤，每天进账几十元。尤其是捕鳗鱼苗，缝衣针大小的一尾苗，从一角钱卖到十几元，家家成了万元户。从草屋棚到砖瓦房到小楼房，家家户户盖别墅、忙装修，自然就不去叨扰盐蒿子了。
上世纪末，省里批准东台市在笆斗试围垦。“十二五”国务院将江苏沿海大开发提升为国家战略，几十里宽的近海潮间带，划为一百万亩滩涂围垦综合开发的试验区。这些年陆续围垦了几十万亩新土地，盐蒿子就自行往东边四十里外新淤成的海边湿地迁移。为了近海的生态，笆斗人离船上岸，开始了养殖；为了新湿地的生态，笆斗人不再大面积地采摘盐蒿子。
部省共建项目征用了一万多亩滩地后，笆斗村剩了千把亩优质老滩地，分包在各家各户。零打碎敲提升不了滩域的价值，2012年起，村里集中了海域使用权，统一发包搞养殖，四年累计收入五百八十万元，村民人均年增收入七八千。对那些因大米草影响而失去养殖条件的荒滩，村里成立水产养殖合作社，建设高效设施养殖塘，筹资一千万元，家家是股东，人人当股民，三年收回了投资，原始股值翻了三倍，每年分红三百万，人均一万元。2017年，笆斗村人均年纯收入三万六千五百元，集体积累六百五十万元。
改革让笆斗村富了，但是沟沟塘塘里的贝壳厨杂垃圾臭水，又给笆斗人出了个新题目。十八大以来，村里集体出资，实施六十多个改善人居环境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项目。新建水冲式公厕，给每户居民砌了三格化粪池、修了停车场。建了污水处理厂，设了下水道，修了水泥路。还新建两千五百多平方米公共绿地，两座古色古香的砖拱桥，一条休闲健身的园林带。笆斗村成了江苏省绿化示范村、三星级康居村。
居住环境改善了，笆斗人手不停脚不住地改善文化环境。村里新建了渔民文化室、篮球场等多项文体设施；村图书室与市图书馆资源共享，治安监控与公安联网；成立了渔民篮球队、舞蹈队、红蒿子渔家艺术团；打造出十多个海渔旅游景点，每年接待游客五万多人次。笆斗村成了江苏省美丽乡村、省级休闲观光农业示范村。
晚餐后我们上街散步。笆斗村东西不到一公里，南北大约三百多米，各式各样的楼房别墅夹着少许的平瓦房，一字排开六道民居线，显出一种规划的安排。前后房屋之间是几条水泥路和自留地，中间一条彩砖铺的路，名叫“笆斗路”，路西头有饭庄，路东头是灯光球场、舞蹈广场，看来这是笆斗人浓墨重彩的村中心路。柔和路灯照耀下的小渔村，既有城市小区的现代，又有海涂乡情的风韵。
清晨，四周各种鸟儿的晨啼叫醒了我。我来到飘满晨雾的村中散步。戴着头盔的渔妇开着电瓶车奔渔场去了。一对夫妇正从厢式货车上卸下一桶桶泥螺，滗去浑水，倒入清水大盆中去沙。各家主妇在门口的自留地里割韭菜、掐豌头、晒苔菜、晾酸菜，安排着自家的生活。最让我眼前一亮的是，有一家在铺晒盐蒿子，那是才从海滩上采来的刚吐青的盐蒿头，如同鲜嫩的茶尖儿摊在帘子上，淡淡的清香伴着海水味和盐土气，轻轻地随风荡漾，沁入肺腑。
远离笆斗村的盐蒿子又被请了回来。近两年，重访边防哨所的老战士，返回第二故乡省亲的老知青，都在询问有没有盐蒿子尝；重访战地凭吊战友的老同志顶干脆，直接要重温那种艮涩难咽的口味。来的人多了，远在海涂上的盐蒿子成了美食，成了养身健体、还愿爽口的绿色珍品。于是村里规定，盐蒿子物种要保护，只采茎和叶，不扯枝和干；只采春夏青，不捋秋冬种。加之会焯制腌制腊制盐蒿子的年长者大多健在，笆斗村的盐蒿子因此穿越时空，重返餐桌，成为民宿旅游的点缀珍肴。哦，笆斗村的盐蒿子，令人生津回味的盐蒿子，今天早餐的下饭菜，还点它了。
【篇四】
里下河是一条河吗？
“不是的。”小时候父亲曾对我言。
后来我走得多了，见证那的确不是一条河，而是由千条万条纵河横河、大河小河、直河岔河、自然河人工河交织成的水网地带。它位于江苏省中部沿海江滩湖洼平原，介于里河、下河这两条河道流域之间，有扬州、泰州、南通、盐城、淮安等辖区名城，于是“里下河”或曰“里下河地区”便逐渐闻名起来，总面积达一千三百五十余平方公里。
我的家乡在里下河。这里有一道景致，很令我陶醉。那是幼小坐船的时候、上学走读的时候、入伍出发的时候以及后来回家探亲的时候，看见一次就难抹一次的场景——风车那个多，风车那个大，风车那个转呀！
飞转的风车下边，是平平整整的地、肥肥沃沃的田。只见风车将清凌凌的水从条条河渠里翻提上来，灌入地中。之后，瞧那禾田的形色吧：春天，泛着闪闪银波，块块还未落秧的水白田，就像一面面镜子；夏天，掀起阵阵青波，棵棵秧子随水生长，应水拔节，就像一支支秧歌队迎着风车起舞；秋天，耸动灿灿金波，簇簇稻谷穗头沉甸，入夜便是稻香儿一片、蝈声儿一片……
还有风车灌溉处，那田里长出的麦子、棒子、豆子及沙白的棉花……那埂上排列的楝树、槐树、桑树、枣树……那地里奔跑的牛驴、鸡狗、鼠兔、刺猬……那河里潜游的鹅鸭、鲫鳜、龟鳖……那天上飞扑的麻雀、喜鹊、八哥、白头翁……真是百般记忆，千番乡愁。
风车滚滚，禾田悠悠，总让花甲年纪的我时常牵挂，思考不止的是那片地、那抔土的几多变迁。
祖父祖母生活在清末和民国时代，祖父常给田地多的大户人家看风车、管秧水， 不是早一顿晚一顿，就是饱一顿饥一顿，任凭怎么辛苦劳作，家里也过不上富裕充实一些的日子。父亲母亲在新中国的红旗下陪伴着风车与禾田。父亲为生产队看风车、疏水田，管着上百亩水稻地。
我们这一代赶上改革开放带来的好日子。哥哥嫂嫂在风车呼啦啦的禾田上，甩开膀子耕种“大包干”责任田。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改革开放大幕，里下河地区迎来新一轮土地种植方式的变革。哥哥承包了责任田，也承包了风车，为大伙的包干地提供灌溉。东风吹得风车烈！喜看联产承包的结果——家家禾苗旺，户户粮囤满，村村欢声多。在里运河、串场河、通榆河及条条相连的河畔岸头，与一具具高架风车相媲美的是，一幢幢新的瓦房楼房别墅砌成耸立，电灯电话电视冰箱洗衣机摩托车闪亮入户，小作坊小商店小工厂赫然开张，专业户万元户乃至几十万、百万元户也不吝大方呈现。
我的侄儿侄孙作为里下河的后代，仰时代风车，乘顺风顺水，赶上“农民进城”的潮头船，好不心悦自在。党的十八大、十九大后，在农村不断吹响深化改革新号角。家庭包干责任田，纷纷流转到联合公司、种田大户经营耕作，实行现代化种植。按每亩八百五十元以上人民币给予租金，照比率逐年提增收益。收成丰厚之年，还增加分红。农家富余劳力可以被招聘到种植公司和农业大户，经过培训提高就近务农，也可以改作其他营生，各显其能。在里下河持续农改风潮中，土地流转了，耕作优化了，农民活泛了。老家的十几个侄子侄孙，有的成了机械化大耕作的新型农民，有的成了村镇家乡文明戏的编演人员，有的出去打工承包工程搞建筑，有的成了新行当的致富能手。他们在村上有老屋，在镇上买新房，一个个喜气洋洋进城。还有一桩是破天荒的事：农民广进收入，不缴赋税！又一桩是国家立下军令状的事：精准扶贫到农户，到2020年贫困群众全部脱贫！
家乡变化太大了，至亲几代人过上了丰衣足食的好日子，也让我安心军旅、建功边疆四十多年。原为里下河的放牛娃，退休后生活在北京，也算实现了一个大梦！
千百年来，里下河的叶叶风车、片片禾田没有变，但不同时代、不同政策导致的收成是不同的，日子是别样的。是谁使得曾经农桑苦、饥冻寒的中国农民，走上康庄大道、过上幸福生活？里下河风车滚滚的禾田上所发生的变革变迁变化，无疑作出了令人信服的回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理想与实践，功之硕硕，不能不恭；业之巍巍，不能不彰。
而今，每当我看到孩童手里举着纸做的风车，奔走在街巷胡同、阡陌田园时，就不禁又想象回到了里下河风车滚滚的禾田上，仰车遐想，捧水泼苗，与禾拥抱，捧谷亲吻……
喉头轻响处，薄句叩心中。呵——
八维茫茫举天轮，
白帆猎猎挥雨云。
清泉汩汩腾玉浪，
袤土葱葱遍芳芬。
【篇五】
彼之厚我，可谓甚矣。
我的居所，依山傍海。晴暖的日子，可以看见海鸥在碧海蓝天间自由翩跹；涨潮的日子，在枕边隐约就能听见海浪时急时缓、交替拍岸的声音。沿着曲折幽缓的海岸线，一栋栋风格迥异、中西合璧的传统别墅错落有致，一座座高楼大厦高耸林立。海岸建筑群鳞次栉比、交相辉映。在白天，宛如海天间悬挂的一幅缤纷明快的油画；夜幕笼罩下，高科技光电技术把整个海岸装扮得流光溢彩，恰似一幅绚烂夺目的山水画在苍穹中流动，又像是一片叠光涌金的海市蜃楼。
这里是青岛的“湛山——八大关”风景区。
今天，在蓊郁葱茏、时尚典雅的海岸景观中，有一座新的地标性建筑正拔地而起，它就是“青岛海天中心”。它的前身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建成的青岛海天大酒店，曾经是青岛极佳的海景绿色酒店。
每当在海边的花岗岩人行道上驻足凝神，或站在寓室的阳台上伫望这个“新地标”，不觉感慨系之。此时，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起父亲。
父亲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纯朴、善良、勤劳、忠厚。平日里，父亲总是沉默不语，但他判断起邻里及家庭是非，极富情商，总能善解人意，“待人也轻以约”。他虽没读过书但稍识几个字，家庭每遇到什么困难，总是想得很远，用低沉的语调安慰道：“事情是在不断变化的。”他虽不苟言笑，但偶有言谈，也总不失幽默乐观。
父亲虽然是个农民，却有着自己的“绝活儿”。他会割玻璃，一块厚达一厘米的方形玻璃板，他用那把嵌有钻石的小小玻璃刀，娴熟地稍稍用力一划，整块玻璃板就会毫发无误地分离；他会给玻璃窗上油腻子，一块软如面筋的油腻子，他能双手持握，拇指与食指“拧麻花”“数钞票”般交替配合，左右两臂同时开工，推动两块油腻在玻璃窗四周飞快旋转，然后用小小的油腻刀匀称裁割，转眼间，玻璃跟窗框就会严丝合缝，合二为一；他会给门窗桌椅刷油漆，他虽然没受过专业的美术培训，但却无需用调色板，全凭经验，将几种油漆倒在一个小桶里，用一根木棍不停地搅拌均匀，然后再不断倒入适当油漆，就能调制出所需要的油漆色彩。现在，这些工艺都已实现机械流水化作业，父亲的各种“武艺”也就派不上用场。而这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却是一个可以养家糊口的手艺。
父亲出生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姐妹七个，他排行老三。七岁起就给地主家砍柴、放羊、放牛，受冻挨饿是经常的事。为了能活下来，为了摆脱贫困，也为了接济家庭，二十岁就只身一人背井离乡“闯关东”。在长春、沈阳、哈尔滨，他拉过煤球，卖过菜，打过短工，最终在老乡的帮助下，学会了油漆技术，练就了割玻璃、上油腻等“绝活”。有了一份可以“闯荡天下”的技艺，从此他整天背着个挎包出没在东北城市的大街小巷……
在东北漂泊闯荡了十几年之后，父亲又回到家乡，加入到轰轰烈烈“三线建设”中，之后又加入长达二十多年的人民公社大集体生产劳动。他从小就是个勤劳能干的少年，长大后，无论是参加集体指派的国民经济恢复建设工程，还是在后来的人民公社大集体的生产队里劳动，不管是分配什么活计，也不管是多么苦多么累，他总是默默无闻、保质保量地完成工作。跟大家一起干事，父亲总是做得多，说得少，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吃亏”。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百业待兴，各地建筑队异军突起。父亲又重新拾掇起自己的“家把什”，卷起铺盖，背起行囊，踌躇满志地加入浩浩荡荡的建筑工队伍。
父亲的“新战场”就是青岛。他参与了当时对青岛东部地区的城市扩张和重建工程。他说，到青岛初期，重点参与了对当时大湛山村的重建和改造。重建和改造前的大湛山村，曾是太平山下的一个较大的自然村落之一，村民世代多以结网捕鱼、播种耕地为生。一排排平房，一间间农家小院和飘荡在院落上的袅袅炊烟，使这个静谧、古朴的渔村充满诗情画意，与周围部队建成的疗养院形成很大的反差。村前田畴散落，海岸线边是一片原始滩涂，春夏雉鸥成群，秋冬芦花飘荡。
在整个大湛山村重建和改造工程中，父亲的得意之笔，是出色地参与完成了对海天大酒店的装潢项目。父亲被评为六级工，每天挣两块八毛五，这对一个贫困农村家庭来说，已是重要的经济来源。正是由于父亲的拼命苦干，母亲的勤俭持家，我家翻盖了老房子，渐渐地，父母给我们兄弟三人各盖了大瓦房。
现在的湛山地带已今非昔比，她与典雅秀丽的“八大关”，与清波碧水的汇泉湾，与蓊郁葱茏的太平山已融为一体，一跃成为东亚避暑胜地和休闲中心。全国总工会青岛疗养院、海军青岛疗养院等就坐落其中，而在这诸多疗养院中，也曾留下父亲的身影，洒下父亲的汗水。
记得他讲述那些疗养院的情形，说里面住的都是杰出的社会人士，优秀的科研人才。在父亲的认知里，能在那里疗养的人，都是为国家做出巨大贡献的人。因此每每讲述之后，他总会若有所思，很突兀地，压低嗓门深沉慨叹道：“唉！什么时候你能成才，为祖国做出大贡献，你也有资格去那里疗养了。那该多好！”
至今我还清晰地记着，父亲说完这句话，便不再有下文。这一声慨叹，意味着什么呢？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那时的我，仅仅是个放了学就要割草、放羊的农村少年。父亲的话包含着怎样的期许和意味，我并不十分理解。
1992年年底那个寒风刺骨的日子，我穿上了一身肥大的军装，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懵懵懂懂地坐着火车去了河南东部一个县城边的军营。
缘于十几年的乡村生活，也缘于父母的言传身教，听话懂事、勤快能吃苦，大概是我这个农村兵数得上的优点。两年后，我考上了军校。军校毕业后，被分配到野战部队工作，真正意义上实现了由一个兵到一名军队干部的转变。在基层一线部队锻炼几年后，怀着一种强烈的求知欲望，我再次考入西部的一所中级军事院校，攻读硕士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被分配到青岛驻地的一所军队疗养院工作。而此时，父亲已去世十余年了。
每当独自漫步在父亲曾经挥洒过血汗的这片热土的大街小巷、角角落落，他那声低沉的慨叹，如钟鼓金铭，响彻耳畔。我很想告诉父亲，我虽不才，但也一直在脚踏实地地努力着、前进着。取得的任何成绩，都是我对父亲那声感慨的真切回应，在滚滚的时代进程中，我没有被时代落下，更没有辜负他的期望。
眺望晴空高楼不语，凝目大海浪涌云舒。父亲的那声慨叹散落在历史的尘烟里，飘荡在广袤的时空里，连成一串无尽的思念。
【篇六】
每回踏上这片山地，回到这座城，我总要登上这座山，站在山顶上的亭子前，看山下那座从山地上拱出来的城。每每这时，一股暖流，就澎湃在心头……
四十年，艳阳沐浴，春风荡漾。我们共和国这块古老的土地，涌出多少令人心动的奇迹，发生多少令人瞩目的变化！远不说改革开放的前沿东南沿海，不说这个那个特区，不说深圳由一个小渔村华丽转身为国际化大都市这种世界称奇的神话，我只说说我面前的这片中部省份的山地，这座湘中的新城。
那一年，湖南进行行政区划调整，从辖有十四个县域的邵阳地区，划出五个县、市，建立一个新的地区。因为地区所在地放在涟源县的娄底镇，地区就定名为涟源地区。几年后，娄底镇升格为县级市，地区便更名为娄底地区。地区刚建立的时候，地委、行署的办公场所，是借用一个企业的厂房。
摆在这个新地区决策者面前的，是一片耸立着一个一个小山头、长满油茶树的山地。他们要在这片山里，给地委、行署及一个个机构安一个窝，要在这片山上长出一座城来。
他，一位解放战争时南下的老革命，北方汉子，却长着一副南方人的矮小身材。他出任这个新地区的首任行署专员。这个瘦小身材的汉子，却有一个极具前瞻性的广阔胸怀。他在这片山地上铺排出一个井字形的城区框架，街道参照长沙五一路的规模，正街四十米宽，两旁各留二十米绿化带，共八十米。许多人反对：太宽了，哪有这么多人走，哪有这么多车跑？太浪费土地了！他坚持不改，说，我们不是要给地委、行署安一个窝，而是要建起一个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现代化新城！要在公园里建城，建一座公园式的城！我们的眼光，要投放到五十年以后，那时，我们的后人不要为了拓宽街道而拆掉房屋，说我们目光短浅。在这个倔老头的坚持下，这个三板块结构、宽四十米、街道两旁各留二十米绿化带、建筑物之间相距八十米的气魄宏大的大街蓝图画出来了。
一年一年，这片山地按照新城设计者的铺排，在那个井字形的街区两旁，拱出一幢一幢新楼。这座城，就这样蓬蓬勃勃地长着。起初，只有城，不见市。街道上，是一个机关接着一个机关的办公大楼。有一年，这座新升格为县级市的城要拍一个电视宣传片，喊我回去写一个脚本。开拍的时候，偌大的街面上，没有人行，没有车跑，地委办只好发出一个通知，要求各单位、各机关的工作人员放下手中的工作，来逛街。各单位的车也都开上街来，配合拍好这部电视宣传片……
一晃，几年过去，十几年过去，昔日那空荡荡的大街，也拥挤起来。一家一家的商店，一个一个的超市，布满大街小巷。在城区每一个交叉路口，红绿灯有规律地闪动，指挥着蚂蚁般的车流、人流，有序地流动……
四十年间，涟水边这个一千人的小镇，长高了，长大了。如今，是湘中山地拥有三十多万城区人口的新城。1999年1月，经国务院批准，娄底撤地建市，变成了湖南省一座新的地级市。
这时候，人们十分感激那位瘦个子专员，佩服他当年的眼光。
城在长着，长着。山地上的这一个那一个山头，被城拥在怀中，成了新城里这一个那一个公园。山地里的那个小湖，更成了新城的中心公园。夜幕落下、华灯初亮的时候，湖边广场，老叔大妈们这一群、那一堆，踏着欢快的脚步，舞动健美的身姿，享受着甜蜜的生活；湖边林荫道上，一对对情侣，相拥漫步，说不完的悄悄话……
而我，这片故土上的游子，最爱的是这座被城紧紧搂在怀里的山。那一年，组织上安排我到这里深入生活，兼任地委副书记，就住在这座山下。起初，山还在城边上，城还在山外边。每天清晨黄昏，我都会上山，到树林间漫步。渐渐地，城膨胀到把山搂到怀里了。山上的路也修整了，山顶上立起一座亭子。于是，山要华丽转身，变成城中的公园。原本，这山叫苦株山。新城里的人们，生活一天天甜蜜起来，成了公园的山，不能再冠之为“苦”，于是定名为株山公园。
要感谢当年这座新城规划者、建设者的胸怀、眼光和智慧，把一座座山留在城区里，把城建在公园里。于是，这座城，赢得了一项项荣誉：全国绿化城市、全国卫生城市……
昔日的苦株山，成了今日的株山公园。除了修整了山中的林间小道、建起山顶方亭之外，还有什么吗？有语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株山有仙吗？仙在何处？每次走到这座山上，我在叩问自己。
公园之山，除了优美的自然风光外，要有厚重的人文景观。历史与文化，大概就是山之魂，山之仙。那么，株山之仙在哪里呢？近日，几位在这片山地上长大、熟悉这座山的智者，对这山有了发现。山中，长眠着一位受共和国领袖称颂的“国之贤母”。她本是位极其平凡、连一个自己名字都没有的山地妇女。她的儿子姜齐贤，是被红军将士夸为“神医”的红军卫生部长兼红军医院院长。她积极支持儿子革命。1938年7月，她七十大寿时，在延安的姜齐贤不能回家为母亲祝寿。一天，当姜齐贤向毛泽东、朱德、林伯渠汇报完工作后，毛泽东风趣地问：“齐贤同志，听说你和你的家属胜利会师了？”毛泽东知道，几天前，姜齐贤的夫人从老家来到延安。接着，又关切地问：“你母亲呢？身体还好吗？”姜齐贤报告毛泽东：“再过些日子，就是母亲七十大寿了。她老人家盼望我回家祝寿。我已经九年没见到母亲了。”这时，林伯渠提议道：“齐贤同志母亲七十大寿，我们是不是向他母亲表示生日祝贺呀！”于是，一幅由林伯渠用楷书书就、由毛泽东签名“敬祝”的“国之贤母”的寿幛就诞生了。朱德则挥毫在红缎子上写了七言绝句一首：人生七十古来稀，孟母贤劳说断机，哲嗣医疗称妙手，楼兰未斩尚戎衣。
不久，这两幅红缎子寿幛，就摆到了这位平凡女性的面前。而这苦株山，就是姜家的祖坟山。姜老太太去世后，就长眠在这里。
这位平凡而伟大的母亲，这个动人而神奇的故事，还有伟人的墨迹，不就是这座山之魂，这座山之仙吗？我想，如果这座公园，或者公园山顶上的这座亭子，冠之以“贤母公园”或“贤母亭”，岂不更能使这座公园放射出别样的光彩？
四十年间，我故乡的这片山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故乡的这座城，放射出如此夺目的光彩……这一切，都得感谢改革开放这个伟大的时代！
【篇七】
1978年8月下旬，南翔机务段运转车间领导派我与另外三个同志一起去兰州出差，我们是乘坐上海到兰州的火车去的。
进入上海北火车站候车室后，到处都是那种“你挑着担，我牵着孩，锅碗瓢盆和铺盖卷全带上，行李里面就是一个小家”的镜头。我们在大小行李的裹挟下进站、检票，一路在汹涌的人潮中来到站台，然后又被推挤上“绿皮车”。对号上座后，发现“绿皮车”里的木座椅，一边三个座，一边两个座，每两排中间有一个小茶几；车厢里没有空调，在天花板上只有一排整齐的风扇，用于夏季降温。好在“绿皮车”车窗能全开，两侧通风，特别是行驶在沃野上，车窗外微拂的清风吹在身上，还算舒服。
当“呜”的一声长笛鸣响后，绿色的长龙便缓缓地移动了。我的心也随着呼啸的长龙飞向远方。然而一路上，火车狭窄的通道中总是挤满拥挤的人群和疲惫的身影，一百零八个座的车厢竟然有二百五十人之多，还有堆放在过道里的行李，让旅客上厕所来回走动都困难，就连列车员送水、卖饭或售货经过，也要不时地说一声“请收收脚，请转转身”……
那时的铁路都是蒸汽时代的黑色火车头，拖动着笨重的钢铁喘息着，永不疲倦地唱着一首“况且、况且”的老歌。上海到兰州距离约两千公里，现在坐高铁需要九个多小时，也就是说早晨从上海出发，傍晚就能吃到正宗的兰州拉面；可当时我们乘的这趟火车却跑了三天两夜之多。下车时，我觉得两腿实在难受得不行，脚都抬不起来，也不知道走了多少路腿才能逐渐恢复。
1997年4月1日，中国铁路开始第一次大提速。随后，1998年、2000年、2001年、2004年、2007年，到2009年4月1日共实现七次铁路大提速。全国主要干线火车从八十、一百、一百二十公里运行时速逐步提高到时速两百五十、三百公里。
2007年，我乘火车去北京，列车如一条腾起的银色长龙向前飞驰。那有着高靠背座椅的车厢，整洁明亮，车窗外的广袤大地，疾速掠过，我的心情也像放飞的风筝，格外舒畅。一觉醒来，北京到了，全程只有十小时。这让我不禁想到1993年，充满理想的我往北京赶时，最快也要二十个小时左右，晃晃悠悠几乎要一天一夜，那时感觉太慢、太远了。然而，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后来的好日子会如此让人振奋。
更让我没有想到的是，从北京到上海大约一千三百公里的距离，现在只要四个多小时。2011年6月30日，京沪高速铁路通车运营。15时，G2次动车组列车从上海虹桥始发，平稳加速，贴地“飞”向首都北京。到北京的最快时间也由原来的十小时缩短为四小时四十八分，一天一个来回都没问题。
神州大地上，一条条高铁线路相继开通运营。如今，从上海赴千里之外的武汉等地，仅需四五个小时便能抵达，令人惊叹不已。我知道，我国高铁总里程已达二点五万公里，占世界高铁总里程的百分之六十六点三。在西部，兰渝铁路、西成高铁、渝贵铁路相继投用，打通了四川北上、南下大通道；从西安出发三个多小时即可到达成都，困扰人们多年的“蜀道难”问题成为历史。在中部，贯通东西、承接南北的米字形高铁网基本成形。在北方，石家庄到济南高铁开通后，从石家庄到北京、太原、郑州、济南，火车行驶时间都在一个多小时，形成一小时铁路客运专线交通圈。
最近，出行去北京，京沪高铁已开通舒适便捷的“复兴号”，这自然成为我购票的首选。在我看来，如今乘车比过去轻松太多太多，四小时十八分就可抵达首都，不仅时间合适，车厢里还有免费WiFi，坐车时也不会无聊。乘坐“复兴号”，让我切身体会到铁路四十年的变迁。“复兴号”是我坐过的最好的高铁动车组，宽敞舒适、干净卫生、服务过硬，真是太棒了。车厢里“高姐”们挺拔的身姿，和蔼的笑容，整齐的穿戴，以及对旅客像家人一般的温馨服务，更让人心旷神怡。四十年前曾经在我脑海里定格的与火车有关的画面——站台上汹涌的人潮、慌乱的脚步，拉着大包小包、拖儿带女追赶火车的身影，以及那拥挤的、条件简陋的车厢，现在已经大变样。
四十年，对于历史长河而言，只是“弹指一挥间”，然而就在这并不长的时间里，中国的火车，实现了火车头从蒸汽机车、内燃机车到电力机车划时代的飞跃；时速从慢悠悠行驶的六十公里到疾速的三百五十公里，插上了鹰的翅膀；车厢从人满为患的绿皮车，到座椅能调节、智能控温的“复兴号”；旅客的行李从蛇皮袋、自制的布袋子，到轻便的行李箱、精致的手提袋，
行囊越来越小，出行的步履越来越轻松。中国人的便捷出行，已经开始令全世界羡慕。这改革开放带来的大变化，怎不让人为日益繁荣富强的祖国而自豪。
草木蔓发，春山可望。当下，中国的高铁，正马力十足地奔驰着，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壮阔征程上一道美丽的风景。
【篇八】
父亲是个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从部队退伍后，就回村务农了。
看到这里，人们也许会感到奇怪：农民怎么会有工资卡？
确实，今年春节回家过年，父亲拿出一张农村信用社的银行卡，告诉我们说，这是县卫生局给他办理的工资卡。原来，从去年开始，国家对“赤脚医生”发放了养老补助费，每月有三百多元呢。父亲说这事出乎意料，怎么也没想到，是鸡公髻上的外来肉，说明现在国家富强了没有忘记我们哩。父亲边说眼里边闪着泪光。言语间透露出一份惊喜和自豪，但更多的是洋溢出对党和政府深深的感恩之情。
想起父亲当赤脚医生，真是一件挺自豪的事。
所谓赤脚医生，说白了就是户口仍在农村“吃谷子”的半农半医的医疗人员，也叫村医。早年，父亲报名参军，参加过金门炮战，在部队里，没上过学的父亲学会了基础的医学，退伍时，父亲义无反顾地回到了农村务农。回到村里后，父亲凭借部队学到的医学知识成了村里唯一的卫生员，在家中办起了简陋的卫生室。父亲总是说自己没文化，没读过书，是党培养他在部队学会看病，以前当兵流血流汗，现在退伍救死扶伤，这样才不辜负党的培养呢。村民愿意找他看病，除了他的医术好之外，更是缘于父亲的收费低，他只收取药的本钱，常常还给他们垫药费，村民们过意不去，每次来都会给他带些自家产的地瓜南瓜，父亲总是婉言相拒，说国家现在还在搞建设，以后国家富强了，大伙看病肯定就不用花钱了。有时遇到半夜里病人家属来敲门，父亲即使再累也会立即披衣起床，不论刮风下雨，天寒地冻，抓起那个小药箱，拿着手电筒，有大路就走大路，有小路就走小路，没有路就走山路，我们有时也会在父亲面前抱怨说睡梦中总被吵醒，父亲总是教育我们说人命关天，救人要紧，分分秒秒都不能耽误。从医这么多年，父亲从未有过一次失误，救过的人不计其数，不仅是本村的人，周边的几个自然村，最远的大水坑自然村要翻过几个山头，他们有大大小小的病都会翻山越岭来找他，打预防针、输液、开药、针灸、拔火罐，父亲样样都会。
后来，我们兄弟仨相继考上中学、中专、大学，父亲赤脚医生的微薄收入就显得捉襟见肘，常常入不敷出，为此，父亲只好忍痛割爱，拿起了另一种刀——松香刀，上山割松脂卖。割松香要早出晚归，是一件十分累人的活，首先要上山开路，去老树的老路要修，去新树没有路要开出一条路。这个路不是车马路，也不是耕作路，叫雉鸡路。而割松香的农民却有雉鸡般的本领，可以在看不见路的路上行走自如。就连长在悬崖陡壁上的松树，也要架上木头搭架桥，割松香时一脚踩在木头上，一脚悬空，一手抱着松树，一手持刀在松树的引脂槽上割出新的口子，那惊险的场面，有如耍杂技，让人看得瞠目结舌。入夏以后，天气渐渐热起来，松树开始流出松脂，就可以上山割松香了。要松树多流松香，需气温高、日照时间长，所以割松香必须清早出门。每天天还没亮就起床做饭，踏着晨曦出门，为的是赶在太阳暴晒气温升高之前把所有的松树割好。但是，大清早山上林木中的露水很大，挂在叶子上的水珠，全部被裤子吸干，裤子湿透了，长时间穿着淌水的裤子干活，是件非常不方便的事，时间长了胯下皮肤长出湿疹，更是痛苦难忍。竹筒里的松香满了就要收，这是更累的活。往往一边割一边收，天色越晚松香担子就越重，肚子也就越饿。太阳下山的时候，还得饿着肚子把一百多斤的松香从高高的山上挑回家里，那种苦并不是常人能接受的。
抽烟喝酒是父亲强体力农活后的特殊嗜好。虽然父亲当着赤脚医生，也要早出晚归去割松香，但由于我们兄弟仨读书开销大，即便如此，家里收入仍不是很宽裕，每到家里经济接不上的时候，父亲就特别烦恼，烟就一根接一根地抽。父亲还喜欢喝酒，说劳作后喝点酒可以解乏，酒也是喝那种便宜的散装白酒。我们参加工作后，父亲依然喜欢自斟自饮，却全然不知自己患上了高血压病，终于有一次，我在单位正上着班，四叔急促地打来电话，告知父亲出事了。那天中午，父亲饮酒后突然倒地不省人事，我闻讯立即驾车回家，把父亲接送到县医院治疗，父亲患的是脑血栓，由于抢救及时，并无大碍。在医院与父亲邻床的是一位退休干部，当父亲得知这位退休干部的住院医疗费用原来单位都可以基本报销后，父亲很是羡慕，说还是国家干部好。同时仿佛又很愧疚，连连地叹气，像个做错事的孩子，他肯定是为这次住院治疗给我们兄弟增添了不少经济负担而局促不安。那时还没有新农合，很多农民因病一夜返穷。不菲的医疗费用及医生不允许喝酒的忠告，让父亲从此痛下决心彻底戒了烟和酒。
其实，除了赤脚医生的养老补助费，父亲还有另一张“工资卡”。从2009年开始，国家出台政策，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明确列出的十四次战斗和核试验的无固定工作或无生活来源的参战退伍老兵每个月给予一定的补助，父亲参加过炮击金门的战役，理所当然地成为补助的对象，当拿到不多的补助时，父亲乐呵呵地笑了，逢人便说，国家给我们参战老兵发工资了，我也有了工资。准确说，那是父亲生平领到的第一张“工资卡”。
去年冬天，八十一岁高龄的父亲坐在椅子上突然站不起来，四肢软弱无力，我和弟弟火急火燎地赶到家里，把他抬上车，直奔医院，医生检查后说是得了急性肺炎，医生说老年人患肺炎可得小心谨慎，要一次性彻底治愈，要不然以后就会反反复复发作，到时就更麻烦了，我们当机立断给他办了住院手续，父亲担心又会增添我们的经济负担，总是跟医生说开些药回家里去治，被我们制止了，强迫他在医院住下治疗，这一住就是二十多天，我们确认医生会诊没有任何问题后才同意他出院。
出院时，父亲问，花了多少钱？我们说，这次住院治病的钱，不用我们兄弟分摊，除了大部分住院治疗费用新农合途径可以报销外，民政部门对有定补的复员退伍军人还可以报销部分医疗费用，这样加起来，基本上就可以全部报销了。父亲听了，高兴地笑了，孩童般大声说道：国家政策好！赶上好时代了，农民的住院费用也能报销了。
【篇九】
上世纪七十年代，那时乡叫公社，父亲是三江公社办公室主任。
父亲坐办公室，他面前的条桌上放着一部黑色的揺把子座机，接打电话成了父亲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尤其是到了夏季，暴雨洪水大风冰雹干旱，在山区交替着发生，那部座机就格外繁忙。一会儿铃声响起，是县政府区公所打来询问灾情；一会儿父亲摇响电话，是向上级部门汇报受灾最新情况。我觉得很神奇！几十上百公里之外隔着重重大山，两头不见人说话听得真真切切，这不是西游记里的顺风耳嘛。
每年放了暑假，我都吵着要去三江公社，只为了能够打上一回电话。父亲一直没有满足我这个心愿，他只是紧紧按住听筒，让我摸过摇把子。有一次，趁着父亲跑去上厕所，我终于打通了电话，听筒里传来一个女音：“摇哪里？”我不知如何回答。女音提高了八度，几乎是吼道：“摇哪里？！”我吓得赶快丢下了听筒。过了几年，我才弄明白，那时打电话要通过总机转出去。就是我这个电话，父亲在公社机关干部大会上作了检讨，他办公室主任的职务还差点被免了。我闹出的“电话事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我心里种下了一个愿望，长大参加工作一定谋一份坐办公室的差事，守着一部座机把电话打一个够。
我揣着这个梦想，不觉就到了1991年。这年，我们县的电话由人工接转改为自动操作，电话走进了寻常百姓家，我第一批安装了家庭电话。不过二十年的时间，我终于拥有了一部属于自己的按键座机，它同父亲曾经管的那部摇把子有着天壤之别。
安装这部座机，发生了一点小波折。那时可不比现在一分钱不出，个人要装一部电话，从上户拉话线到买座机，一共要花两千八百元。当年，我一月的工资是一百三十六元，妻子每月还不到一百元，两千八百元是一个大数目。我拿出工作以后所有的积蓄还差一千二百元，父亲听说了把差的钱送到妻子手上，还笑着说：“正好，给你们一个月月红。”凑齐这笔钱，妻子与我有了争执，她想买一台彩色电视机，成都牌的二十四英寸，也正好是两千八百元。看电视同打电话相比，我也认可前者更为实在，但是电话在我心里整整装了二十年，二十年不灭的追求意义更为非凡。出了差不多一半钱的父亲站在我一边，妻子放弃了买彩电的想法。
我选择的座机是红色的，放在朝着大门的方向，一进门便看得清清楚楚，那军旗一样的颜色格外抢眼。电话铃声响起，一串丁丁冬冬，好像山涧跳动的清泉，让人心里十分舒坦。不过，我常常有一种失落，固定电话没有普及之前，我很少接打电话，家里这部座机几乎成了摆设。我儿时梦求的可不是这样？再想一想管他呢，我反正有了一部电话。
十分意外的是，固定电话迅速落后了。我生活工作的所在地，是四川西南大山中的一座小县城，通信的发展快得几年一变。
两年后，市面上出现了传呼机，因为它的呼声像英文字母B的读音，又叫BB机。这时的工资提高了许多，BB机的价格只有七八百元，妻子叫我买一个。我想了几天没有买，BB机是方便他人，接到了传呼，得四处去找电话回复对方，很麻烦。有时，BB机的呼声还使人闹心。我单位办公室的几位同事，他们都买了BB机，不时有人被呼叫，最烦人的是同时叫起来，办公室的一部座机根本忙不过来。好在，这种状况不是很多。
我有一种预感，很快，会有新的通信产品替代传呼机。
1995年，我们这个山区小县开通了移动电话。第一代无线电话机一块砖头似的，俗称“大哥大”，由于携带不方便，价钱又高得离谱，两三万元一部，除了极少数的大老板买得起，广大普通消费者只能镜中看花。“大哥大”在人们生活里冒了一下头，就同传呼机一道淹没在时代改革的大潮中。
又过了三年，小巧灵便的手机现身了，不但能接打电话，还具备发短信的功能，价位也不是太贵。我使用的第一部手机，是诺基亚的平板机。
买这部手机，也有一个小插曲。
那是1999年春节，放假前单位给每个职工发了八百元奖金。我们办公室六个人同时领到了钱，打字员小王提议说：“春节期间，移动公司搞内部销售，诺基亚平板机优惠三百，刚好八百元一部。”我是主任，大家都看着我。我想，小王大哥是移动公司副经理，他说的不会是假话。再想，少了三百元，差不多是一个月的工资，这事划算。我点点头，大声说：“干得。”就这样，我们集体买了手机。
有了手机，家里那部座机反而忙了。我下班后在外面，就会给家里打电话，父亲和妻子在家里，也会用座机给我打电话，父亲打得少，多数时候是妻子打的。我和家人短暂分开时，手机却把我们时时连在一起。
诺基亚一用四年。踏入新世纪的2003年，我换了三星的翻盖手机。这种手机发短信用写字笔，十分简便快捷。诺基亚写短信使用的是五笔或拼音，遇上复杂一点的字句和词语，我是两种方法交替操作，仍然常常弄得束手无策。对方发来短信，迟迟等不到回复，还以为我自高自大，想拨通电话解释一番，又似乎显得有些多余。有了三星手机，长期困扰我的这个难题迎刃而解。以后，我一直没有换过其他牌子的手机。
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智能手机应运而生，人们的收入也紧紧跟着社会变革的步伐，我每月的工资涨到了五千多元。收入增加消费下降，一家人都用上了华为智能手机，我、妻子、读大学的儿子，还有年满八十岁的父亲。智能手机的功能太强大了，简直是包罗万象，除了通话发短信，还有照相计算导航上网交易……几乎是无所不能。开通微信，我建了一个亲友群，父亲在群里岁数最大辈分最高，他经常讲一些过去有意思的事情，还拥有了一批年轻粉丝。
去年国庆大假，我们带上父亲外出旅游，一路上吃饭住宿买车票都是顺风顺水。父亲满眼疑惑？他说：“啥都安排好了？有人帮忙吗？”我指指妻子，她晃动着手中的智能手机，笑着对父亲说：“全靠它。”我们进餐馆住酒店到超市购物，也不用付现金了，拿出手机扫一扫二维码，一切轻轻松松搞定。父亲不住声地说：“好，好，省了许多麻烦。”父亲还说：“这不是神话里的百宝箱嘛。”是啊！智能手机就是百宝箱，要什么有什么，它装进了大千世界，装进了生活的方便，更是装进了丰富多彩的人生。
有了“百宝箱”，我仍然没有报停固定电话。搬了几次新家，那部红色的座机还是摆在客厅显眼的地方。
【篇十】
红菊是一个农村小姑娘。人如其名，她给我的最初印象，正像盛开在山野溪流边的一朵小野菊，清新、朴素，虽初涉尘世，却那么自信和执着，向世界散发着自己淡淡的清香。
我认识她的时候，她才十七八岁的样子，刚从大别山区老家来到武汉，在东湖边黄鹂路上的一个小理发店里当小学徒。这个理发店是她同村的一个亲戚杨师傅开的，店里有好几个和她差不多大的细哥、细妹，都是同一个塆子的，他们都叫她“红菊姐”。
那时候，我也还不到三十岁，刚到武汉工作不久，住在黄鹂路附近。因为常到红菊所在的那个理发店理发，两三次之后，就跟红菊熟识了。
后来每次去理发，都是红菊抢着给我洗头、吹头，有时一边洗头，她还一边给我聊一点她家乡的事情。这个小姑娘待人热情，在店里也很勤快，手脚麻利。客人多的时候，她就不停地给人洗头、吹干；空闲的时候，就默默地站在一边，仔细观察杨师傅的手艺。
不到一年的工夫，红菊就把理发的手艺学到手，杨师傅允许她执掌理发推子，给客人理发了。红菊“出师”后，我再去理发，就不用劳杨师傅大驾，都是红菊给我修剪。
记得刚开始时，红菊还有点不自信，怕给我理不好，所以每一推子、每一剪子，都是小心翼翼的。
我鼓励她说：“红菊，用不着这么拘谨，像‘蚕食’一样，你下手狠一点没关系，大不了剃成一个光头呗！”
红菊羞怯地说：“那怎么行，叔叔是大知识分子，看您平时穿衣服都那么讲究，我要尽量给您修剪得完美一点嘛！”
谁能想到，这一修剪，不知不觉，就是三十年。
仔细想一下，三十年来，除了这个理发店，除了红菊，我竟然一次也不曾在别处理过发。
红菊先是用一两年的时间掌握了十来种不同的男性发型，又凭着自己的勤奋好学和心灵手巧，学会了为女性顾客美发、卷发和修剪发型的手艺。没过几年，她就成了这个理发店的“当家师”。教红菊手艺的杨师傅干脆把自己的位置也“让”了出来，放心地交给她，甚至还让她带了徒弟。
在理发店里给客人洗头、端茶、递送毛巾、干些杂活儿的小学徒们，这些从乡村来的男孩子、女孩子，每过一两年就会换一些新的面孔。每一个新来的细哥、细妹，跑前跑后的，无一例外都是“红菊姐”“红菊姐”地叫着。
红菊告诉我说，这些细哥、细妹，有的还是她那个塆子的，有的是附近塆子的，都不愿意在家里待着，非出来不可。有的去广东、浙江打过工，到了那里又想家，就跑回来了。店里每次有人回塆子，总是有人缠着要跟着来。可是理发店就这么大，哪里容得下那么多人！
我问红菊：“以前的那些细妹子呢？不是都做得好好的吗？”
“翅膀硬了，飞走了。”红菊说，“有的学到了一点手艺，自己找到了大一点的美发店，那里工资也会高一点；有的在这里吃不了苦，出去找别的工作去了；还有的是让家人喊回去，回家帮着插秧去了。”
是啊，这一茬一茬、在人们的匆忙和忽略中不知不觉地长大的山区少年，多像是一群又一群乡间椋鸟，一到春天就纷纷飞出自己的小塆，飞到一些陌生的城市，寻找各自的生活和前程。到了农忙时节，他们有的还会记得要返回家乡春播、夏种和秋收……这些少年人，一定也像椋鸟一样，早早体会了人间的冷暖。
有一次我去理发时，看见店里新来了一个面容清秀的小姑娘，正在学着给客人洗头。小姑娘的模样，和当年我初次见到的红菊十分相像。红菊说：“这是我妹妹，叫红菱，书念得不好，念不下去了，也不愿在家里待了。”
“难怪你们这么像呢，原来是亲姐妹。”我笑着说，“红菊，红菱，你们姐妹俩名字都很美，谁给起的？”
“我爸给起的。”
如果说，红菊像一朵清新、朴素的野菊，那么，红菱真像是夏日池塘里含苞待放的一朵纯美菱花，看上去还带着那么一点山村小女生的羞涩和腼腆。
因为红菱长得俊美，不久就有一些年龄相仿的男孩子，有事没事总喜欢到理发店里来跟她搭讪。
有一次，红菊正在给我修剪头发，红菱在给另一位客人洗头，一个看上去挺阳光的送外卖的小哥，在店里磨磨蹭蹭的，跟红菱找话说。红菊只是暗自发笑，没做什么干涉。我也正好乐得有一搭没一搭地，听他们的交谈。
小哥问她：“你吃饭了没？小妹。”
红菱答：“还没，不饿，不想吃。”
小哥说：“怎么能不吃饭？干吗不点个外卖，我给你送来。”
红菱答：“你们那里的外卖太贵了，吃不起。”
小哥说：“哪里贵了，都是这个价，你可以点个便宜的嘛！”
红菱说：“肯定是你今天任务没完成吧？”
小哥好像一下被红菱识破了真相，有点愧疚地笑着：“嘿嘿，还差五个点餐，你点一个嘛！”
红菱说：“好吧，就点个三块的。”
小哥乐颠颠地耍着贫嘴：“好嘞，保证风驰电掣般给你送来。”
红菱也娇嗔地回敬说：“切，快滚吧你。”
快卖小哥风一般地“飞”走了。我跟红菱打趣说：“哟，红菱，小伙子看上去不错嘛，好像对你蛮有那个意思的。”
红菱说：“我才不稀罕呢，一点志向都没有！”
红菊挖苦她说：“还好意思说人家，就你有志向！”
大约不到一年吧，我再去理发店时，不见了红菱的人影儿。我问红菊：“你妹妹红菱呢？”
“叫那个送外卖的拐跑了。”旁边一个男孩子好像有点酸酸地说道。
“咋回事呢？”
红菊笑着说：“那个小哥不送外卖了，家里人给他投资，自己开了一家‘襄阳牛肉面馆’，他是襄阳人，从老家请来一个掌厨的，面馆生意做得还挺红火的，红菱到他那里帮忙管账去了。”
“那她和那个小伙子……”
“王八看绿豆——看对了眼儿了呗！”还是那个男孩子，又抢着回答说。
红菊白了他一眼：“自己争不赢人家，现在酸溜溜地怪别个了！”
红菱去的那个襄阳牛肉面馆，离黄鹂路也不远，不久我就特意去吃了一次。果然看见红菱在那里忙前忙后的，俨然一个小老板娘的感觉。
看见我来了，红菱很高兴，为我要了一大碗牛肉面，还叮嘱我说，吃襄阳牛肉面，一定要搭配着吃几瓣生大蒜，襄阳人都这么吃。
没有看见那个小伙子，我问红菱：“你男朋友呢？”
红菱笑着说：“给人送外卖送习惯了，人家点了几份牛肉面，要求送到公司里去，他刚刚骑车给人送去了，一会儿就回来。”
牛肉面的味道真是不错，我吃了几口就有点冒汗了。
红菱忙碌着招呼着客人，光洁的额头上闪着亮晶晶的汗珠。但她看上去是那么得心应手、应付自如，正在享受着这份小小创业的辛苦与快乐。
“叔叔，您觉得咋样？牛肉面味道好不好嘛？”
“好，好啊！你们都是一些好孩子啊！”我由衷地夸奖道。
是的，幸福无论大小，都是依靠自己的双手，依靠自己一点一滴的吃苦和奋斗，才能创造出来。红菱是这样，红菊也是这样。
三十年过去了，红菊已从当年那个只会洗头、吹头的细妹子，变成了店里的理发和美发师，而且有了自己稳定富足的小家。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
红菊的丈夫，也是她在理发店里认识的，他家是黄鹂路附近那个“城中村”的，十几年前因为“城中村”改造，红菊刚过门不久，就分到了好几处“还建房”。红菊把这些房子都出租了出去，光是房租每月收入就不少。
我跟红菊开玩笑说：“恭喜你呀红菊，你现在变成‘土豪’了！”
“哪里，算我运气还比较好吧。”红菊淡淡一笑说。
红菊和红菱这一代年轻人，从山区、农村进入城市。他们没有虚度自己的年华，他们的脚步走得真实、踏实，他们不仅分担了奋斗的风霜和艰辛，也分享了变革的时代给每个人带来的进步和收获。
“叔叔，我和孩子们，是读着您写的儿童书长大的呢。”有一天，红菊一边给我理发一边说。
我对她说：“谢谢你，红菊，你给我理了三十年的发，你注意到没有，你是在一次次给我理发时，亲眼看着我慢慢变老的。”
戏曲里不是有这样一句唱词嘛：“老了老了真老了，十八年老了我王宝钏。”何况是三十年呢！我满头的黑发已经变灰，曾经那么茂密的头发，也变得稀疏了。
但是，最让我感慨的，不是我自己的变老。我从红菊与红菱她们身上，看到了这个时代的一个侧面、一些投影，看到了这个时代为这一代农村孩子所带来的人生和命运的改变。
无论生活有多少艰难和不如意，真正能够让我们感到踏实、幸福和快乐的事情，还是因为我们珍爱生活，珍惜新来的每一个早晨，并且对未来的日子，永远怀有信心和希冀。
祝愿红菊和红菱这对小姐妹，还有那些来自山区、乡村小塆的年轻人，在我们日新月异的城市里，生活得更快乐一些、更幸福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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