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13岁的小男孩发现，每次父母送他去好友家过夜的时候，家里一定发生了什么大事。后来，这个小男孩决定一探究竟，偷偷溜回家里，发现父亲躺在担架上从家里被抬了出来，这时候他才知道父亲因为中风瘫痪了。最后，终于允许他在医院探望父亲的时候，他看到了父亲眼里彻底的无助。
这样的经历让这位男孩走上了探究绝望与无助的研究道路。直到后来，他进入了宾州大学攻读实验心理学的研究生，刚进实验室看到了教授和学长们在对动物进行一场经典的巴浦洛夫条件反射实验，此时那些狗们在电击下却一动不动，让老师和同学们为难。然而，这个实验背后的意义，让这位有着亲身经历的研一新生感到震惊[1]。
从此之后，他开启了一项关于“无助”的研究，这就是1967年，塞利格曼和同仁在实验中发现的“习得性无助”（Learned helplessness）。从动物开始到人的研究，塞利格曼的“习得性无助”以及随后的积极心理学，改变了心理学被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和斯金纳的行为主义在心理学上所占的主导地位。
为何会出现无益于演化的“习得性无助”？
从“习得性无助”理论开始，塞利格曼发现人可以改变这种无助状态，将悲观转变为乐观，将“无助”转换成为“自助”，并将积极心理学普及给大众。之后，他在1998年高票当选为美国心理学会主席，更是对其贡献的肯定。
因此，“习得性无助”是塞利格曼积极心理学研究的基础。然而，塞利格曼却并没有为这个“习得性无助”提供一个演化生物学基础。那就是，为何很多人和动物，采取悲观态度，习得了无助？
根据演化生物学的看法，乐观进取、积极向上，面对挫折勇于拼搏，才能在物竞天择的演化道路上生存，才能取得生存优势，将自身的基因复制下去，而悲观和无助的态度则明显与这个不相符？
举个例子，在危机重重的丛林里，人类的祖先如果因为受到惊吓或是深陷危险中，无助感并不能让他躲开危险的动物，反而是那种善于进取的那一类较能获得更多食物。在人类群居部落里，天天猎不到食物怨天尤人的人，肯定没有那些打猎多的人有地位，较能获得雌性青睐，较能更多地获得食物与交配机会。而这类悲观的人，就在演化的道路上，越来越少，乐观的人则越来越多。
演化博弈论
说起演化生物学，不得不说的就是理查德·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一书里，道金斯提出了人是基因的载体，是基因借以自我复制的工具。在《“不朽的基因”与人类三大定律》一文里，我已经介绍过了他的理论，基因是不朽的，而人类必须要满足基因为我们设定的三大定律。
《自私的基因》一书中，道金斯引用了约翰·梅纳德·史密斯[2]提出演化稳定策略（Evolutionarily Stable Strategy，ESS）模型，解释了生物在演化中，各个物种个体与群体之间的生存策略。
史密斯则被视为演化博弈论之父，道金斯更认为“我们最终会承认ESS概念的发明，是自达尔文进化理论上最重要的发展之一……从长远观点来看，我预期ESS概念将会使生态学发生彻底的变革”。史密斯的《演化与博弈论》这本书我还未有幸阅读，所以这里使用道金斯引用过来的观点。
道金斯例举了鹰和鸽的例子，我这里简述如下：鹰采取的是搏斗至死的策略，鸽子采取的是吓唬一下打不过就跑的策略，在鹰和鸽子的演化博弈中，鹰和鸽的比例会达到演化上的稳定性。
在生物界的实际情况，的确与演化博弈论的结果相去不远。道金斯总结说：
习惯于赢的个体就越会是赢，习惯于失败的个体就越是要失败。实际情况就是如此。即使开始时个体的胜利或失败完全是偶然的，它们会自动归类形成等级。这种情况附带产生了一个效果：群体中激烈的搏斗逐渐减少。
——来自道金斯《自私的基因》
悲观者的生存策略
至此，我们已经看到了演化博弈论来分析塞利格曼“习得性无助”的理论可能性。悲观与乐观两种人，只是在生存策略上采取了的不同的方式。
ESS悲观乐观
悲观互不伤害，各得其所悲观退却，乐观胜利
乐观悲观退却，乐观胜利互斗，直到分出胜负
这个表的结果与道金斯分析的鹰派和鸽派一样，最终在悲观与乐观者会达到一个稳定的演化平衡。也就是说，在群体演化中，基因会让所有除自己之外的都看作是竞争者，而与之相互竞争的过程中，有人采用的是鹰的策略（乐观），有人采用的是鸽的策略（悲观）。
塞利格曼在实验室里也有发现，无论实验多少次，无论人和动物，都会出现有1/3的乐观者，即不会变得无助。塞利格曼正是对这些不会变得无助的人（动物）的研究，才让他从“习得性无助”的研究上，转变到了积极心理学。
这些实验的结果，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很好的线索，也就是说三分之一的人采用的是乐观的、积极的、鹰的策略，而三分之二则是使用的是悲观的、无助的、鸽的策略。道金斯给出的鹰鸽比例大约是7:5，因此无论是鹰与鸽，或是人类的悲观与乐观，都能在演化博弈论中达到均衡和稳定。
由这样的解释可以看出，塞利格曼的“习得性无助”实验，其实是放在可控的实验室里，把外界的刺激如电击，来测试人和动物的反应，实际上更可能的情况是，这些外在刺激，更可能是生物体（实际上是基因）在演化过程中，面对竞争者所采用的一种生存策略。因此，塞利格曼的实验可以改变实验条件，把电击改为一个外来的掠夺者或进攻者，而这样的情形在生物界的例子比比皆是。
道金斯例举了一种墨西哥群居的蜘蛛，它们在受到惊动并被赶出所隐蔽的地方时，就会跑到同一物种的其他蜘蛛的隐蔽地点去藏身，而这个地方的蜘蛛再去寻找其他蜘蛛的隐蔽地点，最后经过这样一系列的“迁徙”，最后达到一种稳定。这里的这种蜘蛛，采用的就是不进攻的策略，如同悲观者可能的情况。
如何反叛演化的宿命
为心理学提演化生物学的基础，不是要以本质主义的方式，将心理现象当作一种被演化所决定，正如道金斯认为的那样，我们被基因控制下的行为。实际上，反而是更能让我们看清，这种演化生物学是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得到矫正，人类也在多大可能上反抗基因独裁。斯坦诺维奇的《机器人叛乱》，就为我们打开了另一种视野。
塞利格曼用积极心理学，转换了“习得性无助”，将悲观者转变为乐观者，说白了其理论就是解释风格的改变。
用双系统（过程）理论[3]来说，我们基因所决定的习得性无助，是自动化系统，而分析性系统动用的是我们的工具理性。因此，改变自发的、习惯性的和自动化系统中的悲观，我们就可能动用工具理性，运用我们的能力，让我们从基因的魔爪中解救出来。
塞利格曼虽然没有认识到“基因控制着载体”，或是演化生物学可以为其理论提供基础，却用另一种方式实现了载体的反叛。这种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塞利格曼的多个案例已经证实了，动用工具理性将悲观解释风格转换为乐观解释风格，从而有效地逃脱基因控制的过程。
塞利格曼在多本书中[4]，对比了药物、积极治疗等方式所产生的不同结果。从演化生物学的角度更能进一步说明问题，抑郁症或是其他悲观产生的症状是系统一（自动化系统）导致的，那么就是基于生理条件的，也就是说可以用药物治疗。药物治疗的作用方式，就是直接作用于基因控制身体的策略上，终止或改变我们的ESS。
然而，塞利格曼承认，这种通过药物，复发的可能性比较大。塞利格曼没有解释清楚，实际上放入基因的观点来看，我们在某个局部使用药物改变了基因作用机制，然而我们实际上是基因的载体，除非从根本上改变基因，否则药物会被基因所吞噬。药物，这个外来的东西，基因会对其产生抗拒，也就是抗体，最终使得病人复发。
而斯坦诺维奇的《机器人叛乱》上说过，既然我们可以用分析性系统来覆盖自动化系统提供的反应，也就是说当我们用积极、乐观的解释风格，覆盖了原本由自动化系统控制的悲观型策略，从而达到了治疗效果。
结论
在用演化生物学解释了塞利格曼的“习得性无助”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习得性无助”并非是一种“坏”的习性，而是人类和生物在演化过程中，所学会的一种策略。这种策略可以通过后天的学习，进一步改变，动用我们分析式系统的理性思维模式，转变解释风格，就可以从悲观者变成乐观者。
虽然塞利格曼没有将其理论建立在演化生物学的基础上，但他的积极心理学，实际上为基因的演化心理学提供了最好的解释和最充足的证据。
然而，当越来越多的人从悲观者转为乐观者，很可能会达到另一种新的平衡和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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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观策略：习得性无助的演化生物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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