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周年是一个伟大的纪念日，是我们发展路上令人耳目一新的成就，让我们看到祖国的强大，关于改革开放40周年座谈会正在召开，你写好发言材料了吗？下面给大家带来的是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座谈会发言材料范文精选11篇。
篇一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指出，改革开放铸就的伟大改革开放精神，极大丰富了民族精神内涵，成为当代中国人民最鲜明的精神标识。
人民的精神标识就是民族的文化符号。从历史长河看，中国大地上发生过无数变法变革图强运动，留下了“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等豪迈宣言。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以“天下大同” “协和万邦”的宽广胸怀，自信而又大度地开展同域外民族交往和文化交流。当前，我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面对复杂问题和严峻挑战，需要我们以礼敬和自豪的态度对待优秀传统文化，为改革开放和民族复兴提供不竭精神动力。
改革开放最核心的要求是解放思想。行动是打破坚冰的力量，思想是冲破束缚的先导。实行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的老祖宗没有讲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干过，只能靠自己去探索、去创造。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全面深化改革，努力攻克体制机制上的顽疾，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进一步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今年四川省委开展的“大学习、大讨论、大调研”活动进一步解放了思想，推动了发展。
改革开放最本质的要求是创新创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新是改革开放的生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 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而是中国共产党人发扬改革开放精神的原创版。只有敢于创新创造，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才能收获别样的风景。从四川广汉金鱼公社开始“包产到组、超产自留”试点，安徽小岗村 18 位农民在“生死契约”上按下鲜红手印开始，“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在大江南北、内陆高原、沿边沿疆生根开花。
改革开放最根本的要求是勇于担当。改革开放既面临着尖锐性、系统性、全局性、协调性问题，又面对着比触动灵魂还难的利益重组课题。从思想观念的破冰，到利益格局的重造，再到发展方式的重塑、制度文明的涵养，改革之路从无坦途，当代中国人民迎难而上、勇担重任，敢于啃硬骨、涉险滩，闯出一片广阔新天地。
改革开放最持久的要求是学习借鉴。当今世界，国际形势瞬息万变，科学技术一日千里，只有善于学习和借鉴，才能抓住机遇、迎接挑战。1978 年上半年，中央先后派出 4 个考察团，分别赴港澳、东欧、日本、西欧考察学习，详实的调查报告和可行的具体建议，对改革开放决策产生了较大影响。随着开放的不断深入，国际交流的日益频繁，我们开始在更多的领域学习和借鉴国际先进经验。但学习借鉴不是简单的复制或者模仿。进入新时代，我们需要更加深入广泛借鉴吸收人类文明成果当中更优秀、更适合中国现代化的成果，并与中国发展实践相结合。四川要“四向拓展、全域开放”，大力推动“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建设，突出南向开放，建设现代交通体系。
改革开放最全面的要求是接力奋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改革需要接力奋斗，开放需要持续推进。在大踏步追赶时代的时间长廊里，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一步一个脚印，让区域发展活力与个人创造能力激荡辉映。四川要坚持“一干多支、五区协同”发展战略，打造现代产业体系，大力发展“5+1”万亿产业，推动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
篇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 40 年的实践启示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新时代，改革开放越是向纵深推进，越是要求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确保党的领导坚强有力。
坚持党的领导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原则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把改革开放誉为党的一次伟大觉醒，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次伟大革命，给党的建立和党的领导赋予了极其深邃的历史纵深感和十分崇高的历史使命意识。近代以来，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也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追求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一大批仁人志士探索中国问题出路均以失败告终，中国共产党在危急情势下应运而生，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站在了团结引领中国人民改天换地的时代潮头。实践充分证明，因为历史和人民选择了党的领导，今天的中华民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民族复兴伟大目标；时代还将证明，新征程必然呼唤党的全面领导，党的领导的根本保证作用也必将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伟业中得到有力展现。
习近平总书记用“九个必须坚持”总结阐释改革开放 40 年宝贵经验，其中把“必须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摆在第一位。党中央反复强调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具有十分深刻的时代内涵和现实针对性，是对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科学深化和实践指导。从领导本质层面看，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是实现党的长期执政的根本要求。党的领导不同于领导学意义上的一般化领导，带有鲜明的政治特征和执政属性。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立志于长期执政、事实上长期执政、有能力实现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其肩负的历史使命决定了党必然要坚定追求跳出历史周期率、着眼于长期执政而实现全面领导，同时要积极应对“四大挑战”和化解“四种危险”，着眼于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而实现坚强领导。从领导属性层面看，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首先是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从领导范围层面看，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关键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领导的全覆盖。
必须坚持和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和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是新时代坚持党的领导的核心要求。改革开放 40 年的实践启示我们， 正因为始终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我们才能有力应变局、平风波、战洪水、防非典、抗地震、化危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向越来越明确、信心越来越坚定。坚持和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对党章的遵从。党章是党内的根本大法，是管党治党的总规矩。坚持和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关键在践行“两个维护”。“两个维护”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治国理政实践中形成的重大政治成果，也是一条宝贵政治经验，体现了全党在革命性锻造和重塑中形成的普遍共识和共同意志，展示了维护对象的内在一致性及其与党的根本宗旨的逻辑一致性，是新时代对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科学运用和成果结晶。要在深刻理解“两个维护”极端重要性和深刻内涵的基础上，用实际行动坚定践行好“两个维护”。
在新的征程中，必定还会面临各种风险挑战，党始终是化危为机、转危为安的主心骨，坚持党的领导是新时代改革开放再创辉煌的根本保证。必须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和执政本领，确保改革开放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奋勇前进。
篇三
“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步入了“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和动力转换”的新常态，经济增速由高速转向中高速、经济结构逐渐由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发展动力逐渐由主要依靠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这既有经济周期性波动和外部发展环境变化带来的影响，也与经济发展中长期积淀的体制性矛盾和结构性失衡密切相关。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运行面临三大结构性失衡矛盾。一是实体经济的结构性供需失衡， 现有供给体系不能适应消费升级需要，出现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消费外流并存局面。二是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增加的货币大多在金融系统内自我循环，金融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快速上升，而工业特别是制造业比重不断下降。三是房地产与实体经济失衡，资金大量涌入房地产市场，房地产投机需求旺盛，诱使资金脱实向虚，并推高实体经济成本。破解三大结构性失衡，必须摒弃单纯依靠刺激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思路，应从供给侧想办法，努力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加快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由之路和核心战略举措。高质量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中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因此，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途径是，通过加快推进基础性和关键性改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增强微观主体内生动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攻方向是，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要遵循“市场主体、政府引导”“供需衔接、双侧发力”“增存并举、有破有立”“问题导向、精准施策”的原则，以提质增效为“主攻方向”、做强做大实体经济为“主战场”、强化创新驱动为“主引擎”，实现要素资源配置效率大幅提升，构建与各类需求相匹配的供给体系，形成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相互融合、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相互促进的良好格局，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提供强大的动力，为实施“一干多支”发展战略，推动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奠定坚实的基础。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一是要在“三去一降一补”上动真格。分类推进去产能，有效化解房地产库存，积极稳妥去杠杆。多策并举降成本，打好“组合拳”，持续减税降费，有效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用能成本、融资成本、人工成本、物流成本。全力以赴补短板，聚焦深度贫困地区和特殊贫困群体，坚决打赢打好脱贫巩固提升攻坚战，加强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持续优化生态环境，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二是在“一提一创一培”上做文章。全面提升质量，健全质量管理体系，形成以技术、标准、品牌、质量和服务为核心的竞争新优势，加强“四川造”品牌建设，提高“川字号”产品市场占有率。大力培育新动能，着力打通军民融合、科技与经济结合、科技与金融结合“三个通道”，积极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三是在“巩固、增强、提升、畅通”上下功夫，巩固“三去一降一补”成果。增强微观主体活力，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发展更多优质企业。提升产业链水平，培育和发展新的产业集群。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形成国内市场和生产主体、经济增长和就业扩大、金融和实体经济良性循环。
篇四
40 年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历史，也是一部不断探索生态文明建设之路的历史。我们在推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经历了环境污染的“阵痛”，我们在“阵痛”中坚持改革一切不符合保护环境和节约资源的体制机制，坚持走符合绿色发展要求的对外开放之路。党的十八大加快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整体部署，党的十九大作了进一步完善提高，并把污染防治作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三大攻坚战”之一，开启了生态文明建设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强调指出：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把我们伟大祖国建设得更加美丽，让人民生活在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优美环境之中。我们要准确把握总书记重要讲话的精神实质，深刻领会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丰富内涵，突出解决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两本账”。
加快生态文明建设，是价值观、发展观的一场深刻革命。一方面，要大力构建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对传统产业进行绿色化改造，抓好生态工业、生态农业、全域旅游等；另一方面，要积极构建以生态价值观念为准则的生态文化体系。大力提倡先进的生态价值观和生态审美观，引导人们树立绿色、环保、节约的文明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让绿色生活方式成为老百姓的习惯。
改革开放 40 年，四川人民对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的认识实践不断深化，绿色发展理念逐步深入人心。省委省政府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生态文明建设战略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定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法规政策体系不断健全，生态环境保护迈入法治化轨道。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体系逐步形成。
同时，我们也要清醒认识到生态环境保护形势依然严峻，还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我们要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定要把生态文明建设这篇大文章写好”等系列重要指示精神，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务实的举措大力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到 2020 年，生态环境保护水平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相适应；到 2035 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根本好转，建成全国一流生态环境示范区，建设美丽四川目标基本实现。一是加快推进经济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编制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生态环境准入清单“三线一单”，制定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办法。二是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坚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突出位置，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全面落实河（湖）长制，坚决打好蓝天保卫战、碧水保卫战、长江保护修复等污染防治攻坚“八大战役”，持续改善全省生态环境质量。三是加快完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全面完成生态环境保护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改革，探索设置流域生态环保机构和跨地区生态环保机构，完善省级环保督察机制，探索实施综合性生态环境保护补偿机制。四是加快形成绿色生活方式。把生态环境保护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和党政领导干部培训体系，大力推进生态环境教育设施和场所建设。积极开展生态文明示范区、环境保护模范城市、美丽乡村和文明单位（社区）创建， 鼓励开展创建绿色家庭、绿色学校、绿色社区、绿色商场、绿色餐馆等行动。推行绿色消费，落实新业态环保行为规范，大力推广使用绿色产品。鼓励支持绿色出行，大幅提高公共交通出行分担比例。
篇五
小平同志曾经讲过，我国的改革开放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改革又是“有两个省带头” 发动的，一个是四川省，一个是安徽省。四川作为农村改革发源地，始终坚持把农村改革摆在“三农”工作突出位置，精心部署、强力推进，取得了明显成效，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了强劲动力。
四川农村改革作出的历史贡献：第一，是建立家庭承包责任制。1978 年初，四川省委就提出， 生产队可以组织作业组，实行定额管理；当年 10 月在全省推广广汉县金鱼公社的分组作业生产责任制。第二，是改革人民公社管理体制。1979 年 9 月，广汉县委在向阳公社进行政、社分开的试点。1980 年 5 月，广汉县委在向阳公社进行人民公社体制改革试点，撤销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 成立乡党委、乡人民政府和农工商联合公司，生产大队改为村，生产队改为集体经济组织—农业合作社。这一改革，很快在全省和全国展开，推动形成了我国农村基层政权的新体制，并载入《宪法》。第三，是开发农村劳务经济。关于农村劳务经济，全国人大和国务院政策研究室的领导同志曾多次专程赴四川调研“民工潮”情况，农民工的大规模跨区域流动，逐步得到了高层和社会的认可。同时，我们在改革农产品流通体制、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改革农村税费制度、创新农业经营机制、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推进新农村建设、推进扶贫脱贫工作等方面，为全国面上的改革推进，也作了努力探索和积极贡献。
党的十八大以来四川农村改革又有创新突破，一是落实“三权分置”，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加快构建。以放活土地经营权为重点，全面推广土地股份合作社、大园区+小业主、农业共营制等机制模式，土地流转率比 2012 年提高 19 个百分点。二是创新“两股一改”，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全面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比中央要求提前 1 年完成，同步推进“多权同确”。建成覆盖全省的农村产权流转交易体系，成都农交所成为全国同类平台中交易量最大的一个。成都市温江区探索“两股一改”经验在全国推广。三是推广“五补五改”，农村投融资机制不断创新。全面推广财政支农资金由直接补助改为基金、担保、贴息、股份、购买服务。教育扶贫救助基金、卫生扶贫救助基金、扶贫小额信贷分险基金、贫困村产业扶持基金等“四项基金”总规模达 100多亿元。设立全国首只总规模 100 亿元的“宜宾五粮液乡村振兴基金”。四是着力制度构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加快推进。在 1 市 11 县 3 高校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制度试点，探索构建包括资格准入、教育培训、认证管理、生产扶持、社会保障、退休养老等在内的政策体系，建立与城镇职工在养老、医疗等方面同样的社会保障，已培育制度框架下的职业农民 5000 余人。五是激励创新创业，农业科技体制改革取得突破。在 21 个涉农科研院所和 62 个县开展激励农业科技人员创新创业改革试点，并将试点范围扩大到全省，出台鼓励离岗创办企业、允许兼职取酬、允许提供有偿服务等 10 条政策，已有 5000 余名农业科技人员参与改革。
党的十九大作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掀开了“三农”工作新篇章，也对农村改革提出了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改革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法宝。下一步，我省农村改革将紧紧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严格落实四个优先，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篇六
长虹创立于 1958 年，历经军工立业、彩电兴业、智能化三次转型，已成为集消费电子、IT 服务、军民融合等产业为一体的综合跨国企业集团。
变革“管理体制”，厘清关系完善法人治理。2015 年完成改组为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标志从生产制造向战略投资、管理等领域转变。具体来讲，在省内率先构建“外大于内” 的董事会结构；党委与董事会、经营层“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确保党管干部有效执行；明确了将党委研究审议作为董事会和经理层议定“三重一大”事项的前置条件；监事会实现“内设外派”；经营层中总经理、副总经理及下属子公司高管，全部市场化选聘、契约化管理。
深化“一企一策”，简政放权不断激发活力。一是完善授权管理，提高企业决策效率。绵阳市委市政府按照“一企一策”的原则，制订了《长虹控股授权经营方案》，对公司董事会在干部人事、投资、资产处置等 15 项事项突破现有规定进行授权，提高企业市场化自主决策效率。二是推进层层授权，强化自主经营能力。通过制定完善的《内部授权手册》，明确母公司责任清单和子公司管理负面清单，全面梳理母子公司权责关系。除《公司章程》及涉及“三重一大”等事项提交母公司审议外，其余经营决策事项全面下放子公司，提高子公司自主经营决策能力。
坚持“市场导向”，追求绩效推进基层混改。一是推行三项制度改革，打造刚性绩效文化。2016 年起，在各业务单元建立“KPI 管工资、利润增长管分享、行业地位管提拔”的考核模式； 加强干部作风建设，高管从 20 人减至 13 人，子公司高管优化率 20%，基层管理优化率超 30%。二是推进子公司混改，实施骨干员工持股。近两年来，已推进了 12 家下属子公司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
实施“进退并转”，四轮驱动创新转型发展。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基于互联网面向物联网的转型，加快面向制造的服务和面向服务的制造“两个转型”，扎实做好“进退并转”四篇文章，即以“进”驱动产业升级，以“退”进行瘦身健体，以“并”加快产业发展，以“转” 实现资源协同。
总结回顾长虹坚持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发展，完善法人治理是基础，实行放管结合是手段， 激发企业活力是核心。国企改革没有终点，长虹将坚持“重效率、重效益”的高质量发展思路， 聚焦壮大信息家电与电子制造、信息服务、军工与能源这“一核多极”产业，以进一步深化国企改革为动力，以高水平国际化为突破，加速长虹转型升级，不断创新创造，实现长虹事业梦。
篇七
改革开放 40 年来，从开启新时期到跨入新世纪，从站上新起点到进入新时代，我们始终坚持以科学理论引路指向，坚持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互动，不断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鲜明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使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始终在中国大地上高高飘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改革开放 40 年的实践启示我们：实践发展永无止境，理论创新也永无止境。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既要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同时也要深入研究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及时总结党领导人民创造的新鲜经验，推动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发展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开辟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新时代我们仍须坚持以科学理论引路指向，跋山涉水，勇于创新，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一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牢把握改革开放的正确航向。我们的改革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的改革，而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改弦易张。要把握好“改”与“不改”的辩证关系， 将其统一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 牢牢把握住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基准线和方向标。二要强化问题意识、时代意识、战略意识，不断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新的重大课题。理论创新始于问题。从理论发展史上看，世界上伟大的理论成果都是在回答和解决人与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创造出来的。可以说，改革是由问题倒逼的。以科学理论引路指向，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必须强化问题意识、时代意识、战略意识，不断回答时代和实践给我们提出的新的重大课题。要全面贯彻省委十一届三次、四次全会部署，立足全局、把握大势，强化问题导向、目标导向，适应新形势、抢抓新机遇，培育新动能、增创新优势，推动全省改革开放实现重大突破、取得更好成绩。三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推动新时代改革开放行稳致远。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 13 亿多人口的国家深化
改革开放，绝非易事。中国改革开放经过 40 年，已经进入深水区，面临很多难啃的硬骨头。在这个已走过千山万水仍需跋山涉水的关键时刻，我们必须掌握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看家本领，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增强战略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切实提高运用科学理论思维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不断增强工作的科学性、预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推动新时代改革开放事业走得更好，走得更远。
篇八
40 年来，广安紧跟基层社会变迁和时代进步脉搏，主动顺应人民群众对善治良序的要求期盼， 准确把握一般与个别、普遍与特殊的辩证关系，积极探索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努力提高社会治理现代化能力和水平。
走出路径依赖、动力不足、民生难题“三重困境”，亟须寻求解决基层社会治理症结的有效途径。其中，针对制度惯性下的路径依赖，转变治理观念是关键；针对动力不足带来的基础薄弱， 治理多元主体建设是核心；针对民生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提高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是中心。
面对部分乡村“空心化”问题突出，大力推动基层社会治理从汲取型向服务型的管理调适。随着市场观念的深入，以青壮年为主的农村富余劳动力纷纷进入城市，农村社会的运行和维系因此“空心化”。在此背景下，新世纪以来的广安，在资源下沉、服务精准、管理精细等角色调整、职能转换方面做了很多积极而又富有成效的探索。经验表明，不断提高村（居）民的组织化程度， 是破解这一难题的有效路径。
坚持以公共安全为主导，建立完善基层社会网格化服务管理体系。网格化治理的广安探索是以“公共安全”为主导性初衷，重在城乡全覆盖。从社会治理理论上看，广安经验意味着网格化服务管理正在促进政府对基层社会从“管”向“治”；在治理结构上，意味着网格化服务管理正在促进基层社会治理的责任重心从村（社区）向网格这个“基本单元”转变；在治理方式上，意味着网格化服务管理正在促进基层社会治理从依靠条块统筹、部门联动到注重重心下移转变。
充分发挥民主党派作用，着力构建“参政议政”新通道和打造共建共治新纽带。作为一支特殊的社会力量，广安民主党派利用自身社会联系的广泛性、专业人才密集的优势性、政治角色的特殊性，以“智库”这个“端口”，贯通社会治理的不同层次，既体现其服务性，更彰显其参与性。因为正是在此过程中，民主党派协调各类社会关系、整合各类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的“纽带” 作用得到了充分彰显。
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是党的十九大对基层社会治理提出的新要求。“三治”只是手段，“善治”才是目的。在“善治”的目标取向下，广安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路径关键在推动基层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和推动基层利益表达的组织化两方面。推动基层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核心是夯实治理主体建设这个基础，政府可以通过购买服务等手段，鼓励和引导更多主体参与到基层治理中来。推动基层利益表达的组织化，核心是贯穿治理机制建设这条主线，一方面要丰富村（居）民利益表达的渠道，另一方面要逐步提高其利益表达的组织化程度。
篇九
四川作为经济大省，要深入汲取改革开放 40 年的宝贵经验，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 既为全国贡献经济总量和发展速度，更要贡献创新发展思路和典型经验，切实肩负起新时代对外开放的新使命。
四川是内陆省份，是支撑“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联动发展的战略纽带，承担着实现内陆与沿海沿边沿江协同开放的新责任。坚定不移扩大开放，有利于四川充分利用全球高端的人才、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促进省内企业的创新，推动经济效率提高，形成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有利于四川主动对接发达区域、先进产业、新兴国际大市场，吸引资源要素流动和优化配置，推动产业优化升级；有利于提升四川在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地位，助推产业增强国际竞争力；有利于以开放促改革，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变外在压力为内在动力，形成未来更具竞争力的经济结构和体制机制。
40 年的发展历程充分证明，扩大对外开放是四川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途径，是未来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新时代新征程，四川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破除“盆地意识”，推进与沿海沿边沿江协同开放，加快打造立体全面开放格局、建设内陆开放经济高地，形成“四向拓展、全域开放”立体全面开放新态势，努力走在西部全面开发开放前列，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拓展更大空间。
要深刻认识机遇挑战，准确把握开放发展新要求。当前，四川面临着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国际贸易摩擦升级、区域竞争更加激烈，生产要素成本上升等挑战。随着我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对外开放更加注重提高质量、效率和效益，向着质量型、创新型发展转变。要紧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国际产业分工调整、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和自贸区建设等发展机遇，在准确判断当前四川发展所处阶段的基础上，以全面开放引领发展理念创新、发展模式转型、发展制度变革、发展环境改善，推动四川同世界深度互动、向世界深度开放。
要推动更高水平开放，形成立体全面开放新态势。加快构建立体全面开放格局，需要高水平建设自贸区，紧扣“四区一高地”的战略定位，释放开放发展新动能；需要加快建设贸易强省， 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开创开放发展新局面；需要加快出川大通道建设，形成“四向八廊”战略性综合交通走廊和对外经济走廊，拓展开放发展新空间；需要搭建更多贸易促进平台，开创互利共赢局面，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需要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优化提升营商环境，塑造开放发展新优势。
篇十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伟大改革开放精神既来源于 40 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也根源于 5000 年来中华优秀文化的思想道德精髓。特别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求变”“创新”的思想，是铸就伟大改革开放精神的深厚根基。
中华传统典籍，关于求变的思想，可谓起源甚早。中国古代儒家典籍《周易》提出，“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深刻阐释了生生不息、革故鼎新就是宇宙万物运动变化的规律。《周易》又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可见，革故鼎新、与时俱进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精髓，伴随着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伴随着中华文化五千年的演进历程。 对于创新的推崇，在中华传统典籍中也是由来已久。中国古代儒家典籍《礼记?大学》中就
有关于“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的记载。此处的“新”，就有创新、推陈出新的涵义，说明古人深刻认识到，必须在传统的基础上谋求发展、追求进步，不断创新，臻于完善，这表明当时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创新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与科学定理。
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经过历史实践的产物，蕴含着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丰富的精神和思想，富含求变、创新等丰富的文化基因，改革开放正是从这些传统文化中吸取了合理因素，才获得了长久的历史支撑，并在全国各族人民的奋斗之下，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
四川历史底蕴深厚，文化资源富集，创造了无数以古蜀文明、三国文化、佛教文化、道教文化、武术文化、藏羌彝民族文化、红色革命文化等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巴蜀文化辉煌灿烂、源远流长，是中华文化中厚重而充满活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上的四川不仅是人杰地灵的“天府之国”，还有求变、创新的基因，是传统的“改革之乡”。要推动新时代四川改革开放事业的新发展，实现四川省委提出的加快建设文化强省目标，传承、弘扬、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推动这一伟大事业的强大精神力量。只有在不断改革开放、创新开拓的大路上，才能够推动经济强省和文化强省建设的相互促进、同频共振，迎来新时代四川发展的新胜利。
十一
邓小平同志之所以能够成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是因为邓小平同志领导改革开放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做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决不是偶然的，它具有历史的必然性，是多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邓小平同志首先敏锐地看到了历史发展的大势，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正是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实施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由此拉开了全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大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是基于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深刻把握，是基于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深刻总结，是基于对时代潮流的深刻洞察，是基于对人民群众期盼和需要的深刻体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的历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时间节点，它标志着新的历史时期的开端。作出全面改革开放历史性决策是一个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过程。一是进行改革开放的舆论和思想准备。“文革”后说是有两年工作的徘徊，实际上两年来邓小平做了大量恢复经济建设的工作，仅 1978 年他就五次出国考察，同时派出代表团考察，这都是前期准备。1978 年邓小平访问朝鲜归来，在东北有一系列讲话，中心就是要加快经济建设；他还用“到处点火”来形容他的讲话，“到处点火”其实质是在点燃改革开放的星星之火，迅速地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二是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新的战斗任务。邓小平同志恢复工作后一直有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上的考虑。1978 年 11 月 5 日，他在泰国访问时说：“现在我们立下了雄心壮志，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从 1977 年恢复工作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他多次强调集中精力搞四个现代化。这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提供了思想基础和理论准备。三是揭开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历史序幕。当大浪淘沙之后，历史的尘埃落定之后，回过头来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党的历史中居于什么样的地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可以肯定地回答，历史愈久远，有一点就愈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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